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三线人在口述表达中呈现了苦与不苦的双重叙事，两者之间看似矛盾实则存在着时代规训下的结构递进路径。三线人之苦，尤其在工作、生活与情感方面的痛点是时代之苦的个体化勾连。同时，在思想、身体、空间等方面的时代规训下，形成了国家与个人之间高度相互依附的情感关系与三线人“英雄式人物”的同质群像，使得三线人在使命归因的国家联结中实现了苦到不苦的认知递进。客观时代之苦下的主观个人不苦，既是那个时代规训的价值结果，也是社会发展变迁后三线人今昔互动中人生重整的建构结果。
〔关键词〕 时代规训;三线人;贵州三线建设;口述史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5-0017-07
〔作者简介〕谢景慧，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贵阳学院法学院副教授;
吴晓萍，贵州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贵阳 550000。
从1964年到1980年的16年间，在新中国发展历史长河中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时间概念，但是对于投身到三线建设的400余万三线人而言却是一段艰苦而辉煌的生命实践与命运转折，并以此改写了他们以及子孙的人生境遇与游走轨迹。持有工程师、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等不同身份的时代主人翁，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为了让毛主席睡好觉”，打起背包、一路风尘从中东部大城市来到祖国大西北、大西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筚路蓝缕，用血汗和生命谱写出了新中国工业建设历史上的一段峥嵘岁月。毫无疑问，从我国工业发展历程的纵向线条来看，三线建设是艰苦的，三线人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也是苦的，但是作为那个时代的经验主体，三线人是怎样看待三线之“苦”的呢？2019年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从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角度重新审视三线建设，对贵州十余个工厂160多位亲历者开展了口述史访谈。本文基于对（贵州）“三线建设口述史项目”访谈文本的分析发现，耄耋之年的三线人细数回忆、侃侃而谈地表达生活与工作等方面“苦”的同时，也阐述了基于使命、光荣、价值等精神层面的“不苦”。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双重表达？两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递进路径？本文将在呈现三线人双重叙事的基础上，探索两者之间的结构转换，以对前述问题进行尝试性回答。
一、时代之苦与三线人之苦
新中国成立以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及严峻的国际局势，对百废待兴的经济社会局面进一步拉扯拖拽，直至1953年在苏联的援助下，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工业恢复与建设才逐渐步入正轨。此后，抗美援朝的胜利，及国内因土地改革的完成与国民经济的初步复苏，使得整个中国虽然还处在一穷二白、困难重重的境地，但民众都沉浸在高昂的建设激情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之中。但是，1950年代末，随着苏联“变脸”和国际局势的再度紧张，刚刚站起来的新中国又面临着新的险境：工业建设上“白手起家”“一穷二白”，国际形势上“四面伏敌”“摩拳擦掌”。正是在这样的综合背景下，毛主席基于对刚刚起步的工业体系的保护与国防战略布局的未雨绸缪，提出“即使发生核战争也打不烂、炸不垮”的“三线建设”。所以，某种程度上，当时的国家仍然处于一种普遍的“吃苦”阶段。
