陈伟 吴裕飞:涉疫刑事司法政策的理性审视与优化进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 次 更新时间:2021-12-06 09:4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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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 (进入专栏)   吴裕飞  

   摘 要:涉疫刑事司法政策深度影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的刑事司法适用,后疫情时代应对该刑事司法政策全面总结和理性审视。此次疫情防控的涉疫刑事司法政策以依法重点惩治涉疫违法犯罪、用足用好现行相关法律规定、以司法解释严密刑事法网和发布典型案例予以警示教育为基本内涵。应肯定涉疫刑事司法政策基于社会现实的积极作为,同时也要看到涉疫犯罪范畴不当延展、对责任要素界定有失规范、以司法解释严密部分刑事法网时难以契合罪刑法定原则、警示教育对象需进一步周延等不足。在后疫情时代的常态化治理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活动中,应在坚持涉疫刑事司法政策合理内核与法治理念相结合的前提下,确保涉疫犯罪范畴框定精准化,犯罪责任要素司法裁定规范化,涉疫刑事司法政策适时法律化和疫情防控期间警示教育对象范畴全面化。

  

   关键词:涉疫刑事司法政策;涉疫犯罪;政策优化

  

  

   涉疫刑事司法政策反映我国特殊时期刑事司法的理性化、规范化和高效化程度,在我国进入后疫情时代之际,我们有必要回溯性地对涉疫刑事司法政策进行全面总结与理性审视。涉疫刑事司法政策以其能动性与灵活性的特质积极推动刑事法律在公共卫生领域的积极作为,为疫情防控时期的秩序维护和行为规范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正面引导,为大局稳定和权利保障起到了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但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视野中,刑事法治的理性仍然提醒我们应当正视现实并冷静地进行回溯性审视。涉疫刑事司法政策在发挥积极功能之余,引发的部分司法瑕疵同样不容忽视,不遮蔽问题是更好解决问题的现实前提,这同样可以让我们在后疫情时代通过冷静的反思而提供深刻的启示。全面总结与理性审视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涉疫刑事司法政策,有利于后疫情时代的常态化防控与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活动的有效治理,进一步促进我国刑事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

  

   一、涉疫刑事司法政策的多元内涵梳理

  

   (一)涉疫刑事司法政策内涵之一:依法重点惩治涉疫违法犯罪

  

   为加强我们党对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2月5日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加大对危害疫情防控行为执法司法力度”,“加大对暴力伤害医务人员的违法行为打击力度,严厉查处各类哄抬防疫用品和民生商品价格的违法行为,依法严厉打击抗拒疫情防控、暴力伤医、制假售假、造谣传谣等破坏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1]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国疫情防控期间刑事司法政策的合理调整指明了正确方向,即依法重点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管理秩序的违法犯罪。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精神与战略部署,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和司法部于2020年2月6日联合出台《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1”),其中涉及到妨害疫情防控而予以重点惩治的9大类犯罪,共包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33个具体罪名。国家卫健委、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则于2020年2月7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保障医务人员安全维护良好医疗秩序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以列举方式规定了对“殴打、故意伤害、故意杀害医务人员”等七类疫情防控期间的涉医违法犯罪行为予以严厉打击,依法保障疫情防控时期的良好医疗秩序。此外,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和海关总署于2020年3月13日联合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境卫生检疫工作 依法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违法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要求对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违法犯罪行为予以“依法及时、从严惩治”。由上可见,依法重点惩治涉疫违法犯罪构成了我国涉疫刑事司法政策的基本内涵,而在该内涵的要求之下,又根据不同时期的疫情防控形势对医疗秩序、国境卫生检疫秩序等的司法保障力度相应地有所侧重。

  

   (二)涉疫刑事司法政策内涵之二:用足用好现行相关法律规定

  

   前述“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依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意见》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依法治疫的战略部署。那么,在疫情防控中用足用好现行法律规定,则是切实遵循该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意见》1”中就明确规定要“用足用好法律规定”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违法犯罪。故而,用足用好现行相关法律规定构成了我国涉疫刑事司法政策的第二个内涵。

  

   其中,关于“用足法律规定”,本文认为应是指要充分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现行有效的所有法律规定。我国已于2010年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设实现了有法可依。[2]在当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新时期,依法治疫无疑是依法治国的一个缩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现行有效的所有法律规定在疫情防控中自然應无一例外地予以适用。依笔者理解,“用好法律规定”是指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内正确地适用法律规定,如果仅从刑事司法的角度而言,则主要包含:一是正确认定妨害疫情防控行为的性质,合理界分行政违法与刑事不法,准确适用行政法律与刑事法律,防止刑事责任为行政责任替代或者行政责任不当升级为刑事责任;二是注意相关司法解释与法律的时效性与差异性,以确保正确适用。尽管“《意见》1”的出台并不意味着2003年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失效,但如果二者的某些内容存在差异,则应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前提下优先适用“《意见》1”。而在《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后,若“《意见》1”某些内容与《刑法修正案(十一)》不一致,则当然以适用后者规定为准。

  

   (三)涉疫刑事司法政策内涵之三:通过司法解释严密刑事法网

  

