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霍金在《时间简史》中说了些什么，他说：终极问题可以解决，而且，“解决”是人类理智的最终胜利。那时候的霍金热情洋溢，陶醉在奥秘的掌握里。很多年过去了，与霍金一同兴奋的人们却得到这样的消息，他放弃对终极理论的寻求。“我们不是能从宇宙之外观察宇宙的天使”，理由也简单，听起来却刺耳。霍金和相信他的人何时成了“天使”，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天使？
霍金在西方思想界作为一标识，让我们认出几千年来西方人运思的轨迹。没有中断，不过在人和神之间闪烁不定。按照这样一种说法：如今科学家对神学家的尊重较过去为多，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运思之在西方，始终一迷途而已。爱因斯坦，这个科学的象征性人物，当记者询问是否有上帝时，他的回答是不要问我这个问题。问题何以让爱因斯坦为难？他拿不准。
迷途羔羊！爱因斯坦或霍金不过一迷途羔羊罢了。
二
《圣经》说人只能看见上帝的背影。西方人从古至今的运思拖长了这“背影”，命定埋没在其中。
一切努力均告多余，如托马斯晚年所言，他以前所写的全部作品对他来说毫无价值。西方人学聪明了，最聪明者莫过于维特根斯坦：“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问题不可言说”。
维特根斯坦的全部努力，搞明白的就是什么是可说的、什么是不可说的。这下好了，他应该清爽。维特根斯坦没理由让人费解。然而他为什么一会指出形而上学都是胡说八道，一会又表示对历史上伟大的形而上学家肃然起敬呢？他摇摆于说与不说之间，作为人的处境之无奈完全暴露出来了。最要命的是，维特根斯坦把问题对人的逼迫推向极致。他认为人若确实能够提出问题来，就会有答案。这是什么意思？问题不是一直让他揪心吗？怎么到头来连问题都提不出来？
在问题面前，维特根斯坦之难堪让人印象深刻。闷罐，试着想象一闷罐，他就住在里头。
其实，就西方的思想传统而言，人都住在闷罐里，能打开这闷罐的只有上帝。
三
罗丹的雕塑《思想者》很有看头，对思的肯定连同对人的肯定。但此种肯定注定无法完成。《思想者》虽然痛苦但自信，少了点惶惑。“惶惑”很重要，它表明人不可能找到终极问题的答案。西方思想的大传统在于承认人无知，这传统的延续虽然出现过叛离，譬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革命等，终究因其没有撬动问题而归于浅薄。《圣经》说得明白不过：看见我的人不能存活。人终其一生无缘亲睹上帝，即是人无知。西方人从来都乐于谈论人的无知，只是到了后来，脑袋发昏才把这事忘了。当然，有些人没忘。“但澄明从何而来，何以有澄明？在这有中什么在说话？”，海德格尔如是说。海德格尔毕生运思 ，目的只有一个：恢复对上帝的信仰。要恢复信仰其实简单——只需问题，海德格尔找到的也就是问题。
苏格拉底是希腊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知道自己无知。注意，这是神说的。
四
《庄子》说：“不知深矣，知之浅矣; 弗知内矣，知之外矣。”中国人也讲无知，但此“无知”不是彼“无知。彼无知有一个高于人的知，在他那有答案。此无知昭告的是人向外或在外求知会误入歧途，亦即所得“浅矣”。中国人早就知道不可站在宇宙之外求知，亦即“外矣”则“浅矣”。从这样的视角看西方人，他们的孜孜以求真乃糊涂。人的思胡搅到最后什么也得不到，便在预料之中了。中国的思想传统没有高于人的知，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没有溜出宇宙之外。“内矣”则“深矣”，从此可进入中国思想之核心。“夫坐忘者，何所不忘哉！内不觉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与道冥一，万虑皆遗”，司马承祯如是说。不知就是让人放弃思，因为宇宙之存在与人类认识无关。上帝的知打杀人的思。人不思，上帝连出场的份儿都没有。《易经》说：天下何思何虑！
五
中国思想有一个谜，中国人从来不受终极问题的困扰。