在弥漫性的时代之苦面前，三线建设不可避免地也要面对各个方面的捉襟见肘。而且三线建设是将“好人好马好机器”迁移到当时还未开发的大西北与大西南的深山峡谷中去，这无疑更是难上加难。这种苦落在三线人的个体身上，就具化到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与琐碎细节中去。在口述过程中，已近耄耋之年的三线人重回几十年前的历史画面，基本都表达了“那个时候还是很苦的”的记忆叙事。而且，在时代之苦的宏大底色下，经历了共时性的中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双重反差，以及历时性的生产力极速发展后的时代之差的多重叠加，三线人的苦更加立体交织且具有刻骨铭心的历史辙印。
（一）工作之苦
工作方面，尤其在初期基础设施建设阶段，首先面临的就是建设条件的艰苦。西部山区地质条件复杂，山多石厚暗河多，“人力时代”就意味着更多的磨泡儿、流汗甚至献出生命。第一批三线人就这样“手提肩扛”地开石破土，在山川叠峦中修起了公路、厂房、宿舍等等。“那时候不分白天黑夜，顶寒风，斗冰雪，打眼、放炮，开山炸石，运石子、沙子，抢修公路。当时我跟我一趟车来的一个人，我们在公路上用小车推沙子和石头铺路，他拿着撬棍在坡上面撬大石头，结果连人带石头一起滚了下来，人当时就没了。”（SX129口述，2019）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工业化自救、自强的一场重大工程，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不仅有流血流汗，也有很多无名者的生命付出。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整体性的物资匮乏与技术落后，以及西部不毛之地的经济空白与建设空白，必然也带来工作环境上的恶劣。“‘守炉餐，伴炉眠，哪怕汗水漂起船，四样高炉多高产是我们的打油曲儿，还有‘风梳头，汗洗脸……。”（SX120口述，2019）“‘水泥路‘扬灰路是什么呢？车压了土路以后加上下的雨，车辙沟里全部是泥巴，这叫‘水泥路。‘扬灰路就是天氣一干，土被汽车一压，又成了粉，汽车一过，整个一片，前边汽车和后边汽车相距个七八米都看不见前面的车，这叫‘扬灰路。”（SX119口述，2019）
其次，工作制度方面，在当时全面恢复与建设经济的主流语境下，从革命中走来的三线人身在其中形成了使命般的集体共识：任务来了就要完成，不管什么时间不管多长时间。但是这种状态在今昔对比以及纵向的个人-国家关系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他们记忆梳理与表达中的一个“苦”点。“我们厂有十年的时间实行‘六一一工作制，一个星期工作六天，一天工作十一个小时。任务来了不管白天黑夜，领导工人齐上阵。车间经常晚上十二点灯火通明，食堂会给每个职工送两个包子，放现在谁肯去做，谁能受得了。”（SX159口述，2019）
最后，在三线人的生涯叙述中，工厂破产的重大节点对他们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都带来了极大的无法忘却的痛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宏大转型与巨大反差，给三线人的生态系统带来了断裂与失衡，尤其面对曾经全力以赴用生命与信仰创造出来同时也依附其中的辉煌成就的黯淡与消失，在情感方面充满了无奈、失落、不甘、沮丧等扎心之“痛”。“厂子破产签安置协议的时候，有个是当兵后转业到我们厂来的，他说‘签完之后我就没有妈了，他马上就哭了，一直在旁边流眼泪，他这样一说，我也流眼泪了……那个阶段是最苦的，也是最失落的。”（SX103口述，2019）“厂子一垮，好多家庭就跟着垮了，离婚的妻离子散的，看着心痛。”（SX100口述，2019）某种程度上，对于宏观社会来讲是转型是发展的改制，对于三线人这个群体来讲，可能就是一种艰难撕裂，既有与曾经的命运共同体之间的撕裂，也有与过往和当下生活世界的剥离。
（二）生活之苦
“先生产，后生活”的工作方针决定了生活配套设施的滞后性。在居住方面，干打垒、石板房、木板房、油毡棚、农户家的猪圈房子（牲畜在下、人在上的二层木板房）甚至山洞都是三线人口述中的高频词，不仅材质简易，而且冬寒夏闷，经常屋漏偏逢连夜雨。“有一张震撼人心的图片：我父亲他们所在的煤炭部第65工程处下属的三大队，在沙子坡修建副井时，好多干部职工就住在一个山洞里面，当时洞口还贴有‘身居山洞，放眼全球的标语。”（SX142口述，2019）在饮食上，来自五湖四海的三线人首先面临食材上的短缺与习惯上的差异。最为突出的就是用水问题，在建设初期尤其困难，基本用的是河水或者雨水，这些容易受到污染，导致经常出现工人集体拉肚子的现象。另外，“吃不饱饭”也是当时的一个普遍问题。