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建锋:平衡中美与以印对冲:俄对华战略新动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34 次 更新时间:2021-03-19 12:07

进入专题: 中美俄关系   平衡与对冲战略   俄罗斯对华战略   俄印关系  

雷建锋  


【内容提要】俄罗斯对华战略新动向,即在中美博弈加剧、中俄实力对比根本逆转之后俄对华外交的新态势。该战略动向表明俄希望以外交弥补实力不足,巩固和增强其在中俄关系中的主动性,拓展外交空间,与美国维护霸权地位的进攻型战略不同。其政策表现为在中美之间实施平衡外交,在保持中俄关系发展的同时尽力构建与美良性关系,既不与中结盟,也不联美制中;为弥补在中俄关系中的实力不足,以俄印关系对冲中俄关系,谋求在中俄印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以增强战略能力,使其在中美俄关系中更加主动。本文首先分析界定平衡与对冲概念,建立分析框架;其次分析能反映出俄对华战略新动向的精英言论、体现俄对华战略新动向之外交行为及战略新动向产生的根源;最后在对俄罗斯平衡与对冲战略的政策效应评估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的因应之道。

【关键词】中美俄关系;平衡与对冲战略;俄罗斯对华战略;俄印关系


一、引言

中俄关系不仅关乎两国利益和人民福祉,也对全球战略稳定与世界和平发展至关重要。在当前中美博弈加剧背景下发展中俄关系的意义更加突显,密切跟踪俄对华战略新动向更成为发展中俄关系的迫切要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特别是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俄中实力差距急剧拉大,中美实力差距迅速缩小,印度也逐渐进入大国行列。中美博弈日益成为国际主要矛盾,“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均以遏制和延缓中国崛起为目的。几乎与此同时,印度却成为俄美共同拉拢的对象,在边界问题上频繁挑衅中国。中美俄是有全球影响的大国,印度是地区大国,四国均为有条件真正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国家,但印与中俄不是相同国际权力等级国家。近年来,美国全面遏制中国,俄大力发展与印关系,在地区层面对冲中国影响,降低其外交风险,争取中俄印三边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在中美之间的平衡战略,试图成为中美关系的“仲裁平衡者”。准确认识和应对俄罗斯对华战略新动向,是维护中国利益和发展中俄关系的基础之一。


二、外交战略中的平衡与对冲

研究中精确定义有助于学者厘清事实和理解研究对象,也有助于读者把握研究者的分析逻辑,并对研究中揭示的因果关系进行考察。作为本文的核心概念,平衡(balancing)和对冲(hedging)在实践中往往是一体两面的政策手段,因此,学者们容易等同或模糊化使用这两个概念。毫无疑问,对冲概念为解释国际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框架。然而,很多研究在使用对冲概念时,要么未对其内涵进行明确界定,弱化了概念应有的解释力;要么对“对冲”“平衡”“均势”概念不加区分,使研究中的对冲概念丧失实质意义,显得多余。因此,本部分首先界定概念,进而提出核心问题,之后建立本文的分析框架。

国际关系中的平衡概念与权力均势(balance of power)概念密切相关。摩根索认为,权力均势有四种含义:(1)旨在实现某特定状态的政策;(2)客观存在的一种状态;(3)大体均衡的权力分配;(4)任何的权力分配。在没有限制条件下使用该术语的话,它指存在于几个国家之间大体均等的权力分配状态。显然,外交战略中平衡的根本目标在于实现均势,是一项旨在实现某种对本国有利的特定状态的政策。对于古典现实主义者而言,政治家的最大责任是在大国之间保持军事力量均势,以防他国失去控制并试图将其政治和军事意愿强加于别国。本文所说的平衡战略,是指俄罗斯在发展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应对美国遏制压力的同时,尽力与美国发展良性关系,不与一方结盟对抗另一方,使中美互相牵制,力争成为中美关系的“仲裁平衡者”的外交政策。然而,俄实力不及中美,为了实施平衡战略,俄试图用俄印关系对冲中国影响,谋求中俄印三国关系的主导权,以弥补其与中美的实力差距。

对冲原是一个投资学概念,是一种旨在降低风险的投资行动或策略。作为名词,指为避免金融产品投资损失所采取的交易措施;作为动词,指使用套头、套期等手法对投资品种进行保护,规避风险。简而言之,对冲就是投资于一种资产以减少投资组合的总风险。投资界最常见的对冲手段是使用衍生品。衍生品可以成为针对其标的资产的有效对冲工具,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或多或少都定义得很清楚。利用衍生品可以建立一种交易策略,在这种策略中,一项投资的损失可以被一项可比较的衍生品的收益所减轻或抵消。除此之外,对冲还可以通过投资多样化来实现,即从战略上分散投资组合以降低某些风险。

