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瑞颖: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中的“古今之争”及其时间错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1 次 更新时间:2021-10-02 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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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颖  

内容提要: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英语文学界不断涌现重写维多利亚时代及其经典文本的新维多利亚小说,逐渐形成相应学术衍生领域并取得丰硕成果。本文主要厘清研究者围绕该文类探索过去和现在的方式及内容这一基本问题所进行的“古今之争”,并追溯这一纷争面貌背后更加基本的文学发生学问题,试图获得审视该文类的新视角,最终将新维多利亚小说作为一个文类整体所包含的混杂性与矛盾性视为过去与当前更为复杂的连续性和变化性之间辩证的体现,展示出明显的时间错位特征。

关 键 词:新维多利亚  历史小说  当代  时间错位


近年来,当代西方文学和文化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潮流之一便是新维多利亚主义(neo-Victorianism)的兴起和发展,涉及文学书写、理论批评、影视改编、建筑设计、流行文化、政治景观等众多领域回归19世纪特别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现象。就创作出版和学术批评而言,该领域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发展迅速,掀起一股维多利亚时代书写热潮,并涌现一批陆续获得或提名布克奖等重要文学奖项的作家,如A.S.拜厄特(A.S.Byatt)、彼得·凯里(Peter Carey)、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科尔姆·托宾(Colm Tóibín)、米歇尔·法柏(Michel Faber)、萨拉·沃特斯(Sarah Waters)等,引起批评者的极大关注,特别是自2008年专业性学术刊物《新维多利亚研究》(Neo-Victorian Studies)创刊以来,学界正式命名①该领域并着手系统研究,致力于塑造、发展和维护这一文类在出版和学术界的持续存在。因此,批评者也将80年代末至千禧年早期这段时期视作维多利亚时代重写史上的“关键节点”,②并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际,提出迄今为止学界就该文类最广为接受的经典定义:“‘新维多利亚’不仅仅是以19世纪为背景设定的历史小说……文本(文学、电影、音频/视频)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自觉涉及(重新)解释、(重新)发现和(重新)审视维多利亚时代人的行为。”③本文主要针对此定义中的两个核心概念进行探讨,厘清批评者们围绕这两点争论不休、各执一词背后的真正面貌,然后从更为基本的发生学问题出发获得审视新维多利亚文类的新视角。

一、探索的方式:怀旧拖曳,亦或自觉颠覆

尽管学界普遍承认新维多利亚文学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末,但也有学者将起源追溯至60年代历史小说的后现代觉醒,认为这十年见证该领域出版的两部里程碑意义的文本:琼·里斯(Jean Rhys)的《茫茫藻海》(Wide Sargasso Sea,1966)和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的《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1969)分别代表该文类的两种典型模式:“经典文本重写”和“从现代视角书写的历史小说。”④另外,由于此后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提出“历史编纂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概念的持续影响,新维多利亚小说最初被视作后现代主义美学的一种表达形式,归属“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次文类”。⑤批评者常常借鉴历史编纂元小说模型,研究诸如拜厄特的《占有》(Possession,1990)和斯威夫特的《水之乡》(Waterland,1983)等文本在细致描绘具体历史语境的同时,揭示和批判进入历史“事实”的方式,从而彰显再现的建构特征。正如安·海尔曼(Ann Heilmann)和马克·卢埃林(Mark Llewellyn)所承认的,“我们在使用新维多利亚概念时明确试图制造一系列的元文本和元历史关联。”⑥显然,其著名定义中的两个核心要素“自觉性”、“重新(审视)”正是源于哈琴的思想。

首先来看“自觉性”。科拉·卡普兰(Cora Kaplan)也指出:“我最重视那种自觉意识,它强调我反思自己在对维多利亚时代感兴趣的任何关键时刻的复杂性。”⑦这种排他性的定义划界在某种程度上以贬损传统历史小说为代价,认为其他“仅仅”以19世纪为背景的历史小说是逃避主义或保守怀旧。此前确有批评者将新维多利亚现象视为对于过去的“怀旧拖曳”,⑧而根据萨曼莎·卡罗尔(Samantha J.Carroll)的说法,这种非批判性怀旧的指控带有贬低意味,意指“小说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致敬被转化为不成熟地渴望一个不可恢复的维多利亚时代过去……的倒退行为”。⑨正是针对这种历史批评语境,海尔曼和卢埃林等研究者尤为强调创作主体对于高度参与自我分析之定位的“自觉意识”(self-consciousness)。也就是说,一种在历史书写过程中体现的自反性冲动,一种对于“此时此刻”自我行动的高度自觉意识,才是新维多利亚文学区别于其他以19世纪为背景的历史小说之关键所在。然而,这种区分界限是否泾渭分明?

