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訥: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5 次 更新时间:2021-07-25 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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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訥  


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成为相互连结的议题,是近代中国歷史演进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产生的。1

马克思主义作为“普世价值”:区別欧洲/亚非拉的目标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作为阶级解放的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社会里严重的阶级不平等,以及剥削压迫的现象,提出“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消灭剥削和压迫,而其最终的发展结果必然是伴随著国家和民族消亡的“共产主义”。然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国家、民族消亡之前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革命的目标和內容在欧洲与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有著显著差异。

在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在于团结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由工人阶级所组织的政党来找寻工人的共同利益,而工人的利益对立于资本家尤其是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利益。对于经歷普法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欧洲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所谓“工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的论述绑架了工人,工人和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之间应该是对立的关係。因此,马克思、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强调“工人阶级无祖国”。

在西欧、北美以外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首要的问题是,被压迫的民族和人群需要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母国的压迫下寻求民族解放。在资本主义体系、殖民主义体系和帝国主义体系的压迫之下,“工人阶级”尚未形成,被压迫的整个民族仍在挣扎求存。对于这些地方来说,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应该是优先事项。

优先事项中固然包含了“被压迫民族的阶级意识”的觉醒,但首先体现于被压迫民族“民族意识”的觉醒,在方法上,包括透过现代民族观念的塑造,有效反抗西欧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家的民族压迫。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区隔了革命的近期目标、长远目标和方法。在欧洲,共产主义所推广的目标是“国际(International)”,呈现为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共产国际”,旨在打破国家的界线,并將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放在最前面。在欧洲之外,则必须先实现“民族解放”,最终才能迈向“国际”,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主张在亚、非等地打破传统的国家界线,相反,他们希望被压迫的民族和民众透过组织民族国家的方式,对抗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可见,如果我们简化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实践性,就会沦为空谈,变成局限于欧洲的区域性理论,无法成为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普世价值。

救中国的“两条道路”:西化和社会主义革命

当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价值检视近代中国的歷史,將会发现,中国成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自身歷史发展的结果。中国的歷史发展的轨跡与西欧歷史传统有重大差异,它有著自己的逻辑,本来依循在东亚地区形成的政治传统和国际关係传统,朝著“从天下国家到有边界的领土国家”的方向演进。可是,19世纪中期,西欧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进入亚洲,如同马克思主义者所预期到的结果,中国被迫展开了新的转型──借用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民族国家”概念,以塑造“中华民族”的方式来组织中国人,对抗西方的入侵。

“中华民族”的形塑,基本上模仿西方模式来推行各式各样的社会改革。当传统的儒家模式难以有效应对西方的挑战而节节败退之际,中国人开始尝试不同的救国道路,包括模仿西方的议会制度、政党政治,建立现代军队,以及国家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但基本上都没有成功。从后见之明的角度看,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含括洋务运动、维新、新政和辛亥革命)到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都是中国尝试西化──具体而言是“西欧化”──的过程。这样的尝试,不能说一无所得,但大体而言没能把中国拉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包围的泥淖。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一直到1930年代爆发的第二次中日战争,中国都处于挨打、被侵略的状态,无法依靠自己的政治制度有效地组织起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尤其是面对日本的全面入侵,也是节节败退。

与西欧化方向相异,一部分中国人在1910年代的俄国革命(即十月革命)后,找到了另一个方向──基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而言,除了从欧洲(俄国)方向吸收社会主义理论外,日本也是个重要源头,很多早期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家在日本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將它带回中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初衷,同样是想找到一条能有效拯救中国的道路。

综上,救中国的道路里存在著两个方向──以资本主义为摹本的西化道路和以社会主义革命为摹本的解放道路。歷史演变证实,西化的方向不成功,不能够让中国完全脱离被侵略、被殖民的状态,不能够解放中国的劳苦大众、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更不能避免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被殖民、丧失主体性的副作用。作为另一项选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初心”与目标也是救国,但採取的办法是“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并行,以期克服中国所面临的困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解放先于阶级解放