“刚建厂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吃不饱，那时候特别羡慕那些谈女朋友的男生，女士吃得少就可以匀点给男生吃。（现在感觉）就像说笑话一样，那时候想谈朋友的第一目标，就想要吃饱饭。”（SX103口述，2019）当地生产力水平落后、资源的匮乏与饮食习惯的差异也给三线人带来了很多不期而遇的窘迫与苦恼。“刚来的时候怎么吃肉呢？当地的老乡也养猪，放到山上，在山上喂草，猪吃不着粮食，就一点肥肉都没有，一炒干巴巴的全是水。”（SX120口述，2019）“那会儿没有煤块烧，自个儿在小厨房里砌个炉灶，（把）煤厂的煤末末儿拿回来，自己掺点黄泥巴，团煤饼子，往墙上贴煤饼子，然后再敲碎了烧，那不好烧啊，（火）上不来怎么办？撒把盐，可能稍微有点蓝火苗。着急啊，这边等着做饭，还得管孩子，上班还不能迟到。”（SX113口述，2019）另外，在三线人的记忆梳理中，贵州地区“天无三日晴”“下雨如过冬”的气候条件也是当时生活的一个痛点。“有句俗语说三线三大件儿：‘水鞋、雨衣、破棉袄，一下雨就特别冷，和过冬一样难熬，而且一下就下很多天，三天不下雨就烧高香了，衣服都晾不干，水鞋里全是黄泥巴。”（SX141口述，2019）
（三）情感之苦
相较于看得见的物质条件上的艰苦与反差，三线人还面临着“毛主席睡不好觉”的情感之苦。“毛主席那句话很感动人，也是我们建设三线的力量。毛主席说，三线建不好，我觉都睡不着。”（SX109口述，2019）虽然这句话的原型是毛主席讲的“攀枝花钢铁公司一天不建好，我一天睡不着觉”①，但是几乎每一位鞍钢以外的三线人都产生了“好像是对自己讲一样”的“既听感”。②在国家-个人一体化的密切关联中，象征国家之体与民族之躯的毛主席的身体之苦与心神不安③被三线人移情到自己身上，形成了高度一致的群体性共鸣。为了减轻内心的这种“情感”压力，同时也受它的驱动，三线人在行动层面呈现出“一定要把三线建设做好，让毛主席睡好觉”的集体性回应。“当时的职工一心要把三线建设搞上去，让毛主席老人家安安静静地在北京安心工作。他说睡不着，为了让毛主席早早地睡好觉，我们就一定要加劲儿干！当时就下定决心，不但把我们这一辈子献给三线建设，子子孙孙都在三线建设上面。”（SX32口述，2019）
综上，无论是在工作上、生活上还是情感上，三线人所叙述的“苦”既是宏大时代之苦的具体而微，也是“三线建设”战略工程的特殊性体现，更是新中国工业化建设与重大社会工程下的个体化勾连。同时，这种苦不仅客观地停留在彼时彼地的历史空间，在经验主体与时代发展变迁的互动过程中，尤其是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反差对比中，三线人对“苦”记忆的认知与建构也在不断变化、不断丰富。
二、时代规训与同质群像
三线人之苦背后的结构性应对是什么？或者宏大国家是怎样带领工农群体面对广泛的时代之苦的？通过访谈文本的分析发现，其中涉及福柯所讲的关于身体、空间、组织等方面的多重规训。福柯明确指出，规训是一种权力“物理学”，是由一系列程序、层次、目标组成的一种特殊权力类型与技术手段;规训的目的不是征服也不是控制，而是通过空间分配、活动编码、力量组合等微观技术创造“驯服而有用”的身体。④同时，规训不是一种占有，而是一种策略，一种权利运作与发生的技术。毛主席在革命阶段通过“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⑤为代表的系列“拯救”语境来激发并团结广大的无产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的中国政府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眛，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⑥，这种“发展”语境继续将曾经的革命群体带到国家建设轨道上来，并通过组织、宣传等多方面的规训技术，尤其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亲和话语下，形成那个时代独特的“人口国家化”。⑦一方面，新中国薄弱的经济遗产需要领导者将从苦难中走来的人民群众拧成一股绳;另一方面，从国家的角度看，通过规训形成“驯服有用的身体”也是管理的一种权力之道。
