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鸥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中的批判传播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71 次 更新时间:2021-10-10 13:16

进入专题: 马克思主义   批判传播学   中国化  

陈鸥帆  

摘要: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在21世纪以来获得长足发展,新时代以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思想中国化逻辑路径中的新进一环。历经30年学术引介和积淀之后,中国批判传播研究新兴力量通过持续组织文献译介、社会调研、中国本位理论研讨等实践形式,全面调动中青年学者、高校学生、海内外华裔学者关注和回应"全球-中国"新闻传播结构性、深层次现实问题;引领并组织欧美及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批判传播学者有意识地将研究关注从西方主导话题,转移到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传播与社会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把握当代全球传播的枢纽性问题,将马克思主义脉络中的全球多元批判理论资源吸纳整合进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和社会历史发展逻辑中;推动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全方位复归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视野和实践本质;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主体性;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生态;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把握文化政治领导权和在全球范围构建理论话语权的重要实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闻学; 批判传播研究; 整体性视野; 中国本位; 实践理论主体性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有力回应现实,配合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协同发展,积淀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随着中国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以及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传媒生态、新闻传播实践都在急剧发生变化,而沿袭传统视野和思路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学院化、教条化倾向;主流传播学研究则日益内卷化,既不能有效解释中国新闻传播深层次问题,又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之间日益形成张力。中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召唤具有全局观、纵深性、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指导实践发展。

21世纪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读中国新闻传播主要矛盾、回应时代召唤方面已经进行了有效探索。其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既有成果与其他理论和多元话语资源之间进行对话互补的理论创新途径;其超越方法论民族主义局限,从全球视野激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新的理论想象力,构建信息时代整体性、建设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体系的实践;其在全球话语权力从西方国家向其他国家转移的过程中所具备的敏感的机遇意识,对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话语主体性的构建与阐扬等,都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思想中国化的创新探索。

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21世纪之初,批判传播相关研究传入中国(以达拉斯·斯迈斯访华为起点)近30年,一直处于主流之外的“潜流”状态,甚至一度被认为在中国传播研究视野里“失踪”1。因此,对于一些学者来说,上述判定所引发的效应可能正如清代诗人袁枚诗咏桂林独秀峰所言,“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峰插南斗”。一方面,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在21世纪以来渐渐成长之际,也正是中国数字媒体技术突飞猛进之时,三网融合、媒体融合、传统媒体转型、社交媒体崛起等诸多新情况层出叠现,这些问题自带科学与发展的重彩光环,很快形成了“媒介中心”漩涡,吸引了大量研究关注;这些发展与变革并与深刻转型的中国社会复杂现实交汇纽结,产生了更为纷繁庞杂的问题情境,此前为数不多曾经关注过中国批判传播研究的学者也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多元的志趣分化。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对批判传播研究视而不见的惯性,所持“宏观抽象”“只破不立”的刻板印象也在延续;既有的学术霸权和对实证研究方法论的迷思又使一些年轻学者确确实实感受到选择批判传播研究方向所面临的学术政治挑战。[1]所以,几乎默默无闻走完前30年引介和积淀之路的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其持续引进新论、延展理论经纬、在地化生长创新的过程也是波澜不惊。尽管如此,在解读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复杂的结构性、系统性、方向性问题时,21世纪以来,批判传播研究全球社会历史整体性视野的广度与深度,超越西方中心主义、资本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阐释高度与力度,跨文化文明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关怀温度与厚度,在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各种理论范式中独树一帜,是构建并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政治领导权的重要实践,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在全球范围内构建理论主体性和话语权的重要实践。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因此成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思想中国化逻辑理路中的新进一环。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进路与新时代批判传播研究的创新表达


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思想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有着内核统一、薪火相传的清晰发展历程:

其一,继承延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甘惜分等老一辈学人是先驱,童兵、郑保卫、陈力丹等一批中坚力量及其研究成果是主要代表。他们从建党、建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体纲领和具体指导的视野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与实践、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共新闻理论与实践进行梳理和系统总结。

其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该论题起始于2001年全国新闻战线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活动,围绕该活动和2003年的“三项学习教育”活动2、2016年2月习近平召开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产生了三次明显的研究高峰。该研究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一脉相承,作为应对21世纪新闻传播生态发生剧烈变化的理论回应和实践指导应运而生。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回应时代变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相关学者对其思想内涵、实践价值和创新意义等均有深入阐述。高校新闻院系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也在这一阶段渐次展开。

其三,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并列举了11个学科,其中包括“新闻学”,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随之勃兴。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适应国家实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的必然发展,是中国新闻学回应新时代国家治理、全球秩序调整,参与并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掌握全球文化政治话语权的重要支柱。这一领域汇集了诸多老中青学者,相关成果彰显了鲜明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

其四,批判传播研究视角开启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思想中国化研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日益深化,在宏观与微观层面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三体”建设,必然要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一体化、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及文化生活形式一体化的“三体霸权”过程及后果做出全面回应和突破性、超越性思考。全球视野、中国立场的批判传播研究因此成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体系这一“宏大叙事”的创新思路。

(一)中国批判传播研究的历史进阶: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

批判传播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之间的关系有鲜明的历史阶段性特征:

中国批判传播研究的第一阶段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90年代末淡出。1970年代初和1970年代末,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奠基者达拉斯·思迈斯两次来访,实地深入调研中国传播政策和实践,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传播理论和实践与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的历史性对话关系,但思迈斯中国之行没有在国内学界引起关注和反响。[2]1978年~1989年间,欧美“批判学派”传播研究著作开始大量翻译进国内,登载于新闻专业期刊,但在新闻学界遇冷。[3]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如台湾学者张锦华首先介绍并比较系统地整理了批判学派理论;大陆学者张藜、王志兴及郭庆光等分别做了介绍和初步探讨;黄煜翻译了第一本批判传播研究著作《权力的媒介》。[4]90年代初以来,相关研究有小幅增量,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李彬、郭庆光对批判学派源流、方法,及其与经验学派比较的全面爬梳;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王怡红翻译出版了赫伯特·席勒的名作《思想管理者》。第一阶段虽跨度长达近30年,但相关研究基本没有超越翻译、介绍和简要阐释的范畴。鲜有的例外是暨南大学吴文虎于1997年出版的《广告的符号世界》。该著作将广告学与罗兰·巴特、索绪尔等符号学理论以及社会学结合起来,从符号学角度分析广告现象,既是国内最早的广告符号学方面的论著,也堪称最早进行创新实践的批判传播研究。