事实上,作为一种传统文类的历史小说,其本身就是以过去和现在的时态二重性为基础,迫使读者面对建构历史观察的时间错位。时间错位或时代错置(anachronism)⑩在现代史学观念中本是无法被宽恕的罪恶,正如尼古拉斯·佩奇(Nicholas Paige)所论:“历史学家并不喜欢时间错位……一方面,时间错位破坏他们认为对于历史具体性最深切,即最严密的关注;另一方面,它充当一个令人不安的提醒,即关于过去的解释只能从无法回避的现在视角进行阐述……时间错位是只要历史学家继续存在,就必须去消除却无法消除的存在。”(11)时间错位这种不可容忍却无法避免的必然性烙刻在卢卡奇(Georg Lukács)所谓历史小说“必然的时间错位”(necessary anachronism)(12)中。他甚至直接指出,历史小说的力量正是允许人们“在历史中看到深刻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与他们息息相关的某物”。(13)历史小说的本质不仅在于描绘过去,还在于试图阐明过去与现在的关联性,或过去中现在的存在。我们可以在新维多利亚批评中找到类似的论述,例如卢埃林指出,“新维多利亚文本……以一种通常旨在恢复和复活早期文本对于此时此刻的意义的方式”(14)重写19世纪。既然两者都包含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以及对于现在的意识和展现,那么差异是否在于“自觉性”的程度?卢卡奇认为,历史小说中不可避免地会掺杂书写者的当下特征,且这种“必然的时间错位”正是历史小说的力量源泉;而海尔曼和卢埃林认为,新维多利亚作者在历史书写过程中自觉彰显当下视角并突出历史叙事性,也即采用“刻意的时间错位”(deliberate anachronism)(15)的技法。然而,这正是学界对于“自觉性”作为新维多利亚定义核心的一个争议之处:以维多利亚时代作为背景设定但缺乏(明显的)元小说内容的“其他”历史小说——那些依据海尔曼和卢埃林的定义不能被视为“新维多利亚”的小说——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自觉性,即非自觉地处理该时期?我们如何量化文本处理该时期的自觉程度?海尔曼和卢埃林试图指明界限:“戏仿与革新、拼贴与重新阐释之间的划分,是分割……文类边界的一个重要划界。”(16)但这些边界有时模糊不清,形同虚设。另外,既然批评者已经承认,新维多利亚旨在探索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以及对于这种关系的表征,那么为何文本涉及过去的方式会成为关键所在?当代文本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层面呈现维多利亚时代都必然反映这种关系,这是由历史小说文体本身所决定的,因此将这些小说排除在外很可能会忽视当代面对维多利亚时代更为丰富多样的态度。特别是以千禧年为界,与早期实验性小说相比,此后的新维多利亚文本更接近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由于缺乏形式实验,该文类逐渐背离早期后现代主义的许多特征,这无疑推动批评语境发生相应变化。近年来,新维多利亚研究总体由后现代主义批评转而特别关注当代与维多利亚时代之间的关系,并在文类定义中逐渐减弱或偏离对于自觉性的强调。2014年,《新维多利亚研究》总编玛丽-路易斯·科尔克(Marie-Luise Kohlke)明确新维多利亚一词的广泛适用性,主张其“涵盖所有涉及19世纪的历史小说,而不考虑作者或人物的国籍因素,情节的地域背景,语言构成或叙事自觉性、后现代主义、改编性或其他方面的程度”。(17)