中国共产党作为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连结的政治群体,自然是从属于“共产国际”政治目标和组织的一部分。从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在思想上、组织上,甚至经费上就有著非常密切的往来。在这过程里,苏联以外的其他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发现“社会主义道路是共同的,但是走的方式却各不相同”。因为,在欧洲以外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被压迫的区域,各地的国情和民众面临的困境都有著极大的差异,而核心焦点是,这些地区首先需要面对反对殖民主义、获得民族解放的议题,所以第三国际在推动亚非拉社会主义运动的过程里,首先提倡“民族解放”。

具体到中国,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除了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更鼓励中国共产党参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当时,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是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在苏联的鼓励和推动下,推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政策,在这个政策下,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建立起比较有效的党组织和新型的军事人才培养机构,其目标是培养有主义、有信仰、具备强大精神战力的军人,而非普通的士兵。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与“共产国际”合作的过程中,找到了一道“中国化”的大门。

然而,走进“中国化”的大门之后并非就此一帆风顺。“共产国际”背后的苏联,对中国的革命架设了很多自己想像的框架。理论上,这个框架的存在显现出马克思对于亚洲歷史的隔膜。马克思曾承认自己并不熟悉亚洲的歷史,他只是依当时的相关著作,阐发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并想像亚洲也会经歷类似于欧洲的歷史发展阶段──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然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到达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全人类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模式。这种论述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接纳,成为其指导共产国际工作的教条,套用在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上,在现实中限制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1924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国际(及其背后的苏联)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完全服从国民党,在组织上、思想上完全纳入国民党的路线中。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创党领袖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的状况与俄国存在很大的差异,不能全面向国民党妥协,妥协就形同投降,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將在萌芽中被消融,因此必须在合作的过程中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和独立性。然而,陈独秀无法独力抵抗共产国际的压力。他在思想上坚持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思维,但在行动上却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的要求,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党史所称的“右倾机会主义”。从陈独秀个人来说其实很冤枉,他在苏联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如此;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而言,损害相当大。在国民党于1927年发动的“清党”过程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高达八、九成的党员都遭受重大打击和迫害。

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觅得求生的契机。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的军队中动员有社会主义理念的成员加入革命行列,在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动以及稍晚的秋收暴动中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找到一条“武装斗争”的道路,至此,中国共产党中止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标誌中国共产党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新的领袖毛泽东体认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际存在诸多盲点,包括对于中国革命、世界革命、阶级议题和民族议题等的理解,而理解错误的结果將会产生“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前者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共产国际里面那些不符合中国状况的要求生搬硬套到中国来,对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带来重大损害;后者则是把理念放在次要的地位,放弃原则,只求发展,同样不能到达目的地,这两者都是必须避免的。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也不是投机分子,在他看来,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理念与信仰,同时要面对中国的现实,在实践中採取可行的办法来推动社会主义运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在1920年代末期到1930年代初期中国的政治局面中延伸,相较于19世纪中期,此时中国的处境不仅没有改善,甚至进一步恶化了。中国共产党最初认为,中国被压迫者的“阶级解放”与“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必须同时进行,1931年“九一八”和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做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先于阶级解放”的选择,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如果没有这种认知,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不可能的,全民族也没有办法团结起来对抗日本的侵略,中国很有可能就此亡国。

在现实面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看清了中国与中国人民的处境,把“民族解放”放到“阶级解放”的前面,即必须先实现民族解放,才能推动阶级解放。因此,抗战期间的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自身的性质:其一,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是中国共产党赋予自身的使命;其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由中国共产党率领被压迫的民众,共同组织起来追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抵抗、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定位,真切地影响了整整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所谓“三八式”干部,2其首要理想就是追求中华民族的解放,曾经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华国锋3,他的名字同样取自于“中华民族救国先锋队”。总之,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把救国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上。

