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从两种突厥第一汗国时期新释碑铭説起

近年来中古时期蒙古高原碑铭研究最引人注目的突破，是在3D摄影技术的帮助下破译了两种婆罗米Brāhmī）字母拼写的碑铭：[1]一种是学界早已熟知的布古特碑（Bugut inscription）的B4面，该碑其他三面（B1—B3）即粟特文部分已有多位学者做过语文学和历史学的研究；[2]另一种是儘管发现多年但此前未被破译的回斯·陶勒盖I碑（Khüis Tolgoi I inscription）。[3]前者是突厥第一汗国第四任可汗佗鉢可汗（Tatpar Qaghan，572—581在位）的纪念碑，应立于佗鉢可汗死后不久，可繫年于581—582年；[4]后者据文本中出现的泥利可汗（Niri Qaghan，595—604在位）[5]、铁勒（Torog?）及相关历史背景推断，很可能是铁勒击败泥利可汗而立的纪功碑，应立于7世纪上半叶。[6]这两种突厥第一汗国时代碑铭的语言都属于鲜卑—蒙古语系（Serbi-Mongolic language family），具体地説，是一种与中古蒙古语（Middle Mongolian）十分接近、与契丹语稍有不同的语言的两种有细微差别的方言。[7]另有两种发现于哈萨克斯坦东部的克莱根塔什（Keregentas）、以相同字体的婆罗米字母拼写的极短的碑文也被认爲属这种语言，但尚存争议。[8]

儘管对这些碑文的语文学研究还有很大进步空间，也有学者给出了差异很大的释读，[9]但布古特碑和回斯·陶勒盖I碑碑文的语言属于鲜卑—蒙古语系应无疑义。[10]过去已知的突厥第一汗国时期的碑铭只有粟特文的布古特碑和小洪那海石人（Mongolküre inscription），[11]学界由此普遍同意突厥第一汗国的书写语言是粟特语。现在来看，不得不修正这种观点。突厥第一汗国的书写语言包括粟特语和婆罗米字母拼写的某种鲜卑—蒙古语系的语言，而且至少在汗国的核心地区（即东突厥地区）后者很可能更重要，因爲就双语的布古特碑而言，粟特语部分虽略长，却是从仅容5行的窄的那面（B1面）开始的，不应该是碑的正面；婆罗米字母部分才是正面，恰好佔一大面。[12]代人刘世清“作突厥语翻涅盘经，以遗突厥可汗”，使用的可能也是这种语言。[13]小洪那海石人所在的西突厥地区粟特语的影响也许更大一些。

可是问题还不止于此。布古特碑和回斯·陶勒盖I碑所在的漠北核心地带鄂尔浑（Orkhun）地区在这个时代应该是突厥语的世界，[14]突厥第一汗国统治阶层的口头语言是某种未知语言，可能与萨莫耶德（Samoyed）语有关，[15]但絶不可能属于鲜卑—蒙古语系；铁勒的口头语言是某种古突厥语。[16]突厥第一汗国和铁勒选择一种鲜卑—蒙古语系的语言作爲书写语言，这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震惊的。

一、柔然文的存在

迄今爲止，只有魏义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在讨论回斯·陶勒盖I碑的历史背景时涉及过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他先是提出，这种鲜卑—蒙古语系的语言可能是：1. 国际通用语（lingua franca）2. 柔然或拓跋鲜卑的帝国语言（即统治人群的语言，imperial language）3. 立碑者自己的语言。经过对该碑历史背景的分析，他得到的结论是：选择一种鲜卑—蒙古语系的语言，明显是在背离突厥可汗立碑时的选择（即粟特语），或许可以追溯到柔然帝国的声望。[17]魏义天写这篇文章时布古特碑婆罗米字母部分尚未破译，现在来看，“背离突厥可汗立碑时的选择”一説无疑已不能成立。但他将这种语言与蒙古高原的前一个帝国柔然联繫起来，则是十分敏鋭的。

我们不妨把魏义天提出的三种可能性作爲思考的起点。第一种和第三种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因爲中古时期的国际通用语是粟特语，立碑者突厥第一汗国和铁勒也不説鲜卑—蒙古语系的语言。第二种可能性实际上涉及立碑及立碑以前的时代操鲜卑—蒙古语系语言的人群。之所以也要考虑立碑以前的时代，是因爲书写语言的使用有很强的惯性，例如阿契美尼德王朝使用它征服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阿拉美文（Aramaic）作爲官方书写语言，[18]金朝也曾沿用被它推翻的辽朝使用的契丹大小字。[19]除了魏义天举出的柔然和拓跋鲜卑以外，立碑及立碑以前的几个世纪中可能操鲜卑—蒙古语系语言的人群还包括大兴安岭两侧的室韦（的一部分）、契丹、库莫奚，以及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吐谷浑。[20]可是根据汉文史料的记録，这些人群中间只有柔然统治过鄂尔浑地区，也只有柔然可能给鄂尔浑地区留下如此深刻的遗産。室韦、契丹、库莫奚、吐谷浑都不曾对该地区産生过影响，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对该地区的影响力也仅限于几次长途奔袭，这当然远不能与柔然一个多世纪的统治相提并论，何况鲜卑语在北魏的地位也是每况愈下。如果现代学术关于蒙古高原族群历史的基本框架没有大谬，那么两碑的语言只能是柔然语。

突厥第一汗国和铁勒爲什么要使用柔然语作爲书写语言呢？从理论上説，有以下两种可能性：一是他们创制了柔然文，二是他们从柔然汗国继承了业已成熟的柔然文。魏义天所谓“柔然帝国的声望”，意指柔然语在突厥第一汗国时期的蒙古高原仍是一种“高贵”的语言——就像今天俄语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法语在马格里布地区那样，似乎指向第一种可能性。可是，如何解释这一时期没有出现突厥文呢？唯一可能的答案是，突厥第一汗国和铁勒都没有能力或动机爲一种口头语言创制文字。从文字的角度説，两碑的拼写体系在借入的基础上经过了大规模的、精心的改造，例如：以音节（syllable）而非字（akṣara，唐代音译“恶刹罗”）作为书写单位；单词、词素之间以及複合词内部使用短横隔开；适应柔然语的需要创制了几个字母，等等。[21]特别是，两碑的拼写体系区分k、g和q、γ，使用基本的婆罗米字母拼写前者、创制新的“特殊字母（Fremdzeichen）”拼写后者，[22]这显示改造者对存在于阿尔泰语言（Altaic languages）的元辅音和谐（synharmonism）有准确的认识。[23]如果説这个改造过程是由突厥第一汗国完成的，那它爲什么要煞费苦心地爲已被消灭的敌人的语言做嫁衣裳呢？改造者既然已经如此深刻地掌握了包括辅音和谐律在内的阿尔泰语系语言规律，一样可以创制出婆罗米字母拼写的突厥文，可是这件事没有发生。因此，婆罗米字母拼写的柔然文一定在柔然时代即已创制，我们刚刚瞭解的两碑只是突厥第一汗国和铁勒继承柔然汗国已然成熟的书写传统的结果。这个判断，与突厥汗国学习和继承许多柔然汗国政治制度的历史背景相吻合。[24]