其次,海尔曼和卢埃林定义中的另一个关键处便是连续使用三个带有前缀“re”(重新/再)的词汇,用以强调新维多利亚创作作为历史重读和重写行为,必然包含颠覆或修正的思想。达娜·席勒(Dana Shiller)在1997年最先提出“新维多利亚”一词时指出:“新维多利亚小说受到本质上是修正主义冲动的驱使,通过质疑历史确定性来重构过去。”(18)路易莎·耶茨(Louisa Yates)响应这一观点:“一种修正的冲动可以被视为该文类的大致标准。”(19)那么,文本是否必须展示颠覆或纠正以往对于维多利亚时代认知的当下新观点才能被视为“新”维多利亚?例如,耶茨认为,萨拉·沃特斯的《轻舔丝绒》(Tipping the Velvet,1998)通过将“女同性恋者置入具有说服力的19世纪景观”,(20)以填补维多利亚时期“官方”记录中的空白;马切伊·苏尔米基(Maciej Sulmicki)聚焦于米歇尔·法柏的《绛红雪白的花瓣》(The Crimson Petal and the White,2002)如何利用“当前的普遍方法,突出那些声音在维多利亚时代通常不能被听到的群体”,(21)就该小说而言,这一群体指的是妓女。沃特斯和法柏等作家重新发现和书写维多利亚时代历史,在当代价值体系关照下为那些缺席于过去真实或虚构记录的群体建立档案。然而克里斯蒂安·古特尔本(Christian Gutleben)对这种包含“重新/再”的词汇所代表的颠覆意义持消极态度。他感叹道:“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迷恋似乎必然伴随着一种诱惑,去谴责对于某些未曾被公正对待或被遗忘的代表,诸如女性、下层阶级或同性恋者的不公。这种留恋的修正主义的矛盾形式最终导致一种美学和意识形态上的僵局。”(22)这种“僵局”是非批判性的政治正确领域,带有可预知性,因为“西印度人、仆人或同性恋者的视角……正处于流行中”。(23)因此,在古特尔本看来,当代作者重写维多利亚时代表现出怀旧和保守,而非颠覆与革新。针对古特尔本关于少数群体人物和政治正确之间关系的论述,萨曼莎·卡罗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中存在混淆或偷换概念的嫌疑,将政治正确等同于普遍认可,将顺应潮流热点等同于宣告斗争结束,以至于产生“错误地赋予边缘主体根本不曾拥有的政治主权”(24)的幻觉;但不可否认,仅仅站在读者接受和市场角度,目前学界公认的新维多利亚文学经典中的相当一部分主题,如性别、性象、种族等已成为时下热议的“主流”,此后陆续出版的许多类似小说显然不具备相同的认知颠覆性,“难免看起来不那么具有进步性”,(25)仅仅沦为古特尔本口中迎合市场的跟风之作。

二、着眼的内容:他者声音,亦或自言自语

即使不考虑主题新奇与否、读者接受和适销性等因素,完全承认新维多利亚作者凭借现代认知条件,挖掘和书写未被过去主流文化所选择的现实群体和虚构人物的“反历史”,从而颠覆和纠正当代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既定认知,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通过质疑历史确定性进而在重构历史过程中所发出的声音,究竟是过去被忽视或被压制的他者声音,还是当代作者充当腹语术大师操控舞台上的古装玩偶所发出的自己的声音?达娜·席勒认为,新维多利亚创作者“通过唤起其精神以及尊重死者和沉默者的方式来重获过去”。(26)然而,海伦·戴维斯(Helen Davies)对此持保留态度。她在论著《维多利亚时代和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性别和腹语术:激情的玩偶》(Gender and Ventriloquism in Victorian and Neo-Victorian Fiction:Passionate Puppets)中将新维多利亚作者描述为“全能的腹语师”,尽管心怀善意,却在提供声音时向那些无能为力的失语者施加自身权力。戴维斯指出,我们必须区分“恢复压抑的声音”和“想象遗失的声音”之间的差异,因为“维多利亚时代主体最初的‘沉寂’必将由于这一腹语术过程而变得更加复杂”。(27)马修·斯威特(Matthew Sweet)的《创造维多利亚时代人》(Inventing the Victorians)可能是最早系统论述当代社会热衷创造迎合现代需求和偏好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论著,其标题已揭示作者观点:“维多利亚时代人创造了我们,我们转而创造了维多利亚时代人。”(28)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言:“所有文学作品都是由阅读它们的社会‘再创作’的。”(29)历史小说也是当下社会的“再创作”,区别在于后者针对“历史”或者“过去”这一特殊范畴,必然涉及历史伦理或正义问题:对于另一个时期的立场意味着对于另一些人的立场,将他者简化为同一,不仅造成对于他者的忘却,在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看来,也是对于自我的忘却。这不只是方法论或认识论上的失败,更是一种伦理性错误。