以毛主席为核心领导的革命实践以及过程中的思想倡导也是和千千万万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群众互动的一个过程，并且形成了个体与国家之间深厚的革命式的情感关系。这种情感关系在新中国建设阶段的“希望”语境下继续升温，带来了强大的以人民为脚本的凝聚力与归属感，并为建设实践中全民性“英雄式人物”的形塑提供了道德基调。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人群体在毛主席号召与国家规训下，形成了集情感、身份、信念、行动等于一体的使命化、革命化与同质化群像，所以才会有三线建设时“党和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毛主席的话大家都会听”“为了让毛主席睡好觉”等集体叙述。“那个时候毛主席在我们心目当中是非常非常崇高的，大家都非常非常踊跃去写申请报告，我们就是抱着希望毛主席他老人家能睡好觉那么一个态度来的。”（SX147口述，2019）同时，国家层面的多重规训也是当时领导者带领人民超越三线建设之苦甚至时代之苦的技术诊断，其中糅合了身体、政治、生产、情感等多个维度的相互交织，形成个体与国家高度一体化的命运共同体。
（一）组织规训
在谈及当年的组织动员时，几乎每一位三线人都以略带骄傲的语气表达了“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要根正苗红、积极主动、是技术骨干”。作为规训技巧的严格筛选标准勾起了政治身份主体家国情感的道德联结;同时，这种基于强烈政治诉求的程序控制及其带来的选择性结果，附带着那个时代组织与社会所推崇的光环与期盼，更增加了三线人身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另外，各个单位在做建设动员时也充分运用了空间话语规训的技巧，动员链条中，从强调保密性到领导讲话中“要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们是毛主席最信得过的人”再到专列火车上“为毛主席争光，为祖国建设出力”等等，在国家办社会的當时，新秩序立法者将国家与时代的需求整合为无处不在的主流导向，与个体互动中形成了相互紧密依附的同质群像。
（二）空间规训
在空间规训方面，一方面，在三线人高度重叠的生活与工作空间内，“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好人好马上三线”等代表政治意志与身份建构的宣传话语随处可见。“厂区里随处可见各种标语口号，比如‘备战备荒为人民‘一定要把三线建设好等，这些标语都是刷在墙上或者在厂区内拉横幅。”（SX141口述，2019）另一方面，交织在生活与工作空间中的军事化秩序也充满了微妙的力量组合，如起床军号或者上班路上《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抑或是开工前操场上《不忘阶级苦》的大合唱等等。“我们下班以后要走到食堂区域，路上它就播放音乐，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歌词现在我都能背下来：‘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打起背包就出发……天天放，大家都情绪非常高涨、满腔热血。”（SX113口述，2019）无论是刷在墙上的还是通过广播传递的空间话语生产，鼓舞士气激发豪情壮志的同时，日复一日循环往复中也将国家意志完全灌输到个体的信念、情感与行动中，从而使个体迸发出超越困苦、奋力拼搏的精神引力，并在社会层面形成“艰苦奋斗”的时代主题与价值导向。
（三）身体规训
权力是规训的基石，权力造就了一切社会形态，而权力离不开身体，身体是权力规训的关键技术要素。⑧三线建设中最为典型的身体规训就是举办各种各样的生产竞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话语强化。这种依托身体的政治塑造，有学者在研究革命与身体的关系时即有发现。⑨生产竞赛与话语生产是对当时三线建设生产困境的劳动政治化，一层层的鹅卵石、一挑挑的石头等艰苦落后的生产条件需要通过政治干预为工人注入动力，以更进一步地激发身体能量，用呐喊口号、精神荣誉等来转移或者式微身体经历的苦。进行劳动竞赛的目标是利用劳动者的从众心理和好胜心理，进一步进行动员以促进议题目标的完成。⑩竞赛对劳动者产生的正向引力以及结果导向的奖励会在生产中带来“前面要拉，后面要挤”的激动画面，这就是勒庞笔下描述个人在群体中从众心理时所讲到的“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11]同时，生产竞赛也是对工人劳动热情与政治觉悟的提升，竞赛过程与结果的话语生产和社会化扩大是对荣誉者的肯定，也是对参与者情绪与情感的一种渲染，其中都体现了国家意志在个体身体上的强化。另外，工人生活与工作的模式化和标准化也体现了三线人的身体规训，从起床冲锋号到上班路上、吃饭路上的革命歌曲再到开工前的大合唱、班前会等，都体现了国家对工人身体规训的细致入微，同时也形成了普遍的身体革命化与工具化。