然而,对冲投资并非万能。首先,对冲中有内在的风险-回报权衡;在降低潜在风险的同时,它也在蚕食潜在的收益。对冲并不是免费的,在避免或降低风险的行动中,投资者必须付出一定成本,再完美的对冲也要付出代价。其次,对冲不是未来成功的保证,也不能确保任何损失均将被减轻。能够消除头寸或投资组合中所有风险的对冲,只是理想而非现实。相反,投资者应该从正反两方面考虑对冲,即特定策略的好处是否大于它所需要的额外付出。成功的对冲只能防止损失。当受不可抗力——例如严重自然灾难的影响,对冲性投资和原有的投资可能同时遭受重大损失,以致对冲投资者损失更大。第三,利用衍生品对冲投资可以精确计算风险,但需要一定的成熟度,而且往往需要相当多的资本。所以,对冲的实施者必须既具有强大实力,又精通对冲策略。

国际关系中也有对冲现象。例如,能源输出国拓展能源出口市场以降低对单一能源市场的依赖,降低能源安全风险;同样,能源进口国也努力使其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以降低能源进口风险。正因为对冲也是国际政治中的普遍现象,所以一些学者在描述国际关系时借用了这一概念。有学者认为,对冲可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结盟策略,旨在优化大国安全合作的风险与回报,是应对不断上升的威胁风险的方法。同时,对冲也是各种机制,可减少盟友被证明的不可靠、不友好的风险。有学者认为,对冲概念应在均势理论的制衡-追随(balancing-bandwagoning)谱系下理解,对冲介于平衡与追随之间,是国家的第三种战略选择。还有学者将对冲定义为一种结盟选择,即一国在与其他大国究竟共享多少共同安全利益的问题上,表现出的一种暧昧立场。笔者认为,正如国际关系理论的均势概念来源于经典力学的力量均衡,国际关系中的对冲概念也不应该严重偏离其投资学定义的最初内涵。因此,本文认为对冲是一国在经营与主要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发展同其他重要合作伙伴的关系,以拓展本国外交空间和应对与主要战略伙伴关系未来不确定性的外交战略。

为了更好地使用这两个概念,有必要厘清平衡与对冲的联系和区别。两个概念虽然都是对实践中往往是一体两面的政策手段的描述,但区别明显。

首先,对象国不同。平衡国一般是在平衡对象国之间或者平衡国自身与某个平衡对象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霸权国为了维持其霸权地位,奉行霸权政策,与潜在霸权挑战国之间存在零和性质的矛盾。例如拿破仑战争后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均对欧洲大陆国家实行平衡政策,防止俄、法、德、苏成为欧陆霸权国家,危及英国在欧洲的地位。因此,英国与其霸权挑战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二战后美国对欧亚大陆的离岸平衡手政策也是如此。因此,奉行平衡战略的国家一般是在与对象国有结构性矛盾的情况下,采取此战略,即使其战略手段高明,经常也会导致和一国发展关系的同时,与其他对象国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损。因为,奉行平衡战略的国家不可能在几个平衡对象国之间完全奉行等距离外交,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某一对象国,否则平衡就没有意义。然而,对冲国是在对冲对象国之间不存在结构性矛盾、对冲国与对象国之间也不存在结构性矛盾的情况下,才可以实施对冲的。因为,如果对象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对冲国的对冲战略不但不会降低其外交风险,而且会增加风险。以本文的俄罗斯为例,由于中美、美俄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所以俄实施平衡政策。中印虽也有矛盾,但双方愿意以政治外交手段而非霸凌方式解决矛盾和分歧,到目前为止还不存在结构性矛盾,所以俄可以通过发展俄印关系以对冲中俄关系的风险;反之,俄对冲战略则会失去前提条件。

