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自然界其他生命相互依赖是与生俱来的，人类一出现，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就和自然界的其他生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不过，在人类出现以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人类在大自然中一直处于相对的弱势。从智力上讲，在食物链中人类虽然处于顶端，但在使用工具之前，还有许多动物比人类勇猛，对人更具有伤害性，比如狮子、老虎、豺狼等。人跑起来没有鹿那样敏捷快速，也不会飞，人类靠自己的肢体不足以捕获一些动作敏捷的动物和鸟类、鱼类等。所以，对其他动物类生命的威胁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人口的数量也不足以在消耗植物时对生态和环境造成破坏。所以，现实没有提出对规范人与其他生物关系行为的需求。那时候，人类还处于防范其他动物的攻击和躲避自然灾害以维持自己本身生存繁衍的阶段。
后来，人类发明了工具，学会使用木棍、石器、火等，以至后来又有了弓箭、铁器、枪炮，但即使是在人类学会使用工具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虽然人类真正算是到了食物链的顶端，可以借助工具杀伤很多凶猛动物并防止其他动物的攻击，但由于人类数量有限，大自然中的万物足以满足人类的需要而绰绰有余，因此，这时候，即使人类敞开享用，也还不足以对其他生命和生态环境构成威胁，包括土地的开垦、水的消耗、森林的砍伐等等。
幸福的日子过得快。人类就这样尽情地免费享用大自然赐予的一切。自从发明了工具，特别是到了工业革命以后，一方面人类繁衍的数量急剧增大给自然生态造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人类破坏自然的能力加速发展。进入20世纪，这时候，地球的人口已超过了60亿。突然有一天，人们发现好多动物由于人类的捕猎而灭绝了，好多河流干涸了，好多森林消失了，以至全球变暖、荒漠化、空气污染、极端气候等接踵而来……一些先知先觉的人们开始观察自己生存的环境的变化，发现人类自己赖以生存的地球母亲已经伤痕累累，精疲力竭，真正地病了。人类接收到的第一个警告信号是，1974年南极洲上空的臭氧层正在变得越来越薄，1984年在该地区首次出现所谓的臭氧洞。1991年这个洞扩大至南美阿根廷，据报道，当地居民和羊的皮肤癌及失明率都有所增加。还有许多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和环境的破坏，如大量采矿造成的植被侵蚀，大量化工企业造成的空气、水的污染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在人类对自然秩序的干预中，最惊人的莫过于对化合物的创造了。据统计，通过人类的聪明智慧，现代“炼丹家”们每年要研制出多达1000种的化合物，每年约有50000种化学品上市，大约有近35000种化学品对人类健康存在明显或潜在的危害。一系列的警示告诉我们：人类必须着手处理生命支持系统的污染事件，不能无节制地利用资源和破坏性地开采能源，必须在能源利用方面进行较大范围的和极其痛苦的转变，比如从使用化石能源转变为其他虽然较不确定，可能获利较少的资源。与此相伴的是，从科学的角度认识生态危机的人越来越多，一些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开始关注生态问题，出现了各种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声音甚至运动。从1962年出版卡尔森的《寂静的春天》到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的《增长的极限》，到1987年工业化国家签署了《蒙特利尔协议》，以至到2016年由178个国家联合签署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这一系列行为的共同点是揭示了增长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困扰。到目前达成的协定、议定书和修正案已有20多个。人们逐渐意识到，在新发明、新技术的推动下，每一个层次（个人、家庭、团体和国家）的目标都是变得更富有、更强大和更有权力，而没有考虑基本的人类价值和无限制的最终代价、毫无计划的资源消耗以及对环境维生物品和服务的胁迫。如果再这样下去，可能就会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亲手破坏了这个人类赖以生存的星球上的生命支持系统而最终毁灭人类自身。
为了拯救地球母亲，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这首先必须回过头来认真思考我们人类和大自然及其万物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和大自然的关系，如何对待大自然。这就需要抱着一种谦逊的学习态度，需要一种平等的，寻找更合适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居高临下的蛮横地以征服的、甚至消灭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态度。实际上，比拯救地球更重要的是人类对地球的敬畏。只有保持敬畏之心，人类才会寻找到一种与地球和谐相处的方式。总结过去全部关于人和自然关系探索的经验、汲取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中的教训，不难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一、人与自然是相互依赖的。地球上的任何生命只有相互依赖才能生存下来。