过去我们相信蒙古高原上的游牧人群是在第二突厥汗国以后才开始书写本族语言的，柔然文在柔然汗国的时代即已创制，这对既有的内亚史知识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此前对柔然文是否存在的问题，西方学界多保持沉默，[25]中日学者或持消极态度、或坦承难以确知。[26]在两碑未被破译的条件下，这些态度都是坦诚的、实事求是的，因爲构成有关柔然全部文字史料的中国南朝和北朝的记録（以及几件吐鲁番文书）并不能提供确定的答案。《南齐书》和《北史》都直接否认柔然有文字：

刻木记事，不识文书。[27]

无文记，将帅以羊屎粗计兵数，后颇知刻木爲记。[28]

《宋书》的説法则不同：

国政疎简，不识文书，刻木以记事。其后渐知书契，至今颇有学者。[29]

这里的“书契”、“学者”，是分别指汉文、精通华夏文化的文士，还是另有所指？内田吟风説，“单纯依据文献记载来推断，似乎柔然所学习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与中国的交往而获得的中国文化”，这样的表述是很有分寸感的。有关柔然的全部文字史料都是以华夏立场书写的，这必定会导致我们对柔然接受华夏文化影响的程度産生过高的估计。现在我们获得了来自完全不同的、非华夏史源的证据，瞭解到柔然时代已经创制了婆罗米字母拼写的柔然文，就要重新理解这三条相互矛盾、含糊不清的汉文史料了。我认爲，《宋书》此处所谓“学者”，应理解成“学习（书契，即文字）的人（古汉语中亦作‘习者’）”[30]而非“研究学问的人（古汉语中亦作‘学士’、‘博士’）”。也就是説，“后来（柔然）逐渐知晓了文字，到现在有很多学习这种文字的人。”这里所説的文字，很可能就是两碑所见的柔然文。

《南齐书》和《北史》爲什么説柔然没有文字呢？从文本内容看，《南齐书》对柔然文字情况的记録显然抄自《宋书》，但将后半句删掉了。这也许只是所谓“技术性删削”，也可能《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将《宋书》此处的“书契”、“学者”分别理解成了汉字、精通华夏文化的文士。南齐一朝与柔然的交往仅限于开国初的三五年，其后高车起事、柔然转衰，途经阿尔泰山两侧和高昌的道路被切断，两国交往断絶。[31]南齐对柔然的印象主要来自于柔然国相邢基祇罗迴那封用典繁複、词藻优美的国书，[32]或许萧子显理解的《宋书》中所谓“学者”，就是邢基祇罗迴这样的人。而《北史》前引文是被插入到柔然建国之初社仑时代（5世纪初）的叙述中，与《宋书》此处前半句恰可相互印证，并没有否认柔然后来有文字的可能。

综上所述，汉文史料很可能也支持柔然文的存在。那么，柔然文是如何创制的？具体地説，它的字母来源是什么？它是在什么时候、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由什么样的人物创制的？

二、柔然文的创制：字母来源、历史条件、时间与人物

柔然文是用来自印度的婆罗米字母拼写的。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婆罗米字母曾被南亚、东南亚和中亚的许多人群用来拼写自己的语言，由此産生了多种变体。要理解柔然文的创制，就必须首先从两碑所见的古文字学（palaeography）特徵出发，瞭解柔然文使用的婆罗米字母的直接来源是这些变体中的哪一种或哪几种。两碑字母的释读者、中亚婆罗米字母的研究专家茅埃（Dieter Maue）指出，“古文字学分析将回斯·陶勒盖I碑置于桑德（Lore Sander）分类法中的‘早期南疆婆罗米字母（Frühe turkistanische Brāhmī, alphabet r）’与‘南疆北部婆罗米字母（Nordturkistanische Brāhmī, alphabet t）’之间。”[33]桑德将中亚出土婆罗米字母文书分爲印度字母类型（Indische Schrifttypen）和南疆字母类型（Turkistanische Schrifttypen），前述“早期南疆婆罗米字母”和“南疆北部婆罗米字母”是南疆字母类型下的若干子类型中的两种。[34]也就是説，两碑所用字母，一定是从南疆北部緑洲借来的。具体是哪个緑洲呢？

从目前所见的写本来看，与柔然同时代（5世纪）的南疆北部緑洲只有两种婆罗米字母拼写的文字：梵文和吐火罗文B（龟兹文）。具体地説，梵文自2世纪起传入南疆北部緑洲，但6世纪以前的梵文写本只出土于库车（古称龟兹）和焉耆两个緑洲，其中絶大多数来自位于库车的克孜尔石窟第66、67窟。[35]从汉文《出三藏记集》等佛教材料中，可以确定至少从4世纪起高昌緑洲也开始有梵本佛经。[36]吐火罗文B最早出现于4世纪的龟兹，但从出土写本的年代来看，直到6世纪才传到焉耆、7世纪才传到高昌。[37]南疆北部緑洲的其他婆罗米字母拼写的文字还包括发现于焉耆和吐鲁番的吐火罗文A、发现于图木舒克的据史德文（Tumshuqese）、发现于吐鲁番的婆罗米字母拼写的回鹘文和粟特文，但它们现存写本的年代都远晚于柔然时代。[38]也就是説，如果仅从已发现的写本年代判断，柔然文所用字母的来源只可能是南疆东北部龟兹、焉耆和高昌三个緑洲中的梵文，以及仅见于龟兹的吐火罗文B。

梵文不可能是柔然文字母的唯一来源，因爲目前所见5世纪的梵文写本使用的字母属于桑德分类法中的“南疆笈多型（Turkistanischer Gupta-Typ, alphabet q）”，[39]这种字体比前述两碑对应的两种字体更古典。[40]更关键的是，柔然文借用了一些不见于梵文而与吐火罗文B、据史德文、回鹘文和粟特文中的特定字母有关的“特殊字母”，例如<-r̠>、<χš>、<v1>等，由此看来，“*草原婆罗米字母（两碑字母的共同先祖）的创制者一定通晓同时代的婆罗米字母及其用于拼写南疆北部世俗语言的某些变体。”[41]目前所见这一时期除梵文外唯一使用婆罗米字母拼写的吐火罗文B，就成爲了柔然文字母来源最可能的选项。此时流行吐火罗文B的唯一一个緑洲龟兹（也许还可以加上未经证实的焉耆）[42]，正值由纸的引入带来的书写实践大规模增加的时代，当地僧人大量传抄梵本佛经并将其译爲吐火罗语，使得当地开始成爲拥有书写传统并可能向外输出这种传统的地区。[43]5世纪初途径鄯善、焉夷（即焉耆）、于阗去印度求法的法显，説鄯善以西“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44]按他的观察，焉耆“有僧四千馀人”，[45]则在一个緑洲里就至少有四千多人能用婆罗米字母读写，这在古代社会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从出土写本的情况看，龟兹的书写传统应该更深厚。从这个角度説，柔然从这两个緑洲学来婆罗米字母是完全可能的。