其次,平衡与对冲的战略目的不同。平衡是为了消除或减少对本国现实和潜在的威胁(不采取平衡政策,威胁就会从潜在威胁变为现实威胁或者导致威胁加剧)。只要不是奉行鸵鸟政策,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为了维护本国安全,均会采取这样的对外战略。当前,如果俄不在中美之间奉行平衡政策,一方面不能应对美之压力,另一方面也不能维护其外交自主性。对冲国追求的则是在降低对一国外交风险的同时,实现在两个或多个国家的利益,也就是发展与一个国家的关系即使不能促进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至少不会对该国与其他对冲国的关系发展产生严重负效应,否则对冲就没有意义。奉行对冲战略的国家之所以在几个目标国之间采用对冲战略,是要降低其外交风险,降低其与某一国家或几个国家外交关系的不确定性。因此,当几个对冲目标国有结构性矛盾时,对冲就适得其反——不仅不能降低风险反而使风险倍增。因此,俄在中印之间的对冲战略是为了降低中俄关系的潜在风险,如中国自身安全和发展的某些不确定性、中国强大后对俄政策变化的可能性、俄对中国经济的高度依赖等。但是,俄以印对冲中国不是为了消除中国的威胁,或者让中印对抗,而是希望对冲对象国(中)与对冲借重国(印)关系良好,至少不要矛盾激化,使俄左右为难,这样对冲才可持续。从俄近期对印挑衅中国的批评,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后文详述)。

最后,平衡与对冲对战略实施国的实力要求不同。对冲国在实力弱于、等同、强于对象国的任何一种情况下,均可以实施对冲战略。中亚国家实力弱于中俄,仍可以在中俄之间实施对冲战略以扩大外交空间。俄综合实力强于中国或弱于中国时,均在中印、中越之间实施对冲战略。然而,平衡国却需要拥有与其对象国相当或更强的国家实力,否则就不具有实施平衡战略的物质条件。东南亚国家因为实力较弱,因此很不希望中美关系恶化而被迫在两国之间选边站,不希望将原来对中美的对冲战略被迫变为追随战略。就中美俄三国而论,虽然克里米亚危机后俄综合实力不及中美,但是其军事实力依然强于中国,核实力与美基本平衡;地缘政治影响力并不弱于中国,无俄支持,中国的一些战略目标难以实现。因此,当前俄在中美之间搞平衡依然有现实基础。就俄罗斯而言,因为中俄与美国均有结构性矛盾,它不能以俄美关系发展来降低中俄关系的风险;相反,俄美关系的发展很可能以中俄关系的停滞和倒退为代价;反之亦然。对冲追求的是在不同国家“下注”而产生的总体正效应,而非在一国“下注”导致其在另一国“下注”受损。

然而,平衡与对冲的联系也非常密切。第一,平衡战略与对冲战略可以根据国家实力对比和国家利益关系而转化。正如上文所言,当对象国之间、平衡国与对象国之间结构性矛盾消除,平衡国也可能会变平衡战略为对冲战略。如果未来中美实力相当,美国接受了中国崛起,和平共处,也不再打压俄,则俄完全有可能在中美之间实施对冲战略。同样,如果对冲国实力强大,逐渐与其对象国处于相同的国际权力等级,为了进一步提高国际影响力、增加本国的国际权势,则很可能将对冲战略改为平衡战略。第二,无论是平衡战略还是对冲战略,均会给对象国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前者比后者的负效应更大。当前俄在中美之间的平衡战略,会部分抵消美霸权影响;俄以印对冲中国的战略,提高了印相对于中国的地位,对中国有一定的负效应。第三,平衡战略和对冲战略均以提高本国政策自主性、拓展外交空间为目标。

基于对俄政要和精英言论及著作的解析,以及对俄近年来涉华外交实践的研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俄对华战略新动向表现为在中美之间奉行平衡外交,在保持中俄关系发展的同时尽力构建与美国的良性关系,既不与中结盟,也不联美制中;而为弥补其在中美俄关系中实力的不足,俄以俄印关系对冲中国影响,谋求在中俄印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实现其在中美俄关系的“仲裁平衡者”理想。换言之,俄试图以两个三角关系(中俄印、中美俄)之间的战略协调来谋求对华的更大自主性:在中美博弈成为大国主要矛盾之际,在以中俄伙伴关系应对美压力的同时,提高俄在中美之间的自主性;利用中印非结构性矛盾,在中俄印关系中获得主导地位。当然,俄也在中日和中越之间实施平衡和对冲战略。然而,日为美盟友,外交不能完全自主,分析俄在中日之间的平衡外交价值不大,分析俄在中美之间的平衡举措,也就等于考察了俄平衡中日之道;越南国力较弱,考察俄以越对冲中国,学理价值较小。印则不同,它正步入大国行列,外交自主,俄以印对冲中国具有战略意义,近年来其外交也确实如此作为。

有学者曾深入分析过俄在中国与美日之间的平衡战略,但近年来俄平衡外交的新发展、俄以印对冲中国的外交战略新动向、中俄印与中美俄关系之于俄对华战略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关注。也有学者研究俄平衡中美、以印对冲的外交手段,但是未厘清平衡、对冲、追随等概念的关系,从而影响了解释力。