与新闻传播学界“冷落”批判传播研究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批判学派理论在哲学、文艺理论等人文学界得到重视与阐扬。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绵延至20世纪初,由知名学者主编的“文化与传播”译丛“大众文化研究译丛”等丛书,都收录了批判学派和批判传播研究的经典文著;国内一些知名思想文化刊物如《读书》《文化研究》等也成为批判学派的主要研究阵地。[5]它们为国内的批判传播研究培育着土壤,孕育着生机。

第二阶段,约略处于21世纪的前10年左右,批判传播研究受到更多新闻传播学者的重视,引介范围扩大,研究内容深化。21世纪伊始,中国传媒大学陈卫星就获批并主持了“西方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国家社科研究课题,并出版著作《传播的观念》(2004)。欧美各国批判传播研究的重磅成果得到了更为广泛的翻译引进,比如法国阿芒·马特拉的《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2001);美国丹·席勒的《数字资本主义》(2001),爱德华·赫尔曼和罗伯特·麦克切斯尼的《全球媒体: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传教士》(2001),文森特·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2000);英国约翰·费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2001),斯图尔特·霍尔的《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2004);等等。这些译著与哲学、文艺理论界的相关译丛形成呼应与共振。不过,哲学和文艺理论界的相关积淀更为深厚,对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研究等各种批判理论已经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应用;而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在自主创新方面的发展则主要集中于文化研究及其与之互有交集的传播符号学领域。以李彬为代表,不仅发表了大量论文,而且出版了专著《符号透视:传播内容与本体诠释》(2003);赵斌、范红等当时的青年学者和一些硕士博士研究生也在应用传播符号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中外新闻传播内容和话语方面提出了颇多创见。[6]

一些学者也在这时对“批判学派”也产生了反思甚至质疑。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大众媒介在市场条件下出现一系列勾连繁复的问题,“逼仄的经验实证研究”难以应对[6],独立意识和本土关怀开始觉醒的学人已经对经验学派的局限与支绌展开反思。批判学派虽然不曾得到过类似经验学派那样的关注,却在经验学派遭遇反思的同时,也被纳入反思之列。刘海龙认为引进过程中,学者们误读了批判传播学派,仅把它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的揭露,而不是解剖中国问题的手术刀;在既有新闻理论体系中“同化”了批判学派,没有对其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进行深刻理解。[3]胡翼青和吴雷认为,是先有了批判学派这个概念或对于欧洲传播学“他者”形象的确立,才有了批判学派的历史脉络;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可以被称为批判学派的研究主体;是20世纪70年代传播学科话语权的斗争催生了这个概念,但将所有批判理论都纳入“经验-批判”二元框架,其实终结了不同批判思想之间的差异并消灭了它们的主体性。[7]对传播学经验学派和批判传播研究的双重反思既是引进阶段渐趋“尘埃落定”、研究即将走向深入阶段的自然现象,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传播研究在自主创新方面尚“无为在歧路”。

(二)中国批判传播研究的历史进阶:第三阶段

与此同时,批判传播研究新一轮“西风东进”进而转为“东风强劲”的新变局也正风起青萍之末。21世纪以来,以阐扬批判传播理论而著称的加拿大华裔学者赵月枝频频回国,2007年率先在武汉大学“开坛”讲授传播政治经济学,同年在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陆续开课;此后数年她的讲学足迹几乎遍布京沪新闻传播研究院所重镇,对批判传播理论的传播与研究倾注大量心力。归国之前,赵月枝在西人主导的国际学界堪称是中国大陆走出的第一位卓有建树的传播批判学者;回国之后,赵月枝结合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实践以及新闻传播实践做出了系列批判传播理论探讨,富有洞察力、想象力与开拓性。[8]

第一阶段引进的批判传播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之间存在张力,即便西方马克思主义脉络中的批判理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之间也有着“橘生淮北”和“橘生淮南”的差别。第二阶段的中国批判传播研究不仅尝试将西方理论(如符号学)具体应用于中国新闻传播现象,而且以赵月枝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开始与中国历史实践和新闻理论进行自觉对话。所谓对话,其实是各自处于原有视野之中的双主体之间展开的思想交流,有效的对话必然引起双主体之间的视域融合以及由此融合所引发的双主体对各自原视野的检视,从而视域融合其实是主体视野的双向建构的实现,其对象化则是思想创新的呈现。赵月枝本人就承担了这样一个“双主体”的角色,她在《我的跨国学术,我的跨国体验》一文中自言1986年本科毕业赴加拿大留学时,“我当时从一个社会主义的东方民族国家到一个资本主义的西方民族国家的‘出国’旅程则意味着,我……的思考离不开对东西方关系、民族国家范畴,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一对相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概念的审视。”[9]1997年,她又再次“出国”,在信息化资本主义时代的国际劳动分工中,作为“跨国知识劳工”被美国引进,这时她的两本著作《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和《中国的媒体、市场与民主》也即将在加拿大和美国出版,人生阅历和学术努力促成了她的双重研究视野走向成熟。彼时,赵月枝开始发表中文论文,世界结构中的中国社会传播、中文传播学术的理论主体性问题成为她的主要观照。在双重视野下构建理论主体性既成为她新的自我超越课题,也在她频频回国努力传道和奋力开道的过程中外化为系列成果,并与郭镇之、吕新雨、李彬、卜卫、吴靖、洪宇等学者产生学术共鸣,共同影响形成了一支中青年学术力量,助推且引领了中国批判传播研究进入第三个阶段。

中国批判传播研究的第三阶段,大体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至今。如果说21世纪第一个十年已经奏响了批判传播研究中国化的序曲,那么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在第三阶段奏响的主旋律则是自觉融汇入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思想中国化的逻辑进路,并在这一过程中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视野的拓展和重构。