克莱夫·庞廷指出：“地球上生命的不同形式包括人类不能独立存在。它们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生态系统指的是有机体和环境的结合。”有机的大自然尽管都各自进行个别的努力，但都得按相互依赖原则来运转。没有其他物种的帮助，任何有机物或物种都没有机会生存下来。约翰·缪尔曾说过：“当我们试图单独挑出某一物种时，就会发现它与系统内其他物种紧密联系着。”如果把任何一种有机物个体或一个有机物种群单独送到外层空间，而没有其他种类有机物的任何服务，比如从土壤肥料到氧气生产，那么，它（们）将不会生存下来。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在舒适的环境里呼吸和饮食，是因为有数百万种生物以及几百种过程正在进行着，他们维持着一个有生命的系统。就连地球上的海洋、湖泊、江河都是地球生命模块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不仅提供水，而且还具有净化空气、调节温度以及同化废物的功能。但是人类一直视大自然的这些服务为理所当然，因为我们几乎无须为此付费。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类忽略了人与自然必须相互依赖这一真理，甚至开始想象我们完全可以没有别的自然物种而单凭我们人类高度发达的智慧所发明的技术就能生存。但最近几十年的残酷现实已粉碎了这种梦想。我们已经屡次发现，一种技术的运用造成生态问题，我们再用另外一种技术解决出现的问题，问题是这种新的技术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这成为一个走不出的“怪圈”。这种困惑逼得我们不得不从更高的视野，跳出技术依赖的思维方式来寻找原因，现在已经很清楚，我们在现代文明中取得的所有成就都仅仅只是那种相互依赖模式中的成就，人类无论有多么伟大的发明，其实都没有跳出自然生态系统这个“如来佛的手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环境保护运动就是一种意识到我们必须依靠其他生命形式而生存的重新觉醒，我们别无选择。在这一点上，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和大自然的演变进程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虽然创造了许多自认为了不起的“奇迹”，但这一切并没有使我们的处境同最遥远的古人有什么区别。只是由于人类的智慧与适应性，我们学会了怎样更新我们的依赖对象，改变我们依赖对象的地理布局——比如说，北美洲印第安人已学会买和吃中美洲的牛肉以取代加拿大驼鹿，一些缺水的国家靠进口耗水量大的食物来保持自己国家水资源的平衡。但是，到目前为止人类的生存还只能和整个自然界的生态系统相伴而行，“同呼吸、共命运”。总之，我们还没有学会怎样在一片死寂的星球上生存。
可喜的是，生态依赖性的理念近年来越来越快地被经济界和有决策权力的领导人意识到并加以接受，而且，许多领袖人物正在逐步纠正他们雄心勃勃的关于征服地球和免受自然界力量侵害的行为，而转向尊重和珍惜、保护大自然的赐予，这方面的成果已经开始显现。比如，现在生态环境恶化、濒危物种灭绝、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性关注的大事，并在国际性条约中得以体现，许多政治人物也成为环境保护的热心参与者。人们不再盲目相信人类在没有其他物种的情况下还能生存下去，即使这些物种中的很多在人类生活中一般看来是仅仅起到一种非常微小、甚至不着边际、毫不起眼的作用，同时，也意识到我们对整个生命之网的依赖。这种相互依存共识的形成，更有助于促进每一个人对他人的依存意识。人和人之间只有友善相处、相互依靠才能生存，或者说才会活得更好，而不是像尼采说的那样“他人就是地狱”。他人应该是“人”这个整体群种的一部分，因此，也是“我”的一部分。尽管对我们来说他们大多是陌生人，但同我们一起处于同一困境之中。正如克里斯蒂安所说：“当今世界，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的来自全球的挑战，所以就有了塑造全球共同体认同的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民族国家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虽然，朝夕相处共同求生的团体一致性，就某一地区或某一阶段来看，依存的形式可能会发生变化，所产生的效能可能更大，也可能更差，还有可能给当地人民带来疾病、不平等、贫穷或森林破坏等灾害，引起全球人民的关注。但是，使所有有生命的事物联成一种共同体的相互依赖这一事实，并不会因为这些个别事例的出现而丧失其真理性，而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识并躬身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站在了人类认识的前沿和道义的制高点，成为引领人类走出困境，走向更加光明未来的指路明灯。
二、人从自然中可以学会许多。人类通过对过去历史的研究已经从中发现了许多今天我们可以加以学习的成功模式。地球上许多物种适应环境的方式，可以给人类解决目前的困境提供启示。当然，我们并不可能会从自然界中获取可供我们遵循的全面的、足够的准则，但是自然界可以提供大量的模式，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模式，结合我们的现实问题从中得到启示和借鉴而达到我们的目的。大自然中其他一些物种的生存方式就其自身来说，可能并无多大价值，但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应用于我们人类所选择的价值观念。例如，如果我们想飞，我们就可以从经历几千万年发展完善的鸟儿翅膀中找到模式；如果我们想阻止土壤侵蚀或者抵抗干旱，我们就可以从长满牛尾草的草原中找到模式。这种草原能够比小麦等单一农作物储存更多的雨水，从而能安然度过一段足以完全渴死一片人工种植的农作物的严重干旱期。这种模式，就是今天被人们所称之为的基于自然的生态保护模式。虽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模式是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但是我们懂得它们全都是过去经验的产物。而且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正是生物学家揭示了这些生物是如何产生的，正是通过生物进化过程，我们才能够说展示了生命的智慧。