必须承认，7世纪以前南疆北部婆罗米字母的使用问题有其複杂性。在某个緑洲没有发现某个时期某种语言的写本，未必意味着这种语言在这个时期的这个緑洲未被用于书写。以下两种可能性也都不能排除：一是柔然文字母借自用于拼写某种未知的伊朗语族或吐火罗语族语言的婆罗米字母变体，二是它借自5世纪即已存在但未能发现的据史德文或粟特文使用的婆罗米字母变体。但总体来説，我还是倾向于维持前述判断。茅埃依据柔然文特殊字母中的两个与拼写粟特文的婆罗米字母之间的相似性以及粟特人在突厥第一汗国的地位，提出两碑字母很可能借自粟特文使用的婆罗米字母。[46]我对此持保留意见，因爲布古特碑柔然文部分背后的粟特文就是用粟特字母而非婆罗米字母拼写的，这説明活跃在突厥第一汗国的粟特人并未使用（或者至少主要不使用）婆罗米字母；且现存的婆罗米字母拼写的粟特文写本年代都在9世纪以后，与两碑的年代之间存在巨大的断裂。

即使我们在柔然文字母的来源问题上採取最稳妥的观点，即它借自南疆北部流行的某种或某几种婆罗米字母变体，也足以据此探讨柔然文创制的历史条件。以柔然语作爲帝国语言的柔然政治体发育达到一定程度，当然是创制文字所必需的条件，后世创制了帝国语言的文字的第二突厥汗国、蒙古帝国的政治体发育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过这个问题很难展开讨论，因爲我们对早期内亚政治体发育程度的瞭解是很有限的。决定性的的外部条件是与文字来源人群的深度接触。古突厥鲁尼文许多字母的原型来自阿拉美字母，这应该与粟特人在突厥汗国中的影响有关；[47]蒙古帝国（及其前身）创制畏兀体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蒙古文，也要归于爲其服务的畏兀儿笔帖赤和土番僧；[48]满文的创制，离不开满蒙之间的密切交往。那么，柔然帝国与南疆北部緑洲人群的深度接触是如何实现的？

柔然与南疆北部緑洲间的关係，[49]始于5世纪初的社仑时代。与匈奴、蒙古等其他游牧政治体相似，柔然帝国在建国后不久便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北史·蠕蠕传》记：

号爲强盛，随水草畜牧。其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其常所会庭，敦煌、张掖之北。小国皆苦其寇抄，羁縻附之。[50]

《资治通鑑》将这条材料繫年于元兴元年（402）。[51]据此，5世纪初柔然疆域的西界一度到达焉耆。[52]柔然的影响甚至可能更远，据《梁书·诸夷传》説，“元魏之居桑干也，滑犹爲小国，属芮芮”，[53]就是説在5世纪上半叶的某个时刻葱岭以西的㘙哒也曾称臣于柔然。但这些史料反映的都只是社仑时代柔然军队的一次长途西征而已。5世纪上半叶柔然在西面实际控制的地区不超出准噶尔盆地和伊吾。[54]这是因爲，从准噶尔盆地南下进入南疆的必经之路裕勒都斯（巴音布鲁克）草原爲悦般控制，而悦般与柔然处于敌对状态；[55]从伊吾向西进入南疆的必经之路高昌，先臣于西凉、北凉，后爲阚爽和北凉流亡政权直接统治。[56]《北史》所谓“其西则焉耆之地”，《通典》作“其西则焉耆之北”，[57]也许仅仅是传抄讹误所致，却恰好反映了事实。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柔然在5世纪上半叶对焉耆、龟兹地区进行过有效的统治。

5世纪中叶北魏曾出兵西域，短暂地控制过鄯善、焉耆，兵锋直指龟兹，但几年后就退出了西域（北魏势力在鄯善也许还坚持了一段时间）。[58]《北史·高昌传》记高昌：“和平元年（460），爲蠕蠕并。蠕蠕以阚伯周爲高昌王。”[59]柔然势力进入高昌，西域门户洞开。《宋书·索虏传》描述柔然在西域：

西域诸国：焉耆、鄯善、龟兹、姑墨、东道诸国，并役属之。[60]

有学者认爲这段描述对应的是大檀可汗（414—429在位）的时代，理由是前文“芮芮一号大檀”表明《宋书》关于柔然的资料来源应追溯到大檀时代。[61]可是，比“芮芮一号大檀”更靠近前引文的“岁时遣使诣京师”，分明显示刘宋对柔然的瞭解主要不来自于大檀时代。柔然遣使自元嘉五年（428）开始，元嘉十九年（442）一次，其馀八次均集中于刘宋末年（463—478）。[62]“岁时遣使诣京师”描述的正是这个时期，而紧接在这句后面的对柔然在西域势力的描述，无疑也是指这个时期。

《宋书》所记鄯善、焉耆、龟兹在5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役属于柔然，能够得到其他史料的証实。《高僧传》记西行求法僧法献“以宋元徽三年（475），发踵金陵，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芮芮。既到于阗，欲度葱岭，值栈道断絶，遂于于阗而反”，[63]此处“芮芮”无疑指柔然统治下的鄯善，如果法献未走丝路南道而是循着法显的足迹，则“芮芮”还包括柔然统治下的焉耆。吐鲁番出土《阚氏高昌永康九年（474）、十年送使出人、出马条记文书》中有“十年闰月五日送鄢耆王北山”，反映焉耆王亲自前往柔然、很可能是去可汗廷朝贡的史实。[64]此外，柔然还曾跨过大漠攻击于阗：“献文末，蠕蠕寇于阗。于阗患之，遣使素目伽上表⋯⋯”《资治通鑑》将此事繫于泰始六年（470）。[65]柔然大军进攻于阗，必然要以焉耆、龟兹爲前进基地，很可能也要经过姑墨，然后沿今和田河上溯——这是从东北侧前往于阗最便捷、沿途水源最充足的大路。[66]由此看来，从460年到5世纪末高车取代柔然在西域东部的统治之前，[67]柔然稳定地控制焉耆和龟兹两大緑洲达三十年之久。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柔然得以与焉耆、龟兹等南疆北部緑洲发生深度文化接触，这种接触对柔然産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佛教在柔然可汗廷中获得了崇高的地位。[68]能够证实这一点的最早的材料出自《高僧传》：

（法瑗）第二兄法爱，亦爲沙门。解经论兼数术，爲芮芮国师，俸以三千户。[69]

按法瑗卒于永明七年（489）年八十一，则其第二兄法爱爲芮芮国师当在5世纪下半叶。另有数条材料证明佛教在柔然可汗廷的地位，但反映的都是6世纪的情况。[70]从时间上看，柔然正是从控制西域的时代开始接受佛教影响的。柔然奉行的佛教是否是焉耆、龟兹盛行的小乘佛教説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a），[71]以现有的材料大概很难讨论，但若説柔然不是从自己控制的南疆北部緑洲而是从作爲敌对势力的北魏或相隔万里的南朝接受佛教，恐怕是不合情理的。佛教的传入很可能带来了以柔然语翻译佛经从而宣讲、传播佛教的需求，由此成爲柔然文创制的直接动力，这与同样用婆罗米字母拼写的吐火罗文和于阗文的创制缘起大体相似。