为什么会有？老子说：有生于无。有学者称，这等于没有回答终极问题。没有回答还是无意于回答？何以不回答？“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有答案：道生万物。什么是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就是自己如此。万物自己如此！所谓无中生有，最后的答案就在这里。
《易经》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又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乾坤为万物的本原。乾坤不在万物之外，可以具体为天地、男女、日夜等等。追溯万物的本原，而在万物之内，即回到自身。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开句便为：无极而太极。无极，也就是无。“无”，打断了人的思。藉此“打断”，中国人的思始终被定位在存在之内。
在存在之内，问题无法提出。
中国人回避终极问题，这种看法很流行。实际上，没有回避，只是问题消失了。
探求万物的本原，为什么中国人讲“自本自根”，而西方人讲“被造”？因为后者带着问题去思，前者之思却起自问题消失之后。
六
维特根斯坦徘徊于说与不可说之间，他的不可说是说的失败，而说暴露的是不可说之痛。维特根斯坦很惨，作为哲学家的他远不如神学家幸福。当然，其“惨”，正好为神学铺路。
问题在中国思想里消失了，中国人就是清爽！“非乐不足以语君子”，程子如是说。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不错，但深层原因却不是他说的那些，而是中国人之思不受问题的侵害。张子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若有问题，则不得说“不能”，而“不得已而然”，也就是自己如此。因为没有问题，中国人心灵澄澈。
同一个问题，在中国，它消失了，在西方，却如梗在喉。结果，由问题导出的本原很不一样，一者在内，一者在外。只有触及问题，才可懂得天道与上帝是不可比的。中国人讲“天生万物”或“道生万物”，一个“生”字，说的是本原与万物如母子般不可分。西方人讲上帝创造世界，“创造”，有一个从无到有的时刻，以此时刻划界，本原与世界判然有别。不可比就是这样凸显出来的：中国人之思消解于无，西方人之思越过无不肯止息。
问题，把西方人带到上帝面前。
问题消失，中国人回归自身。
象维特根斯坦那种尴尬，不会出现在中国哲人身上，因为中国的智慧让问题消散无余。
七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子罕言性与天道”，孔子的弟子如是说。不可说或少说，在此，似乎找到了中西思想共通之处。但与前面谈到“此‘无知’不是彼‘无知’”一样，此“不可说”亦非彼“不可说”。彼不可说是想说却说不出来或说不到底，此不可说不再有意于说。当老子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以他的知见，当已透识一切。而耶酥，那个自称上帝之子的人，谈到其父时却极尽谦卑，甚或诚惶诚恐。什么造成了如此大的区别？问题在而无答案，人何其失魂落魄！问题消失，人无须向外祈求，又何其悠游自在！孔子的见道之言可谓从容不迫，“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大道流行，就在眼前。其实孔子也没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道就在人之所见中，说为赘说。与中国不同，西方的说难免隔靴搔痒。玩味一下奥古斯丁的这句话吧，“信，就是信你所未见的，信的回报，就是看见你所愿见的”。走到生命的尽头，人依旧一无所见，只得靠信来维持期盼。期盼什么呢？上帝！这个问题答案的最终掌握者。
有学者把老子和海德格尔捆在一起做研究时，兴奋地发现后者是前者的异域知音，真是谬之千里了。海德格尔说得再清楚不过，“还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海德格尔认为真理自遮蔽，又自敞开。敞开即澄明。海德格尔见道而又与之隔了一层，即他终有一问，露出了西方人的本色。老子叫人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当然没有此问。
敞开而在其中，这是中国人。