在界定核心概念,建立分析框架之后,本文余下部分先以俄精英言论与外交实践证明俄平衡与对冲战略动向确属事实,而非笔者主观臆测;然后分析俄对华战略新动向之根源;最后,评估俄战略新动向的政策效应,并提出因应之道。


三、平衡中美与以印对冲

俄对华战略新动向的具体表现,即平衡中美与以印对冲两个紧密配合的政策手段,既见之于其精英言辞,也可循迹于近年来俄外交活动。

近年来俄政要和学者的言论中经常有试图做中美之间的平衡手,以印度对冲中国的言论。2019年中美贸易战正酣时,普京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表明了俄超然立场:“中国有个很好的谚语,老虎山谷相斗时聪明的猴子则坐观结局。”2020年俄外长拉夫罗夫就中美对抗也表达了俄中立立场:只有当事方要求时,俄才愿就中美对抗居间调解,发挥平衡作用,但不会将本国意见强加于人。俄确信自身潜力。俄学者中也有希望俄作中美矛盾平衡者的言论。俄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名誉所长亚历山大·登金(АлександрДынкин)2020年7月接受塔斯社专访时表示,俄中关系基础牢靠,但并非总是一致,在保持俄中关系密切的同时,俄也将扮演一个新角色:领导性的平衡大国(рольведущейбалансирующей державы);然而平衡并非等距离,在当前美国政策下,俄中关系更近;俄必须保持平衡以避免陷入中美冲突,俄发展与欧、印等世界极点的关系也非常重要。显然,外交政策立足于多个中心而非以两极为轴,则操纵空间更大。普京和登金均表示俄应平衡中美,而后者更明确表示希望俄担当领导性的平衡大国,且不局限于中美,而要在多个国际权力中心之间“长袖善舞”。

俄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学院院长、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荣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与德米特里·苏斯洛夫等人,在俄外交部和国家杜马支持下于2020年发表了题为“俄罗斯外交政策新思想:维护和平、地球和所有国家的选择自由”(下文称“俄罗斯外交新思想”)的报告,则是对近几年俄外交政策新思想的完整概括。报告认为,随着中国崛起,两极格局即将形成,但俄依然是全球第三大国,仍将是一个独立的中心。在全球和欧亚大陆、亚太和中东地区,俄作为“平衡者”,既维护了国际和平与安全,也拓展了本国利益。当美中对抗已成为国际关系主轴时,俄应将其角色定位为:(1)国际和平的保障者、安全的提供者;(2)“新不结盟”的保障者;(3)全球环境保护者。实现(2)是达致(1)的前提。认为实力不及中美又不想屈居人下,俄应争取成为“新不结盟”的领导者,在保持俄中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努力与美形成更加良性的关系,联合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和美国盟友,成为中美的“仲裁平衡者”。与印度——不结盟运动非正式领导——合作,成为“新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则是实现“仲裁平衡者”的关键。与普京和登金相比,卡拉加诺夫更进一步,提出了实现“仲裁平衡者”的战略,并且提出解决“仲裁平衡者”实力缺陷的方法——与印度合作。“俄罗斯外交新思想”反映了俄精英对其国家实力的清醒认知及维持全球性大国地位的雄心,对印战略借重意向非常明显。因为中美、俄美之间有结构性矛盾——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博弈,所以俄使用的是平衡外交。中国虽实力强于印度,但不追求地区霸权,不奉行霸权政策,中印虽然有边界冲突,但是仍希望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双边分歧与问题,无结构性矛盾,所以俄发展与印之关系是对冲中国影响,而非平衡中国。他们认为,当中俄实力发生根本变化、中美矛盾成为国际关系主轴时,中国未来发展、崛起后对俄政策、中俄关系走向等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了俄外交风险;发展俄印关系有助于降低风险,保持或者重构俄在中俄关系中的主动性,拓展其外交空间。

俄平衡中美战略的外交实践具体表现为,充分利用中俄结伴不结盟的关系性质,在中美俄关系中追求更大的回旋空间和自主性;对中美矛盾采取的立场和态度,不完全以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国际法、国际道义为指南,而以其国家利益为根本;面对美国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在进行有节制的反击姿态下,不主动恶化俄美关系,保持与美对话渠道敞开,争取关系好转。俄的欧亚国家特性,意味着它是兼具西方文化与东方影响的独立文明,这种自我认同是俄希望做文明之间的桥梁、做美中之间地缘政治平衡手这一流行观点的根源。有西方学者认为,俄“粗暴地”试图利用中国作为对抗美国的地缘政治杠杆,并以其在能源问题上对抗欧洲的事实表明,它更多地将其最大邻国视作战略平衡物,而非战略伙伴。特朗普上台后对华全面遏制,更刺激了俄对做中美“仲裁平衡者”角色的向往。