（四）思想规训
在身体规训的同时，政治还走出劳动场域，通过学习典型、常规化政治学习、苦难教育以及业余文化生活渗透等方式，力图在思想方面实现对三线人的精神塑造。首先，在学习典型方面，尤以“工业学大庆”较为系统，许多工厂成立了学大庆办公室，主要学习“三老四严”[12]“四个一样”[13]“两论起家”[14]以及王进喜的事迹等。其次，常规化政治学习方面，三线工厂形成了为三线人提供能量补给与思想驯化的学习制度规约。“每天早上要在设备的旁边开班前会，政治学习和生产情况都要说，坐在一起念报纸，谈心得体会，学毛主席语录，然后把当天的任务说一下，半小时后才可以开始工作。”（SX48口述，2019）再次，以“革命”为主题的思想规训还走进三线工人的业余文化生活中，叙述中最为普遍的就是让人喜闻乐见的“看电影”。“我们礼拜六晚上可以放露天电影，一吃完饭一家一家的就过去占位子，有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鲜花盛开的村庄》，苏联的《列宁在十月》以及国产片《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大家经常喜欢念叨影片中瓦西里的一句台词：‘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SX49口述，2019）最后，相对于三线建设过程中的苦，引入更残酷的“苦难”经验，可以带来“珍惜当下、不畏万难”以及以此为参照来设计新的社会个体经过发展可以达到的未来，从而为建设工人植入更加主动有力的劳动态度。“有时候是让人讲革命斗争的残酷与旧社会的苦，有时候是请军代表讲援越抗美的故事，战友中弹受伤肠子都流出来了，就把流出的肠子揉回去继续打，军代表讲着讲着就哭了。还有上海的一个军代表，最后战斗结束，到现场的时候，好几个战友还在炮位上保持着战斗的姿势，但早就牺牲了。大家听了以后都很激动，很有干劲儿，激发了大家的决心和意志，讨论的时候就讲一定要把工作做好。”（SX49口述，2019）
“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或意志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并且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产生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15]在当时国家主导下的多重宣传与反复强调中，通过组织动员、空间、身体、思想等各方面的规训技术，国家政治诉求在循环往复中从一种社会舆论转变成社会个体自身的话语实践[16]，在规训中基于集体性共情与情感渲染而形成一种超越苦难与个体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整体性空间范围内形成一种“不苦”“希望”的心理隐喻与集体认知。贯穿于革命阶段的“艰苦奋斗”精神继续延伸其中，成为当时乃至今天面对困苦的一种话语建构，同时也成为反抗与超越时代之苦的一种精神武器。另外，在革命阶段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尊敬、信任、爱戴甚至崇拜，继续贯穿到新中国工业建设与三线建设中，人民群体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国家之间的高度依附关系是建设过程中各种规训的感情基础，有了它，整个过程也更具有自愿、无悔的感性特征。从理性的角度看，规训的方向是要形成能够对抗时艰、情系国家、投身时代需求的个体与队伍，结果则是形成浓厚的集体意识、革命式的集体价值、强大的精神韧性以及千千万万同质的驯化个体。
三、对话与建构：三线不苦
耄耋之年的三线老人在阐述时代之苦、民族之苦之下的个人之苦的同时，也从不同角度对这些“苦”表达了自己的理解与建构：那是新中国建设过程中要经历的阶段性之苦，作为历史车轮下的微小个体，时代价值在于创造与担当。三线人的自我定位既是那个时代规训的结果，也是个体与国家紧密互动下的情感使然。在这样的综合阐述下，“苦”也就不苦了。尤其是社会发展变迁的频频回首中，三线经验与时空环境互动过程中，在单位制向市场制、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主人翁向边缘人等多维转型的反差对比中衍生出了刻骨铭心、难以割舍的“不苦”記忆与意义建构。
（一）虽然条件艰苦，但没人喊苦
