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旭:《淮南子》纳谏之道及黄老治国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 次 更新时间:2021-04-23 14: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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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旭  

  

   谏议是中国传统君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对统治者具有特殊的现实影响,往往关系到王朝政治能否实现稳定发展。因此,在传统政治文化中,“纳谏”也就成为思想家们积极关注与思考的重要议题。作为秦汉时期集道家黄老学之大成的理论巨著,《淮南子》对传统君主政治发展中“纳谏之道”的特殊性、重要性,有着极为深刻独到的认识。

   1、治国重谏

   《淮南子》在思想上将能否重谏、纳谏视为衡量统治者政治素养及王朝治乱的重要标志,试图从王朝兴亡的政治高度出发,总结与反思先秦以来的历史经验,促使西汉统治者理性重谏、听谏以明,形成较为和谐的君臣关系,实现西汉王朝的稳定发展。

   《淮南子》认为,对待谏议的实际态度能够反映出统治者政治品格之贤愚。“明主之听于群臣,其计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不责其辩”,当统治者贤明之时,能广开言路,容纳各种政治意见,甚至能不因“位”而废言,更不会因言责人;反之,“暗主则不然,所爱习亲近者,虽邪枉不正,不能见也;疏远卑贱者,竭力尽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穷之以辞,有谏者诛之以罪”。《淮南子》在政治上强调,能否理性重谏、积极纳言,构成区别统治者贤明或昏愚的重要依据。

   《淮南子》认为,对待谏言的具体方式能够体现出统治者政治素养之高下。《淮南子》主张统治者在政治上应执“术”以驭臣,认为“执术而御之,则管、晏之智尽也矣”。而对于所谓“君人南面之术”,统治者采用何种方式来听谏、纳谏,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听而精之,莫聪于耳”,统治者在实践中不仅应该“耳能听而执正进谏”,而且应该善于“听治”,“夫人主之听治也,虚心而弱志,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淮南子》认为,只要统治者能够善用君人之术,广纳谏言,那么即可“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虽幽野险途,则无由惑矣”,最终达到“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的根本目的。

   《淮南子》认为,对待谏者的不同实践能够显示出王朝政治趋向之善暴。“逮至夏桀、殷纣,燔生人,辜谏者,为炮烙,铸金柱,剖贤人之心,析才士之胫……”,“晚世之时,帝有桀、纣……刳谏者,剔孕妇,攘天下,虐百姓”,《淮南子》指出,凡是如桀、纣一样的昏暴之君,在政治上都以忠谏为逆耳,视诤臣为草芥,只知刚愎自用、纵欲妄为,将王朝政治推向虐民之暴政。与此不同,“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过若豪厘,而既已备之也……”,那些在政治上颇有见识的贤明之君,不但不会罪人以言,反而会主动求谏,试图让臣民对自身的政治举措有所批评和建议,达到“周观得失”、避过纠错的目的,而这正是“尧、舜所以昌,桀、纣所以亡”的内在根由。

   2、圣王纳谏

   《淮南子》认为,统治者只有虚心听谏、善用臣谏,主动对自身的政治行为有所约束和调控,才能构建出良性的君臣关系,得到广大臣民的拥护和支持,夯实王朝稳定发展的政治基础,促进王朝走向“通治之至”。

   《淮南子》主张理性求谏,认为统治者在政治上只有充分借助臣下的智慧和力量,能够“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才能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实现自身对王朝的有效治理。由此,《淮南子》强调统治者必须重视“谏议”在现实政治中的特殊影响,认识到“众智”“众势”的作用发挥都无法脱离“求谏”“听谏”“纳谏”“用谏”的政治过程。所以,《淮南子》坚决主张“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要求“明主之听于群臣,其计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不责其辩”,“使言之而是,虽在褐夫刍荛,犹不可弃也;使言之而非也,虽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庙堂之上,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

   《淮南子》主张善于听谏,强调统治者既要有虚怀求谏的政治气量,也应听谏有“术”,能够占据纳谏过程的主导权,从中有效获取利于自身治国实践的政治建议。“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亩之宅也”,在《淮南子》看来,由于自身条件的局限性,虽然统治者“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政”,但都无法在政治上独治天下。因此若想权位巩固,实现王朝发展,只有“乘众人之智”,“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万人之所利”,如此才能“以天下之耳听”,使“臣情得上闻”,达到“威立而不废,聪明光而不蔽,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达而不暗,善否之情,日陈于前而无所逆”的现实目的。反之,“独任其智,失必多矣”。

   3、黄老论谏

   作为其书当道家之正统,其宗旨则治世之黄老的汉代论著,《淮南子》论“谏”,总体上反映出以黄老为本位,兼采儒、法的思想特点,其对谏议的理论反思既蕴含着道家形而上的政治哲学,也体现出道家形而下的政治权术。

   从政治哲学看,《淮南子》对纳谏的理论反思,根源于黄老之“道”。一方面,《淮南子》主张“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将“道”视为万物生成变化的根源;另一方面,又将“道”的存在和体现延伸至世俗政治中,主张“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本立而道行,本伤而道废”。《淮南子》不仅将纳谏与“君人之道”密切结合,而且也将其视为“治国之道”的重要内容。《淮南子》主张臣应忠谏,君须纳谏,二者在王朝政治中都必须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只有当统治者善于“听治”,而“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时,才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

   从政治权术看,《淮南子》对黄老道家“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卑约主柔,常后而不先”的主张,有着深入的继承和发挥,意图为统治者提供一种应对臣下谏议的政治权术。在《淮南子》看来,只要统治者在政治上“秉数持要,不妄喜怒”,便能掌握谏议过程的主动权,做到“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获得“上操约省之分,下效易为之功,是以君臣弥久而不相厌”的理想效果,使政治谏议在最大程度上为己所用,发挥出有利于王朝长治久安的积极功效。

   要论之,对“谏议”问题在传统君主政治中特殊的重要性,《淮南子》有着深刻的历史反思,并立足于黄老道家,体现出鲜明的秦汉时代特色。在秦汉道家著作中,《淮南子》对“纳谏之道”的理论思考最为深入,其思想内容不仅是对先秦道家谏议思想的重要发展,也是对秦汉谏议文化的历史丰富,具有十分可贵的启示价值和借鉴意义。

  

   高旭,安徽理工大学楚淮文化研究中心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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