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英:关于乡村振兴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7 次 更新时间:2021-06-30 07:11:26

进入专题: 乡村振兴战略   三农问题  

张海英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把乡村振兴作为未来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方向。2021年的中央1号文件中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复兴。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行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村农业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足以说明乡村问题之深刻,之厚重,之重要。为此,我们如何认识乡村的价值与功能,如何认识乡村振兴,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关键所在。

   近期,有大量的文章将乡村的价值定位在“努力寻求与大自然更合拍的生活节奏,缔造有利于生态、生活和生命健康的生活状态。成为刻板都市生活的精神后花园;健康食材、健康空气的发源地。“发展以大自然健康养生、养老产业迫在眉睫,功在当下,利在千秋。”[1] 我们可以通过产业化运营乡村养生、养老、休闲、文旅,获取经济效益,开发生态产业和文化产业。但若用所谓“生态产业化”“文化产业化”去体现乡村的功能与价值,把生态、文化都“产业化”了,乡村振兴不但是虚假的,且资本将把乡村置于万劫不复的深渊。因此,明确乡村的根本价值与附加价值,以及乡村的基本功能与连带功能之间的界限是非常必要的。冷静、理智地思考为什么振兴乡村,如何振兴乡村,谁来振兴乡村已成当务之急。

   可以说,“为什么振兴乡村”是要在探寻乡村价值与功能的基础上明确乡村振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她是乡村振兴的根本问题,是乡村振兴的逻辑起点问题;“如何振兴乡村”是方法论的问题;“谁来振兴乡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问题。

  

   为什么要振兴乡村

  

   (一)乡村美学视域下的乡村——乡村是什么

   为了避免对乡村价值与功能的曲解与认识上的偏颇,我们有必要从乡村美学的角度思考乡村是什么?所谓乡村美学的使命在于从城市化的思维与现实的冲击中厘清乡村的本来面目。“乡村美学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在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乡村行将衰败和没落的时候,为急功近利乃至乐不思蜀的人注射一针强心剂,使他们能恢复应有的理智和良知、法律和道德意识,借助于人类动物性最原始本能的衣食住行,基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本质课题的生老病死,以及源于自然又回归自然之最终归宿的春夏秋冬,来全面认识和重新把握乡村美学的基本特征和智慧。”[2]这种基本的特征与智慧都是源于土地、粮食、农民的。乡村美学并非是要把城市和乡村对立,而是想强调城市与乡村各具功能与价值,不能相互取代,而要互相依存,共同构成整体社会。

   1.乡村的外在特质

   (1)乡村与自然环境

   乡村即田野。与土地、粮食、农民有着天然的,不可剥离的内在联系。乡村实际地理和空间上的宽大使人的心理上变得敞亮、粗放。乡村没有城市里的拥挤,也不需象城市生活一样受到太多的约束;乡村是纯生态的,身处自然当中,人需顺天应时,遵循自然的节律,与牲畜蠄鱼、花草树木、田野作物、山川河流共生共存;人的生活、生产、生命、生存与自然融为一体,正所谓“天人合一”,“反季节”是乡村的悖论。

   故而,乡村社会的重要问题及其最需要的智慧是如何顺应自然、运用自然和获得自然的恩惠,通过农耕保证自身以及人类生命与生活的丰富与延续。而不是一味为享受自然、消费自然而人为地克制自然,攫取自然、破坏自然。人与自然和谐而生的田园景色已成为中华文明的基因库,成就了无数人文结晶。“桃花源”之美在于,“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2)乡村的业态

   乡村绝大多数人都以从事农业、牧业、渔业、林业等生产为生。且与城市大都以时钟为准的紧凑、具体、分工明确的职业状态不同,乡村的农耕生活以日月星辰,风霜雨雪,季节变换为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晴耕雨读,春播、夏种、秋收、冬藏。季节感明显,而又松散、不甚具体,分工亦不明确,很多传统手工制作是独一无二的传承。

   (3)乡村恬静悠闲的气氛

   乡村人口密度低,农事作为一种职业,只要不误农时,其紧张度远比城市中各种工作的紧张度低,也无分工上的严密,无时间上和形式上的刻板。个体的人可以自行决定劳作的时间和付出体力的多少。集中与分散,热闹与清静,在时间上、性别上、年龄上,分工上都有较大的随意性,常常是男女老幼共同参与;而农业生产和乡村生活的内涵都与不同的自然节气和传统民俗、宗教信仰、祭祀文化密切相关。有一种人和自然和谐律动的节律之美。而乡村的泥土味、禽畜味、青草味、庄稼味、肥料味、花香味,以及死水沟里蒸发出的气味,都是乡村的典型特征,都是乡村家的感觉,都是故乡的乡愁。

   2.乡村的内在特质

   (1)乡村的审美。与城市的奢华,雕饰不同,乡村的审美是本真、质朴、拙放、原生态的,各种民间艺术、服饰、装饰和民俗、祭祀、宗教活动所追求的美大都依托于自然界所提供的天然物质,或作粗放的装饰。