首先,俄在中美亚太竞争中将中国视为首要合作对象的同时,也致力于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改善和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以达到“双向制衡”的目的:一是保持俄中友好关系以制衡美日,二是改善和发展与美日的关系以牵制中国。美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对华遏制日甚;随着克里米亚危机爆发,美对俄持续制裁。在此情况下,俄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制衡美国。其中最能体现中俄相互借重的就是双方联合声明的发表。2012-2019年8年间,中俄每年均发表联合声明,共发表12则联合声明,其中2015、2016、2017、2019年每年均发表两则联合声明。此种情势在中俄合作的前二十年从未出现过。中俄联合声明表达了两国联合应对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共同立场和主张。美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后,俄向中国出售了24架苏35战斗机和4艘1650型柴电潜艇。2015年俄又向中国出售S-400防空导弹系统以帮助中国应对海上威胁。美“印太战略”出台后,俄精英认为尽管该战略似乎可以使俄作为一个不参与中美对抗的局外人获益,但实际上美“印太战略”对俄利益构成威胁,因此该战略更促进了中俄合作。2016年在美将于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前夕,6月25日中俄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强调:“单方面发展并在世界各地部署战略反导系统的非建设性行为,对国际和地区战略平衡与安全稳定带来消极影响,也破坏了制定和通过多边政治-外交手段应对导弹及导弹技术扩散的基础。” 2019年美宣布对华为公司的“封杀令”后,俄则在第一时间公开支持华为。俄电信巨头维佩尔通讯公司向外界表态,华为的5G产品没有任何安全问题,设备已经全部通过了俄有关部门的检查。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顾事实抹黑中国,而普京却表示:“一些人试图在病毒源头问题上抹黑中方的做法不可接受。俄方愿继续同中方加强抗疫等各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在联合国等框架内沟通配合。”俄也未因美压力要求中国加入美俄削减核武器谈判,而表示尊重中国的立场。

虽然俄在中美之间搞平衡外交,但其维持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政策未变,只是俄不打算在中国与第三国的领土争议中支持任何一方,赞成争议方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在中美矛盾中,俄严格按照中俄结伴不结盟的关系性质行事,尽力不卷入其中,俄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努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克里米亚危机后,奥巴马政府随即对俄发起制裁。2016年12月29日奥巴马即将离任之际签署命令,宣布因俄涉嫌通过“网络袭击”干预美总统选举,对俄进行制裁,包括驱逐35名俄外交人员。但俄比较克制,没有采取进一步恶化美俄关系的对等行动,期待为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俄关系的改善留下空间。

特朗普上台后对待中俄的不同政策,也有利于俄平衡中美。特朗普上台前后不加掩饰地亲俄反华,即使“惩罚”俄罗斯时也不忘捎上中国。在2018年6月魁北克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特朗普表示克里米亚属于俄,因为那里所有人都说俄语。他还说奥巴马“允许俄罗斯拿走克里米亚”。在对华政策上,特朗普推出“印太战略”,以防范、遏制崛起的中国在欧亚大陆日隆的影响力。而在欧洲,特朗普政府非但没有类似战略,且与盟国摩擦不断,客观上缓解了俄外部压力。美国以“航行自由”的名义在南海炫耀武力,支持“台独”势力,对台军售,高官访台,疫情期间甩锅中国,要求中国加入《新削减武器条约》,指责中国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对华发动贸易战。这一时期,中美关系波折不断,而俄美关系相对正常。虽然特朗普的亲俄政策受到国内建制派掣肘,但两国领导人依然正常交流。2020年3月俄派专机为美送去抗疫物资,美则投桃报李,5月向俄捐赠了呼吸机。然而中国没有收到美政府任何抗疫物资援助。拜登对俄态度并不友好,任副总统期间还曾当面冒犯普京,当选总统前也向媒体表示俄是美最大安全威胁,批评特朗普政府对俄太过软弱。2021年1月26日,应俄方要求,拜登首次与普京通电话。据白宫消息,双方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正面交锋,从大规模网络攻击,到俄涉嫌企图毒杀主要反对派人物。拜登的新闻秘书珍·普萨基(Jen Psaki)说:“他的意图还在于明确表示,美国将坚决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以回应俄的恶意行动。”而俄方态度则相对温和友好。据俄总统网站发布的消息,普京祝贺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并指出俄美关系正常化符合两国利益,也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双方对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负有特殊责任。总的来说,俄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对话是务实的。他们同意保持联系。由此可见,在俄美关系严重恶化之时,俄依然努力改善对美关系。其外交行动与上文俄精英主张在中美之间搞平衡的设想完全一致。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印是实质性军事盟友,所以俄印传统友谊深厚。苏联解体后,俄短暂与印度疏远了两年,1993年起又开始重视与印度的关系。俄认为战略上发展与印度的关系,是推动其世界多极化之必须。1998年普里马科夫访印时就提出建立俄中印“战略三角”构想,将印提升到与中俄相同的国际权力等级。2000年普京访印时两国发表了《战略伙伴关系宣言》,此后又签订了一系列双边合作协议。普京2005年曾致函印度总理,高度赞扬印是俄在亚洲和全球最重要的伙伴。2017年5月30日俄印建交70周年之际,普京在《印度时报》发表题为《俄印关系:70年同行》的署名文章。俄印将两国关系定位为“享有特殊权利的战略伙伴”。