历史与正义的关系涉及相应的历史时间观,许多思想家就此展开讨论,其中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无疑占据辩论最鲜明对立的两端。尼采认为,历史必须立足“我们时代”、服务生活和“未来时代”,(30)而不应执着于实现历史正义;本雅明则毫无保留地支持仍被堆积如山的继往残骸所覆盖的历史非正义的无数受害者,他主张生者应善用其“微弱的救世主的力量”(31)去纠正灾难性过去的不公。尼采和本雅明的对立立场源于各自对过去及其本体论地位所持的不同观点。在西方现代性中,历史与正义之间的关系通常由过去缺席,也即不可逆的时间观所主导,导致后来者难以将其对过去的责任立足过去本身。无论何人高举历史非正义受害者之名去为历史争取更大的道德使命,都必将面对这一时间概念的反诘。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正是据此对本雅明的历史观进行批判。然而,这种不可逆的历史时间观本身难道没有夸大过去的缺席或距离?难道没有忽视过去及其非正义于当下如同幽灵回归般的延续性?显然,仅仅聚焦过去缺席的历史时间观缺乏正义性和人文关怀,其道德层面隐含的意义无法为众多历史书写者所接受。这是新维多利亚文学不倦书写幽灵隐喻的原因之一,利用幽灵意象解构“所有扎根于僵硬时序性的历史主义”,(32)探索脱离时序锁链的过去,还魂者回归当下并发出过去被抑制的声音。伊丽莎白·霍(Elizabeth Ho)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将新维多利亚文学中的前殖民地幽灵视为“现在中的过去”。(33)露易莎·哈德利(Louisa Hadley)同样支持这种双重语境论,认为“尽管维多利亚时代与新语境结成联系,但没有被纳入新语境之中”,(34)而是作为独立个体与之进行有效互动和对话。然而,过去和现在进行对等互动在现实层面是否可能?换句话说,当代作者是如新历史主义者或文化物质主义者所言,在文本中“与死者对话”,(35)还是在意义重建过程中“与生者的对话”?(36)或如戴维斯的悲观断言:“没有对话,没有交流,只有新维多利亚主义的自言自语?”(37)到这里为止,我们似乎又折回到上述关于历史书写的伦理问题,但这是新维多利亚文学作为历史书写本身所无法回避却又难以定论的“古今之争”。尽管有批评者借用亚里士多德关于诗歌与历史的高下判断为自身辩护,主张新维多利亚文学为失语者创造声音,而历史学家只能强调“表征的纯粹理论性质”,但面对就历史真实和伦理正义的追问,他们不得不承认,作者“没有义务客观呈现标准化的观点或描述冲突的双方”,更多是倾泻“不加掩饰的倾向性义愤”,去谴责历史对无数“被排斥者、被驱逐者、被践踏者、被边缘者、被殖民者”(38)的遗忘。

在梳理与分析关于新维多利亚文学创作方式和内容的批评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该历史重写文类无疑符合彼得·威德森(Peter Widdowson)所总结的“当代小说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辩证性摇摆这一更加普遍的历史化趋势”,(39)印证其中过去与现在的纠缠交错与密不可分。此外还需注意,当代新维多利亚研究领域的纷争面貌同样是历史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批评者开始争论关于自觉意识、历史伦理或责任,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关系及其表征等问题之前,事实上应该首先面对一个更加基本的发生学问题,这也是海尔曼和卢埃林在面对当代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系列文化遭遇时所指出的核心问题:“为什么当代文学和文化一再回归19世纪?”(40)这不仅涉及新维多利亚小说诞生和发展的具体历史语境,还扩展至20世纪初期以来西方社会不断重返维多利亚时代的特殊历史、文化、思想和政治背景。我们或可在这一“当代”的历史化过程中获得审视新维多利亚文学涉及过去与现在的新视角。

三、发生的原因:为什么是维多利亚时代?为什么是现在?

对于当代新维多利亚主义存在本身所产生的基本疑问,哈德利认为,维多利亚时代事实上与现在保持着完美距离——“近到我们足以知道自己是他们的后代子孙,又远到生活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41)也就是说,熟悉性与陌生性、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共同存在,正是该时期在当代英语世界文化想象中占据核心位置的原因。首先,对于当下而言,相隔一个多世纪时间的维多利亚时代依旧随处可见、触手可及:不仅包括文学、艺术和建筑的物质遗产,还体现为政治结构、法律系统、社会组织方面的建构直接发展自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系列变革。因而,当代西方人在现代世界中的认同感至少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而现代身份始于19世纪的思想或许正是当下作者将目光投向该时期以探寻、挖掘甚至塑造那些在彼时公共媒介或聚光舞台上无法包含或展示的社会内容及隐秘角落的原因。另外,素有“文献时代的起点”(42)之名的19世纪本身确为当代实现这种追本溯源提供物质基础和客观可能:国家层面推行档案改革,定期进行人口普查;归档技术的发展与摄影技术的诞生意味着大量时代和个人的形象与信息得以保存。这些都有助于当代人追溯至19世纪的宗族谱系,并对过去产生联系性和现实感。这也是新维多利亚作者热衷描绘书信、日记、照片等档案意象的原因。其次,维多利亚时代又是如此与众不同。如果说现代主义者对待维多利亚时代如同青春期孩子反叛和排斥父母,那么对于当代人而言,维多利亚时代“占据类似祖父祖母的地位”,(43)时间距离上展现的“异域风情”,也即陌生性和差异性,可能正是其最为蛊惑人心的魅力所在。