   (2)乡村的社会关系。在传统的乡村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家庭、氏族、宗族、邻里为纽带的关系为主,互相守望相助,即可完成生产、生活、生计。社会关系以松散的,临时性的,消极的、约束性的非正式社会组织为主,以处理临时、紧急的事项为主。由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宗族关系在乡村社会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敬奉祖先,十分重视祖先所遗留下来的处世教训,生活方式及生产经验。在现代社会,为完善社会公共治理重构乡村社会组织的努力与传统乡村人际关系中封闭保守,氏族、宗族利益与公共事务两者关系界限不清晰之间的博弈从未停止(如村两委民主选举)。在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基础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城乡融合已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融合是以乡村医疗、教育、交通,乃至生产效率的提高为前提的。在这一过程中,工业化思维方式,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与传统乡村宗族、氏族传统经验和约定成俗的村规民约之间的抗衡一直存在。我们当从文化建构的角度认真鉴别传统乡村人际关系中,哪些应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传承与发扬,哪些是糟粕应扬弃。只有如此,才能促成乡村社会的组织化、社会化,真正实现乡村社会治理能力与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卢作孚先生曾指出,在中国,所谓“现代化”有两个层面的要求与目标。即“现代的物质建设”与“现代的组织建设”。他根据中国的国情,分析中国社会的特征,认为,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最适宜于农田,自然成了一个长时间的农业民族”,“农业民族的经济单位非常简单,简单到一个经济单位只需要一个家庭”,因此,“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要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要社会生活。这两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社会上的道德条件、政治上的法律制度。这两重社会生活是中国社会两重核心”。在卢作孚看来,这种只有家庭和亲戚、邻里、朋友关系的两重社会生活是具有“消极”作用的,它造成“中国人只知道有家庭,不知道有社会,实则是中国人只有家庭,没有社会”“一出家庭就只有个人的活动,从养身心到学问事业都以个人为中心”;这样的“家庭与亲戚、邻里、朋友本位”和“个人本位”,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畸形。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也阐述了在传统乡村社会血缘、族缘、地缘关系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更多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家庭、社会之上。可以说,现代化过程中,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城市与乡村的碰撞、摩擦与交融中,现代乡村社会关系的组织机理还在建构之中。

   (3)乡村的生活情调。传统乡村的生活、生产是富于的自然性,直观性的,不需要刻意雕琢。关系简单,操作易行,不象城市需要复杂的技术、专业知识,也没有城市中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与激烈竞争。在乡村可以寻求淡泊宁静,与人无争的情调。

   (4)乡村的社会组织。乡村的社会组织多数是笼统的。一个组织可以涉及多种公共活动。一个笼统的组织,可以承担不同的功能(如村委会),照顾乡村中的多种需求。不象城市中的组织,根据个人或社会所有的问题和需要,或根据不同的社会兴趣,分门别类地成立不同的组织,或承担综合性的问题,或照顾单一的需求。故乡村社会的组织缺少专门化或精细化的分类。在乡村,与社会组织相比较,家庭在解决各种生产和生活中的问题和处理各种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笔者在威海文登大水泊镇一个村庄所作的田野调查数据显示,农民日常生产、生活中遇到问题的解决方式,有80%的村民是以家庭为单位自行解决的,4%的村民找村委会协助解决,16%的村民向亲戚求助。

   因此,乡村建设中强调发挥组织制度的社会建构性功能,以制度健全为手段解决乡村生产、生活中的问题与需求时,仍要十分重视乡村社会中家庭的功能与作用。换句话说,乡村社会治理中应十分重视家庭的功能与价值。

   (5)乡村的民俗民德。乡村极其重视民俗民德,她是祖上传下来的,已约定成俗并渗入农民灵魂的精神表征。抑或说,农民对民俗民德带有敬重和迷信的情感(如在胶东的乡村盖房子,修路的高低非常有讲究,是必需严格遵守的民俗)。乡村民众视民俗民德视为祖宗留下来的行为规范,奉其为自律与他律的准则。他们认为若轻视、违反或不合当地礼俗,就是对祖宗的不敬,就会对他们的繁荣和幸福带来不利,就可以用社会约束力加以惩罚和干预。所以在乡村,民俗民德的约束力远远大于城市。它介于法律和制度之间,甚至往往超越法律、制度的约束力。故而,我们在乡村强调提高法律和制度约束力的同时,还应更多地发掘民俗民德中对于公序良俗具有积极意义的元素,通过教育的力量发挥民俗民德的教化力量。

   (6)乡村的人口。

   第一,城市社会人口密度高,乡村人口密度低,居住分散,不易集中。除非吸引力与诱惑力巨大,是很难组织起来的;

第二,传统乡村人口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少部分从事与农村的生产、生活相关的行业。不象城市人口,职业千差万别。正因为乡村人口的绝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就使他们具有相似的心理趋向、相似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不像城市里具有文化多元化的特征。我们必须看到乡村的这一文化特质正在面临新的挑战: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迅速减少。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对乡村的冲击,乡村人口的性别、年龄、职业都发生变化(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问题)。性别已是以女性为主;年龄已是以老年人为主。具有农民身份的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逐渐减少,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大都成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而与土地、粮食相剥离;二是,人口流动性给乡村带来的冲击。外出打工农民工的一部分留在城市中发展,不再回到乡村。一部分到了一定的年龄,回到乡村,乡村仍是他们最后的归宿。外出打工经济收入的差异,不但使乡村人口出现阶层分化,随之心理和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出现差异。近年,一个新的现象是,城市人口不断回流、进入乡村,乡村开始成为多重社群的居住地,他们身份多元,在乡村置业、建业、创业,抑或休闲、养老,但与土地、粮食、农业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甚至没有关系。人口双向流动性的强化,外来生活方式、思想意识、价值观的乡村渗入,使传统乡村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都受到冲击,乡村文化从单一性走向多元性。如何避免传统乡村价值与功能的变异,如何避免迅速演变的乡村社会意识出现迷茫、混乱、模糊不清,如何保证围绕土地、粮食、农民而生成的乡村文化不再受到侵扰与破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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