伴随着佛教传入，柔然也开始接受若干源自梵语和佛教传统的名号，它们也应当是通过这些緑洲借入柔然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学界对其词源讨论已久、近年来终于获得解决的*maγa。这个词作爲柔然官号，在《北史·蠕蠕传》、《虞弘墓志》、《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帐》等汉文史料中转写作“莫何”、“莫贺”或“摩何”。[72]马迦特（Josef Marquart）、伯希和（Paul Pelliot）都试图在蒙古语中寻找该词的语源，前者将其与蒙古语baγa（小的，年幼的）勘同，后者则将其与蒙古语abaγa（叔父）勘同，但这两种解释（特别是前者）似乎都不符合以美称作官号的基本规律。陈三平提出该词借自粟特语βγ（神，主）。罗新根据出现在汉文史料中年代更早的用例，认爲该词首先出现于鲜卑—蒙古语系人群中间，应归于东胡传统。[73]近年来，艾骛德（Christopher P. Atwood）在梵语中找到了在语音和语义两个层面都可与*maγa完美勘同的词彙，即mahā（伟大的，广大的，强大的，有威严的），[74]该词在汉文中通常转写作“摩诃”。[75]相比之前的语源解释，这种解释的最大合理性在于它考虑到中古汉语西北方音的去鼻音化（denasalization）发生在8世纪，[76]从而将多种汉字转写的原语构拟爲*maγa而非*baγa，这个观察得到了布古特碑粟特文部分最新解读的支持。[77]但艾骛德没有解决的问题是：柔然是如何从梵语中借来这个词彙的？可以注意到，《北史·蠕蠕传》记録了大量柔然官号，可是叙述柔然前期历史的部分未见“莫何”；这个官号在太和元年（477）首次出现，之后不到80年的时间里见于《北史·蠕蠕传》达7次之多。[78]同样的官号在出土文献中最早见于永康年间（466—485）的《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帐》，[79]二者年代上的一致恐怕不能仅仅用史料留存的偶然因素加以解释。这个一致的年代，恰恰处于柔然统治焉耆、龟兹等南疆北部緑洲的时期。这些緑洲的世俗语言吐火罗语中至少有十多个由梵语mahā衍生而来的借词，[80]很可能，柔然就是由此借入了这个源自梵语的官号。柔然有可汗本名“婆罗门”（EMC *ba-la-mən）[81]，无疑来自梵语brāhmaṇa（婆罗门，祭司阶层的成员），[82]这位可汗的出生和得名约在5世纪七八十年代，因而这个名号的借入应与“莫何”如出一辙。

史料中两次提及有西域背景的柔然人长于术数。内田吟风还注意到6世纪一位有西域背景的“蠕蠕客”“别有异算术”。[83]此外，《南齐书·芮芮虏传》记：

宋世其国相希利垔解星筭数术，通胡、汉语，常言南方当有姓名齐者，其人当兴。[84]

王国维考证，六朝以后史传释典所用胡字，皆不以之斥北狄而以之斥西戎。[85]这里的“胡语”当指西域某种伊朗语族或吐火罗语族语言。能够预测到南齐当兴，説明希利垔任国相之际当在刘宋末年，即5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正是柔然控制西域的时期。我不敢説这两个例子中术数一定是从西域学来的，但至少从时间上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5世纪六七十年代柔然开始受到焉耆、龟兹等南疆北部緑洲强烈的文化影响，汗国内部一定出现了一批兼通柔然语和“胡语”的人士，前引国相希利垔应该只是这个双语（甚至多语）群体留存在史料中的一个代表。如同蒙古时代兼通畏兀儿语和蒙古语的塔塔统阿创制了畏兀体蒙古文一样，正是这个群体中的某个或某些人创制了婆罗米字母拼写的柔然文。南齐至梁初编纂的《宋书》説柔然“其后渐知书契，至今颇有学者”，暗示至5世纪末柔然文作爲一种书写体系已然成熟，这也支持我们对柔然文创制时间的判断。

三、柔然汗国的文字选择

经过前文的讨论，我们已经可以确信柔然汗国从5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使用婆罗米字母拼写柔然语。应当注意，婆罗米字母并不是柔然汗国有机会接触到的唯一一种拼写体系。至少从4世纪初开始广泛通行于丝路沿綫各緑洲粟特聚落中的粟特文使用的粟特字母，[86]和通行于整个东亚世界的汉文使用的汉字，都是可能的选项。柔然汗国爲什么没有选择这两种拼写体系呢？

从现有史料看，粟特人在柔然汗国内部的影响，似乎没有在后世的突厥汗国中的影响那么大。[87]柔然控制下的南疆北部緑洲儘管有一些粟特聚落，但鲜有7世纪以前的粟特文书出土，其数量显然无法与婆罗米字母拼写的梵文和吐火罗文文书的数量相提并论。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宗教。儘管粟特字母也被用来书写佛教文献，但与婆罗米字母相比，它与佛教之间的联繫没有那么紧密。目前所知使用婆罗米字母作爲拼写体系的人群，无一例外以佛教爲主要信仰。因此，婆罗米字母有极大的可能是作爲佛教的副産品被柔然汗国接纳的，而粟特字母则不具备这一优势。

柔然汗国没有选择汉字作爲拼写体系，这涉及更普遍、影响更深远的地理因素。从《隋书·经籍志》记録的《国语真歌》、《鲜卑号令》等十几个以“国语”“鲜卑”开头的书名来看，北魏曾用汉字书写过鲜卑语。[88]也就是説，对同一时期的两种相似的语言，柔然选择代表西域传统的婆罗米字母来拼写，北魏则选择象徵华夏传统的汉字来拼写。从长时段的视野来看，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大型政治体创制文字，大漠以北多仿西域，如柔然、突厥、蒙古；大漠以南多师中原，如鲜卑、契丹、西夏。这种分野是如何导致的呢？从理论上説，汉字在拼写非汉语方面，远不如字母便捷、准确。[89]只有在大漠以南、浸淫在华夏传统之中，才会借用汉字拼写国语；而漠北与中原的联繫未必比与西域的联繫更紧密，特别是许多漠北政权曾长期控制西域，完全有机会借用西域已经流行的字母。柔然汗国选择婆罗米字母，也应当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

婆罗米字母拼写的柔然文当然不是柔然汗国唯一使用的书写语言。无论是柔然国相邢基祇罗邢基祇罗迴的国书，还是阿那瓌任用中原士人“爲秘书监、黄门郎，掌其文墨”，[90]都足以説明汉文一直是柔然汗国重要的书写语言。不过，柔然汗国在政治实践中如何平衡这两种书写语言、柔然文是否曾被大规模使用过，这些问题以现有的材料都很难深入探讨。即使就材料丰富得多的北魏和契丹政权而言，类似问题也还远没有得到确定的答案。[91]

结语：早期内亚史研究的新起点

柔然文的发现有望成爲进一步瞭解柔然汗国的历史乃至早期内亚史的新起点。过去我们相信，东亚世界由单一书写体系（writing system）向多元书写体系的转变发生在7、8世纪，即日文、吐蕃文、古突厥鲁尼文创制的时代；[92]现在看来，同样值得注意的是5世纪，即柔然文和鲜卑文创制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拓跋鲜卑得以与华夏文化发生深度接触，柔然得以从经历了佛教洗礼的西域文化中汲取养分，创制文字的条件由此成熟——这些条件，都是匈奴所不具备的。柔然文的发现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内亚的匈奴时代和柔然时代之间的断裂，[93]也证实了突厥第一汗国对柔然汗国遗産的继承。因此，有必要更加重视柔然汗国在内亚历史发展中所处的特殊位置——从某种程度上説，柔然汗国开启了内亚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发现柔然文的意义当然还不止于此。我们可以期待对两种柔然文碑铭更准确的文本释读和更深刻的史学分析，可以期待回斯·陶勒盖II碑的释读工作早日进行，可以期待蒙古国境内更多的、甚至是柔然时代的柔然文碑铭的发现。这些工作必将大大增进我们对鲜卑—蒙古语系早期诸语言的了解，对包括十六国北朝史在内的早期内亚史研究而言，这当然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如两碑语言的释读者武阿勒（Alexander Vovin）所言：“对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早期中亚许多历史和民族语言学进程的传统理解即将面临很多改变，我们正站在这些改变的门槛上。”[94]

