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之检讨与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 次 更新时间:2021-05-15 16: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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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昭军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在学科建设、研究成果、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也暴露出理论讨论不足等问题。分阶段看,1980年代比较重视学科建设,通过创建专门性研究机构、编纂丛书、召开会议等形式,奠定了学科基础;1990年代,受市场经济大潮冲击,学科建设的速度明显放缓;21世纪前20年,文化史研究蓬勃发展,但整体性研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40多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所涉问题相当广泛,其中关于改良与革命、激进与保守的关系问题以及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探讨较具代表性。从学科理论看,如何深化文化史与唯物史观关系的研究,如何在全球化的视野下提出本土问题,以及重新理解文化、文化史及其与其他专史关系的研究,均有待加强。

   关键词: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建设;学科理论;检讨;反思

  

   中国近代文化史(1840—1949)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史学领域的重要学术增长点之一。从1980年代初,以龚书铎、李侃、丁守和、刘志琴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调整研究方向,组织开展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经过几代学者的发展,迄今已取得了累累硕果。但与同期兴起的近代社会史相比,近代文化史研究者对自身学科历程的总结和反思则明显不足。由于缺乏对学科建设层面的深入讨论,目前已暴露出学术研究分散化、见木不见林等问题。笔者拟就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加以总结和反思,聊作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方家重视。

  

   一、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在学科建设、理论方法、学术范式、研究重点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发展与变化,这既是学科自我发展、自我调整的反映,又与文化思潮等社会现实问题紧密相关。据此,以2000年为界,将40余年来的近代文化史研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一)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之兴起(20世纪八九十年代)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次会议决定,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伴随中外文化交流和各项改革的深入,国人的思想观念得到了更新。至19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传统文化热”已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结合历史重新认识和评估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所提出的一项重大课题。这一课题不仅关系到对历史的认识和评价,更事关当代中国的道路选择和发展方向。以此为核心,历史学界就中国文化危机问题、传统文化估价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等展开讨论。在1980年代“文化热”和中国文化大讨论的过程中,中国近代文化史引起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1980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建文化史研究室,将学术主攻方向调整到中国近代文化史。1983年5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历史学科“六五”规划会议,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纳入议事日程,并议定编辑出版“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由龚书铎任编委会召集人。龚书铎及编委会的各位专家,在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建设中起了核心领导作用。这套丛书先后出版了钟书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张岂之《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等近十种著作,为文化史研究起了示范作用。

   1984年,中国近代文化史教学与研究全面铺开。北京师范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建立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还把中国近代文化史列为大学课程,并招收以近代文化为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是年11月,“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和河南省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在郑州召开了首次全国性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就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意义、对象、范围,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作用、历史地位等基本问题展开深入研讨,极大地推动了近代文化史研究和学科建设。这次会议是近代文化史学科取得相对独立地位的重要标志,具有里程碑意义。诚如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所言:“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召开说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已经打响了锣鼓,正式开始了!”

   就理论方法而言,改革开放后,西方的文化理论、现代化理论传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学者的思维方式,活跃了学术气氛。一些学者主张不能仅从政治标准研究近代文化,还应当充分注意文化的特性。龚书铎《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和《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等,结合文化的结构、性质来研究近代历史,拓宽了研究路径,实质性地推进了近代文化史研究。一些学者尝试运用现代化理论来研究近代文化。章开沅主编的“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收有《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多部与近代文化史相关的著作。有人针对海外学者的“冲击—反应”模式,发掘中国传统资源,重提以明清之际为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端,而不赞同以鸦片战争为起点。有人从现代化角度重新审视洋务运动,提出洋务思潮概念,肯定它对封建传统观念具有冲击作用,对学习西方有促进作用。有人以现代化理论为基础,提出“西体中用”说,强调现代化就是“体”的变化,社会存在的本体和本体意识的现代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应是近代中国文化的合理道路。这些学者大胆尝试新理论、新方法,推动了学术发展,尽管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认识或许存在不准确之处。