如果从文学史角度来看,维多利亚时代和新维多利亚小说之间也存在类似的矛盾关系:维多利亚时代小说是新维多利亚创作的原始资料和营养来源,在内容上具有极大相似性,但后者描述性象的方式在过去显然被认为不适于公共消费,对于性别和种族身份的处理方法也截然不同。因此正如本文第一节所论,新维多利亚文类时常呈现混合乃至矛盾的观点,同时对维多利亚时代持怀旧和批判态度。夏洛特·博伊斯(Charlotte Boyce)和埃洛迪·罗素(Elodie Rousselot)就此双重性作出总结:“新维多利亚既是对于19世纪的肯定欣赏,又是对其审视修正,充分表达了赞扬兼具批驳,回溯兼具前进的思想。”(44)但是,批评者未能解析为何该文类面对其文学发生学层面的直接祖先,同时表现出崇敬与厌恶。这不仅仅是由于扩展文类范畴导致当下作者地域背景多样化的横向结果;这个问题已经超出对于其作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文学范畴的分析。事实上,西方人书写或评论维多利亚时代并非近三十年的现象,也远远早于被视为该文类起源的20世纪中期。海尔曼和卢埃林认为:“在最宽泛的定义中,该文类的诞生几乎始于与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的结束同时发生。”(45)踏入20世纪之后,西方社会从未停止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关注与讨论,且范围远远超出文学创作领域。

在20世纪初期,伍尔夫(Virginia Woolf)声称1910年左右“人性改变了”;(46)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嘲讽19世纪小说为“硕大松弛而下垂的怪物”;(47)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同样厌恶维多利亚时代风物的废旧气息,希望“将它留在找到它的地方”。(48)显然,激进反叛的现代主义者拒斥再现现实世界、强调物质主义的维多利亚时代传统。不仅如此,传记作家里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在其出版于1918年著名的《维多利亚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中着重批判维多利亚时代将性象视作禁忌的性别公约,与此后半个世纪中的学者一同,使19世纪压抑性欲的刻板印象在公共想像和学术领域中得到固化。此时的作家和学者总体排斥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偏好和社会风俗,以彰显自身时代的进步性和现代性;到了20世纪中期,这种敌对性和排斥性明显消失,一种持续稳定的积极关注崭露势头。例如,与世纪初期斯特拉奇关于维多利亚时代人性压抑的结论形成对比,此时对维多利亚时代性隐秘空间有了空前的大发现:斯蒂文·马尔库塞(Steven Marcus)的《别一种维多利亚时代人》(The Other Victorians:A Study of Sexuality and Pornography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Victorian England,1964)、蒙哥马利·海德(H.Montgomery Hyde)的《色情文学史》(A History of Pornography,1964),以及罗纳德·皮尔索尔(Ronald Pearsall)的《花蕾中的蠕虫》(The Worm in the Bud:The World of Victorian Sexuality,1969)等。这些作品在沃特斯刻画女同性恋欲望的小说中被不同程度地援引。迈尔斯·泰勒(Miles Taylor)将60年代涉及维多利亚时代性主题论著的密集出版现象描述为“关于作为维多利亚时代而为人所知之物的转变”。(49)然而,在卡普兰看来,这些新发现与其说导致该时期形象的多样化和丰富化,不如说充当“维多利亚时代人集体欺骗性和双重标准的有力证据”。(50)因此,尽管福尔斯、里斯等作家以及研究者们有意识地重构历史,挑战早期关于19世纪的众多假说,但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中可发现类似世纪初期学者的主题,即维多利亚时代人的差异性为他们提供自身现代性的证明;而在整个80年代,西方基本颠覆了世纪初期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负面评判和抵触态度,以撒切尔为首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推行“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Victorian values)(51)作为衡量社会弊病的标准,从政治层面将过去建构视为当下轨物范世的文化他者,具有明显的“非历史性怀旧特征”。(52)这一切正是新维多利亚文类兴起时所主要针对的政治背景:一方面延续此前国家倡导的回顾帝国荣耀的爱国主义和怀旧叙事,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当时文学领域对官方政治挪用合法性的质疑与批判。正是在这种复古与批判、复原与更新并存的文化语境中最先涌现一批具有双(多)重叙事结构的新维多利亚小说,如查尔斯·帕利泽(Charles Palliser)的《梅花五点》(The Quincunx,1989)、拜厄特的《占有》、米歇尔·罗伯茨(Michèle Roberts)的《红色厨房》(In the Red Kitchen,1990)、斯威夫特的《从此以后》(Ever After,1992)等。作者或是以当代之力推动维多利亚时代回归“原位”,或是对过去延续至今的问题作出当下的回应。

