泓峻:“强制阐释论”的基本立场、理论建树与学术关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 次 更新时间:2021-10-01 14:5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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泓峻  

   内容提要:强制阐释产生的原因、发生的影响以及怎样使当代阐释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走出强制阐释的误区,一直是“强制阐释论”的问题意识所在。六年来,“强制阐释论”虽然不断深化与调整,但理论首先应当来源于实践、阐释对象的确定性、阐释者的中介地位、公共理性为阐释设定边界等作为其基本立场却没有改变。“强制阐释论”的理论建树主要体现在对于强制阐释发生原因的深入解析、对阐释伦理的强调、对阐释公共性问题的深入思考以及对中国阐释学思想的总结与借鉴等方面,而学术研究是否还保有科学性与客观性一直是其学术关怀的焦点。

  

   关 键 词:强制阐释论/基本立场/理论建树/学术关怀

  

   作者简介:泓峻,文艺学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4年年末,张江先生的《强制阐释论》发表,之后引起学界热烈的反响与强烈的震动。①作者本人则以此为契机,围绕着在《强制阐释论》一文中提出的主要问题,开始了自己的阐释学研究,进而提出了建立中国当代阐释学的目标。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又发表了他的《再论强制阐释》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以他近几年的阐释学研究为基础,对强制阐释问题作出了新的思考。从《强制阐释论》到《再论强制阐释》,相隔六年时光,其间中国当代人文学术发生的深刻变化,相信许多学术中人都会有深切体会。而张江“强制阐释论”的提出以及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持续思考,不仅是随着这种变化展开的,而且是生成与推动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十分值得关注。

  

   把《强制阐释论》与《再论强制阐释》进行比较,可以见出后者对前者的超越:在理论视野上,《强制阐释论》着眼于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产生之后深受其影响的西方文艺理论的反思与批判,而《再论强调阐释》则把强制阐释视作一种人文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加以审视;在研究方法上,《再论强制阐释》一文不仅沿用了《强制阐释论》采用的文本细读与逻辑思辨相结合的方法,透露出作者学术文章一贯具有的理论锋芒,而且借助于“期望”与“动机”这两个心理学概念,深入分析了“阐释期望”与“阐释动机”的差异,探讨了强制阐释与人的“自证”本性之间的关系,使《强制阐释论》一文中提出的“前在立场与模式”“主观预设”等概念获得了更坚实的支撑,显示出跨学科研究的视野;在研究立场上,如果说《强制阐释论》还比较突出所批判的理论的“西方”身份的话,那么,《再论强制阐释》一文立论的前提与落脚点,已经淡化了由东西方的对立所构成的身份意识,指出“强制阐释”的普遍性不仅表现在西方学术研究中,而且也表现在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上述变化,均建立在作者六年来对于许多阐释学关键问题的深入思考之上。

  

   《再论强制阐释》的发表,同时也表明了张江对他在《强制阐释论》中提出的问题始终难以释怀。顺着这条线索,可以发现强制阐释产生的原因、发生的影响以及怎样使当代阐释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走出强制阐释的误区,一直都是张江阐释学研究最为核心的“问题意识”。本文将围绕“强制阐释论”这一理论命题,对张江六年来的阐释学研究历程做一个整体性的回顾,展现其一直坚持的基本立场,总结其理论上的突破,揭示“强制阐释论”这一理论命题背后的学术关怀。

  

   一、基本立场

  

   我们发现,虽然六年来张江的阐释学研究不断深入,也不断进行各种调整,但其基本理论立场却鲜有动摇。这些立场包括:

  

   (一)理论首先应当来源于实践

  

   脱离文学实践,是张江在对当代西方文论进行反思时所下的一个整体性判断。在发表于《强制阐释论》之前的《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一文中,作者对西方文论理论缺陷的总结,第一条即为“脱离文学实践”,认为“当代西方文论中诸多影响重大的学说与学派”之所以不具备科学性,就是因为其“发生的起点往往不是鲜活的实践,而是抽象的理论”[1]。在《强制阐释论》中,他给强制阐释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意图和结论的阐释。”这个定义所揭示的“强制阐释”这一概念的内涵,其实都与脱离文学实践相关。而此文在总结强制阐释的特征时,“混乱的认识路径”指的就是“理论构建和批评不是从实践出发,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从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2]。

  

   理论首先应当来源于实践这一阐释学立场,在《理论中心论》这篇文章中得到了更为集中的表达。此文把“文艺理论不是从文艺经验和实践出发,而是从概念和范畴出发;概念生成概念,范畴生成范畴;理论是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理论成为研究和阐释的中心”作为西方文论发展进入以理论为中心的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志,并把其产生的原因一直追溯到西方近代哲学传统中的唯理论路线。[3]在梳理中国自身的阐释学传统时,张江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所讲的“理”概念,与西方以思辨与逻辑为基础的“理性”概念大异其趣,它是“实践理性之理”,是“实践智慧的直观表达”,不脱离人的感性、本能、直觉,在表达上则与比喻、借喻、隐喻等诗性思维交织密集,并认为“了然东西方理与理性的传统及深刻差别,是构建中国当代阐释学的前提与起点”[4]。对上述东西方两个概念在对待理论与实践关系上的差异的敏锐感觉,表明这一问题始终萦绕在论者心头。正因为如此,当再回到强制阐释问题上的时候,《再论强制阐释》一文在结论部分对强制阐释作出了这样的总结:“强制阐释无论怎样盛行,其本体论的空洞,即沦陷于形而上的空洞思辨;其方法论的谬误,即放弃对现象本身的关注;其逻辑上的混乱,即因颠覆正当认知规则而自相矛盾和自我否定,在阐释实践中屡屡碰壁。”[5]