世纪之交,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社会生活全方位冲击导致的三农、下岗、住房、医疗、教育、环保等重大社会问题浮出水面,一度被忽略的阶级、政治经济权力关系问题不可回避,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造成负面影响之后,赵月枝率先将批判传播理论实质性应用于中国在地研究实践,对中国媒体商业化和产业化唯西方垄断资本马首是瞻的取向,对一些学者忙于建构以“美国主流”为基本参照的新闻传播学,提出了犀利的批评;她指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新闻传播学基础理念,就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何去何从的问题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明确提出中国情境的传播实践无法孤立地放置于自身内部来看待和分析,而需要看到它与全球实践之间的关联,才有可能对自身进行准确认知与判断。[1]循此路径综观中国批判传播研究第三阶段的鲜明特质,乃是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方法论民族主义倾向和美国主流传播学主导的线性思维、科学迷思,以全球视野观照中国问题,构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总体性思维和系统性框架;调动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研究的各种力量、视角和方法,建立多声部有机互动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在这一过程中积极对话并重新阐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效果历史,构建有解释力、建设性、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系统及其话语主体性。

21世纪中国社会状况和新闻传播领域的问题也使得学术感知尤为敏锐的青年学人和学子体认到批判传播理论视野及其研究的当代适切性,所以利用国外访学、留学等机会搜集欧美批判传播学派的相关一手资料,并在硕博士毕业论文中密切关注批判传播学理论发展。其中虽主要仍是以学术谱系的梳理为主,但已经超越中国批判传播研究第一阶段的译介层次,而是进行更为系统、细致的辨析和阐释。近20年来,一些毕业论文已经朝向运用批判传播理论分析中国新闻传播现实问题的方向发展。4这些工作,为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奠定了更为扎实的基础,拓展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其实,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创新发展与批判传播研究,是看似“矛盾”的一组的存在。因为在通常的研究框架里,新闻学不能与传播学通约(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与主流传播学在意识形态背景和具体研究方法上更是区隔显著);再者,马克思主义脉络中的批判传播理论虽然与中国新闻学传统有着共同的理论渊源,但二者生长于不同的历史逻辑脉络和社会文化生态中;面对各自现实语境中的具体问题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创新发展需要“立”,而欧美批判传播研究似乎更着力于“破”。那么,二者如何融会贯通?其源流承续与发展逻辑之间的关系有待厘清。对于这些问题,以赵月枝为代表的中国批判传播研究从复归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实践特质,持续提炼并系统关注中国新闻传播关键问题,自觉延续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传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学等几方面做出了解答。


二、新时代中国批判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践特质的中国本位探索


2011年,赵月枝的批判传播研究成果《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在国内出版,可谓中国批判传播研究的第一部标志性作品。该书系统阐释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深刻剖析了当代中国和世界新闻传播领域的诸多重大命题和热点现象,深度追问传播系统控制权不平等分配问题,以及现有社会结构和社会不平等是如何被呈现为自然而不可避免的,进而被合法化的;在此基础上,凸显社会抗争,探讨现有不平等状况的可替代性方案。此前,赵月枝在国内期刊上已发表了多篇批判传播研究论文,致力于原创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体系,其批判力与建设性也已产生广泛影响。

通过深入的学术交流,赵月枝与学术志趣相投的吕新雨、卜卫、李彬、吴靖、洪宇等学者一道,通过著述、讲座、授徒、学术研讨等方式,引领和培育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学术共同体在理论传播与建设过程中成长壮大,华东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的新闻学院,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等学术重镇涌现出一批青年学者致力于此,成为中国批判传播研究的新兴力量,共同聚焦于如何既以中国为题目,又以中国为方法,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传统并开辟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新视野。

(一)复归马克思主义实践特质的理论建设之路

以行动为语言,而不是“言语即行动”。21世纪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批判传播研究通过全方位的、持续性且有内在联系的多种学术行动,超越学院派的理论演绎苑囿,其学术发展之路复归并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引介、翻译、出版西方批判传播学经典文献和最新研究成果,致力于保障中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对话的信息对称与见识平等。这方面主要形成了两套译丛书系:一是2010年前后由赵月枝、曹晋主编的“未名社科·传播政治经济学译丛”,代表作品如《数字化崇拜》(2010)、《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2012);二是2015年前后由赵月枝、吕新雨主编的“批判传播学”系列译丛,代表作品如《马克思归来》(2016)、《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兴起》(2018)。译丛之外,赵月枝、曹晋引进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英文读本》(2007)、姚建华主编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2019)等也均堪经典之作。

二是以中国新闻传播现实问题为导向,组织国内外学者、研究生、本科生、留学生等进行不同层次的社会实践活动和城乡下沉调研。探讨弥合中国新闻传播的城乡差别、数字鸿沟,进而探讨消解中国传播东西不平衡,乃至全球传播南北不平等问题;致力于构建内含整体性城乡关系视野,将新闻传播实践及其理论研究嵌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中,进而嵌入全球政治经济传播格局大结构中进行立体分析的中国新闻传播学。代表性案例如由赵月枝倡导成立的河阳乡村研究院所组织的系列调研和研讨活动;赵月枝创立的河阳论坛所举办的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及乡土中国调研活动;由赵月枝、吕新雨领衔创立,由国内批判传播研究学术共同体成员参与维护、及时跟进发布国内外批判传播理论发展动态的“批判传播学”公众号宣传平台建设;等等。

三是吸纳全球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脉络中的多元话语资源,结合田野调查和社会调研实践,进行跨文化批判理论建设与创新,及时回应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问题。由此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并于2015年前后整理出版为国内第一套批判传播学文论书系。代表性著作如《学术、传媒与公共性》(吕新雨)、《传媒公共性与市场》(冯建三)、《批判传播研究:危机与转机》(吕新雨、赵月枝编辑)、《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赵月枝);代表性论文如吕新雨《新媒体时代的“未来考古”——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传媒变革》,赵月枝《从全球到村庄:传播研究如何根植乡土中国》,王维佳《新时代的知识挑战:中国新闻传播研究面临的几个历史性问题》,王洪喆《重访工人阶级文化空间:工人文化宫与社会主义的空间政治》,赵月枝、沙垚《重构中国传播学》,吴畅畅《中国电视综艺的二律背反(1997—2017)——基于政治经济与社会转型的视角》等。