日本殖民下的台湾:民族矛盾深化了阶级矛盾

我们把视线移到同时期的台湾,会发现自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甚至往前追溯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898年的戊戌变法,台湾一直都在中国革命所关注的范围內。虽然台湾早已于1895年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人却始终不曾忘记它。无论是清末民初还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的菁英以及觉醒大众一直把台湾的前途放在整个中国的革命目标之中,康梁的改良、孙中山的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都对台湾的前途有很深的关怀。

中国共产党对于台湾的前途,有著两个层面的关怀。其一,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来说,所有被压迫的民族与人民都寻求解放,处于殖民统治下的台湾脱离日本就成为最优先的一件事。在此之前,梁启超和孙中山就认为,当时的中国没有能力帮助台湾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但在道义上仍应予以支持。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的几次革命运动,实际上都受到大陆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的影响。创立台湾民众党的蒋渭水,基本上是受到孙中山思想以及一部分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而建党的;台湾共产党则受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深刻而直接的影响。初期台湾革命运动最主要的诉求是“台湾独立”,也就是把台湾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的目标,放在台湾民众解放的最优先地位上。与此相关,这时主张“台湾独立”的毛泽东与此前的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所支持的“台湾独立”,都是台湾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独立,预设的前提是台湾回到中国共同民族解放的范围。此“台湾独立(脱离日本殖民统治)”非彼“台湾独立(自外于中国)”,但当今的“台独”分子却经常举毛泽东曾支持台湾独立为例,抨击中国共产党违背自己的初衷,这样讲,不是无知,就是装傻。

其二,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下,台湾在这段期间尚未被纳入中国革命的实践范围里,岛內同时存在著“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台湾內部的“民族矛盾”是首要的。台湾人是被置身于日本殖民政策下的“二等国民”,如果再细分日本殖民者建立的殖民地人民地位的差序体系,便会发现体系里最高的是日本人、次之是朝鲜人、再次则是更早被殖民的琉球人,台湾人则处于整个歧视链的最底端。

1945年以前,成熟的台湾人都会感受到,整个社会里最令人压抑的是饱受日本殖民统治的歧视和压迫,造成自己人格的不完整。当然,有两种类型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其一,皇民化的台湾人。他们协助日本人殖民统治台湾,成为殖民主、统治者所依赖的“协力者”而获取好处。他们的后代在今天的台湾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就如同南韩左翼运动主要针对的对象也是日本殖民时期的“皇民”,那些人不仅在殖民体制下备受重用,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主导著南韩的社会和经济。

其二,日本透过殖民教育“洗脑”的台湾青年。被洗脑的台湾青年生来即为日本殖民地的人民,接受完整的殖民意识形态教育,他们不假思索地视日本为自己的祖国、视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为自己的战争,同时深知自己地位不如日本人,故而更加积极参与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来证明自己与日本人一样优秀、一样爱日本。这些不分男女的年轻人里,无疑有人是被迫的,但还有很多是在被“洗脑”之下主动参与的,有人甚至到现在还力图证明自己当时是自愿的。由此可见,殖民者的“洗脑”非常深入,有些人至今仍处于被“洗脑”的状态,把这些经歷视作青年时代值得缅怀的荣耀,根本无法意识到自己是受害者,拒斥对于歷史真实样貌的恢復和省思。这样的悲剧,哀莫大焉!

