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建生 温铁军: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古蛟乡村建设历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9 次 更新时间:2021-04-15 14:5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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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建生   温铁军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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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乡村振兴成为国家重大战略的当下,我们有必要对历史上的乡村建设思想和行动进行更多的挖掘和梳理,这也是中国文化自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年间涌现出来的众多乡村建设思想和行动,虽然派别众多,观点纷纭,但却共同享有着一种实践品格,即扎根乡村,和最底层的人民生活在一起,谋求中华民族的自救和自强。由傅柏翠先生为主推动的福建古蛟乡村建设运动是当时国内上千个乡村建设试验点中持续时间最长的试验点之一,前后延续近二十年,在福建古蛟区域保存了“耕者有其田”的革命果实,同时开展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组织在内的全方位的建设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值得我们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借鉴和吸收。

  

   乡村振兴战略强调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同步推进,这是系统思维在乡村振兴实践中的运用。如果说过去的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更多地是一种“单兵突进”的话,乡村振兴就是“多兵种作战”了。但对于习惯了“单兵突进”的作战方法的地方政府来说,要让其具备系统思维指导“多兵种作战”,就有点勉为其难了。所以我们会看到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两年多后,各地仍然在“硬件建设”和政绩工程里不能自拔,不管是市级乡村振兴示范点,还是省级乡村振兴示范点,其目标无一例外都是以吸引更多的领导参观和游客游玩为目标,其手段则是停车场建设、民宿打造、路面白改黑、房屋立面粉刷、屋面平改坡、危房(老房)拆迁等等,甚至撤村并居,把农民赶上楼,仍然是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留下来的“三板斧”经验,这些示范点也大多数是当年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由是观之,地方政府在乡村振兴战略面前已经束手无策,乡村振兴正在向“乱振兴”方向发展,有演变为“新一轮乡村折腾”的趋势。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面向未来的根本性战略,也是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千年大计”的重要保障,具有“压舱石”的基础性作用,需要各级政府予以高度重视,更需要系统思维和久久为功的思想,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地往前推进。在这样的战略面前,任何“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的短平快思想都是需要摒弃的。更重要的,我们需要摆脱过去市场经济的思维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导向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而乡村成为工业和城市的依附。乡村振兴需要使乡村的依附性减弱,逐步恢复主体性,这就需要乡村形成属于自己的发展逻辑,重建属于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系统,如此才能充分发挥乡村自身的比较优势,形成自主发展的格局。这些方面,民国年间作为第三方力量的乡村建设运动可以成为很好的参照,他们以教育为抓手、以农民的组织化建设为手段,以开发民力为宗旨,以民族自救为目标,在五四后到建国前的三十年时间里开展了涉及全国不同地域、参与机构众多、实践内容各异、持续时间长短不一的乡村建设实践。在这些众多的实践中,以傅柏翠先生为主领导的福建古蛟乡村建设运动(以下简称“古蛟试验”)可以说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之一,其在一个地方开展的实践工作长达近二十年,这是包括蜚身中外的“定县试验”和“邹平试验”等其它实践所不能比拟的。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古蛟试验”没有进入大众的视野。在乡村振兴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强音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包括“古蛟试验”在内的历史遗产进行全面的梳理,探寻其谋求通过乡村自主发展进而达至民族自救自强的道路和实践品格。

   乡村自主发展可以说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但乡村自主发展的前提是需要从过去的发展逻辑中摆脱出来,形成能够彰显乡村主体性的发展逻辑,这也是生态文明战略对乡村振兴的客观要求。这一新逻辑的构建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在各个层面上重塑乡村自主的知识系统,这一工作任重道远。本文结合“古蛟试验”中的乡村自主发展来探讨乡村振兴的相关问题,希望可以引发更多的讨论和思考。