近年来,俄以印对冲中国影响的政策手段日益明显,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经济上,虽然俄印贸易规模不大,但印是俄少有的贸易顺差来源国。2006年以来的绝大多数年份,印均为俄武器第一大进口国,占俄武器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2015年欧亚经济联盟成立,随后中俄双方商定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合作,并签署了经贸合作协定。几乎与此同时,欧亚经济联盟与印度启动了自贸协定谈判。2017年6月6日,欧亚经济联盟与印度签署自贸协定,预计在短期将使联盟国家经济增长15亿美元,长期将增长27亿美元。2019年,印度GDP超过英国,加强与印经济联系显然可以降低俄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军事与安全合作方面,2014年12月普京访印时,双方签订了有关军工合作、武器出口以及核电站建设方面的协议。2015年俄媒体报道,两国制定的军事技术合作项目达200个,其中包括按照许可证生产多用途苏-30MKI战机、T-90S坦克、米格-29战斗机发动机等。俄为印量身打造的苏-30MKI战机是亚洲最先进的重型战斗机之一。俄官方表示,俄印还将共同制造多用途运输机和第五代战斗机。俄对印军事装备输出占其对外军售20%以上。此外,俄印两国也多次举行联合军演。国际组织方面,俄也借印对冲中国。支持印加入上合组织,是俄以印对冲中国的突出事件。俄首先提议印加入该组织,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补充双边经济和安全接触,但主要是为了限制中国在该组织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俄担心后苏联时代的上合组织中亚成员国会过分地偏离俄而进入中国的地缘战略轨道。印于2017年加入上合组织,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俄在该组织的影响,降低了中国的作用。其次,俄在不同场合表示支持印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据《印度斯坦时报》2020年6月23日报道,在当月举行的中俄印三边会议上,俄重申支持印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则表示反对。另外,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俄印三方合作机制中,印度均为俄罗斯对冲中国影响的重要筹码。

俄支持印是为了对冲中国的影响;美支持印则是为了阻止印中接近。美向印出售武器,甚至提出正式承认印度为核大国的建议,均为达此目的。美推出“亚太再平衡”特别是“印太战略”后,对印之拉拢及印对美势力的借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俄对印的影响力,对俄印关系有很大的负面影响。2020年12月8日,拉夫罗夫在俄国际事务委员会(RIAC)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西方正在努力恢复单极世界秩序,像中俄这样的“极点”几乎不受西方的约束;但印度现在已成为西方国家精心谋划的、持续而富有侵略性的政策的主题,西方国家试图通过促进“印太战略”将其拖入反华阵线,同时大大削弱了俄印之间的亲密互惠伙伴关系。美在军事技术合作问题上,对印施加了巨大压力。从拉夫罗夫的表态可以看出,俄对印美接近对俄印、中印关系的消极影响及未来中俄印关系发展的担忧。同时也证明,俄发展与印度的关系,主要是对其总体外交战略的“再保险”,旨在拓展其外交空间和政策自主性,而非要遏制中国,与美拉印遏中的战略明显有别。

