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多地被“另类事实”支配的世界中。另类事实在现实世界中无法被观测到，而仅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尽管另类事实的说法与美国近期政治上的新说教联系甚密，但它与花生酱、电影院爆米花不同，并非来自于美国原产。但是该说法在美国高层的被使用，甚至直达白宫，则为该现象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英国到印度，从韩国到巴西、乃至整个世界，都存在使用另类事实的诱惑。
不仅是另类事实，还有“另类智慧”也受到热捧，后者与另类事实也许不无联系。当然，美国并非是这些让人困惑的对经济学新涉猎的唯一起源地。如果说美国正在被引入一种新贸易保护主义，并且伴随着大规模的公共服务缩减，英国则正向世人展示其对于丢失欧洲贸易的令人震惊的冷漠——毕竟这些贸易联系曾经带给其丰厚的回报，包括在科学与医学研究方面得以卓有成效的欧洲合作。
经济学理论不仅研究哪些因素有助于发展，也讨论哪些因素不利于发展；它有时需要面对那些通常是不上台面的和毫无依据的否认。一些我们精勤不倦地学到的知识有可能突然被一些伪装为事实、但实际上只不过是未经验证的假说所替代。当然，对旧的信念需要不断地进行系统性的再检查——这是知识如何拓展、科学如何进步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进行批判性的审查而抛弃业已建立起来的理念，这将是一种自取灭亡之道。有时候，在没有提供任何说得通的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某些人试图一股脑儿地鼓动推行其想实行的政策。如果此时没有批判性质疑，而受上述动机影响抛弃事实于不顾，那么受损的将不仅仅是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生活也有可能被置于水深火热之中。
鉴于这一全球性思维新趋势，此时考察我们究竟从经济学理论（自亚当·斯密起）和过去几个世纪的发展实践中学到了什么，将是极为有趣和有帮助的。
二
让我们就从亚当·斯密开始。斯密的开创性工作包括他对市场经济的作用和创造性的深入探讨，以及其动态机制为什么——尤其是怎样起作用。斯密的因果考察提供了关于市场经济原理的富有启发性的揭示，而这一切正发生在其动态机制茁壮成长时。斯密揭示了在通常情况下，放开对贸易的限制可如何通过生产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为一国创造经济繁荣。这些理论在当今依然适用。的确，自诞生于18世纪的关于市场和资本的早期诠释起，随后的经济分析已经成功地在主流经济学中构建起了关于市场体系原理的理论体系。在斯密关于市场经济成就的分析中，贸易和交换是至关重要的（从而摈除了关于无贸易发展的幻想）。而关于规模经济、人力技术积累和通过专业化提升生产率的重要性的认识，也在斯密关于经济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分析中占据关键地位。
虽然大卫·李嘉图提出的基于比较成本的理论一直是许多贸易理论的核心，斯密的分析则聚焦于可通过专业化、经济规模和技术培育而获得的收益。即使所有国家都拥有相同的资源组合，根据斯密的分析，通过专业化生产分工，他们依然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巨大收益。贸易所带来的好处并非仅取决于存在不同的国家（尤其是各国拥有不同的资源禀赋）这一条件。即便各国拥有完全相同的自然资源，他们依然可以从贸易中获得巨大效益，因为他们能从专业化、规模经济和技术培育中获取巨大利益。
亚当·斯密的研究并未止步于仅关注市场经济的正面成就，他同样注重市场经济的不足之处。即使当斯密第一次清晰揭示和阐述市场机制与逐利动机的正面作用时，他也逐渐注意到了市场的负面影响。市场机制的益处与弊端若轻若重，在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占核心的地位（这与很多对这位现代经济学奠基者思想的总结性介绍有很大不同）。斯密认为市场经济是成功发展的首要条件，但他既没有把纯粹的市场机制当成一个能独立创造卓越的执行者，也没有把逐利动机视为良好经济运行所需的唯一因素（他尤其强调了同情、承诺与公益精神等，把它们视为一个良好社会和经济体所必需具备的因素）。
尽管后来在欧洲出现的所谓“福利国家”与斯密时代的理念差距很大，但斯密在其许多著作中都清晰地表达了对穷人和弱势群体命运的严重关切与担忧。他担心，这些群体的需要，即使在一个非常成功的市场经济中都不能得到满足。市场经济体制最直接的失败在于它所遗漏做的，而不是它所做的，也即那些一个社会应该有的追求但它却没有能帮助实现的地方。斯密不仅是政府提供教育和扶贫等公共服务的拥护者（他要求政府赋予贫困人群比在《济贫法》下更多的自由），而且他还严重关注即使在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下，不平等和贫困仍继续存在下去的可能性。其实斯密也指出了市场机制造成的一些问题（他将其称之为“挥霍与投机”，但是那些被斯密着重关注的市场基本缺陷还是市场所没有做的，倒不是它所做的）。市场机制在其自身的领域内的确是运转良好的，但是它需要其他社会制度的支持，才有可能并成功地为人们获取福祉、自由，甚至是经济进步。
那么斯密是怎样看待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所肩负的重任呢？斯密指出了经济进步所能服务的“两大独特目标”，而且这两大目标的实现又反过来能巩固和进一步促进经济进步：“第一，为普罗大众提供足够的收入和生存所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使得他们具有获得这些收入和生存所需的能力；第二，为国家或者联邦提供其各种公共服务所需的资金”。除了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之外，斯密提出的关于优秀经济表现和快速经济发展的首要要求还包括国家在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他尤其强调了普遍的和免费的教育，以及理性的和人性化的扶贫措施。此外，公共卫生服务也可包括在斯密所强调的公共服务之中。