四是由赵月枝和多位国内学者相继领军所组织的东西方、全球东方南方批判传播学术互动活动。2002年由郭镇之主持,海外学者赵月枝、洪浚浩协助,邀请了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丹·席勒(Dan Schiller)、文森特·莫斯可(Vicent Mosco)、卡拉·诺登斯顿(Kaarle Nordenstreng)、珍妮特·瓦斯可(Janet Wasko)等多位学者来到中国参加“国际关系与文化传播”研讨会(次年陈卫星主编会议论文集《国际关系与全球传播》出版)。这是西方著名批判传播学者第一次在中国传播学界集体亮相,也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个开端。自此以后近20年来,中国学界与欧美、亚非等地一些代表性批判传播学者的交流从未间断。特别是近10年来,通过批判传播学年会形式,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学术共同体联络起全球批判传播研究的主要学术重镇,比如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英国累斯特大学和伯明翰大学;同时促进了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新闻院系分别与国际批判传播学界建立比较密切的学术联系,形成了常规的交流渠道。默多克、莫斯可、丹·席勒、萨米尔·阿明等国际知名的批判传播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林春、曹天予等海外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华裔学者,冯建三(台湾)、邱林川(香港)等批判学者都被动员参与到中国批判传播研究的学术场域中来,共同关注兼具中国特殊性和世界普遍性的批判传播主要问题:一是当代马克思理论的创新发展,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重读和再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消费资本主义文化和数字资本主义危机中的新运用等;二是传播和学术的公共性问题,探讨传播公共性的内涵,以及构建公共性传播和公共性学术的可能性及阻力等;三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并基于多样化的全球实践来探讨“怎么办”的问题,寻找现有不平等秩序的替代性方案。[1]以此为依托,赵月枝在故乡浙江倡导成立了实体性国际人文交流中心,以进一步促进国内国外的理论动员和批判传播研究在中国的落地发展。

(二)十年批判传播研究年会的中国本位探索

在21世纪以来中国批判传播研究的多种学术实践活动中,迄今坚持10年的批判传播学年会犹如一条红线,贯通连缀起十多年来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多元关注,既是中国批判传播研究视野对“全球-中国”新闻传播的结构性、深层次现实问题地持续关注、提炼及其系列回应表达,也彰显出中国批判传播研究的理论探索及其嬗变发展逻辑。

系列年会的预备会可追溯至2010年12月,复旦大学举办主题为“重构批判研究的理论视野——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理论”国际研讨会。“知名学者席勒(Dan Schiller)、默多克(Graham Murdock)、米汉(Eileen R.Meehan)、斯帕克斯(Colin Sparks)、赵月枝以及卜卫、黄煜等,齐聚……参加新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理论国际研讨会,交流研究新马克思主义传播批判理论的心得体会,商讨在中国推进新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理论学术研究计划。”[10]这次会议上提出了筹建复旦大学“新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研究中心”的构想。赵月枝表达了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在面向西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全球视野中,进行不同维度的马克思主义对话与合作的学术重构思路。这是20世纪70年代初批判传播研究进入中国以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学术力量第一次明确以“批判理论”为主题聚拢一堂,共同关注批判传播研究在中国如何落地发展的问题。

第一届批判传播学年会于2011年5月在复旦大学举行,主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会议暨“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成立大会。默多克、丹·席勒、文森特·莫斯可、赵月枝等来自英美加的著名批判传播学者参会,与童兵、冯建三、吕新雨、丁伯铨等国内知名学者一道,就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中,传播实践与传播体制既助推着社会变迁又面临自身深刻转型的问题,如何继承与应用具有宏大社会历史视野和人类解放终极价值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分析问题进行了多维探讨。第一届年会在两个层面开启先河:一是建立了国内第一个从批判传播研究角度开启马克思主义新视野的研究基地;二是东西方学者从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国内外传播与社会关系方面的诸多重大议题进行了初次深入广泛的交流。

第二届批判传播学年会于2012夏由赵月枝所在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与中国传媒大学两地分别举办学术活动共襄而成。两校通过两地互通的学术活动,达成了共同培养新闻传播人才的共识和协议,批判传播研究为创新国际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机制搭建了桥梁。

第三届批判传播学年会于2013年7月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主题是“马克思回来了”。本次年会同时也是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的成立大会,赵月枝被聘任为这个国内第一家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的所长。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一些卓有建树的国内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学者外,海峡两岸的青年学人学子以及华裔留美学生成为主要参会群体。会议的重要议程是成立翻译工作坊,参会的青年学人和学子根据个人所长自愿领取翻译任务,并由赵月枝领衔和协调,共同翻译欧美批判传播研究的最新论文集成果《马克思归来》。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马克思,每个地方也都有自己的马克思,《马克思回来了》就是网络时代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中青年学者针对现实问题的新锐之作。这次集体翻译活动同时也是青年学人的集体学习,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开始调动与整合当下全球各地马克思主义研究脉络中的传播学者在地化探索,为构建本土研究的开阔视野奠定基础。

第四届批判传播学年会于2014年7月在复旦大学举行,主题是“中国媒体的政治坐标”,由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复旦大学童兵教授在开幕致辞中指出,“本次年会有别于以往从经济和技术视角研究中国媒介的思路,以‘中国媒体的政治坐标’破题,从政治的视角考察中国媒介并深刻反思媒介与党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与人民群众的关系。”[11]伴随媒介技术和媒体商业化发展,中国传媒的理念、实践甚至整体生态的问题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都相当突出,本届批判传播年会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新闻传播重大问题进行直接回应。

第五届批判传播学年会于2015年3月在浙江省缙云县召开,是主题为“构建平衡互哺的城乡关系”的首届河阳论坛所举办的“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年会与河阳论坛及其学术周活动,由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缙云国情调研基地、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等联合举办。河阳论坛是由赵月枝倡导成立的乡土中国建设思想交流平台。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造成中国城乡断裂、华夏农耕文明根基受到巨大冲击的危机现实中,该论坛致力于为中国探索平衡互补的城乡关系新路径,探索新时代面向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道路。林春、严海蓉(香港)、吴重庆等诸多海内外著名学者参会,许多年轻学人和青年学子也被该会议题吸引,与会者分别就乡村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乡村文化建设与大众传播再现、城乡关系视野下的传播理论建设、少数民族与大众媒介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综观年会议题、参会著名学者的主题演讲和众多青年学人的会议论文,这届年会有鲜明的“转折”特征,即中国批判传播研究整体上从学习吸收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到透视其局限性和理论盲点,并从中国实际与实践出发构建本土问题意识,探索批判传播研究的理论生长点。年会并辅以学术周,暑期班学习、交流、调研等多种形式,培养并带动全国各地高校的青年学生来关注中国问题、构建中国视野。中国批判传播研究从“西式消极”批判到“中式积极”建设的理论发展之路既初见端倪也初具规模。