以上分析可以证明,中美、俄美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美出于维护其霸权地位,对中俄同时遏制,促使俄在中美之间实施平衡战略,并将中国作为首要合作伙伴以应对美威胁。从中俄印三国实力及未来发展看,中国与印俄实力差距拉大,俄军事实力仍远在中国之上,印国力发展迅速,综合实力增长趋势明显,但仍不及中俄。从三国利益关系看,中国不谋求地区霸权,提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实施开放包容的发展战略,中俄印之间不存在结构性矛盾。虽然印中有边界矛盾和冲突,但是从洞朗对峙到中印领导人武汉会面两国关系出现转机,以及印度重视中俄印三国合作机制、加入上合组织等事实可以看出,印无意与中国成为敌对关系。中国也积极发展对印关系。2021年1月28日,印外长苏杰生发表演讲表示,印中关系合作与竞争共存。两国在贸易、旅游领域交流迅速增长,在多边议题上存在共识,但在利益和愿望方面也存在明显分歧。印中关系处于十字路口。苏杰生还提出印中关系发展的三个决定性因素和八项基本原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021年1月29日回应称,苏杰生强调中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展现了印方对中印关系的重视。中方强调边界问题与双边关系不应该挂钩,这是过去多年来两国关系持续向前发展的重要经验。希望印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妥善管控分歧,推进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轨。

无论从中俄印三国实力对比、国家利益关系还是三国对彼此关系的定位,都可以看出俄对冲中国并不是要恶化中俄关系,它还是以俄中关系为亚洲大国外交的主轴,俄在中印之间实行的是对冲而非平衡战略。


四、俄平衡与对冲的根源

战略文化、实力衰退是俄平衡与对冲战略的内部因素,中美竞争加剧是俄对华战略新动向的外部根源。

战略文化是俄当前对华战略新动向的深层原因。战略文化对各国外交政策影响深远。俄极其重视对本国战略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俄前外长伊万诺夫就认为,只有注重继承性,才能对一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外交政策的风格和方法做出科学评价。他还主张应汲取俄外交历史遗产,包括苏联外交政策遗产,以服务于俄当前外交。如果将俄罗斯帝国时期、苏联时期和当前俄对外政策风格和方法进行对比,会发现俄外交深受其战略文化影响。

在俄国人眼里,叶卡捷琳娜二世是第一位能在欧洲列强之间进行仲裁,并将其意志加诸它们的俄罗斯君主。也就是从这一时期起,俄国人开始非常在意他们国家在列强中的地位。叶卡捷琳娜大帝在外交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对外政策基本原则:对其他大国不承担义务而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利用俄国的欧洲邻国无暇他顾的状况和它们的弱点获取好处,并在没有外国援助和干预的情况下实现自己在波兰和黑海的目标;一旦有机会,俄国便以和平缔造者和国际争端仲裁者身份出现,从而提高自己的个人声望和俄国在欧洲政治中的分量与影响。叶卡捷琳娜二世之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一直是多强并立的多极格局,为俄施展平衡外交创造了有利条件,也让俄罗斯人积累了处理国际关系的丰富经验。

从俄平衡战略的历史与现实可以看出:首先,俄奉行平衡战略时均非当时国际体系中处于首要地位的国家,单靠实力,俄不会对当时国际秩序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是俄的列强地位加上平衡外交战略,使其成为陷入国际政治斗争漩涡中的列强拉拢和争取的对象,并且事实上经常发挥决定全局的影响。其次,俄虽与体系霸权国的实力存在差距,但并不悬殊,因此一直被列强借重,俄也借此经常扮演“仲裁平衡者”的角色,无论北方大战、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均是如此。当列强竞争和矛盾不可调和之时,对俄扮演“仲裁平衡者”角色更为有利。另外,俄平衡政策并非对竞争中的列强不偏不倚,而是根据情势有所偏向,但又不丧失自主选择空间,一则能维持自身有利地位,二则可维持战略平衡,以免列强权力竞争天平严重偏向一端,使自己失去回旋余地。最后,俄外交政策的突出优势,是其具有非意识形态化和实用主义的特性,这使其外交政策成本较低。俄可以与各国建立平衡的伙伴关系,不被其国内政治制度和彼此间的关系所制约。以此观之,当今俄平衡外交可谓“新瓶装旧酒”。

