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 倪超:熊十力:以经学为基础的新儒家哲学建构——以《读经示要》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9 次 更新时间:2021-06-27 11:5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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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

   熊十力《读经示要》融贯中西,平章汉宋,传承传统经学,以经学为学术基础,返本开新,重建儒家道统、学统、治统,建构新儒家哲学体系,直接影响其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第二代新儒家,推动当代新儒学达到高峰。在道统方面,他以《六经》为本源,《四书》《孝经》为衍流,以阐发经典常道为主,重建道统。在学统方面,他认为义理、经济、考据、辞章四科可以为《六经》摄尽,以《六经》为主,旁及诸子、道佛、西学。在治道方面,他阐发六经言治之义:仁以为体,格物为用,诚恕均平为经,随时更化为权,利用厚生本之正德,道政齐刑归于礼让,始乎以人治人,极于万物各得其所,终之以群龙无首。在境界方面,他提出学贵立志,向往圣贤境界,由下学而上达。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湖北省黄冈人。现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在儒家哲学、佛教哲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等方面均有重要建树,特别是在以经学为基础重建新儒学,援佛入儒建构新儒家哲学本体论方面具有原创性贡献,影响深远。本文以《读经示要》为主,从道统、学统、治道、境界四个方面展开,梳理熊十力以经学为基础,建构新儒家哲学体系的基本思路和具体内容,以就教于大家。

   在道统方面,阐发经典常道,重建道统

   道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本原、本体,形而上的依据和基础。道统自古就有,恒常存在,然人如果不明道则道统就会隐而不彰,就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天下无道”,就是《礼记·礼运篇》所说的“大道既隐”。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没有了核心价值观,没有了指导思想,人民精神无依,情感无靠,灵魂飘荡,国家混乱,天下大乱,人间如地狱。每当此时,就有大儒、圣贤出现,修道、体道、悟道、明道、行道,重建道统。

   熊十力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中国文化遭遇更古未遇的大变的时代。他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很多,其中道统是最大的根本性问题,他说:“夫有清二百年之学术,不过拘束于偏枯之考据。于六经之全体大用,毫无所窥。其量既狭碍,其识不宏通。其气则浮虚,其力则退缩。及清之末世,外患交迫。国中学子,虽激而思变,然识者已忧其不为春笋生长,将为细麇潜滋。盖学绝道丧之余,欲得一二敦大宽博,朴实雄厚,真知实见之儒,以导引新兴之社会,而端其趣,定其向,使无盲人瞎马,夜半深池之患,是固不可得也。……经学既衰绝,古人成己成物之体要,不复可窥见。于是后生游海外者,以短少之日力,与不由深造自得之肤泛知见,又当本国政治与社会之衰敝,而情有所激,乃妄为一切破坏之谈。则首受攻击者,厥为经籍与孔子。北庠诸青年教授及学生,始掀动新潮,而以打倒孔家店,号召一世。六经本弃置已久,至此又剥死体。”

   他批评清代二百年中国学术拘束于偏枯的考据学,不能把握六经的全体大用,到了清末,更是内忧外患。中国学人因此穷则思变,发动起一浪高过一浪的社会政治运动,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这学绝道丧之际,需敦大宽博,朴实雄厚,真知实见的儒者起来引导社会更新变革,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与方向。因为经学衰绝,古人成己成物、躬行践履的学问遗失不再,于是年轻人大都去海外游学,学习时间短,见识不够,加上中国社会衰败,政治腐败,而激起的则是革命破坏的偏激之论。

   首先受到攻击则是孔子和儒家经典。以北京大学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思潮以“打倒孔家店”为号召,《六经》本来就荒废已久,现在又经历重创。在他年轻时参加辛亥革命时,对宋明理学家的道统颇不以为然,后来随着时代变革,阅历增加,思想成熟,越来越意识到道统的重要性和重大意义,认识到重建道统为中国当务之急。