第六届批判传播学年会于2016年10月由浙江缙云和华东师范大学两地联办,即赵月枝主持、组织以“乡土文化复兴:机遇与挑战”主题的河阳论坛与吕新雨主持、组织的新疆西藏调研成果研讨会共同成会。农耕文明是中国社会的根本文化属性,中国社会的“乡土性”或曰“乡土中国”迄今仍是我们把握中国国情的钥匙和文化自觉的关键。河阳论坛会场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学者和乡土文化实践者围绕论坛主题进行学术研讨、文化观摩和调研活动,超越新闻或传播单一学科框限,开拓“跨文化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学术创新空间,对中国文化与中国道路问题进行观照与探索。[12]华东师范大学会场的主要议程是围绕吕新雨暑期带队对新疆、西藏多地进行调查研究的成果展开学术分析和交流。新疆和西藏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边疆问题往往只有外媒发声而鲜有中国学者进行有理有据的回应甚至有力反击?怀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和中国学者的责任感,吕新雨领衔的调研团队离开“中心”(上海),奔赴“边缘”(边疆),从新闻传播角度探索中国边疆治理和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平衡的可行路径。在这次“两地会”中,农村问题、边疆问题进入中国批判传播研究视野,对于局囿西方中心主义、城市中心主义、媒介中心主义的西方主流传播研究和批判传播研究而言,这是一次农村包围城市、东方挑战西方、边缘挑战中心的中国问题意识觉醒和理论创新尝试,既为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抛定了中国文明价值主体性的“文化之锚”,也为发展“中国作为问题,中国作为方法”的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实践展开双翼。

第七届批判传播学年会于2017年6月在北京大学举行。传播与文化权力学术研讨会暨批判传播学年会的主题是“构建传播研究自主性的反思”,由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和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本次会议以彼时新出版的两本译著《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王维佳、刘扬、李杰琼译)和《马克思归来》(赵月枝-传播驿站工作坊译)为讨论缘起,对“传播与文化权力”“中国文化传播研究自主性问题”“危机时代批判传播思想发展前途”等议题进行反思与讨论。《胁迫之术》揭露了美国主流传播学兴起与全球推广的冷战背景和帝国主义图谋;《马克思归来》则是西方学术界在2008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之后恢复马克思主义认识范式的代表作,集合了世界各地批判传播研究新生代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原典重新出发针对网络时代各种传播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其本身就是一次全球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动员。中国批判传播研究乃至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思路在本次会议中得到鲜明体现:一方面去西方化;一方面再马克思主义化,续接中国新闻学传统,探索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体性构建之路。

第八届批判传播学年会于2018年11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主题是“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体系的目标与方略”。长期关注中国批判传播研究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在这次会议中比较集中的亮相,他们分别从反思主流传播学和传播学史、乡村传播与生态社会主义、中国纪录片的公共性等具体议题展开研讨,以多种个案研究对社会主义传播体系建设提出实践构想,彰显了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广度和深度的推进。赵月枝在总结中强调这次会议体现了中国批判传播学研究队伍的成长与壮大,新兴批判传播力量在不断发展自己的学术主体性,通过实实在在的构建社会主义传播学,正在改变现有传播学术生态。

第九届批判传播学年会于2019年10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第二届大夏传播国际论坛暨批判传播学年会以“什么是数字时代的劳动——数字媒体时代的劳动问题与传媒变革”为主题,来自海内外12个国家和地区,共70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针对“数字劳动到底是什么?”“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分割线是否模糊、崩塌或者重叠?”“数字劳动对新闻业正在产生或已经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等议题进行反思讨论。劳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问题,数字劳动一直是互联网时代以西方为代表的批判传播理论界高度关注和热议的话题。对于这样一个既有历史性又有时新性的问题,中国批判传播研究界以全球理论动员的形式做出了同步的思考与回应,既是接轨,更有超越: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学者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同劳动群体的客观劳动状况和主体意识出发,例如北斗科研人员秉承“两弹一星”精神“一年当作两年用”的典型案例,突破西方学者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分析框架,对“数字劳动”问题进行了更为多元的反思创新,发出了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建设性和主体性声音。

2020年8月,由吕新雨主持的华东师范大学大夏批判传播学(网络)国际论坛,为第十届批判传播学年会奏响“序曲”,美国学者丹·席勒和曹天予、张正平、杨祖珺等多位知名海外华裔学者主讲了四场论坛,吸引了众多在线参与者。中国批判传播研究的“气旋”“气场”日渐有力和扩大,整合了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术力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参与探索。

第十届批判传播学年会于2020年12月在清华大学举行,主题是“批判与建设:批判传播学术回顾与展望”,会议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特色新闻学委员会联合主办。受新冠肺炎疫情所限,本次会议一改通常的“国际化”形式,除华裔学者赵月枝之外,其余参加者均为国内批判传播研究学术共同体的中青年学者。十年年会节点,也正是“关门”省思、总结与展望的最佳契机。与会学者从各自的研究体验和学术经历出发,阐述了进行中国本土化批判传播研究的不同方法路径,以及多角度多层面的理论探索和建设。这些探索经由年会、论坛等多种平台相互交流互补,总体上呈现为生机勃勃的研究图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指出,思迈斯的中国“破冰之旅”以来,经过一代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半个世纪的努力,批判传播学在中国逐渐走向学科化和建制化,在此基础上,应把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嵌入中国传播学的框架中去定位和继续探索,使之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的重要理论源泉。胡钰、赵月枝、吕新雨对中国批判传播研究的理论主体性、思路方法、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传播等问题进行总结,强调立足中国大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强调“回到历史”“回到田野”“回到政治”的研究路径;强调增进与全球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学者的交流,探索跨文化团结的新形式。[13]

与西方批判传播研究学者之间具有比较明确的学术师承关系但在研究实践中基本上各自为战的局面不同,21世纪以来的中国批判传播研究由赵月枝、吕新雨等领军,通过建设多样化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基地、建设学术交流和信息宣发平台等形式联结海内外同仁同道;在引领组织社会实践中激活思想、拓宽视野、培育新人;在资本主义危机深化、霸权和反霸权的大国博弈语境中引导恢复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宏观视野和解放理想。至此,越来越多的年轻学人和青年学子受到启发和吸引而参与进来,激发中国问题意识,阐扬中国立场方法,从而呈现出比较鲜明的批判传播研究学术共同体特征。中国批判传播学术共同体一方面通过调动培养中青年学术主体参与理论建设,多角度、多层次、多途径研究新闻传播问题,正在逐渐全面恢复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视野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其构建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系统理论的努力,已经对自由主义专业主义新闻理论和经验学派实证传播学占据主流的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生态产生了冲击甚至重构效应。另一方面,对外组织并引领欧美及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批判传播学者,有意识地将研究关注从媒体信息商品化、传播产业控制等西方主导话题,转移到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传播与社会发展、民族文化认同、地缘政治变迁等问题,而且国内中青年学者已经常规性在英文学术期刊发表相关论文6,从而在世界传播学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主体性