注释

[1] 裕勒麦孜（Mehmet Ölmez）已将这些最新进展介绍给了土耳其学界，参见Mehmet Ölmez, “Türklerden Kalma en Eski Yazıtların Dili Çözüldü…,” Yüksek Öğretim Dergisi, Sayı 15 (2020), pp. 25-31。也有中国学者部分地利用了这些进展，参见敖特根、马静、黄恬恬《惠斯陶勒盖碑文与回鹘的崛起》，《敦煌学辑刊》2020年第3期，页117—128。

[2] 关于布古特碑婆罗米字母部分的研究，参见Dieter Maue, “The Brāhmī Script on the Bugut Stele,” Journal Asiatique, Vol. 307, No. 1 (2019), pp. 109-119；Alexander Vovin, “Groping in the Dark: The First Attempt to Interpret the Bugut Brāhmī Inscription,” Journal Asiatique, Vol. 307, No. 1 (2019), pp. 121-134。布古特碑粟特文部分最新的文本释读，参见吉田豊《ブグト碑文のソグド语版について》，《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58号，2019年，页1—33；内容稍简的英文版：Yoshida Yutaka, “Sogdian Version of the Bugut Inscription Revisited,” Journal Asiatique, Vol. 307, No. 1 (2019), pp. 97-108；译自英文版的中译本，吉田豊著，王丁译《布古特碑粟特文部分再考》，《中山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页105—115。对前人研究的综述，参见Mehmet Ölmez,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ugut Inscription,” Journal Asiatique, Vol. 307, No. 1 (2019), pp. 91-96。

[3] 参见Mehmet Ölmez, “The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On the Discovery, Whereabouts, Condition of the Stones, and an on-the-Spot Visit,” Journal Asiatique, Vol. 306, No. 2 (2018), pp. 287-289；Dieter Maue, “Signs and Sounds,” Journal Asiatique, Vol. 306, No. 2 (2018), pp. 291-301；Alexander Vovi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Journal Asiatique, Vol. 306, No. 2 (2018), pp. 303-313；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o the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Journal Asiatique, Vol. 306, No. 2 (2018), pp. 315-319，该文有中译本，魏义天著，敖特根、马纳琴译：《慧思陶勒盖碑铭的历史背景》，刘金宝主编《丝路文明》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页147—156。该碑的名称目前已有几种中译，我主张用“回”字而非“惠”或“慧”，因爲中古时期译音多用前者。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地点还发现有同样用婆罗米字母刻写的回斯·陶勒盖II碑（Khüis Tolgoi II inscription），相关研究工作尚未开展。

[4] L. Bazin, “Turcs et Sogdiens: les enseignements de l’inscription de Bugut (Mongolie),” in: Mélanges linguistiques offerts à Emile Benveniste, Paris: Édition Peeters, 1975, pp. 37-45, here p. 43. Yoshida Yutaka, “Sogdian Version of the Bugut Inscription Revisited,” p. 101.

[5] 对泥利可汗在位时间的讨论，参见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Maurice et le Qaghan: à propos de la digression de Théophylacte Simocatta sur les Turcs,” Revue des Études Byzantines, Vol. 68 (2010), pp. 219-224。

[6] 参见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o the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pp. 315-319，中译本，页147—156；亦参见敖特根、马静、黄恬恬《惠斯陶勒盖碑文与回鹘的崛起》，页117—128。对于torog最后一个字母的发音，茅埃（Dieter Maue）和武阿勒（Alexander Vovin）观点不同，见前引文p. 317。

[7] 参见Alexander Vovi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p. 303；Alexander Vovin, “Groping in the Dark: The First Attempt to Interpret the Bugut Brāhmī Inscription,” p. 122；Alexander Vovin, “A Sketch of the Earliest Mongolic Language: the Brāhmī Bugut and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urasian Linguistics, Vol. 1 (2019), pp. 162-197。这里使用鲜卑—蒙古语系的概念替代过去的蒙古语族的概念，它可分爲鲜卑语支（包括拓跋语、吐谷浑语、契丹语等）和蒙古语支（包括13世纪以降的蒙古语），参见Andrew Shimunek, Languages of Ancient Southern Mongolia and North China: A Historical-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erbi or Xianbei Branch of the Serbi-Mongolic Language Family with an Analysis of Northeastern Frontier Chinese and Old Tibetan Phonology,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Verlag, 2017, p. 35。

[8] 参见Ė. M. Baĭtenov, “Ranne-srednevekovye nadpisi v Tarbagatae (Vostochnyĭ Kazakhstan),” in: Sbornik materialov mezhdunarodnogo nauchno-prakticheskogo seminara “Istoriko-kul'turnoe nasledie i sovremennai͡a kul'tura”, Almaty, 2012, pp. 48-51（网址：http://arheology.kz/2016-01-24-13-26-14/275-rannesrednevekovye-nadpisi-v-tarbagatae-vostochnyj-kazakhstan.html，2021年3月15日）；研究及不同意见参见Alexander Vovin, “A Sketch of the Earliest Mongolic Language: the Brāhmī Bugut and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pp. 165 & 192。

[9] 参见L. Qurčabaγatur Solongγod, Proto-Mongolian Language 1400 years ago: Studies of the Hüis Tolgoi Inscriptionn[sic](HT1), Cologne: Elias Verlag IMoFiF e.V., 2019。该书以传统蒙古文写成，所附德文、土耳其文、汉文和俄文译文参见pp. 129-136。

[10] Mehmet Tütüncü, “Birinci Göktürk Devrine ait Hüis Tolgoi Yazıtı hakkında,” Düşünce ve Tarih, Eylül 2017, pp. 54-58提出这些碑文可能是突厥语，但作者专攻奥斯曼史，并非蒙古或突厥语文学家，也并未给出论证。

[11] 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昭苏县的小洪纳海石人是爲纪念泥利可汗而建，迄今尚无令人满意的语文学研究。文本的部分内容参见吉田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出ソグド语资料》，《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VI，1990年，页73—76。石人的发现、调查和研究情况参见林梅村《小洪那海突厥可汗陵园调查记》，收于《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页259—275。

[12] Dieter Maue, “The Brāhmī Script on the Bugut Stele,” p. 109。对布古特碑形制的描述，参见吉田丰、森安孝夫《ブグト碑文》，收于森安孝夫、オチル（A. Ochir）编《モンゴル国现存遗蹟·碑文调查研究报告》，大坂，中央ユ－ラシア学研究会，1999年，页122—125。

[13]《北齐书》卷二〇《斛律羌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页267。过去一般认爲此处“突厥语”是指粟特文拼写的粟特语，参见护雅夫《突厥碑文箚记：突厥第二可汗国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リズム”》，《东洋史研究》第34卷第4号，1976年，页483—513，此处页507；L. Bazin, “Turcs et Sogdiens: les enseignements de l’inscription de Bugut (Mongolie),” p. 45。

[14]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页1—23，收于氏著《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544—582，此处页553。两碑的位置，参见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o the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p. 315地图。

[15] Denis Sinor, “Some Component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Türks,” in: Gunnar Jarring and Staffan Rosén ed., Altaistic Studies,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1984, pp. 145–159. Peter B. Gold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Verlag, 1992, pp. 121-122.