在首要的“民族矛盾”之外,台湾社会里也有“阶级矛盾”,其中一部分是从清朝时期延续下来的。随著清朝的汉人移民来到台湾,汉人移民和先住民之间形成了强势和弱势的关係,汉人在一定程度上压迫著先住民,然而清朝本身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政权,对少数民族也会有一定的保障,比如划定土牛沟来保护台湾先住民的权益,使得上述的压迫受到了限制。另一部分,是在台湾的汉人移民之间所发生的阶级分化,除了大地主、大小租的现象外,还有不少佃农是没有土地的。相较于同时期的中国大陆,岛內土地占有状况不均的情形更为严重;换言之,台湾底层民众被剥削、被压迫的困境远超过中国大陆,只是“矛盾”被其他因素淡化了。台湾丰饶的自然资源、相对不多的人口,以及日本在亚洲的侵略扩张和殖民统治,使得台湾的经济得以维繫,不太会出现饿死人的情形,但殖民体制下的剥削和压迫未曾减轻,反而还加剧了清朝以来的阶级矛盾情形。

毫无疑问,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存在“民族”和“阶级”双重矛盾,民族压迫甚至进一步深化了阶级压迫。直至1945年的台湾光復,这种情形也没有得到立即地改善。

光復以后的台湾:民族矛盾仍是主要矛盾

光復后,台湾虽回归中国的怀抱,主权上归属于中国,但台湾整体社会并非一步到位地回归,尤其是在思想意识上还未回归于中国,就立即被纳入到中国社会整体“阶级矛盾”的大格局里。中国共产党,以及原来的台湾共产党(其成员于1920-1930年代多兼具中国共产党党籍,光復后,多数成员集体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台湾的社会现象时,由于长期的隔膜和陌生,不完全掌握台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实际状况,不能分辨两者的优先顺序。与此同时,1945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已然解决日本侵略的问题,阶级矛盾在社会里上升为“主要矛盾”,随著国共关係的破裂进入了三年內战,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所称的“解放战争”。解放战争的主要目标是在对日抗战解决民族压迫的议题后,进一步著手解决阶级压迫的议题,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于是,中国共产党在不了解台湾的前提下,在推论中自然地把台湾的阶级压迫也视作必须优先解决的议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歷史上,其实也曾多次出现误判阶级议题和民族议题之间关係的情形,即中国共产党所称的“左倾机会主义”,包括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几次判断,以毛泽东的话语来说,这些都是一种“教条的”判断。王明之后,教条主义、机会主义也并未在一夜之间消失。毛泽东体认到,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必须伴随对共产党思想作风的不断检视。例如,抗战进行中的1944年底,新疆西北部爆发“伊宁事变”,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反汉暴动,当地大量的汉人和中国驻军遭到杀害,暴动者建立了一个名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在194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之间,都把这场暴动称做“三区革命”,將它简化地定义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1980年代之后,中国共产党体认到这场暴动爆发之初背后苏联基于其国家利益所扮演的策动者角色,遂分別看待这场暴动前半期的分离主义性质和后半段与中国革命的结合的性质,纠正了之前教条的判断。

对于1945年以后的台湾,中国共产党也曾有过类似的误判。从本质上来说,1947年台湾爆发的“二二八”事件,乃是中日战争的延续,岛內还残留著日本殖民的“思想遗产”,迥异于中国大陆的“民族矛盾”早已随著日本侵华的失败而宣告结束的状况。更进一步地说,整个世界在1945年以后,很快又进入了“冷战”的状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恢復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旧秩序,甚至在此基础上还寻求建立帝国主义新秩序,这一情形使得世界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未能最终完成。从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国际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来看,相当有必要回到冷战的阶段来回顾当时台湾“民族矛盾”继续作为主要矛盾的状态。至今,歷史的沉淀已然足够,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受到轻视的“冷战”阶段,应当在21世纪回顾包括台湾在內整个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之际,特別加以注意。

1947年,日本殖民的思想遗产在台湾还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深刻地影响著台湾的社会。台湾于1945年10月25日光復之后,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从未採取系统的、深层的“去殖民化”工作。这可以说是国民党的基因缺陷,它不仅在中国大陆的革命里缺乏彻底去殖民化的动机、体认和能力,而被彻底执行去殖民化的中国共产党所取代,在败退来台后,也没能改弦易辙,而成为始终影响国民党在台统治无法扎根、甚至到今天还在拿香跟拜绿营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国民党在台湾社会是没有根的。