与马尔萨斯不同，斯密并不反对《济贫法》及其背后的理由，而只认为需要对《济贫法》进行一定修整。他尤其认为需要给予公共救助的接受者以更大的自由，尤其是应给予贫困群体更大的迁徙自由，而不是如《济贫法》中所规定的那样，根据救助的发放地点把受助者限制在某个地理区域内。除了就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体系所需的支撑进行研究外，斯密十分关心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在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斯密的发展战略并非仅依靠市场机制，而是建立一个包括市场在内的宽广的制度架构，国家应起的作用是为弱势群体确保福利和自由，以及帮助他们培养为参与快速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需要的能力。在国家干预的领域中，斯密尤其注重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他主张把更多国家资源投在公共教育上，并指出：“仅仅用很小的代价，社会就可以推动、鼓励，甚至强制地要求全体人民获得他们所需的大多数基本教育”。
三
让我们稍停一下，来思考亚当·斯密所期待的，以及在斯密之后的几个世纪中我们所目睹的、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事实上，在他所关注的允许市场经济发挥巨大作用和把公共服务置于发展策略的中心地位这两个问题上，斯密是非常具有远见和预见能力的。从18世纪末起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欧洲大范围地消除了曾经广泛存在的文盲和不该发生的疾病。这些发展经验令人信服地证实了斯密关于教育和医疗卫生不仅对改善居民福利广泛有益，而且对促进经济发展也同样发挥普遍作用的论断。教育和卫生政策的转变是典型的由政府主动推动的改革，通过人类能力的进步，它们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成功。
对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的理解同样激发了亚洲经济实力的兴起。早在19世纪中叶，学校教育在日本的改造作用就清晰易见。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不久，日本于1872年推行了《学制令》，要求“一个社区中不能有任何未受教育的家庭，一个家庭中不能有任何未受教育的成员”，并成为日本政府坚定不移的公共承诺。到1910年，日本已基本实现全民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日本的这一教育改革决定了日本非凡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质和速度。在日本之后，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都沿袭了相同的发展路线，在政府的推动下，他们坚定地聚焦于基础教育的发展。就中国而言，这一复合的发展策略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造就了世界上最快的增长与发展速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方面投入巨大，这种做法无疑为通过提高人民的可行能力来实现经济发展的观点提供了支持；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后，市场经济的作用得以发挥，此时斯密所提出的两大部分被强有力地结合在了一起。
在解释东亚的快速经济增长时，该地区积极利用全球市场经济这一点经常被提及。这是一个正确的解读，并且对于今天的世界而言依然值得强调。但是，同样应该认识到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人们无法阅读和写作，或者受普通疾病的折磨，那么这些国家将无法广泛地参与到世界经济之中。这种被称为“东亚奇迹”的经济发展模式，即把对市场的利用和国家所起的支持作用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做法，是对亚当·斯密所强力推荐的经济进步和发展方式的最好诠释。
如果亚当·斯密可以对话川普总统或梅首相，他会告诉他们什么呢？我想他大概会说一些他对18世纪中叶的统治者们所讲的话。美国新统治者所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其他国家所必然采取的报复性保护主义行动，与斯密所处的18世纪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难道不应同样受到谴责吗？
美国或英国的贫困人群经常被灌输他们是全球化受害者的观念，而从不考虑他们遭受的打击实际来自不合理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真的能帮助这些人吗？除了非常短期的利益外，不清楚它还能带来任何正面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更好的教育与医疗等公共服务倒是能帮助他们的，这与亚当·斯密的分析不无关系。通过削减公共服务，尤其是医疗卫生服务，并伴之以对经济贸易联系的切割（即便做出一些调整），这样的经济政策与斯密为经济发展和繁荣所提出的两条伟大建议完全冲突。尚不清楚的是如何计算这些反面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当然，我们可以用现在多如牛毛的另类事实来编织某种故事，并由此升华为经过某种选择的奇怪的另类智慧。但恐怕我们不能期待这样的故事会有一个好结尾。
阿玛蒂亚·森，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哲学教授，1998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研究方向：福利经济学。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8期。
本文由阿玛蒂亚·森教授2017年3月18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年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唐琦翻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民权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夏庆杰教授审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