[16] Edwin G. Pulleyblank, “The ‘High Carts’: A Turkish-Speaking People before the Türks,”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Vol. 3, No. 1 (1990), pp. 21-26.

[17] 参见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o the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pp. 316 & 319；中译本，页149、155。这里使用的是我的翻译。

[18] 参见F. Rosenthal, J. C. Greenfield, S. Shaked, “Aramaic,” in: Encyclopædia Iranica, Vol. II, Fasc. 3, 1986, pp. 250-261。

[19] 参见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页13—14。

[20] 参见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收于氏著《亦邻真蒙古学文集》，页558—569；Andrew Shimunek, Languages of Ancient Southern Mongolia and North China: A Historical-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erbi or Xianbei Branch of the Serbi-Mongolic Language Family with an Analysis of Northeastern Frontier Chinese and Old Tibetan Phonology, pp. 46-65。不过，后者并未涉及柔然的语言。德福（Gerhard Doerfer）通过分析古突厥语中的借词推测柔然语属于“原蒙古语的一个已消亡的语支”，参见Gerhard Doerfer, Mongolo-Tungusica,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Verlag, 1985, pp. 163-165。武阿勒曾用同样的方法提出柔然语属于某种未知语言，参见Alexander Vovin, “Once again on the Ruan-ruan language,” in: Mehmet Ölmez et al. eds., Ötüken’den İstanbul’a Türkçenin 1290 Yılı (720-2010) Sempozyumu Bildiriler, İstanbul: İstanbul Büyükşehir Belediyesi Kültür ve Sosyal İşler Daire Başkanlığı, 2011, pp. 27-36；但他后来改变了这个看法，参见Alexander Vovin, “A Sketch of the Earliest Mongolic Language: the Brāhmī Bugut and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pp. 163-164。用已有的蒙古语语料还原汉文史料中柔然名号的尝试，参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收于氏著《塞外民族史研究》上册，东京，岩波书店，1986年，页228—236，中译本，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下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页65—84；藤田丰八《蠕蠕の国号及び可汗号につきて》，《东洋学报》第13卷，1924年，页55—70；Peter A. Boodberg, 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 Boodberg, compiled by Alvin P. Cohen, Berkeley &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p. 140-141。柔然名号中有许多属于鲜卑—蒙古语系的词缀，例如-tAi（汉字转写作“提”、“帝”等）、-čin（汉字转写作“真”等），参见拙文《麴氏高昌的突厥名号》，乌云毕力格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15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21年，页66—88；亦请关注笔者的后续研究。

[21] Dieter Maue, “Signs and Sounds,” pp. 291-296；Dieter Maue, “The Brāhmī Script on the Bugut Stele,” pp. 109-113。有趣的是，这里举的第二个例子即分隔符号的发明，显然影响了后来的古突厥鲁尼文，只是短横变成了同样方向（即与行文方向垂直）的两点。

[22] Dieter Maue, “Signs and Sounds,” p. 293.

[23] 关于元辅音和谐，参见N. Poppe, Grammar of Written Mongolian, 6th Edition,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Verlag, 2006, pp. 14-15；Marcel Erdal, A Grammar of Old Turkic, Leiden: Brill, 2004, p. 39，该书有中译本，马塞尔·厄达尔著，刘钊译《古突厥语语法》，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页38—39。

[24] 参见罗新《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学》第12辑，页50—73；收于氏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108—132，此处页127—130；罗新《柔然官制续考》，《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期，页73—97；收于氏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页133—154，此处页150—154。

[25] 例如Denis Sinor, “Türks and the Juan-juan,” in: Denis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 New York &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91-296；Peter B. Gold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pp. 76-79。

[26] 内田吟风《柔然族に関する研究》，《北アジア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京都，同朋舍，1975年，页273—318，此处页306；该文有中译本，内田吟风著，辛德勇译《柔然族研究》，收于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页37—84，此处页72；周伟洲《敕勒与柔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131—132。

[27] 《南齐书》卷五九《芮芮虏传》，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页1133。

[28] 《北史》卷九八《蠕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页3250。

[29]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页2586。

[30] 《宋书》中“学者”也有这种用法，例如“昔魏明帝时，令和承受笛声，以作此律，欲使学者别居一坊，歌咏讲习，依此律调”，参见《宋书》卷一一《律曆上》，页235。

[31] 南齐与柔然的交往，参见周伟洲《敕勒与柔然》，页116—117。需要指出的是，两国断交的原因并不是南齐使者丘冠先不拜柔然可汗被杀。丘冠先出使吐谷浑，顺路送柔然使者，后在吐谷浑被杀，事见《南齐书》卷五九《河南传》，页1137。《建康实録》从之，见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録》卷一六《河南国》，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页652。比《南齐书》后出的《南史》此处误，见《南史》卷七十三《丘冠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页1819—1820。

[32] 《南齐书》卷五九《芮芮虏传》，页1134—1135。

[33] Dieter Maue, “Signs and Sounds,” p. 291.

[34] 参见Lore Sander, Paläographisches zu den Sanskrithandschriften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1968, esp. pp. 181-183。在后来的研究中，桑德（Lore Sander）对这些字体的演变给出了絶对时间的序列，参见Lore Sander, “Remarks on the Formal Brāhmī Script from the Southern Silk Route,”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Vol. 19 (Iranian and Zoroastrian Studies in Honor of Prods Oktor Skjærvø) (2005), pp. 133-144, esp. p. 135, Table 1；不过这个序列也还有继续讨论的馀地，例如Dieter Maue, “Non-Indian Brāhmī Scripts along the Silk Roads,”（未发表，网址：https://www.academia.edu/8346125/Non-Indian_Brāhmī_scripts_along_the_Silk_Roads._2010，2021年3月15日）。

[35] Lore Sander, “Early Prakrit and Sanskrit Manuscripts from Xinjiang (Second to Fifth/Sixth Centuries CE): Paleography, Literary Evidence, and their Relation to Buddhist Schools,” in: John R. McRac and Jan Nattier eds., Buddhism Across Boundaries: The Interplay of Indian, Chinese, and Central Asian Source Materials, Taipei: Fo Guang Shan Foundation for Buddhist and Culture Education, 2012, pp. 26-49, here pp. 33-34.