恰如詹妮弗·格林-刘易斯(Jennifer Green-Lewis)所论,维多利亚时代“既处于历史之中又脱离历史;永远已经死亡——但仍然继续存活”。(53)它既“处于历史之中”,在历史编年中拥有确定位置,而又“脱离历史”。用德里达的话来说,是一种“不合时宜”(54)及时间错位的当下存在,或是作为一种可触知的有形实体存迹于当下,或是作为被不断召唤的无形幽灵以新的姿态重新显形或重获肉身。因此,当下新维多利亚研究显现出两个极端,或是过度沉迷于维多利亚时代事物与事实的尚古主义(antiquarianism)和恋物癖倾向,(55)或是倾向于将维多利亚时代人完全移出其特殊历史语境的现在主义(presentism),类似于80年代的非历史性政治挪用。当然,也有批评者如格林-刘易斯,并未将观点推至极端而落入非此即彼批评模式的窠臼,而是承认该文类同时彰显过去延续至今的未解决性,以及当代的历史化。如上所述,维多利亚时代的“幽灵”回归可以追溯至其刚刚逝去的那一刻,而在此后近百年时间中,西方人对它的总体价值评判历经颠倒逆转,公众与它的情态关系不断发展变化:从剧烈排斥到略带嘲讽,再到怀旧推崇;或是强调其与维多利亚时代人之间的差距,或是彰显与之的相近。意义的形成总是以关系的发生为前提,由此,与其说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意义与形象变动不居,不如说由于当代所处时空位置的不断游移而与过去结成不同的错位关系,由此叠覆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内容,呈现多样化甚至矛盾化的情感着色。因此,新维多利亚文类针对过去所展示的矛盾态度并非当下即时性的文学奇观,而是历经漫长思想演变与文化累积的历史化过程,而后于近30年文学创作中密集地展现出来。特雷西·哈格里夫斯(Tracy Hargreaves)在梳理20世纪初期以来涉及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创作时,也看到从维多利亚时代到当下的延续性,按照她的说法,某种程度上维多利亚时代并没有死亡,亦即不存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余生”甚至“后维多利亚”,这是“几乎没有显示出任何终结迹象的漫长生命”。(56)但她没有指明,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延续性是包含断裂、脱节和错位的连续,正因如此,延续至今的生命包含巨大的混杂性和矛盾性。

卢卡奇认为:“如果没有和现在的密切关系,那么刻画历史是不可能的事情。”(57)反之亦然,为了能够短暂瞥见当前生活的具体性,人们往往必须要在时间迁移中,也即在时间他处理解这种当代的不稳定性。杰里米·坦布林(Jeremy Tambling)将这种理解模式称为“关于‘时间错位’的思考”,意味着思考“时间之外之物,抵抗时序之物”。(58)这或许正是当代作者热衷重写维多利亚时代,甚至整个历史小说文类在20世纪初期基本消失又于半个世纪后重新兴起的一个原因:该文类提供的不仅仅是窥见过去,还是审视自身、站在现在定位调解过去的过程。历史小说这一双重职责使其必然是时间错位的,这种时间错位结构能够为表达当代的漂移性提供一种方式,向我们展示,过去的当代“余生”以其在过去的多种可能处境来面对当前,不断修正我们对于过去的传统阅读,同时揭示当代本身的不稳定状态。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时间错位展示生活在当代的西方人如何认识过去和当代范畴,又是如何在历史中找寻和定位自身的。

注释:

①文类界定和命名是新维多利亚研究早期最主要的一个关注点,且大多数批评者在后现代主义框架内定义和描述该文类。90年代末以来,关于该文类的英文命名还包括victoriana,victoriographies,retro-Victorian,post-Victorian,faux-Victorian等。

②Louisa Hadley,Neo-Victorian Fiction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The Victorians and Us(Basingstok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p.2.

③Ann Heilmann and Mark Llewellyn,Neo-Victorianism:The Victoria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1999-2009(Basingstok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p.4.