同样，今天有远见的人们都在倡导“可持续发展”并为之奔走呼号，其实，这一理念早已存在于大自然的法则中，并为许多生物所遵从。考察一下人和环境关系的历史，也会为在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方面比其他方面都要成功得多的人类社会提供一种现成的模式。例如，如果一种形态的生存方式寿命在我们的价值等级中处于很高的地位，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人或一个生物物种希望活得尽可能长一些的话，那么，我们会在过去的历史中找到大量有用的可供我们学习借鉴的事例。例如，我们可以在幽静的古刹中或者原始森林的深处找到某种生长很慢、也没有多少使用价值，但却生存了五六百年以上的古木老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不能找到在所有方面都尽善尽美的生存方式形态，或者找到我们仅仅使其完全复兴而免于灭绝的例子，但是我们可以找到可以学习和借鉴的模式。
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找到这样一种形态的生存方式，这种形态的生存方式已在相当长时间内设法使自己适合于周围的环境，它们对自己周围的动植物造成的伤害小得多。它们可能也需要一些我们现在所缺乏的必不可少的空间知识，它们或许最终逃脱不了时间的魔掌，但是可能要比我们更容易承受住考验。这种持久性的生存方式形态，不管是基于捕猎采集技术还是农业技术，都有一个最主要的特点，那就是它们创造各种规则来制约自己的行为，其中很多规则，有时是完全有意识地制定的，有时则是体现在民间习俗中的，但都是基于熟悉的局部经验而形成的。它们并不想摆脱自然界或社会团体而独立存在，也不怨恨那些对个人创造性的限制，或者让每一个个体完全自己决定如何行为。刚好相反，它们接受了很多针对自己的限制，并且彼此相互监督坚持执行。它们执行规则的方法可能不符合我们现代人的隐私标准和公正标准，也可能与我们当代强烈的个人权利意识不相吻合，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因限制个体的自由而会抑制创造力或积极性。但是，通观历史可以发现，拥有这些规则并加以强有力的执行则是维持生态系统使整个物种在整体上能够长期生存的必要条件。我们不禁为自然界中其他生物的这种为顾全大局而作出牺牲的自我克制力表示惊叹。
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如何利用这些取自其他时期和地方的模式来建立适合于我们的价值或标准的行为方式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很显然，无论从生态上讲还是从其他方面来看，它们都有一定的缺陷，并不是尽善尽美的，但从它们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和指引。我们也并不是赞成回到过去自然的混沌状态，也不可能把我们所有的麦地都变回到只有须芒草的草原，也不能把现代工业化大都市变回到古老的高山村庄或者土著居民的露宿地。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在时间上倒退并且重做已经发生的一切。但是，我们能够做到以更尊重的态度看待过去历史的记录。要看到，我们新近进行的变革大部分可能都不长久，有些甚至会昙花一现，而我们当中存在的某些古老的东西事实上却值得尊重和模仿，因为，他们已经经受了无数次的洗礼和考验，要承认正是古老的东西才是大自然选择留下来的，是明智的和合理的。这应了黑格尔的那句名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三、人应适应自然尊重自然。
以上这些都是关于真实世界的结论，对自然界和社会的综合研究导致我们今天得出了这些结论。可能是一些超越我们的思想准备，而一时很难接受的结论。但它们是客观真实的，是我们可能达到的，是有确凿的证据和理由支持的。而且，这些结论涵盖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个方面，我们没有理由在这两方面人为地设立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些结论之所以能完全站得住脚是因为，它们是以知识和推理为基础的，而不只是基于个人的想象。无论我们是否选择向过去学习，过去都是我们现实中最值得信赖的导师。我们再也不会把自然界定位成某种通过完全公正的科学研究可变得易于理解的永恒完善状态，也不会有新发现和权威性典籍加以依靠。只有通过认识经常变化的过去，即人类与自然总是一个统一整体的过去，我们才能在并不完善的人类理性帮助下，发现哪些是我们认为有价值的，而哪些又是我们该防备的。