在歷史经过沉淀,大量史料经过公开、梳理和研究之后,证据显示,“二二八”事件的爆发,背后的推动者是不甘失败的“日本势力”。这里所说的日本势力,并非血统上的日本人或者具体的日本军政势力,而是指受到日本殖民文化、殖民思想荼毒的台湾青年和“皇民”。这些台湾人想要恢復日本时期的荣耀,中国共产党在岛內的组织对此没有很清楚的认识,反而误以为岛上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必须把握一切的机会。在后知后觉的情况下,岛內的中共党员介入了“二二八”的活动,却没能发挥主导性的作用。即使他们英勇地参与到“二二八”事件里,并在过程中约束、纠正了很多出于仇恨中国人的残暴行为,包括谢雪红目睹许多人施诸外省公教人员、普通民众甚至是女性的暴行,而明白地提出革命的目标是推翻阶级的暴政,绝非针对同为被统治者的外省同胞。但是,这些劝戒和矫正的措施仍未对连日的暴动起到引导作用。在“二二八”事件发展期间,最主要的推动力还是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怀旧。

在这种怀旧观念里,日本的殖民统治被视为合法的、进步的和文明的,中国对台湾的光復和接收反而是非法的、落后的和野蛮的;也就是说,在整个殖民史的架构下,日本对台湾的殖民,以及美国、欧洲对世界的殖民,其核心还不是在经济上的压榨和剥削,而是在思想上的压迫和殖民,即所谓“洗脑工程”。直至21世纪,这种殖民思想上的遗产依然相当深厚,应当成为全世界曾经有过被殖民经验的人民和他们的后代都必须要去体认、觉醒的一件事。可以说,台湾从1945年以来延续至今,一直处于民族矛盾先于阶级矛盾的状态。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马克思主义在整个亚洲的实践以及在中国革命中的实践看来,尤其应当体会到民族矛盾(在现阶段表现为“国族认同矛盾”)仍然是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而阶级矛盾必须伴随著民族矛盾的消除,才能够得到解决。

“二二八”当下和后来很长时期內,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对事件的性质出现了误判和误解。1947年3月,面临胡宗南、马步芳部20个旅对陕北的进攻,中国共产党以《解放日报》社论,將“二二八”事件定义为反抗“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武装斗争”,这一判断,一方面源自这个时期对殖民地政治、社会和革命任务的陌生,以及对当时台湾政治实况的隔膜;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反对国民党的宣传需要。此后,如同全面接受曾参与“伊宁事变”的左翼革命者于1940年代末期建立的政治组织“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对其在事变中作用的夸大记述一样,在台湾,曾从侧面参与“二二八”,并力图將事件引导到反对国民党的人民革命道路之上的共产主义者于1947年末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并基于新政治组织在当下的政治需要,仅突出描述自身参与事件的一面,中国共产党也受到这种描述的影响,在很长时期內將“二二八”事件定位为“党领导下的人民起义”。198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对“二二八”做深入的检视,不再坚持这个简化的定性,然而,仍有许多人坚持“人民起义”的定性,刻意忽视大量与这个定性不合的事实证据,落入“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思维陷阱。图片

中华民族共同利益:完成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

必须强调,台湾的左翼社会主义运动先驱在日本的高压殖民统治之下,开始了阶级与民族的觉醒,他们的奋斗值得我们敬佩。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在殖民时期所遭受到的极大迫害,并未随著光復而终结。尽管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恢復了中国的主权,但在思想上没有“去殖民化”,政治上还延续了阶级压迫,使得1950年代的左翼运动参与者承受更为严重的迫害。这些刚毅坚贞的先进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坚持必將彪炳史册,但那些倖存下来的社会主义运动者,以及受其影响的当代左翼青年,在看待台湾社会的时候却不免存有盲点。