   这一阶段,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成果丰硕,一批高质量的学术专著相继问世。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李侃《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史全生《中华民国文化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等,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的奠基之作。此时期的研究范围也空前扩大,诸如政治思想、道德伦理、文学、艺术、史学、佛学、科技、教育等近代文化研究各领域均有专著出版。论题已涵盖近代110年,对于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化,均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中,文化心理结构变化、文化启蒙、国民性改造、中外文化交流等,是研究者讨论较多的主题。这一时期,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是思想文化史,尤集中于精英的(中西)文化思想。不过,由于研究者寄托了较多的现实诉求和理想抱负,导致一些论著激情胜过了学理,不免稍显空疏。

   19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拉近了文化与经济的距离,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度有所下降,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儒学热”,也有人称之为第二次“文化热”。这一时期,中外学术交流的增多,特别是海外汉学成果的大规模引入,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野。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进程和取向。就整体而言,1990年代的近代文化史研究有三个大的变化:

   其一,史学研究取向和评判标准有所调整。确如有学者所说:“大致以1989年为分水岭,呈现出两种趋势。前一个阶段否定传统、呼唤西化比较多。后一个阶段肯定传统、再造传统比较多。”不少学者对西方学者提出的“冲击—反应”等说法提出质疑,对中国固有文化传统认同的成分增多。与此相应,研究重心发生转移,与近代民族主义或保守主义相关的思潮、学派、人物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兴趣。其中,表现较为突出的是现代新儒学研究。仅方克立、李锦全就合作主编有《现代新儒家学案》(3卷)、“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15本)、“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近20种)等,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还有些学者甚至采取保守主义者的立场,认为近代以来的文化运动是由激进主义主导的,并予以否定。

   其二,学术宗尚发生变化。与198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学风趋于踏实,实证性研究增多,学术史引起一些研究者的兴趣。有人认为这与“文化热”有关,是多年“文化热”后的反思而促成之。也有人认为这与20世纪末的境遇有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既往特别是20世纪的学术予以回顾与总结,是学术逻辑衍化的必然。这些说法有其合理之处,但还要看到,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深化和中国学者的自觉。一方面,在近代文化史上,诸如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郭沫若等关键性人物可谓学贯中西,随着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深入,有必要对他们的学术思想加以系统清理和认真总结。另一方面,为摆脱依附于西学话语的尴尬,中国学者迫切需要建立起一套适合于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话语系统,这也为具有本土色彩的“学术史”的兴起提供了可能。该方面的成果,有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齐鲁书社1985—1994年)等。在学人研究方面,安徽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国学大师丛书”,收录“近现代有学问的大宗师”达 30位之多。总序《重写诸子春秋》表示,该丛书以学术为立传标准,所谓“国学”,特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之后的中国学术。尽管此前也有专书对其中的一些人物进行个案或专题研究,但如此集中地予以考察,尤其是把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群体加以系统研究,则是首次。

   其三,借鉴和吸收社会史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社会中下层的思想文化受到关注,社会思潮史和社会文化史研究兴起。葛兆光所著两卷本《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把“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作为思想史的重点考察对象,在写法上有其特色。他认为,过去的思想史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而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在真正地起着作用。一些学者把社会思潮史与文化史结合起来,提出了文化思潮史的概念。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从思潮与学派的关系切入,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也不限于对精英人物的思想文化研究,而是将文化史、社会史与学术史结合起来做综合性研究。一些学者采取社会与文化相结合的角度,将研究重点转移到民间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等社会文化史领域。其中,严昌洪《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刘志琴主编、李长莉等执笔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有开风气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龚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1997年版)将综合性论述与专题性研究结合在一起,系统阐述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基本格局、发展历程和各部门文化,诚可谓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研究成果之大成。该书不仅是专家学者的重要参考书,而且为学生学习和研究近代文化史提供了范本,被教育部指定为研究生教学用书。

   不过,与各具体领域的成果相比,这一阶段的学科建设相对滞后。1990年代,不仅没有召开过全国性的学科规划会议和全国性的近代文化学术会议,而且连在学术界富有影响力的“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也停止出版了。

  

   (二)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之拓展(21世纪前20年)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到2000年,中国社会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国人已不再满足于解决温饱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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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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