   怎么重建?熊十力以《六经》为本源,《四书》《孝经》为衍流,以阐发经典常道为主,来重建道统。《六经》是经过孔子整理他那个时代能见到的上古以来的历史文化典籍,传承他以前的中国文化,所以《六经》是中国文化的大本大源。《六经》是经典文本、圣人人格与道统的三位一体。欲明道,须研读经典及其历代注疏,在新时代阐释发挥,形成新的儒学思想。

   他先解释《六经》的“经”曰:“经者常道也。夫常道者,包天地,通古今,无时而不然也,无地而可易也。以其恒常,不可变改,故曰常道。”“常道者,天地以之始,生民以之生,无时可舍,无地可易也。……经者常道,万理之所汇通,群学之会归也。”他的训释是有来源的,《广雅·释诂》:“经,常也。”《孟子·尽心下》:“君子反经而已矣。”朱熹注:“经,常也,万世不易之常道也。”《白虎通·五经篇》:“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孔丛子·执节》:“经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则为经矣。”桓谭《新论》:“经者,常行之典。”《韩诗外传》卷二:“夫道二,常之谓经,变之谓权。”可见,古代儒家典籍就把“经”训为常、常道。熊十力在古人文字训释的基础上更深化扩展了“经”字思想内涵,强调常道即恒常之道,生天地人物,超越时空,不可改变,汇通万理,会归群学。

   对于“六经”,他在《读经示要》的第一讲《自序》中解释“六经”曰:“六经究万有之原,而言天道。天道真常,在人为性,在物为命。性命之理明,而人生不陷于虚妄矣。顺常道而起治化,则群变万端,毕竟不失贞常。”六经穷究天地万物的本原,在天言天道,在人言性,在物言命,可以归结为天道性命。他认为“夫六经广大,无所不包通,而穷极万化真源,则大道恒常,人生不可不实体之也。若乃群变无常,敷宣治理,莫妙于经。”六经广大,无所不包,无所不通,穷极万物本源,体现恒常大道,小则个人修养实证实修,大则治国平天下智慧不穷。

   他揭示六经之旨曰:“通六经之旨,体道以立人极(体道者,谓实现之也。人之生也,道生之。已生,则或拘于形,而丧其所以生。故必有自克之功,方能实现其所以生之道,而后人极立。失道,则不成乎人),官天地,府万物(人者,道生之。天地万物,亦皆道之所成。本非与吾人异体。但人如不能体道,则自私用智,而斥天地万物为外。人能体道,则彻悟天地为自性所现,是官天地也。万物皆备于我,是府万物也),成天下之大(万化万事,皆道之流行散著)。”六经的宗旨是道虽生人,而只有人才能体天道以立人道,天人合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天地人一体,人为主体,天地万物惟人为贵,以渺小之躯与天地参,成就天地万物。

   熊十力不仅重视《六经》,更重视《四书》,认为“四书五经”都是载道之书,所谓经以载道。他说:“《论语》《大易》《大戴礼》《中庸》之言道,互相证明。而《春秋》之元,亦同此旨。夫道,生生也。《易经》曰:生生之谓易。此云易者,变易义,而变易之实体即道,故曰道生生也。生天生地生人,只是此道。孟子曰:‘夫道,一二已矣。’一者,绝待也。无所待而然。故老子谓之自然……自然者,其德恒常,不可改易。故谓之常道。恒常者,言其德也。非谓道体是兀然坚住、无有变化的东西……尧、舜以来,历圣相承,逮于孔子皆从人生日用中敦笃践履,而后旷然默谕于斯。至哉道也!生生不息,真常维极。”“《大学》三纲八目,总括群经。三纲八目,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遣,此为常道不可易。……《大学》三纲八目,立内圣外王之极则。由此而体道,由此而修学,由此而致治,由此而位天地,育万物,赞化育,此便是当然。不可异此而别有道。”所谓“道”是宇宙自然生生不息之道,亦是百姓人伦日用躬行践履之道。

   他认为《易经》在六经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大哉《易》也!政治社会之理想,宏富无匹。《春秋》改制,《周官》法度,皆自《易》出。……六经浩博,而《大易》尤为奇特。五经皆与《易》互相发明,《易传》,肇于孔子,本富于科学思想。……六经皆载道之言,而《易》为尤尊,以其富阐道体,极深微故。”“《易》始杂有术数,自经孔子制作,遂为五经之原。易言之,五经根本大义,皆在于《易》。”