[36] 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八《摩诃鉢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页289—290。最早注意到这条材料的是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京都，森江书店，1914年，页403—404，该书有中译本，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页206—207。

[37] 参见Michaël Peyrot,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Tocharian B, New York: Rodopi, 2008, pp. 204-206，特别是pp. 205-206的图表。

[38] 吐火罗文A和据史德文现存写本年代在7世纪中叶以后，前者参见Ogihara Hirotoshi, “Fragments of Secular Documents in Tocharian A,” Tochar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 Vol. 15 (2014), pp. 103-129；后者参见荣新江《所谓‘Tumshuqese’文书中的‘gyāźdi-’》，《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VII，1991年，页1—12。婆罗米字母拼写的回鹘文和粟特文年代要迟至9至10世纪，前者参见A. Róna-Tas, An Introduction to Turkology, Szeged, 1991, p. 69；后者参见Dieter Maue and Nicholas Sims-Williams, “Eine sanskrit-sogdische Bilingue in Brāhmī,”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54, No. 3 (1991), pp. 486-95, esp. pp. 492-493，Nicholas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manuscripts in Brāhmī script as evidence for Sogdian phonology,” in: Ronald E. Emmerick et al. eds., Turfan, Khotan und Dunhuang. Vorträge der Tagung “Annemarie von Gabain und die Turfanforschung” veranstaltet von der Berlin-Brand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Berlin (9.-12. 12. 1994),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6, pp. 307-15, esp. p. 308。

[39] Lore Sander, “Early Prakrit and Sanskrit Manuscripts from Xinjiang (Second to Fifth/Sixth Centuries CE): Paleography, Literary Evidence, and their Relation to Buddhist Schools,” p. 38.

[40] 关于这种字体，参见Lore Sander, Paläographisches zu den Sanskrithandschriften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p. 181。

[41] 与茅埃的私人通信，2020年5月26日。茅埃老师赐示了两碑古文字学方面许多未发表的见解，谨此致谢。

[42] 《魏书·西域传》记焉耆“文字与婆罗门同”，也许暗示当地有婆罗米字母拼写的吐火罗文，但现存该传抄自《北史》，这使得我们难以确定这个叙述对应的年代是5世纪还是6世纪，参见《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焉耆》，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页2456；《北史》卷九七《西域传·焉耆》，页3216。

[43] Lore Sander, “Early Prakrit and Sanskrit Manuscripts from Xinjiang (Second to Fifth/Sixth Centuries CE): Paleography, Literary Evidence, and their Relation to Buddhist Schools,” p. 37.

[44] 沙门释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卷一《自发迹长安至度葱岭·鄯善国》，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页7。

[45] 沙门释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卷一《自发迹长安至度葱岭·焉夷国》，页8。

[46] 与茅埃的私人通信，2020年5月26日。

[47] 参见Sir Gerard Clauson, “The Origin of the Turkish ‘Runic’ Alphabet,” Acta Orientalia, Vol. XXXII (1970), pp. 51-76；A. Róna-Tas, An Introduction to Turkology, pp. 57-58；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2002, pp. 180-203，该书有中译本，魏义天著，王睿译《粟特商人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127—145。

[48] 参见D. Kara, Knigi mongol'skikh kochevnikov (sem' vekov mongol'skoĭ pis'mennosti), Moskva: Nauka, 1972, pp. 15-20 & 27-32，该书有中译本，Д·卡拉著，范丽君译《蒙古人的文字与书籍》，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9—13、20—25。关于畏兀体蒙古文创制的不同观点，参见D. Tumurtogoo ed., Mongolian Monuments in Uighur-Mongolian Script (XIII-XVI Centuries): Introduction, Transcription and Bibliography, Taipei: Academia Sinica, 2006, pp. 2-3。

[49] 涉及这一问题的论著包括：松田寿男《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学的研究》，东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70年，页136—165，该书有中译本，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页158—191；余太山《柔然与西域关係述考》，《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页71—81、84—85；收于氏著《㘙哒史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页193—216；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页331—333、360—363、365—369、373—388。

[50] 《北史》卷九八《蠕蠕传》，页3250—3251。

[51]《资治通鑑》卷一一二晋纪三四安帝元兴元年，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页3591。

[52] 内田吟风据《魏书·西域传·焉耆》未记这一时期有战事，否认这条材料，参见内田吟风《柔然族に関する研究》，页28，中译本，页47。但这一説法不能成立，因爲这一时期北魏与西域之间还隔着几个政权，不可能全面掌握西域的情况。

[53] 《梁书》卷五四《诸夷传·西北诸戎·滑国》，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页812。对这条史料的解读，参见余太山《柔然与西域关係述考》，收于氏著《㘙哒史研究》，页207。

[54] 柔然控制伊吾，参见松田寿男《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学的研究》，页138—139，中译本，页161—162；余太山《柔然与西域关係述考》，收于氏著《㘙哒史研究》，页194—195。

[55] 余太山《柔然与西域关係述考》，收于氏著《㘙哒史研究》，页197—199。

[56] 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页331—333、361—362、365—369、373—376。作者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后两个政权与柔然是相互利用而非臣属关係。

[57] 《通典》卷一九六《边防十二·北狄三·蠕蠕》，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页5378。

[58] 松田寿男《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学的研究》，页150，中译本，页175；余太山《柔然与西域关係述考》，收于氏著《㘙哒史研究》，页201—202。

[59] 《北史》卷九七《西域传·高昌》，页3213。柔然对高昌的控制，有大量使用柔然年号的吐鲁番文书可证，兹不赘引。

[60]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页2586。

[61] 松田寿男《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学的研究》，页146—148，中译本，页171—173；余太山《柔然与西域关係述考》，收于氏著《㘙哒史研究》，页200。王素已敏鋭地指出它们“均误”，参见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页365—366。

[62] 参见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页367—369、379—380。

[63]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卷一三《兴福·齐上定林寺释法献》，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页488。

[64] 参见荣新江《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係》，《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页4—14，此处页11—13。该文书的图版和録文，参见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页162—163。

[65] 《北史》卷九七《西域传·于阗》，页3210；《资治通鑑》卷一三二宋纪一四明帝泰始六年，页4225。

[66] 参见殷晴《古代于阗的南北交通》，《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页85—99，此处页95—99。

[67] 《北史》卷九七《西域传·高昌》，页3213。具体年代有争议，但都在490年前后。参见余太山《柔然与西域关係述考》，收于氏著《㘙哒史研究》，页211—212；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页270—275。有学者认爲阿那瓌时代柔然再次控制了高昌，参见钱伯泉《从〈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状〉看柔然汗国在高昌地区的统治》，敦煌吐鲁番学新疆研究资料中心编《吐鲁番学研究专辑》，乌鲁木齐，敦煌吐鲁番学新疆研究资料中心，1990年，页96—111，此处页107，但此说无据。

[68] 柔然受佛教影响，前人已有一些研究，参见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页292—293，中译本，页154；周伟洲《敕勒与柔然》，页132—133。

[69]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卷八《义解五·齐京师灵根寺释法瑗》，页312。

[70] 这些材料包括：“永平四年（511）九月，丑奴遣沙门洪宣奉献珠像”，《北史》卷九八《蠕蠕传》，页3257；鄯善出土大同元年（535）《佛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卷题记“散骑常侍淳于□□□于芮芮，愿造《金刚般若经》一百分”，此处淳于或指“掌柔然文墨”的淳于覃，参见许云和《鄯善出土〈佛説佛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卷题记考》，《文献》2015年第3期，页56—60，不过此説未必成立；云冈石窟茹茹可敦题记，年代约在534—552年，参见周伟洲《关于云冈石窟〈茹茹造像铭记〉——兼论柔然的名号问题》，《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页70—74。