置身于外，钻入闷罐，这是西方人。
八
中国的思想传统没有“救渡”一说，因为中国人从不受困于问题。《易经》，为儒道两家所尊奉。这部经典，其对世界的解释是自圆的，没有人之思夹杂在里头。它模拟宇宙生化，得其要领进而顺从之。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就是此意。易之六十四卦皆由乾坤两卦推衍而来，对这样一个系统，中国人没有异议。“异议”指拒斥或不接受。人何以不接受这个世界？理由只有一个：问题。此世界对人来说是有问题的。有问题，大的方面讲，意味着宇宙之存在在人只得被动接受，小的方面讲，人之生死非人所能决定。不幸！人因其不幸而需要救渡。救渡来自上帝。异议，在西方思想传统中举足轻重。为什么西方人必得有另一个世界，方可减缓存在之沉重，对准了问题，就一点也不难理解。
对海德格尔所说“人在大地诗意地栖居”，很多人颇为欣赏。试问有多少人透识此种“诗意”的创伤？对海德格尔来说，栖居只是暂居。他精心安排了自己的身后事，其墓碑上方那颗星星最能表明其心迹。事实上，海德格尔到死都没搞清楚存在是怎么回事。
别样的诗意在中国，这种“诗意”洋溢于天地万物间，无须他者介入。
九
对准问题，看看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怎么说：“你从虚空中创造了近乎虚空的、未具形质的物质，又用这物质创造了世界。”再看看汉代儒者在《易纬·乾凿度》中怎么说：“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乾坤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太初者气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质之始。” 一者创造，一者生，是否已看得分明？这未具形质的物质或气，前者是造出来的，而后者，在太易与太初之间，即“未见气”与“气之始”之间没有他者介入，实为自生。中西思想之歧异，如果忽略了问题之有无，不管怎么看也看不出来。
问题，是人之思，西方思想传统因此而打上人的烙印。与之相反，中国思想传统了无人的痕迹。
什么是自然？只有在中国思想传统中领悟。
十
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一个“损”字，就是要把人之思清除干净。惟独如此，才能还道之本然。对道之本然，庄子领会至深：“南海之帝为脩，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脩与忽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脩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道无为而人有意，浑沌的死因就在于人之思。
对道，这一存在的根本，若存有一丝一毫的人意，便无法领受。中国思想的源头是没有人的因素的。这是说，对存在为何，人必须保持无所作为。
不以人之思干涉存在，中国思想做到了这点。
西方人不懂自然为何。在其思想传统里，上帝就是自然。而这个“自然”，却是人之思的产物。
没有问题，被造意识就不会产生。没有问题，纯粹之思就是存在本身。
十一
西方人的被造意识，除了从无到有的被造，还有这“有”的被安排。宇宙秩序何以如此井然？如果不是上帝安排了一切，将从何解释？上帝“用尺度、数字、衡量处置万物”，《圣经》如是说。在西方人看来，上帝是数学家、物理学家等，万有之精妙都是由他创设的。
中国人也赞叹宇宙之神奇。但神则神矣，却非有意为之。《易经》说：“阴阳不测之谓神。”对此，韩康伯在《系辞注》中说：“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故曰阴阳不测。尝试论之曰：原夫两仪之运，万物之动，岂有使之然哉？莫不独化于太虚，欻然而自造矣。”无“使之然”者，即无创设者。中国人之思只用在领悟上，人的筹划是没有的。
人一旦被问题逮住而不能脱身，西方思想就是一条出路。
没有问题，中国人无需那条路。
十二
在西方思想中，找不到“闲”的说法。而“闲”却是中国思想的底色。
请看道士说“闲”：“一个闲人天地间，大笑一声天地阔”（白玉蟾）、“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间一丈夫”（钟离权）、“三峰千载客，四海一闲人”（陈抟）。道家窥破天机，无为为修行的极致，没有人的一点事儿，故而能闲。