   “犯罪化和刑法的调控范围扩大是刑法抗制犯罪日益增长的现实需要。”[3]210-211自1997年刑法颁布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严而不厉”的立法政策指引,以刑法修正案对我国刑法进行了较频繁的修订,大幅严密了刑事法网。在疫情防控初期,面对涉疫犯罪多发的严峻社会情势,依法扩大刑事制裁范围是刑法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实现疫情防控刑事法治治理现代化的司法实践需求。若纯粹从满足特殊时期刑事司法政策要求的目的论角度而言,通过司法解释来严密刑事法网、拓展刑罚处罚的惩处半径,符合刑事司法政策能动性与灵活性的机能,在功能主义的刑法适用层面具有一定合理性。

  

   在疫情发生后,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其他部委及时颁布了“《意见》1”“《意见》2”和“《通知》”等司法规范性文件。“《意见》1”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社会大背景出发,对涉及到妨害疫情防控而予以重点惩治的9大类犯罪在该社会背景中的特殊行为表现进行了较为详细而清晰地规定与解读说明,同时特别指出对于不构成犯罪的其他妨害疫情防控违法行为,依法以治安管理处罚或其他行政处罚予以严惩,体现了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等国家机关严密刑事法网与严密行政法网并举的鲜明的法治治疫态度;“《意见》2”对于何为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行为进行了细致地列举式说明,规定“检疫传染病染疫人或者染疫嫌疑人采取不如实填报健康申明卡等方式隐瞒疫情,或者伪造、涂改检疫单、证等方式伪造情节的”等6种具体行为表现属于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行为;而“《通知》”则专门针对疫情防控期间的涉医违法犯罪行为列举了“对医务人员实施撕扯防护用具、吐口水等行为,可能导致医务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等7种具体行为样态。“《意见》1”“《意见》2”和“《通知》”等司法规范性文件专门就有关如何认定妨害疫情防控犯罪的司法界定规则所进行的明确规定,充分体现了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等国家机关及时严密惩治涉疫犯罪刑事法网、有效应对特殊时期犯罪态势的坚定司法决心。

  

   (四)涉疫刑事司法政策内涵之四:发布典型案例予以警示教育

  

   高效推进疫情防控不仅有利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有利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充分发挥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实现社会创新治理。因此,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的新时代,依法治疫就成为疫情防控特殊时期我国社会治理的应然路径与必然之举。

  

   “了解和掌握神圣法典的人越多,犯罪就越少。”[4]15迅速让国民了解与掌握疫情防控背景下的新颁布的有关法律规范性文件,是顺利地推进依法治疫,确保疫情防控策略贯彻和治理目标达成的前提与保障。但是诚如最高检党组的观点,紧迫状态下仅靠下发通知、文件,并不能保证把有关的司法理念和精神准确及时传递给每位检察人员,也难以及时、直观地向公众发出明确的警示和提醒讯息,发布典型案例则成最优选择。[5]为此,最高检与最高法在疫情防控期间均分批次地发布了涉疫典型案例。1此外,最高法于2020年5月11日发布的《人民法院依法惩处涉医犯罪典型案例》亦包含两例在疫情防控期间发生的涉医犯罪典型案例,亦即“柯金山寻衅滋事案”1和“李苏颖寻衅滋事案”2。

  

   典型案例的发布具有警示教育的积极效应。一方面,典型案例针对潜在违法犯罪者具有警示威慑效应。“《意见》1”以刑法规定为基础,归类梳理出妨害疫情防控的9大类犯罪共33个具体罪名,结合防疫背景重申了这些罪名的罪与刑关系的客观存在性,而典型案例则进一步地确证了这些罪名的罪与刑关系的必然实现性。由此警示威慑潜在的犯罪行为人切勿趁疫作恶、以身试法。此外,典型案例针对其他普通国民具有教育引导的良好效应。在疫情防控背景下,某些非疫情时期的合法日常生活行为亦可能构成犯罪。比如,普通国民在非疫情时期发热皆是自行就医即可,而在疫情防控时期发热后如果不如实报备、盲目私自就医则可能成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因此,保证普通国民具有足够的行为预测可能性以防止其日常生活行为的不当萎缩,在防疫时期尤为重要。“《意见》1”归类梳理出妨害疫情防控的典型违法犯罪,并辅之以典型案例释法明理,这种鲜活、生动的普法教育方式,有利于发挥刑法的行为规范机能,指示、引导普通国民在疫情防控期间的行为。

  

   二、涉疫刑事司法政策的理性审视

  

   (一)涉疫刑事司法政策是基于社会现实基础的积极举措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带来社会新情势。首先,新冠肺炎传染性强烈,从根本上导致疫情难防难控。“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是新冠肺炎的主要传播途径”,同时在相对封闭环境下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时也存在气溶胶传播可能,接触病毒污染物也会导致感染。[6]18其次,受人类认识规律所限,我们憾失早期预警机会,致防控准备不充分。新冠肺炎不同于以往的“非典”等病毒性肺炎,其被发现初期,因对其认识不深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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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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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2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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