从落后、被压迫与战争的苦难中走来的无产阶级，在国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承诺语境和深厚的家国情感关系下，形成了工农阶层“翻身做主人”的主人翁意识与主体性姿态。尤其在当时具有严格过程仪式与道德意义的党员群体，具有极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在“我是党员要起带头作用”的激励下，发挥了良好的凝聚与示范作用。“我入党六十年了，来遵义服务三线建设以及后面的岗位调整，都是组织决定的，不会有‘留在北京更好这些想法，我觉得共产党员应该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SX119口述，2019）良好的群众基础，加上国家整体性关联的时代号召，两者立即融为一体，形成了“全国上下一盘棋”的关系格局。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三线人“哪里需要到哪里，哪里艰苦哪安家”的集体意识。相对于“昨日之更苦”，身体当下所经历的客观时代之苦在规训组合下反而激发了建设热情，并继续在对抗中形成了基于“建设新中国”的“艰苦奋斗”“排除万难”的精神超越与价值引领。“三线建设再苦也比之前强一点，起码有吃的有工资，比起在农村的苦好多了。”（SX50口述，2019）所以，面对“苦”的时代底色，在“身居山洞，放眼全球”类似的规训组合中，以及在“昨天的更苦”与“明天的面包”之间的境况反差对比下，出现了三线人“虽然那时候条件很艰苦，但没人喊苦”的集体叙事。
（二）工厂办社会：共同体式的愉快生活
普遍之苦的时代脚本决定了三线建设必然有一个艰难的开头，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与国家的政策支持，三线工厂在整体上升动力中实现了从荒山野岭到万家灯火的转变。尤其到了中后期，生产稳定、生活配套设施相对完善的时候，“工厂办社会”的图景将三线人带入了另一种“愉快”为主题的生活状态。一方面，在当时，三线人与周边居民比较中，以及在整个国家阶层地位中，在福利全包的“小社会”中，无论是生活状态还是阶层地位，都体现了工人阶层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从时代变迁后的今天回头看，当时“小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淳朴关系、个体与组织之间的紧密依附等等呈现的完全就是滕尼斯笔下的“共同体”。“那个时候家家都不关门的，因为不会有人偷，小孩子上下学也都是自己去，不用担心有坏人。一到吃饭的时候，一层楼的人都出来，互相蹭。虽然那时候物质条件苦，但是人单纯，工人特团结，关系很融洽，生活也开心。”（SX33口述，2019）单位制框架下的福利全包以及当时邻里守望、和谐信任的革命式人际关系给三线人带来了难忘的情感体验与丰富的生活记忆。穿越时空经历了共同体式生活的解体乃至今天现代性冲击下的理性至上，在与环境的复杂互动中，三线人发出了“虽然那时候物质条件不是很好，但是生活很开心”的追忆与感慨。
（三）个人与国家：来三线很光荣，不后悔
在谈及“如何看待自己的三线人生”时，很多三线人都表达了“来三线很光荣，很值得，不后悔”的集体叙事。从发展变迁的角度看，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集体意志与个体样态，三线人是毛泽东时代国家建设需求与规训作用下的同质群像，拥有着一致的时代价值与集体意识，并且内化到个体的意志与生命历程中。“我这一生很幸运，那个年代虽然很苦，但是那个苦不是我一个人苦，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苦与历练，是那代人必须要经历与担当的。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意义就是创造历史，参与历史。”（SX48口述，2019）“就是一种信仰，人都一定有个归宿，三线建设就是我们这群人的最大归宿。”（SX121口述，2019）从这些灵魂表白中可以看出，尤其是第一代三线人，哪怕是几十年翻天覆地时过境迁后的人生重整，最终归属仍然是对国家对民族的情感联结。即便在现实层面个人与国家关系呈现着不断剥离的趋向，但是在三线人的内心这种关系却停留在了那个年代，仍然紧密地单向度地保持与国家的联结，并具化在后来的生活习惯与价值理念等日常细节中。“我现在81岁了，天天必须看中央新闻和贵州新闻，要关心国家发展，看了记不住，还要做笔记。再选一次的话，只要共产党在，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去。”（SX109口述，2019）时代塑造了一个群体，时代变迁塑造了一个群体的历史，现实与历史之间，“他们依旧是他们”。