   互助资本与乡村自主发展

   市场经济在社会上形成的认知障碍之一就是“有钱就有一切,没有钱寸步难行”,这里所说的“钱”,我们可以称之为货币资本。这在城市也许是说得通的,在乡村却不一定说得通,特别是以前的乡村,哪有什么钱呢?因为人们赚钱的门路很少。但乡村却能几千年绵延不绝,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另外一种“钱”,我们称之为互助资本。以前的乡村有非常雄厚的互助资本,不管是盖房娶亲,还是农田水利或文化建设,人们通过彼此互帮互助来完成,因而也积累起强大的互助资本。这种互助资本可以怎么来计算呢?我们以乡村盖房为例。1980年福建农民盖一栋两层四房两厅的土木结构的房子,花的货币资本在500元左右。2015年农民盖同样面积的房子,用的是钢筋水泥,花的货币资本在30万元左右。这三十几年时间,我们把通货膨胀造成的钱不值钱的因素考虑进去,大概是40倍,也就是说1980年的500元相当于今天的2万元。30万元减去2万元,这28万元就是农民盖一栋房的互助资本量,而且这不是消耗,而是增加,也就是说农民盖一栋房增加了28万元的互助资本。假如一个村庄一百户,他们的互助资本就有2800万元。

   货币资本对互助资本的替代,是乡村主体性丧失的根本原因,因为农业的弱质性使其货币资本含量过低,农民通过农业生产获得的货币资本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说农民在农村赚钱很难。但由于农村货币化程度的加剧,挤压了互助资本的生存空间,农民对货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农民只好背井离乡到城市去赚取货币资本,乡村的主体性也因此逐渐丧失。所以如果乡村经济振兴仍然在货币资本的思维框架里,就永远无法振兴,除非大范围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改变农业的弱质地位,使农民能获得与其劳动相称的报酬。乡村经济振兴需要重新把互助资本纳入进来,强调互助经济振兴,而不仅仅是货币经济振兴。如此,农民将能发挥其更容易在农村赚取互助资本的优势,提高农村的互助资本含量,农民的经济主体性也能因此得到提升。当然,我们强调互助资本,并非是要排斥货币资本,这两种资本在农村能够平起平坐是比较理想的。互助资本对应着互助文化,货币资本对应着货币文化,由于这两种资本在乡村的比例失衡,也导致了乡村的文化失衡,农民陷入到货币文化里不能自拔;互助资本含量的提升,同时也能平衡乡村文化,中和货币文化,恢复和提升乡村的文化主体性。而农民经济和文化主体性的回归是乡村实现自主发展的保障。

   “古蛟试验”与乡村自主发展

   “古蛟”是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和蛟洋两个乡镇的简称,因这两个乡镇连在一起,通婚较多,距离县城较远,地势较高,为闽西高原,任何地方到古蛟,都是往上走,海拔七八百米,区域相对独立,且方言与其它乡镇不同,所以自然地在各种事业建设上会把两个乡镇并在一起,历史上如此,现在也是这样,在政府的规划中,还曾有过“古蛟新区”的提法。在民国年间,古蛟地区也称为上杭县北四区,行政上则是古田、蛟洋、文都三乡合并为古蛟乡。

   “古蛟试验”的确切时间段在1930-1949年之间,但其先声则可以上溯到1914年,其时傅柏翠赴日本留学,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从日本东京政法大学毕业返回家乡,开始逐步践行其在日本形成的“孙文革命”和“村落主义”思想,把自己祖上精打细算积累起来的几百上千亩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后面更要求其他拥有较多土地的地主效仿,实行“耕者有其田”。1928年上杭县国民党右派对左派和共产党实行清算,时任参议员的傅伯翠逃回蛟洋老家,乃与国民党决裂,组织了闽西四大暴动之一的“蛟洋暴动”,开始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道路。此后的三年时间里,傅柏翠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分别作为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等参与到闽西革命的烽火中,与毛泽东、朱德、邓子恢等革命同志并肩作战。期间,傅伯翠以“土地国有,共享共耕”的理念与共产党内其他同志的土地主张发生冲突。在古田会议后,红四军主力西移,傅柏翠选择留在了家乡,一方面继续革命事业,一方面在家乡推动乡村建设事业。1931年受社会民主党事件影响,傅柏翠被开除党籍,并被迫拥兵自卫,与国民党政府妥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白皮红心”的割据局面,开始了其长达近二十年的古蛟乡村建设运动历史,一方面保持了“耕者有其田”的革命果实,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开展了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各方面的系统性建设,史称“古蛟试验”。