④罗宾·吉尔摩(Robin Gilmour)将新维多利亚小说分为六种不同类型,但各个类型互有重叠部分。除本文提到的两种之外,还包括拼贴和戏仿、维多利亚时代意识形态的颠倒、维多利亚时代规范的颠覆以及研究小说。参见Robin Gilmour,"Using the Victorians:The Victorian Age in Contemporary Fiction",in Rereading Victorian Fiction,eds.Alice Jenkins and Juliet John(Basingstok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0),190页。

⑤Ann Heilmann and Mark Llewellyn,Neo-Victorianism:The Victoria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1999-2009,p.175.

⑥Ann Heilmann and Mark Llewellyn,Neo-Victorianism:The Victoria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1999-2009,p.4.

⑦Cora Kaplan,"Perspective:Fingersmith's Coda:Feminism and Victorian Studies",Journal of Victorian Culture(Spring,2008),p.53.

⑧参见Kate Flint,"Why 'Victorian'?:Response",Victorian Studies(Winter,2005),230页。海尔曼和卢埃林的定义正是针对此前以戴安娜·萨多夫、约翰·库奇、凯特·弗林特和克里斯蒂安·古特尔本为代表的批评者将新维多利亚文学仅仅视作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怀旧、拜物或派生的行为。另参见Victorian Afterlife:Postmodern Culture Rewrites the Nineteenth Century,eds.John Kucich and Dianne F.Sadoff(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 Christian Gutleben,Nostalgic Postmodernism:The Victorian Tradition and the Contemporary British Novel(Amsterdam:Rodopi,2001)。

⑨Samantha J.Carroll,"Putting the 'Neo' Back into Neo-Victorian:The Neo-Victorian Novel as Postmodern Revisionist Fiction",Neo-Victorian Studies(2010),p.176.

⑩时间错位在现代英语词典中有两个基本含义:“看起来过时且不属于现在的人、习俗和观点;被放置在错误历史时期中的某物,或将某物放置在错误历史时期的事实”(参见Oxford Learner's Dictionary在线词典释义)。在英语中,该词最早出现于1646年的《默雷英语词典》(Murray's English Dictionary),但人们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却早得多,可追溯至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主要表现为历史意识的产生,称为“时间错位感”(sense of anachronism),构成20世纪对于该词的主要理解。彼得·伯克(Peter Burke)明确主张:“400至1400年的整整一千年里,即便在有教养的人那里也没有‘历史意识’。”也就是说,西方人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意识到过去与现在的区分。参见Herman L.Ebeling,"The Word Anachronism",Modern Language Notes(February,1937),120-121页;彼得·伯克:《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意识》,杨贤宗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1页。

(11)Nicholas D.Paige,Being Interior:Autobiography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1),p.21.

(12)Georg Lukács,The Historical Novel,trans.Hannah and Stanley Mitchell(London:Merlin Press,1937),p.61.

(13)Georg Lukács,The Historical Novel,p.24.

(14)Mark Llewellyn,"What is Neo-Victorian Studies?",Neo-Victorian Studies(Autumn,2008),pp.170-171.

(15)该词出自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博尔赫斯指出,“刻意的时间错位”或“有意地制造时代错误和胡乱归属的技巧”的一个来源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堂吉诃德》,它既开创现实主义小说,又通过主人翁以游侠骑士的过时身份外出漫游的情节,将时间错位建构为作品结构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此参照当下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重写行为。参见豪·路·博尔赫斯:《〈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载《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王央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50页。

(16)Ann Heilmann and Mark Llewellyn,Neo-Victorianism:The Victoria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1999-2009,p.6.

(17)Marie-Luise Kohlke,"Mining the Neo-Victorian Vein:Prospecting for Gold,Buried Treasure and Uncertain Metal",in Neo-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Immersions and Revisitations,eds.Nadine Boehm-Schnitker and Susanne Gruss(New York:Routledge,2014),p.27.

(18)Dana Shiller,"The Redemptive Past in the Neo-Victorian Novel",Studies in the Novel(Winter,1997),p.540.

(19)Louisa Yates,"'But it's only a novel,Dorian':Neo-Victorian Fiction and the Process of Revision",NeoVictorian Studies(Winter 2009/2010),p.187.

(20)Louisa Yates,"'But it's only a novel,Dorian':Neo-Victorian Fiction and the Process of Revision",p.188.

(21)Maciej Sulmicki,"The Author as the Antiquarian:Selling Victorian Culture to Readers of Neo-Victorian Novels and Steampunk Comics",Otherness:Essays and Studies(August,2011),p.4.

(22)Christian Gutleben,Nostalgic Postmodernism:The Victorian Tradition and the Contemporary British Novel(Amsterdam:Rodopi,2001),p.10.

(23)Christian Gutleben,Nostalgic Postmodernism:The Victorian Tradition and the Contemporary British Novel,p.37.