以上三点结论告诉我们，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维护生态和保护环境需要一个伦理基础。滥用自然生命支持系统不仅是违犯法律的，而且必须认识到它是不道德的。没有按照自然规律和生态规律从事的活动，都是不正确、不合理的活动，这应该成为经济社会和日常生活的重要规范。利奥波德从生态学角度把伦理定义为“在生存斗争中行动自由的限制”，从哲学角度上把伦理看作是“社会与反社会行为的区别”。他认为伦理学的发展是随时间延伸的，首先是信仰人与人的伦理的发展，然后是作为人与社会的伦理的民主，最后仍需发展的是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整个人类的成长过程类似于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一个人在小孩时，或者还不能自立时任性一点，或者犯点过失是可以谅解的，但当你成人并成为一家之主时，再任性就是不能谅解的了，这时，你更应担当的是对社会、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地球是地球上生存的一切生物的地球，而不仅仅是人类的地球，人类只是生存在地球上的几十万种生物之一。地球上生存的每一种生物都有其应有的位置，都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天赋权利，是不能随意被剥夺的。地球上的每一种存在都有自己天然的形态，天然的存在方式和天然的相互关系。我们应该懂得尊重他们，保持他们的原真性和整体性。地球上的各种生命是相互依赖的，应当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互利共生。
从逻辑上和科学上对古代希腊女神“大地母亲”“盖亚”的概念进行检验，验证了一条被普遍认可的理论——生物不只是被动地适应自然环境，而且还积极地相互作用，改造和控制着生物圈的化学和物理条件。正如休斯所说：“自然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事实上，它是一切力量的源泉。自然并不只是温顺地适应人类的经济，自然是包含人类的一切努力的经济体。没有它，人类的努力就不起作用。”人类的历史常常就受河流的影响。母亲河概念的全部涵义并不仅仅是给人类提供生命赖以存活的物质的水，还包括文化的、精神的，宗教的、信仰的等生命成长过程的全部影响。河流的特征会对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从幼年到成熟的成长过程中性格、意志和对世界的看法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世界上有的国家还通过法律赋予河流以人格的权利。要求人们像尊重和保护人权一样尊重和保护河流。每条河流有其独特的个性特征，其两岸赖以生存的人类在性格特征上也被打上“河流”的烙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大自然的法则规定，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的行为界限，超出这个边界就是违犯伦理的，不道德的，就会受到惩罚。就像人类行为超出边界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一样。既然人与自然不可分割，那么人也就必须知道自己的界限。两千年前的周公就强调：“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任何人，任何集团和组织，无论他运用何种手段，权力、金钱还是赠与，过度挥霍和浪费自然资源和公共资源，如无节制地浪费水造景围湖，超过规模占用耕地用于墓穴、私宅，随意砍伐树木，随意改变河湖的形态，修建堰坝使河流断流干涸等等，诸如此类这些行为都是不道德的。运用经济手段或公共权力过分地占有自然资源也是不道德的。地球只有一个，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万物共有的地球，是公共资源，任何个体不能过分地占有其他个体的生存空间，不能利用强暴和特权无限度地侵占属于别人的那一份。比如，在大家生存空间都很拥挤的情况下，个别人占有过大的豪宅和庄园，而大多数人无立锥之地也是不道德的。即使他是花费很多金钱购买来的。有钱也不能浪费资源。钱是个人的，但资源是全人类共有的。购买只是一个交易过程，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世界上许多东西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也是金钱买不到的。那种“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观点，是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资本主义只把自然环境当作攫取利润的手段，因此尽可能地控制自然，榨取自然，这是由其本性决定的必然逻辑。2020年以来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同时由于人类活动大幅减少，印度北部某小城30年来第一次看见了传说中的喜马拉雅山，美国洛杉矶收获了40年来最好的空气质量，佛罗里达州的海滩有史以来第一次迎来产卵的海龟。重要的是，疫情带来的灾难和生态环境发生的变化都值得我们人类认真反思。
人类应该怀着敬畏之心，尊重大自然的安排，服从自然秩序，保护大自然。令人惭愧的是，多少年来，人类以征服自然为荣，把对大自然的破坏作为成功的象征而津津乐道。殊不知，征服意识是人类残留的原始习性，是一种野蛮行为。而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人类把这种相互残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用于对自然界的关系，于是演变为随意地征服自然、破坏自然，从而给整个生态环境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灾难。我们应该牢记地球第一定律：已经足够，就这么多，不要再多了；只有这么多土地、水和阳光。地球上的任何生物都是成长到一个合适的大小然后就停止生长了。地球不是要变得更大，而是更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地球上的生物可以学习、成长、多样化、进化，以及创造出令人惊异的美景、新奇的事物和光怪陆离的神奇景观，但其生存应处于绝对的限制条件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