21世纪以来的中国批判传播研究涉及问题非常广泛,极其多样的选题和多种具体方法尝试,呈现出一种繁杂的研究景观。实际上,批判传播的具体个案研究都是充分情境化的,论证演绎紧紧依附于研究对象的现实存在——而现实本身就是复杂交错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的研究思路正是在实事求是这一点上突破和超越了实证主义研究以学科范畴生硬切割复杂现实的“霸道”方法。而且“杂花生树”,中国批判传播研究理论系统性及理论主体性构建构成了这些具体研究的核心观照。

(一)中国批判传播研究理论系统构建

西方批判传播理论丰富而驳杂,北美政治经济批判传统、英国文化研究传统和政治经济研究传统、德法批判学派理论传统、文化帝国主义和依附理论等全球化批判理论、媒介环境学传统等都位列其中。这些研究“始终与当代西方各种学术流派交相呼应,形同一体,从中汲取了丰富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批判性学术资源,如符号学、解释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5]。这些理论虽然呈现出借鉴融合趋势,但远没有整合构生出某种内在系统性,所以国内很多学者对所谓“批判学派”甚至“批判理论”本身成立与否都提出了质疑[7]。那么,引介欧美批判传播理论而成长壮大的中国批判传播研究的系统性理论构建何以可能?

对于这个问题,赵月枝发表了《全球传播研究的新范式:多维历史性分析及去殖民化知识建构》《中国与全球传播:新地球村想象》《全球视野中的中共新闻理论与实践》《传播学术的主体性:历史与世界视野》《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路径与问题意识》等一系列阐释构建中国传播理论及其理论主体性的论文,构成了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学术共同体通过大量研究多维度、多层面解答该问题的核心与支柱。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到赵月枝在方法论上融通中外的功底:一方面她超越化约的经济或阶级决定论,对源于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判学者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方法论有深刻的理解与化用,提出要综合考虑阶级、国家、国族(nation)、种族(race)、性别、城乡关系等分析维度;另一方面,她熟读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通过对主次矛盾和主次矛盾方面的辩证法、内因外因的辩证法、认识与实践辩证发展思想的化用,把握当代全球传播的枢纽性问题,并围绕对该问题的阐释与解答构建中国批判传播研究核心思想和中国新闻传播理论体系及其理论主体性。

所谓枢纽性问题是指,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仍然处在资本主义全球殖民体系力图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掌控全世界的历史进程及其后果中,其所导致的自近代以来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物质力量和文化力量的相互碰撞还在持续;基于殖民体系不平等权力关系形成的不平衡全球传播体系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传播与不同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在不平等世界体系中碰撞而产生的社会文化变迁转型之间具有相互建构关系。[14]

跨文化传播(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政治经济研究是由此枢纽性问题激发的辩证的、普遍联系的、动态关系式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具有实践应用价值。不同于“以如何使西方殖民主义政策在东方得以顺利推行”为目标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际交流”的“跨文化”(interculuture communication),也不同于“如何在文化的多样性和交互性中实现对话与合作”的“跨文化”(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中的“跨文化”(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古巴后殖民学者菲南多·奥梯茨1940年著作中的原意是“不同文化在权力关系不平等的殖民碰撞中相互转型,形成新文化的过程”。[14]原生概念蕴含着消极的殖民历史和不确定的文化未来,赵月枝在构建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理论过程中,吸收了其文化碰撞转型为新文化的内涵,肯定了文化本身意味着混杂、相互吸收和融合的非本质主义文化观;同时她扬弃了对新文化不确定性的消极想象,从彻底的反帝和反霸权视野关注文化交流和全球传播,强调历史的开放性,强调被压迫民众的抗争实践,并由此构建新的民族文化的积极可能性。从这里再出发,数字化的全球传播体系应该突破与超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消费主义的文化想象,经由文化交流和创造性转型,构建普适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文化,实现人类文化生活“共可能性”的愿景。

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是赵月枝在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理论框架构建基础上,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跨文化传播双重视野中探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积极转型的系统思想,即在原理论框架中进一步整合了与全球殖民体系相抗衡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视野,扬弃了仅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及其后殖民策略中探索文化碰撞交流和转型路径的视野,而是在真正客观全面的全球社会历史整体性视野中探索全球文化在相互传播与交流中向社会主义普世文化积极转型的路径和方法。在这一整体性视野中,传播问题和中国问题是进行这一积极探索的两个核心要点:传播,特别是当代全球化覆盖的数字化传播,成为参与形塑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形态的关键力量,并使之在交流碰撞中或剧烈或悄然转型,总体上产生“共可能性”趋向;中国则是世界上同时处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三大历史脉络和现实场域之中的典型国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社会历史发展实践和始终坚守的共产主义理想对于挑战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构建去新自由主义的新全球化,挑战不平等不平衡的国际传播秩序,引领和形塑全球传播体系向促进各民族国家文化平等交流、和谐发展,从而促进普适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文化创生发展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这样的理论架构中,批判传播研究贯通宏观、中观、微观“三重”问题视野,总体性、结构性地看待民族国家(中国)的新闻传播具体问题。宏观层面即资本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非西方国家(中国)共同遭受西方主导全球化传播形塑其政治经济文化的问题视野,涉及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和现代化、地缘政治变迁、民族文化认同等问题。中观层面即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与不同民族国家的道路选择和制度构建之间的复杂矛盾关系,具体到中国即资本主义殖民体系、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冲击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构建和道路选择的历史逻辑延续性之间的复杂矛盾关系,这些复杂矛盾呈现于国家传播制度和体系及其所具有的技术、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多重部门和身份的方方面面。微观层面,在特定的国家、市场、社会动态互构关系中对种族、性别、城乡传播平衡、媒体内容形式、传媒生态等问题进行语境化的具体分析。现实本身勾连复杂,具体问题边界往往并不局限于“三重”问题视野的某一层面,而是需要置入系统性理论视野中进行结构性的判断、阐释与干预。