   儒家之道实为“仁道”,“天地万物之体原,谓之道,亦为之仁。仁者,言其生生不息也。道者由义,言其为天地万物所由之而成也。”“仁实为元,仁即道体。……以其在人而言,则谓之性(性者,言其为吾人所以生之理也。),亦名本心(心者,以其主乎吾身而言也,本来有故,非后起故,故曰本心),亦名为仁。以其生生不已,备万理,含万德,藏万化, 故曰仁。《大学》所云‘明德’,亦仁之别名也。诚恕、均平、道德、礼让、中和,乃至万善,皆仁也。”以仁为道体,其发用于人生道德、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忠恕诚信以仁为本,理财立政以仁为本,格物变通以仁为本,等等。

   他特别强调道德不离仁体:“识得仁体以诚敬存之,自念虑之微,至一切事为之著,莫不循当然之则,而实行之,有得于心,绝非虚妄,此之谓道德。其实,即随处体认仁体而实现之,非离仁体,别有道德可说也。”

   《六经》多言道,《四书》多讲理,关于道与理的关系,熊十力认为:“程子所言理者,乃本体之目,非由意见安立,以为行为之规范也。本体元是万理俱备,其始万化,肇万物,成万事者,自是固有此理。非无能生有也。程子说个理字,与六经中道字,可互相发明。”他认为二程所说的天理虽然说是自家体认出来的,但并不是以己意凭空安立的,不是无中生有,其实就是六经中的道,就是儒家哲学的本体。故六经载道,四书言理,可互相发明。

   由道的传承而有道统,道统“盖一国之学术思想,虽极复杂,而不可无一中心。道统不过表示一中心思想而已。此中心思想,可以随时演进,而其根源终不枯竭。”他这是以学统论道统,认为道统就是学统的中心思想,是随时代发展演变的,但有一永不枯竭的根源。这个根源是什么呢?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古代圣王所开创的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具体就是心性之学的传统。

   尽管他对宋儒颇有微词,但对宋儒传承道统的贡献是非常肯定的,“北宋诸师,崛起而上追孔、孟。精思力践,特立独行。绍心性之传,察理欲之机,严义利之辨,使人皆有以识人道之尊崇,与人生职分之所当尽。而更深切了解吾民族自尧舜以讫孔、孟,数千年文化之美,与道统之重。”“诸师始表彰六经,寻尧、舜、禹、汤,以至孔孟之绪,明道统之传,使人知人道之尊严,与中夏文化之优越,卓然异于夷狄。……六经浩博,汉、唐以来经师考据之业,与六经之大道,茫然无所明。诸师使教人反求之心性,又特标四子书,以明六经宗趣。于是圣学的然可寻,人皆知心性之学,当实践于人伦日用之地。”“夫六经广大,无所不赅,而言其根极,必归之心性。……心性之学,所以明天人之故,究造化之源,彰道德之广崇,通治乱之条贯者也。”

   这就讲得很清楚,六经广大,无所不包,但核心是心性之学。宋儒有明确的道统意识和传承道统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走出汉唐章句训诂,不明大道的藩篱,通过表彰《六经》,尊崇《四书》,以上古圣王的盛德大业,阐发二帝三王之道,形成了以心性之学为主体,融天道性命与人伦日用为一体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学说体系,使道统复明,使人知人道之尊严和中华文化的优越性,在道统重建的同时,重建起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明自觉意识。

熊十力把经学的核心归结为心性之学,就直接影响了第二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重建道统的思想倾向。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可以说代表了新儒家的思想纲领,也是“哲学家道统观”的集中表述。《宣言》认为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道统说源于中国文化的“一本性”,即“以心性之学为其本原”:“一本性乃谓中国文化,在本原上是一个文化体系。此一本并不否认其多根。此比喻在古代中国,亦有不同之文化地区。但此并不妨碍,中国古代文化之有一脉相承之统绪,殷革夏命承夏之文化,周革殷命而承殷之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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