   一、古蛟试验的主要方面

   古蛟试验前后持续时间将近二十年,在古蛟区域形成了一幅“小国寡民”的画面,相比于战时中国的大部分区域,包括古蛟临近乡镇,这里可以用“国泰民安”来形容,人们没有战乱之苦,没有苛捐杂税,吃得饱饭,有受教育的权利。但遗憾的是,这二十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却没有留下更多的资料。本文的大部分数据资料,来源于1945年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章振乾先生的《闽西农村调查日记》。

   (一)土地制度是古蛟试验的基本保障。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对古蛟乡村建设试验来说也一样。1927年后闽西四大暴动以及红四军进驻闽西后开展的革命工作,为闽西地区带来了“耕者有其田”的局面;红四军主力撤离闽西后,十九路军在闽西成立善后委员会,听从了傅柏翠的建议,在一定区域内维持了这种局面,大多数闽西农民仍能耕种分给自己的田地。其中古蛟地区是“耕者有其田”这一革命果实保存地最好的地方,这为古蛟乡村建设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但也因此被质疑为“白皮红心”,甚至说是在“招兵买马,欲图不轨”,在一些国民党政要的眼里,傅柏翠仍然还是“共产党员”,而使乡村建设工作受到各种制约,甚至破坏。古蛟分田秉持的原则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乡建统筹,灵活调整”,从过去革命时期以村为单位进行分配,调整为以乡为单位进行,但仍然是以村落为主“计口授田”,只是对村与村之间的土地肥瘦和多少进行一个平衡,同时乡建时期把耕作权固定下来,使农民在分得的土地上能够精耕细作;田地固定化了以后,有田的没有出卖田地的可能,有钱的买不了地,他们就会把钱投资到工业,工业发展了,农业也会有进步;乡建会并且鼓励开荒,开荒田归农民私有,农民开荒种地的积极性得到调动,古蛟生产力得以有较大提高。但乡建会对农民的土地有绝对的控制权,如农民有违法或抗命的行为,比如拒绝服兵役,乡建会可以把农民的土地收回。所以古蛟的土地制度介于乡有和私有之间,或既是乡有,也是私有。对于因婚丧嫁娶形成的土地不均的问题,乡建会会根据情况进行灵活调整。各村也有“再分田”的情况,但所占比例很低,在2%左右,因为完全依靠营商或副业生活的人很少。

   但这种分田单干的状况与傅柏翠信奉的“土地国有,共同耕作,共同生活”的村落主义理想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其维持革命时期的分田单干政策可以说是一种顺应民意的权宜之策,所以古蛟乡建会也一直在探讨集体或合作耕种的问题,但他们同时也探讨农民的知识和观念是否适宜推进集体或合作耕种?现有的经费和技术是否能够支撑这种合作?在权衡之下,古蛟乡建会计划选取一个村庄作为试验村进行推进,由古蛟中学的农业班学生进驻村庄成为村民协助推动。但终因经费和技术问题,这一试验村计划只在关系比较紧密且有共同的思想理念的几户人之间进行过,大家的耕地合并在一起共同耕作,在生活上则共炊共饭,但“由于女人家之间和自己人之间意见不合,以及对共同事业的兴趣降低”,最后也归于失败。更大的计划是呈请省政府把古蛟边上的白砂、茶境(现为茶地、泮境两个乡镇)纳入进来成立地政实验县推行集体或合作耕种事业,但也仅停留在计划的层面。

“耕者有其田”以及耕作权相对固定化的土地制度对古蛟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其作用是明显的,从谷物产量上来说,增加了15%左右,村民和集体的开荒积极性也得到了提高,以陈坊村为例,1935-1945这十年间村民和集体开荒达到50亩。相比于战火纷飞的全国其它地区,古蛟长达近二十年的乡村建设运动能得以顺利展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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