  

   (二)阐释对象的确定性

  

   正是基于理论应当源于实践这一认识论前提,“强制阐释论”坚持阐释活动应该有一个确定的对象。对于以语言构成的文本的阐释而言,这一确定的对象便是文本作者的意图以及客观存在的文本。文本的意义对不同的阐释者是开放的,但并非无限。由于当代西方阐释学的一个主要立场便是否定作者意图对于阐释活动的价值,否定文本有确定的意义,因此“强制阐释论”这一建立在古典阐释学基础上的立场,很容易被人视为保守与落后。但张江似乎并不介意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不仅不断重申这一立场,而且不断从各个角度对它进行论证。

  

   在《强制阐释论》中,张江对西方当代文论最大的不满,集中在“文论偏离文学”“无视文本原生含义,强制裁定文本的意义与价值”[6]。在具体的案例分析中,面对当代学者用地理学阐释《奥德赛》与《悲惨世界》、用生态学阐释爱伦·坡的《厄舍老屋的倒塌》、用女性主义阐释《哈姆莱特》,他反复追问的问题就是:“文本中包含这样的意义吗?”“这符合作者创作作品的意图吗?”在谈到批评的公正性时,他认为批评活动首要的是对文本存在的本体认知,这包括“文本实际包含了什么”,“作者意欲表达什么”,明确指出公正的批评应该做到“文本中实有的,我们承认和尊重它的存在,文本中没有的,我们也承认和尊重它的缺失”[7]。《“意图”在不在场》专论作者意图问题,在认真分析了许多否定作者意图对阐释活动意义的理论观点之后,更加旗帜鲜明地指出:“无论怎样消解和抵制意图,作者意图总是在场的,并决定着文本的质量与价值,影响他者对文本的理解与阐释。意图贯穿于作品创作的全过程,展开并实现于作品的语言、结构、风格等全部筹划之中。”[8]

  

   与此同时,为了回应各种消解文本意义与作者意图的理论,基于文本的确定性这一前提,“强制阐释论”讨论了文本意义的开放与封闭问题,指出文本既是自在的,又是开放的。文本的自在,指的是文本独立于阐释者而存在,其自身蕴含的意义是有限的、确定的;文本的开放,指的则是理解者的合理阐释与发挥。“确定的意义不能代替开放的理解,理解的开放不能超越合理的规约。”在此前提下,“强制阐释论”主张区别文本的意义与阐释者赋予文本的意义,认为“必须在逻辑上确定,阐释者的生产,是阐释者的主观生产,其生产物是阐释者的生产物,未必是而且经常未必是文本的生产物,不必强加于文本”[9]。这实际上是在肯定阐释者对文本的理解是在自由开放的前提下,坚持了文本的自在性与阐释对象的确定性。

  

   (三)阐释者的中介地位

  

   对阐释者在阐释活动中地位的界定,是当代西方阐释学理论的重心所在,同时也是“强制阐释论”关注的重心所在。在这一问题上,尽管“强制阐释论”承认阐释者有对文本进行阐释的权力,阐释行为的本质就是阐释者的自证,阐释分为对客观对象的阐释以及对阐释者自我的阐释,本体论阐释是阐释者此在生成的方式,但仍然坚持认为相对于阐释对象,阐释者是第二位的,阐释是一种居间说话的行为,有效的阐释不是无限的,而是以公共理性为边界与约束的。阐释者的阐释活动一方面要尊重阐释对象,另一方面要顾及公共理性,不可肆意妄为。

  

   在《强制阐释论》以及接下来对西方文论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其他文章中,对阐释者主观预设在先,不顾文本实际,把文本作为自己前置立场证明的批判,着墨最多。实际上,在“强制阐释论”看来,强制阐释的根本性失误就是以主观预设裁定文本的意义。为了回应学界根据当代西方阐释学、接受美学理论提出的质疑,“强制阐释论”把“前见”“期待视域”等概念与自己所说的“前置立场”进行了区分,强调“前见”与“期待视域”在与阐释对象相遇时,会根据对象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正,发生变化,因而受“前见”与“期待视域”影响的阐释行为不属于强制阐释。而“前置立场”则是“主动的、自觉的行为表达,是一种清醒意识的选择”,它主导、驾驭、操纵着阐释过程,“作品与立场不同,立场将修正作品”,因此是导致强制阐释的直接原因。[10]“强制阐释论”在进行西方文论批判时,阐释者居间说话的中介性地位不断被强调,并把阐释者“尊重文本、尊重作者,尊重意图,给文本以恰如其分的认识与公正确当的解释”作为当代西方阐释学走出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误区的前提。[11]

  

   如果说在西方文论批判阶段,“强制阐释论”比较多地强调阐释者应当尊重阐释对象的客观性、实在性、确定性的话,那么到了后来,在从正面以建构的态度思考阐释学理论时,张江则突出了受众对阐释者的主观随意性的约束作用。这在“公共阐释论”这一命题提出时已经有所表现,此后的《“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后文简称《“阐”“诠”辨》)《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阐释与自证》等文章,也不断强调有效的阐释是面向受众公共理性的阐释,必须被受众所理解,被时代的语境所接纳,而不是主观任意的。

  

值得注意的是,《阐释与自证》这篇借心理学知识思考阐释学问题的文章,一方面强调“在心理学的视域下,阐释的本质为‘自证’”,但作者并没有把阐释学的“自证”行为引向阐释的主观性问题,而是突出强调了在阐释行为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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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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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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