（四）现实议题：虽然退休工资低，但够花
在社会生活全面物化的今天，三线老人的物质待遇问题是一个备受关注与争议的话题，尤其在这个群体较大的历史贡献与较低的现实回报之间的反差语境下，倡议改善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一个客观事实是：无论与当地的退休人员，还是与迁出地的同事、同学相比较，三线老人的退休工资都是低且相差较多的。另一个客观事实是：三线老人的物质待遇具有强烈的时代反差。在市场经济的理性标准下，很多三线老人不可避免地从单位制时代的“主人翁”变成了今天的“边缘人”。但是访谈中却发现，很多三线老人本人却完全是另外一种理解与态度。“尽管我们工资很低，退休金很低，但我都感觉满足得不得了了，因为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太多苦，看到祖国日益强盛是发自内心的开心骄傲。”（SX50口述，2019）社会发展转型到今天，主流价值评判标准与生活现实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从变迁中走来的三线人身上仍然具有强烈的时代痕迹，仍然秉持那个时代的信念与意识来面对当下的经济反差，并且一以贯之地从宏大国家的角度来实现自己的人生重整与认知调整。
四、结语：双重叙事的结构递进
社会心理学家格根认为，叙事的心理因素不仅仅是个体性的，也是社会性的，其间，“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描述和解释世界的方式是关系的结果”。 [17]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角度看，三线建设的时空节点交织着人民翻身作主、创造幸福生活与国家从一穷二白到建设、发展的人民-国家双重纵向逻辑，过程中充斥着国家与人民两者之间的互相建构与关系互动，并形成那个时代国家对人民的“英雄式”规训和人民对国家的全身心信仰。在这样紧密、感性的关系模式下，三线建设的苦是那个阶段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经历，也是人民苦难经验链条中的一环，其中蕴含着人民对国家之苦的个人移情与个人承担。相对于以往革命战争与旧社会之苦和前方新社会的面包与希望，那时三线建设者脚下的苦具有承前启后的联结意义，并且在对比中反而更加激发了建设者的激情与动力，所以才会有三线人的“不苦”理解和时过境迁后的“很值得”，其中有国家对群体的价值引导与精神引领，也有国家对个人的身心驯化。同时，在时空变迁的动态过程和集体记忆的频频回首中，基于对时代之苦的共渡难关与国家号召的生命回应，三线人形成了始于国家也终于国家的价值归宿。这种使命归因既是那个时代价值驯化的结果，也是三线人面对社会变迁中群体低落与维持群体气质的能动反应。
一定程度上，口述故事形塑且建构了叙说者的自我，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是人们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和理解自我在社会中位置的一个重要时刻;他们如何在自己的漫长人生时间线条中选择事件、进行补充、加以凸显或是进行当下的诠释，与他们对自我的认知密切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就表达了什么样的身份和认同。[18]从时空变迁的角度看，三线人的客观之苦与主观不苦糅合了时空对比下经验主体对个人经验的再次建构与群体身份的变迁诠释。当初跋山涉水到三线是“为国家”，晚年人生重整后是“为了国家”，虽然两者之间只有一字之差却跨越了几十年的时空隧道，其中则是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技术水平、价值理念等方面的翻天覆地变化。对于三线人这个被驯化到骨子里的群体来讲，需要不断调整自己对往昔的认知进而保持在新环境中的身心平衡与群体认同。在这样的反复碰撞与今昔互动中，尤其在技术理性高度发展的反差视域下，当初的痛点以及三线人对痛点的超越与对抗恰恰变成了今天个人价值与群体历史价值的亮点所在，也是外界进行群体认知与集体建构的首要特质，官方书写中三线精神的“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即是最直接的现实证明。