[71] 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三十四国·阿耆尼国、屈支国》，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页48、54；Lore Sander, “Early Prakrit and Sanskrit Manuscripts from Xinjiang (Second to Fifth/Sixth Centuries CE): Paleography, Literary Evidence, and their Relation to Buddhist Schools,” p. 49。

[72] 参见罗新《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收于氏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页111；罗新《高昌文书中的柔然政治名号》，《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页35—41；收于氏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页155—165，此处页164。

[73] 参见W. Bang, “Anhang,” in: Josef Marquart, Die Chronologie der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Leipzig: Dieterich’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898, p. 99, n. 2；Paul Pelliot, “Note sur les Tou-yu-houen et les Sou-p’i,”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20, No. 5 (1920-1921), pp. 323-331, here p. 329；Sanping Chen, “Son of Heaven and Son of God: Interactions Among Ancient Asiatic Cultures regarding Sacral Kingship and Theophoric Nam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Third Series, Vol. 12, No. 3 (2002), pp. 289-325；罗新《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收于氏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页130—132。

[74] 参见Christopher P. Atwood, “Some Early Inner Asian Terms Related to the Imperial Family and the Comitatus,”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56 (2012/2013), pp. 49-86, here pp. 61-68；Manfred Mayrhofer, Kurzgefaßtes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s Altindischen, Band II: D-M, Heidelberg: Carl Winter Universitätsverlag, 1963, pp. 609-610.

[75] 粟特人墓志中有官名“摩诃大萨保”，参见张乃翥《中原出土文物与中古祆教之东浸》，《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3期，页29—39；吐鲁番文书中有人名“摩诃演”，参见荣新江《吐鲁番新出送使文书与阚氏高昌王国的郡县城镇》，《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页21—41。亦见于传世文献，兹不赘引。

[76] Coblin, W. South, A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Northwest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 7,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4, p. 58.

[77] Yutaka Yoshida, “Further Remarks on the Sino-Uighur Problem,” Researches in Asian Languages, Vol. 3 (2000), pp. 1-11, here pp. 9-11.

[78] 《北史》卷九八《蠕蠕传》，页3256、3258、3261、3265。

[79]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页122—123。

[80] Douglas Q. Adams, A Dictionary of Tocharian B Revised and Greatly Enlarged, Armsterdam and New York: Rodopi, 2013, p. 477.

[81] 本文所引早期中古音（EMC），悉据E. G. Pulleyblank, 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Vancouver: UBC Press, 1991。

[82] 参见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页197—199；Manfred Mayrhofer, Kurzgefaßtes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s Altindischen, Band II: D-M, p. 453。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构拟出*balaman与之对应，过于牵强，参见Peter A. Boodberg, 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 Boodberg, p. 134。

[83] 《北史》卷八九《綦母怀文传》，页2940；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二六《感通上·魏洛京永宁寺天竺僧勒那漫提传一》，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页977—978；内田吟风《柔然族に関する研究》，页306，中译本，页72。

[84] 《南齐书》卷五九《芮芮虏传》，页1133。“希利垔”（EMC *xɨj-li-ʔjin），周伟洲以爲“新疆或中亚一带民族的姓氏”，参见周伟洲《敕勒与柔然》，页90，但他很可能就是柔然人。这个名字的前半部分“希利”原语显然是鲜卑、柔然、突厥语共有的el（国家），关于该词，参见罗新《柔然官制续考》，收于氏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页140；关于词首辅音h，参见Louis Ligeti, “À propos du Rapport sur les Rois Demeurant dans le Nord,” in: Études Tibétaine dédiées à la mémoire de Marcelle Lalou, Paris: Adrien Maisonneuve, 1971, pp. 166-189, here pp. 188-189；Nicholas Sims-Williams, “Ancient Afghanistan and Its Invaders: Linguistic Evidence from the Bactrian Documents and Inscriptions,” in: Nicholas Sims-Williams ed., Indo-Iranian Languages and Peopl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25-242, here p. 235以及拙文《麴氏高昌的突厥名号》中讨论的“希菫/近”对译irkin的用例。这个名字的后半部分“垔”应与鲜卑、柔然、吐谷浑名号中的“引”、“寅”原语相同，或许是属格词缀（genitive suffix），例如对吐谷浑“戊寅可汗”的语源分析参见Andrew Shimunek, Languages of Ancient Southern Mongolia and North China: A Historical-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erbi or Xianbei Branch of the Serbi-Mongolic Language Family with an Analysis of Northeastern Frontier Chinese and Old Tibetan Phonology, pp. 190-191。

[85] 王国维《西胡考》（上），收于氏著《观堂集林》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页607—608。

[86] 敦煌出土4世纪初的粟特文古信札展现了成熟的粟特文信件邮递网络，参见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 pp. 46-48，中译本，页25—26。

[87] 我只能找到两条粟特人爲柔然服务的证据，即虞弘和安吐根，但二者年代都很晚，似乎也没有很大的影响力。当然，虞弘是否属于粟特人尚存争议。参见张庆捷《虞弘墓志考释》，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145—176；《北史》卷八〇《安吐根传》，页3047。几部有关中古时期粟特人活动的最重要的著作都没有专门讨论柔然帝国的粟特人，例如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88] 《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页1067。参见田馀庆《〈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国史之狱的史学史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页51—64，此处页51—52；收于氏著《拓跋史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页217—243，此处页218；川本芳昭《东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诸民族と国家》，东京，汲古书院，2015年，页63—76，该书有中译本，川本芳昭著，刘可维译《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页74—91。

[89] 参见胡鸿《纸笔驯铁骑：当草原征服者遇上书面语》，收于童岭主编《皇帝、单于、士人：中古中国与周边世界》，北京，中西书局，2014年，页112—123；又收于氏著《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页293—304，特别是页295—296。

[90] 《北史》卷九八《蠕蠕传》，页3266。

[91] 例如，苗润博利用一份很可能是辽朝官修史书的俄藏契丹大字写本，论证辽朝很可能採用了契丹文、汉文双轨的记史制度，且契丹文纔是主轴。这就大大衝击了学界此前对辽代契丹文重要性的认识。参见苗润博《〈辽史〉探源》，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页10—12。

[92] 例如藤枝晃《文字の文化史》，东京，岩波书店，1971年，页201—209，该书有中译本，藤枝晃著，翟德芳、孙晓林译《汉字的文化史》，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年，页101—104。日文的情况稍显複杂，儘管目前所见最早使用万叶假名拼写日语专名的稻荷山古坟铁剑铭可追溯到471年，但它的文本语言终究是汉语，日语文本最早出现于7世纪，即和化汉文和万叶假名文，参见冲森卓也《日本语全史》，东京，筑摩书房，2017年，页24—37。

[93] 参见罗新《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收于氏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页130—132；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页61。罗新解释这种断裂，主要的思考方向是论证东胡的政治文化传统笼罩后匈奴时代的草原；柔然文的发现带给我们的新启发是，柔然时代西域的文化面貌已发生了质的改变，来自印欧语人群的文化影响也大大超过了匈奴时代。

[94] Alexander Vovin, “Groping in the Dark: The First Attempt to Interpret the Bugut Brāhmī Inscription,” p. 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