儒者怎么说呢？儒家入世，与道家相较，似乎不够格说闲。然而推到最后，一样能闲。这点，孔夫子便是榜样。《论语》载，夫子让四弟子各言其志，当曾点答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即刻大加赞赏：“吾与点也！”在此，只需指出孔子所赞赏者没有超出这个世界就够了。若这世界有问题，怎可如此悠游？
西方人被问题击中，紧迫成为精神常态。听听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怎么说：“正象我不知道我从何而来，我同样也不知道我往何处去；我仅仅知道在离开这个世界时，我就要永远地或则是归于乌有，或则是落到一位愤怒的上帝的手里……”其实，落到了问题的手里，这使他活着如同接受鞭打。其乐也融融，那来那闲工夫！再听听波纳文图拉在《独白》中怎么说：“灵魂啊，通过净化你那静观的双眼，你认识到了那神圣救赎的恩典，你的新郎已用它将你从原罪中解救出来。”原罪的一头系着问题，另一头则系着此生。此生是拿来赎罪的，试问如何敢闲？
一个“闲”字，说来简单，其中却有问题需要掂量。
十三
西方人的紧迫当然不是儿戏。但如果这世界没问题，则视同儿戏又有何不可？
海德格尔称人为“终有一死者”，是其所在思想传统的回音。尼采不是讨厌天主教神父老是提醒人你将要死吗？然而这“提醒”，为问题所必需。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有点莫名其妙，他们好象没有死亡问题，或者声言不怕死。证据还挺大，孔子不是说过“未知生，焉知死”吗？有结论称：中国人回避死亡问题。这结论如果由西方人作出，当然不奇怪；如果由国人作出，则入其彀中了，即“钻入闷罐”。
正如中国人没有回避终极问题一样，也没有回避死亡问题。如果问题在，则有所谓“回避”，没有问题，何来回避？死亡问题就包含在终极问题里头。若终极问题可以解决，死亡问题便迎刃而解。儒家从来没有试图解决死亡问题，它讲顺化，即大化流行，顺而应之。孔子把人从对死的关注导向关切生，是让生来消解死。“生生之谓易”，这与《易经》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皇帝阴符经》说：“天生天杀，道之理也”。道不可改变，死的事实岂可改变？中国人达观，原因在这里。
把死当作问题来解决的是西方人。人岂能解决死亡问题？“解决者”为上帝。“让我死，为了不死，为了瞻仰你的圣容”，奥古斯丁这么说。这条死亡的暗道，由问题砌牢，人是永远都走不出来的。
王夫之论死，以为“人知哀死而不必患死”。反观西方，以死为患。西方人为什么惶惶然于死？为患者何？问题！何来问题？故张子说：“老不安死……贼生之道也”。
十四
人不能免除死亡，让西方人手足无措。宇宙必将毁灭，更使他们凄凄惶惶。此种情状，只有带着问题去思，才能作至深体验。人之死生、宇宙之终始，皆非人所决定，黑暗的深渊！对西方思想传统而言，听不到人向上帝呼告，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 如果听到了，就是最美的语言。
这世界的从无到有，源自上帝的大能；这有的精巧，源自上帝的大智。
抹掉上帝，除非抹掉人之思。
亚里士多徳认为：神是只思想思想的神圣思想。人能思，但不是思想本身，神才是。思，作为路标，指向上帝。希腊人的神学思想是理性的，即人绕着己思起舞，企图通达神思。为什么在西方思想传统中，希腊哲学作为婢女的地位不可改变？因为它从人之思到神思，神是被推想出来的。希伯来人的神学思想就很不一样了。“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开篇第一句，神凭空而来。这“凭空”，也就是启示。启示是一种咬定，神从来就在，在人之思之前。基督教被斥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谎言！但“谎言”何以有这么大的魅力？当然不仅仅是谎言。有问题在，谎言就是真实的。希伯来人给世界贡献了一神，他们为此而骄傲。神之魅出自问题，即出自人之思。但这神的临场却从打杀人之思开始。这点，希腊人的确望尘莫及。
希腊或希伯来思想固然有所不同，但均出自人之思。西方思想这两个源头的最后归向，决定了人类命运的悲惨。