(二)中国批判传播研究理论主体性构建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复杂而深邃,全面继承并阐扬其当代价值的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同样带有这种学术气质,正如赫伯特席勒所说:“很多具体的变量在具体的个案中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影响着结果……政治经济学就是这样的远非清晰、事实上极其交错复杂的社会领域中构建起来的。”[1]因此,面对交错复杂的现实具体问题,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宏观理论框架下,吸纳整合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资源给予综合交叉分析。这些学术资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成果、国外批判理论和当代全球各地马克思主义研究脉络中的在地化批判传播研究、海内外“作为方法的中国/亚洲”学者的研究洞见。我们不妨称之为“三维”理论动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成果是其中核心“一维”。中国是一个经历了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锻造的古老而又新生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百年历程中,中国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始终嵌入、融入其中,有力支持中国人民反帝反殖、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锻造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各项事业,它的理论合法性来自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理论对资本主义及其资产阶级新闻制度的批判,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动员中国人民同心协力斗争与奋斗所取得的全部实践成就。当下,“一个依然宣称继承20世纪反帝反资和反封建革命遗产的中国,面临如何在与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碰撞中,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民主立国许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挑战”[14],依然在实践层面全方位坚守着、科学创造着,并在探索中遵循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逻辑。这一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了新闻传播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建设逻辑,即理论建设应该内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成果的效果历史意识。这是中国学者应该承担的社会历史责任,也是理应由学术话语体现的当今世界上唯一逆流而上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道路自信。吕新雨和赵月枝在批判学术共同体中更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吕新雨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和理论守正清源角度,坚持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公共传播理想。[15]赵月枝坚持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内部逻辑出发,把握围绕中国国家性质、国家发展方向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动态斗争过程,强调中国革命遗产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行径的不屈与抗争力量,强调道路、制度以及人民的能动性对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驯服和调节作用。她进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延续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华文化批判传承的双重背景和语境中,重新认识中共新闻理论与实践(“赵八点”)[16],并在“跨文化”(trans-culture communication)理论框架下阐发构建社会主义普世主义价值观,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与途径。她们对理论体系的构建也蕴含对自苏东解体之后西方学者以及一些前殖民地知识分子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冲击下无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实践及其逻辑的非真正全球历史整体观、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本质主义的批判。

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二维理论来源是自国外批判理论:卢卡契、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北美政治经济批判研究、英国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理论、依附理论等全球化批判理论、当代马克思主义脉络中的亚非拉学者的批判传播在地研究成果,都对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有直接的启发和滋养。

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三维理论资源来自“以中国/亚洲为方法”学者的洞见。关注亚洲/中国问题,在亚洲/中国自身的社会历史发展逻辑中求解,已经成为当今海内外诸多学者的学术共识。中国台湾学者陈光兴的“以亚洲为方法”,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以中国为方法”,中国大陆学者汪晖对“亚洲/中国视野”的深入论述,钱学森先生的“第二次文艺复兴”,林春的“共产主义道义经济”,赵汀阳的中国“混合型跨文化国家”性质,孙歌的“亚洲文化主体性”,刘同舫把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心从批判性世界观转变提升为“建构性世界观”等研究,都对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研究深有启发。“作为方法的中国”“与其说是作为实体的东亚大国的‘崛起’对现有不平等世界体系的改变,毋宁说是一个明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的东方国家所提供的另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启示。”[17]

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对多种理论资源的调用鲜明体现在具体研究中,以“权力”为核心关注,多种理论资源被交叉运用,使研究对象得以从阶级、国族、种族、性别、宗教、地域等多角度获得分析。但这不意味着理论“大杂烩”,事实上,现实问题越是复杂,理论越是要相互借鉴发展,换言之,有机整合多种成分的理论学说往往是面对复杂现实进行辨证研究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的产物。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通过正确处理两个关键问题使得各种理论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得以有机整合,为“我”所用。第一,关于如何处理东西方批判理论的关系,即构建中国批判传播学过程中如何批判吸收西方批判理论的问题——坚持以中国反帝反殖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效果历史为主导采取“拿来主义”的方式有机检视、吸纳、运用理论,认同国外批判理论的批判内核和国际视野,但要对其采取去西方中心主义、去城市中心主义,去资本主义中心主义、去冷战知识基础、去技术中心主义、去西方左派犬儒主义等的批判眼光,在中国自身社会历史发展逻辑中检验理论限度与效度;并超越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负面批判学术取向,开拓中国马克思主义批判研究积极建设的新境界。第二,关于如何处理“复数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资本主义全球化压迫使得世界各个地区、不同团体都发展出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如何面对这些理论成果?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既有成果的理论发展逻辑为主导,即站在理论逻辑与中国实践逻辑、历史逻辑相统一的立场,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构建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生产关系和决定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则,在此前提下对世界各地不同时代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传播研究兼收并蓄,融会贯通。

战略问题研究专家张文木说:“没有方向的知识只能成为学科而不能成为科学”[18]。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构建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还因为它为中国新闻传播学树立了一个两段式进阶关系的理想目标:在与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碰撞中,新闻传播通过嵌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信息、传播与文化领域通过在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实现民族复兴和构建社会主义普世文化;同时逐渐改变全球信息、传播与文化流通的格局,探索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推进更包容更平等的全球化进程,构建一个弥合中心与边缘鸿沟、跨越城市与乡村分野以及不同族群相互守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使得社会主义普世主义文化既联于内,也通于外,达到中国古典传播思想“民心相通”的愿景。[17]

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新时代中国批判传播研究的典型代表,其理论主体性与话语效力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逻辑以及在实践中创造历史、发展理论的中国人民主体能动性的深刻把握;来源于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成果,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伦理的宏大叙事整合碎片化倾向的多元话语资源,构建去西方中心主义、去资本主义中心主义、去文化本质主义、去技术中心主义的新型普遍性实践伦理及其理论;来源于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人类普世理想出发,创新与发展“跨文化”批判传播理论,探索如何将传播嵌入社会良性发展,锻造社会主义普世价值为内核的世界新文化,实现平等平衡的全球化新秩序。