因此，在历史视阈下，三线建设时期的客观之苦是普遍的时代之苦，也是那个年代共时性对比之苦和社会变迁后的历时性对比之苦。共时性对比主要是那个年代城市和农村、中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客观落差，历时性对比则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后此时与彼时、机械化与手提肩扛之间的突出反差。主观不苦是对“之前更苦”的心理回应，是历史个体人生回顾的结论，也是集体经验与社会变迁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主体认同之关键叙事，更是价值层面進行社会建构的标签特质。苦与不苦这对辩证词汇，贯穿了三线人的肉体与精神，连起了三线人的昨天与今天，也是时代变迁下群体认同与集体建构的动态认知结果。
综上，通过三线人的个体叙事将“苦”与“不苦”这两个看似矛盾实则不然的议题铺展开来，逐渐揭开了个体信仰与行动背后的结构动力。三线人的苦与不苦都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苦是客观的时代之苦，不苦是两个时代的意义重整，两者之间有着多维的结构递进路径。时代之苦与时代之训从里到外塑造了那个时期三线工人群体革命式、英雄式的人格特质与价值使命，并且在后来的社会变迁中具化到三线个体的思想信念与生活习惯中去，在新时代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① 张国宝：《改革开放之前的几次经济建设高潮》，《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1期。
② 周晓虹：《口述史、集体记忆与新中国的工业化叙事》，《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7期。
③ 崔一楠、徐黎：《身体史视域下的三线建设者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④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9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6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9页。
⑦ 郑鹏：《现代性、国家与人口治理术（1949-1980年）》，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农业大学，2014年，第36页。
⑧ 陈炳辉：《福柯的权力观》，《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⑨ 黄金麟：《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116页。
⑩ 周海燕：《作为规训的生产——以大生产运动叙事为中心的话语考察》，《开放时代》2012年第8期。
[11]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37页。
[12]“三老四严”即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
[13]“四个一样”即“对待革命工作要做到：黑天和白天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一个样”。
[14]1960年4月10日，大庆石油会战一开始，大庆会战领导小组号召广大职工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油田广大职工通过学习“两论”，认识了大庆油田的具体实际和开发建设规律。因此，大庆是靠“两论”起家的。
[15]福柯：《话语的秩序》，许宝强等选编：《语言与翻译中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16]谢景慧、吴晓萍：《从集体身份到集体记忆：“三线人”的时空流变研究》，《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7期。
[17]肯尼斯·J.格根：《语境中的社会建构》，郭慧玲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7页。
[18]艾米娅·利布里奇等：《叙事研究：阅读、分析与诠释》，王红艳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