(24)Samantha J.Carroll,"Putting the 'Neo' Back into Neo-Victorian:The Neo-Victorian Novel as Postmodern Revisionist Fiction",p.194.

(25)Christian Gutleben,Nostalgic Postmodernism:The Victorian Tradition and the Contemporary British Novel,p.121.

(26)Dana Shiller,"The Redemptive Past in the Neo-Victorian Novel",p.546.

(27)Helen Davies,Gender and Ventriloquism in Victorian and Neo-Victorian Fiction:Passionate Puppets(Basingstok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2),p.7.

(28)Matthew Sweet,Inventing the Victorians(London:Faber & Faber,2001),p.21.

(29)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15页。

(30)尼采:《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载《不合时宜的沉思》,李秋零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34页,137页。

(31)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载《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等泽,三联书店2008年版,266页。

(32)P.Buse and A.Stott,"Introduction:A Future for Haunting",in Ghosts:Deconstruction,Psychoanalysis,History,eds.P.Buse and A.Stott(Basingstok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1999),p.11.

(33)Elizabeth Ho,Neo-Victorianism and the Memory of Empire(London:Continuum,2012),p.16.

(34)Louisa Hadley,Neo-Victorian Fiction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The Victorians and Us,p.3.

(35)Stephen Greenblatt,Shakespearian Negotiations:The 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 in Renaissance Engla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1.

(36)Hugh Grady and Terence Hawkes eds.,Presentist Shakespeares(London:Routledge,2007),p.4.

(37)Helen Davies,Gender and Ventriloquism in Victorian and Neo-Victorian Fiction:Passionate Puppets,p.7.

(38)Christian Gutleben and Marie-Luise Kohlke,"Introduction:Bearing After-Witness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Neo-Victorian Tropes of Trauma:The Politics of Bearing After-Witness to Nineteenth-Century Suffering,eds.Christian Gutleben and Marie-Luise Kohlke(Amsterdam:Rudopi,2010),p.19.

(39)Peter Widdowson,"Writing Back:Contemporary Re-Visionary Fiction",Textual Practice(2006),p.504.

(40)Ann Heilmann and Mark Llewellyn,Neo-Victorianism:The Victoria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1999-2009,p.8.

(41)Louisa Hadley,Neo-Victorian Fiction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the Victorians and Us,p.7.

(42)彼得·伯克:《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意识》,杨贤宗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157页。

(43)Louisa Hadley,Neo-Victorian Fiction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the Victorians and Us,p.7.

(44)Charlotte Boyce and Elodie Rousselot,"The Other Dickens:Neo-Victorian Appropriation and Adaptation",Neo-Victorian Studies(2012),p.2.

(45)Ann Heilmann and Mark Llewellyn,Neo-Victorianism:The Victoria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1999-2009,p.8.

(46)弗吉尼亚·伍尔夫:《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载《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291页。

(47)Qtd.in Alice Jenkins and Juliet John,Rereading Victorian Fiction(Basingstok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p.2.

(48)Qtd.in John Gardiner,"Theme-park Victoriana",in The Victorians Since 1901:Histories,Representations and Revisions,eds.Miles Taylor and Michael Wolff(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P,2004),p.168.

(49)Miles Taylor,"Introduction",in The Victorians Since 1901:Histories,Representations and Revisions,p.8.

(50)Cora Kaplan,Victoriana:Histories,Fictions,Criticism(Edinburgh:Edinburgh UP,2007),p.86.

(51)1983年1月16日,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接受电视节目Weekend World的实况采访时,首次对该术语进行具体论述,这篇访谈也因此被简称为“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事实上,早在70年代从政期间,撒切尔便多次提及和援引该时期。访谈原文参见网址https://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5087。

(52)Kate Mitchell,History and Cultural Memory in Neo-Victorian Fiction:Victorian Afterimage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0),p.48.

(53)Jennifer Green-Lewis,"At Hom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hotography,Nostalgia,and the Will to Authenticity",in Victorian Afterlife:Postmodern Culture Rewrites the Nineteenth Century,eds.John Kucich and Dianne F.Sadoff(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p.31.

(54)参见德里达:《不合时宜的格言》,载《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304-324页。

(55)A.S.拜厄特在小说《占有》中讽刺了这种迷恋和渴望占有维多利亚时代物质的拜物主义。

(56)Tracy Hargreaves,"'We Other Victorians':Literary Victorian Afterlives",Journal of Victorian Culture(2008),p.286.

(57)Georg Lukács,The Historical Novel,p.53.

(58)Jeremy Tambling,On Anachronism(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P,2010),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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