关于台湾的前途,他们提出了两点主张:其一是社会主义,其二是“和平统一”,并强调“社会主义”必须置于“和平统一”之前,提出:倘若不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和平统一”,就毫无价值。即使这套论述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当性,但在实践上却不可行,且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待中国社会歷史议题的视角相衝突。在台湾,最重要的议题首先还是解决民族压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意图遏阻中国实现民族独立、民族復兴──的议题,也就是说台湾还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殖民之下,与中国大陆长期分离,尚未达成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歷史使命。现阶段“台湾独立”的主张作为中华民族独立的反动和对立面,已相当大程度地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

而“中华民族共同利益”,并不是想像、虚构出来的、绑架台湾的议题。现实上,台湾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的贸易顺差、经济成长、发展的动力均来自于对中国大陆,而不是来自对其他地区的出口。台湾对于日本、南韩的贸易长期以来都处于逆差,可以说台湾仍受到日本、南韩的继续剥削。台湾的经济发展和整个中国的前途是绑在一起的,台湾人民的利益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不抱持偏见和仇视,就会发现中华民族共同利益在现实中是具体且显而易见的。因此,很多仇恨中华民族、敌视中国大陆的“台独”分子也跟随利益之所在,选择到大陆赚钱,而非到东南亚或印度投资。

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及其未来前途,繫于中华民族的共同解放。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坚持把社会主义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先于民族独立、民族解放,那就犯了马克思主义语境下“教条主义”的错误。在台湾尚未实现整个中华民族共同解放之前,追求岛內的社会主义不具有任何实现的可能。

目前岛內的社会运动大多不是出于自觉的社会主义意识,领导者往往在潜意识中接受美日思想殖民,根本无从体认台湾社会弊端和劳动者困境的根源,正是殖民者和殖民政治,因而发起与台湾民众利益相违背、相衝突的活动。例如,台湾的环保运动主张完全废核,改用“绿能”,完全忽略设置太阳能发电装置需要砍掉数百万棵树、污染土壤,设置近岸和离岸风力发电机不仅制造噪音,也危害候鸟的迁徙和生存的现实,幻想这样就可以满足台湾的经济需求。这种运动的宣传口号表面上关怀台湾人民的利益,实践起来却会付出永久破坏台湾环境、伤害台湾前途的代价,实则不具合理性。同样,在台湾的劳工运动若只是争取基本工资、劳工福利,即使有一定的效果,却难免在每次的重大衝突上向资本家尤其是国际的资本家妥协投降,正如西欧和美国的工人权益和社会福利政策在苏联解体之后已经无法对抗整个西方社会极度恶化的贫富差距扩大趋势。支撑运动的某些想法是可贵的、可敬的,但也是天真的。劳工运动虽然不是完全无效,但把社会主义放在优先于民族独立的地位上,没有民族解放作为后盾,拒绝融入整个中国民族復兴的大势,这样的运动恐怕不存在成功的可能。

整体而言,在整个世界人民、世界革命的范畴里,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体系,但在实践上,唯有结合各国、各民族、各地的具体革命实践,才能避免走向“教条主义”、“机会主义”,甚至是与西方妥协的“修正主义”道路;在思想层次上,更需要深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揭示资本主义统治祕诀,倡导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文化自觉的“文化霸权”(Egemonia culturale)理论和毛泽东对人民大众文化、民族文化和文化革命的论述,建立民族的和人民的文化主体性。因此,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说,台湾的前途、台湾人民的前途必然不能脱离中华民族的共同解放,否则只能沦为空中楼阁。


注释:

1.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业已经过列宁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理论的补充。本文中所称“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所做的补充,亦可称为“马列主义”。

2.即1937年“七七事变”至1938年底参加革命、或加入中国共產党的抗日干部。

3.本名苏铸,参加抗战之际化名为华国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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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远望》2021年5-7月号(总392-39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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