以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为核心理论构建的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在批判传播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回答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如何延续与拓展的问题:既要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历史目标与发展逻辑,又要将能够分析复杂现实的多种理论资源吸纳“编织”进这一逻辑,受引导于这一目标,并在新的理论构建中始终趋向于这一目标,服务于人民群众顺应历史潮流创造社会历史新境界的实践活动。因此,所谓“中国化”,最重要的是“化中国”,赵月枝强调在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中,使“知识去殖民化不仅仅停留在学术立场和东西方关系层面,而是体现在克服了城乡、族群与代际鸿沟的制度安排中以及社会生活主体的日常文化实践与人际关系层面”[17],旨在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应只是书斋里的革命,不应局限于学术圈层中的普世主义,更应该是人民的实践理念,是人民日用而不觉的生活方式,是人民群众能充分发挥主动性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智慧。马克思主义思想因此才能由汇聚百川而筑道通海,由走向田野而走进民心,由走进历史而走向未来。


四、结语:中国新闻传播研究范式转换——全球视野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综观21世纪以来以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为核心理论构建的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在问题意识层面从被资本主义传播政治经济问题主导,到社会主义传播政治经济秩序和社会主义普世文化构建的问题与实践研究;在方法论层面从“以世界/西方为方法”[19],到以“亚洲/中国为方法”——“在以往的‘以世界为方法’研究中,‘世界’归根结底是欧洲;而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就是把中国作为构成要素之一,把欧洲也作为构成要素之一的多元世界。”[17]并把多元方法批判吸纳进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逻辑中;在文化哲学层面从消极文化本质主义,到积极文化建构主义,从对西方主流文化的同质化默认,到推动全球多元文化共生互构,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适性新文化。这些都决定了它的“逆向”思维方式,即从“西方理论,中国案例”到“中国问题、中国理论,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价值观与实践论”。因此,与其说中国批判传播研究是当下中国新闻传播研究路径的增量之一,不如说21世纪以来中国批判传播研究是中国新闻传播研究范式转换的开启与先声。

21世纪以来,大概没有其他哲学社会科学门类像新闻传播学这样热衷于畅谈“范式转换”,媒介技术的发展、传播研究领域的扩容、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增量、研究视角的创新都足以令一些研究者兴奋“范式转换”的到来。然而,频频被提及的“范式转换”造就了怎样的现实呢?“欧美新闻传播教科书及其理论体系、教学案例、思想蕴含等,却日渐大规模‘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影响了一批批唯人马首是瞻的中国学者与记者”[20],新闻学研究强调专业主义、学科化,传统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和实务研究被边缘化,相关研究走向“学院派”;传播学研究内部则繁衍出市场调查、广告营销、媒介经济、新媒体、健康传播等众多领域;但“在传播之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性达到引人瞩目的举足轻重的高度之时,号称是一个交叉的、综合性学科的传播学却在中国的公共学术阵地中难觅一个发言的席位,难以产生出能被其他学科体认的具有足够阐释力的理论范式和能够在学术共同体内流通的学术议题与学术话语,也难以分享社会科学界的感奋与忧思”[21]。

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源自对自然科学发展史的分析与总结,其核心概念如“范式”“信仰”“世界观”等本身就有含糊性,因此将之平移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同的人从不同背景出发采取各种理解和应用,固然是中国新闻传播学频繁“范式转换”的原因之一。更关键在于“告别革命”、去政治化的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新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一体化、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全球化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转换了或者被“一体化”了世界观、价值观、问题意识、方法论,对“一体化”之内建制化学术研究的条条块块之间的分化增生、合纵连横倍加关注;同时由之衍生的学术政治语境、专业主义精英化研究的学术自我演绎以及对所谓科学方法的笃信迷思,使得中国新闻学研究内部存在张力,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分裂,二者又都存在研究脱离中国独特历史与现实、脱离深广的社会生活,脱离人民群众当下实践的倾向;所以“范式”无根无蒂,边界不清不明,“范式转换”泛滥。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激活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政治意味与思想活力,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径。”[22]——莫过于认清一个事实,即中国仍然处在资本主义全球殖民体系力图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掌控全世界的历史进程及其后果中,但中国要突破和超越这一压制性全球体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构建平等平衡的新全球化及相应的传播秩序。

因此21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的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回归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构建的全球传播秩序的帝国主义本质和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国主义‘初心’的认识”[17],自觉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路径,延续并开拓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创新发展逻辑,构建中国特色理论话语的主体性、系统性,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构建奠定了理论根基,搭建了基本框架。所以,相对于中国的主流传播学和此前的(西方)批判传播研究而言,以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为核心理论构建的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开启了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新范式,拓展了并留白着开阔的“学术颗粒”积累空间。虽然完全的范式转换还有待于丰富深广的后续研究来实现,但1982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有关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上提出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23]十六字研究纲领和目标已经得到了践行和一定程度的实现。

中国批判传播研究所开启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一方面显示出一批海内外中国学者始终保持着清明的警醒,深刻体认到“从鸦片战争一直到现在的一百多年,都可以作为一个大的近代史或现代史范畴。其间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一样的,所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所处的世界环境是一样的,差别仅仅在于力度和方式”[24]。另一方面,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全球资本主义面临旷日持久的全面危机以来,全球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重新激活;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社会主义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霸权体制的碰撞更为激烈,中国学人更为自觉地在文明互动与压迫反抗的世界中寻求突破与超越,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在“两个一百年”目标日益实现的国家复兴过程中,以敏锐的“危中有机”意识在全球话语权力从西方国家向其他国家转移的过程中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主体性和话语效力,彰显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并为世界新闻传播学研究作出中国的贡献。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西风”压倒“东风”,中国知识分子只能为救亡图存奔走号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华民族已经有能力、有机会贡献全球治理的文明智慧——21世纪以来一批海内外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一条“内外(国家/全球)治理智慧”思想脉络:赵汀阳“天下体系”的系列研究;甘阳的“通三统”思想;许章润的中国“家国天下”文明法律智慧;王绍光的中国政道之“天道、仁道、治道”三位一体研究;强世功从香港问题切入中国儒家伦理天道自然、社会伦理、个体心灵秩序;韩毓海从五百年历史变迁谈中国基层治理实践的智慧和重要性;曹天宇编撰论述文化与社会转型;刘禾编撰论述(颠覆)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是当代先知先觉的学人们敏锐把握变局中挑战与机遇不约而同的集体回应,这个思想脉络也是深入领会中国新兴批判传播力量探索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道的背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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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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