十五
终极问题在中国思想里消失,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绝然有别于西方。以儒家论，其典籍浩繁，找不到关于生命悲惨的说法。倘若人担忧死、毁灭等等，怎能免于悲惨？其悲在于：问题非人所能解决。儒家讲天命，讲的就是听天由命。这是说：对于人存在、宇宙存在，包括其死、其毁灭，人必须接受。接受，则人无所忧。儒者更有“不必言命”的说法，这就把“无忧”推到极致。道家、道教让西方人感觉亲近，特别在有关死的问题上。葛洪在《抱朴子》中说：“况彭祖辈，何肯死哉！”不肯死，与西方人追求灵魂不朽是一致的。但如何求不死，又大不一样。还是葛洪，他说：“我命在我不在天，成金还丹亿万年。”道士不服天命，要自己搞定生死，叫人震撼！这可是西方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基督教的修士不管怎么修也成不了上帝。因问题作梗，西方人只好听从上帝。道士修炼完全自主，要理解这点，须从根子上讲。如果中国的思想传统有一丁点儿问题的阴影，即中国人之思自外于存在，怎么可能自主？道就在存在之内，道人是与道冥一之人。佛教是外来思想，曾受到儒家的阻击，还是扎下根来。中国思想为什么能够包容佛教？如果佛教没有“闲”的底色，即不受困于问题，就不可能。佛教说空，人之思被扫得干干净净。
十六
科学改变世界。事实上，它什么也改变不了。
要判明宗教与科学孰是孰非，只须抓住问题来讲。科学能够解决终极问题吗？不能。对终极问题这个“人之思”，科学尽显其怯弱。科学家不是想寻找宇宙的总方程式吗？神学家只需一问：这方程式从何而来？他便蔫了。曾有报道称，科学家将在实验室里造出物质。然而这实验室是什么东西？有这“物质”，有这“总方程式”，人就可以玩转一切，此乃科学之迷狂！
西方思想，由于它的起点在人之思，而这“人之思”的要害为终极问题，其骨子里有一种改变的企图。对存在这一事实，西方人总是心怀不满。神学热衷于讲死、讲毁灭，目的在于拯救。问题驱动下的拯救，其实质是要改变。因上帝，或死、或毁灭变得可以接受。起初，西方人一点自主都没有，上帝藉问题掌控一切。在问题仍在的情况下，上帝被毁，人狂妄起来。当今科学甚嚣尘上，最聒耳的是，就算宇宙毁灭，人也能处理。只要科技发达，人便有重新安排宇宙秩序的能力。当然，此“安排”更合人意。在“改变”这点上，科学与宗教是一致的，就象一枚硬币翻转过来还是那枚硬币。
说科学什么也改变不了，也许叫人失望。失望之余不妨想想那个问题。
存在是个事实。人之思可以请出上帝，从被请出来的“上帝”转而打杀人之思的角度看，上帝指涉的恰是这“事实”的不可改变。
十七
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 莫之致而致者，命也。”何为天命？天命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意味着什么？天命就是事实，指的是人对存在这个事实无可如何。中国人从来没有试图改变人所在的世界，因为这世界与人之思没有任何关涉。在中国思想中，世界保持原样，人做不得任何手脚。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第一畏便是畏天命。“畏”，就得尊重。
西方思想破坏原样的世界。破坏由问题引致。人解决不了终极问题，上帝介入世界。“介入”，以中国思想观照，是一种侵犯。人不知自然为何，乃侵犯的恶果。
由问题切入，西方人的思想经历大起大落。篤信上帝的年代，人之思被遏止，人服帖如羔羊。有问题轰顶，谁敢挑战上帝？科学之所以激扬澎湃，说起来叫人沮丧。什么时候科学自以为是，当下即可确认必定是置问题于不顾了。正是对存在这一事实的追问，启动了科学，最终又把它逼上绝路。科学依仗人之思，这“人之思”始终只能对着“事实”，而无法创造“事实”。科学发现了许多自然的奥秘，使人对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预期，了解会进一步深入。但无论如何，发现与创造毕竟是两码事，这决定了重提上帝是西方思想的唯一出路。
上帝自有永有，此乃西方人的“自然”。此自然当然不是中国人的自然。
西方思想企图改变世界。
中国思想揭示世界本身。
2006年3月5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