俄平衡中美之外交战略新动向,是其衰落的国力和全球大国雄心双重作用的结果。当前俄逐渐成为一个地区大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正在从半边缘国家滑向边缘国家。俄实力不仅不能望美项背,而且与中国也差距日甚。“当今中国的综合潜力为俄之4.5倍。”普京也承认俄的经济体系建立在能源产业上,企业缺乏竞争力。矿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和化工产品是俄主要出口商品。2012年这三类商品出口额分别占俄出口总额的68.7%、11.9%和5.8%。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和化工产品是俄进口的前三大类商品,占俄进口总额比重分别为29.8%、18.1%和10.5%。然而,2018年的数据显示,矿产品仍是俄主要出口商品,占俄出口总额的62.7%。俄出口的矿产品主要是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和沥青等,占出口总额的52.7%。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和运输设备依然是俄前三大类进口商品,三类商品合计占俄进口总额的55.9%。照此形势发展,中俄差距将会继续扩大。经济实力下滑使俄军事实力不断萎缩。美国兰德公司研究报告认为,未来中俄差距会更加扩大。中俄人口比例在2018年大约为9.7比1,预计到2040年将达到10.1比1。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俄GDP从2016年至2040年预计增长1.5倍,达到5.9万亿美元;中国GDP预计在此期间增长2.2倍,达到47.4万亿美元。中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2016年约为5.8比1,预计在2040年将达到8比1。同样,两国武装力量的差距也可能大幅扩大。按照2016年的不变价格计算,从2010年至2040年俄军费开支将增长约2倍,达到860亿美元;同期中国的军费开支将增长约3.5倍,达到4910亿美元。中俄军费开支将从4.3比1上升到5.7比1。俄专家认为,第四次技术革命可能会将俄更加推向全球发展的边缘。俄在某些类型的武器方面仍然保持着技术优势,但正在迅速减少。地区领导权已经被中国接管,军事出口未来几十年可能被中国超越。然而,“显而易见,俄不想成为 20世纪90年代许多国家所期望的、所谓的‘正常’国家;如若放弃大国主义,俄就会轰然倒塌。”

俄学者认为,当前中俄关系进入了成熟期,两国建立的多层面协作格局是俄与其他国家关系中从未有过的。中国改革的新阶段预示着俄中关系不仅有新机会,而且还具有新的挑战。这种关系越来越不对称。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背景下,俄中关系将取决于俄如何应对这一挑战。俄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军事、外交大国,有着丰富的处理国际关系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俄平衡外交与对冲外交,就是对中国崛起挑战的回应。

美“平衡战略”是俄平衡与对冲战略最大的外部环境。自奥巴马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以中国为主要对手。2018年美国兰德公司的评估报告认为,未来20年俄经济增长速度不太可能超美,其人口可能会减少。对俄力量的制衡和对其影响的遏制,可能不会给美国带来越来越大的负担。但中国的挑战对美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在特朗普时代,美中与美俄关系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日益向全面对峙发展,不仅涵盖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等领域,而且已上升到文明冲突的高度。中国作为美非西方战略对手,在美集体意识中被有意无意地曲解、排斥、边缘化和妖魔化,其程度远超俄及其前身苏联。因此,美对中俄的政策不同,分而治之是美对中俄的基本战略。对美而言,最好让俄在国际体系中保持一个独立的一极,而不是与中国发展更紧密的关系,形成一个正式的、战略性的中俄协约。

美俄在印竞争态势明显。在美“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中,印均处于显要位置。2011年11月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讲,正式启动了美“亚太再平衡”战略。奥巴马表示,美将在亚太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以确保亚太安全;加强美对亚太盟友和地区国家的领导,加强在东南亚国家的存在;继续努力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构建经济伙伴关系以建立开放透明的经济和自由公平贸易。推进各国国内治理和基本人权。在讲话中,奥巴马将印与美亚太盟友并列,表示,“……我们欢迎印‘东向’战略,并作为亚洲大国发挥更大作用。”特朗普2017年11月在越南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讲时表示,美与印太地区所有国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共同努力加强印太地区所有国家之间的友谊和商业纽带,共同促进该地区的繁荣和安全。特朗普就美中贸易、知识产权、对待合资企业政策、对国有企业进行补贴等问题,对中国进行抹黑批评,但对印度却多有溢美之词。

美国防部于2019年6月发表的题为《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准备、伙伴关系和一个网络化地区》的文件,提出从安全上对中国进行遏制。报告称中国为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称俄为“复兴的邪恶行为体”,对印态度却完全不同:“美印保持着基础广泛的战略伙伴关系,其基础是共同利益、民主价值观和牢固的民间关系。过去20年在战略利益趋同的基础上,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得到了显著加强,美印将继续利用加深的关系在印太地区内外建立新的伙伴关系。”2019年11月美国务院发表了题为《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推进共同愿景》的报告,其中除了老调重弹评价中俄外,称“将继续加强与印伙伴关系,……强大的美印伙伴关系对美印太愿景至关重要,……美印正在共同努力应对地区和全球发展的挑战。”美不断提高印在其“印太战略”中的角色和地位。

2016年,美将印列为主要防务伙伴。2018年两国签署《通信、兼容性和安全协议》,标志着美印两军关系的一个重要发展,即促进更大的互通性和实时安全信息共享。两国还进行多次联合军事演习。美之所以看重印,是因为美印在遏制中国方面有共同利益。美印对中国的崛起均感到忧虑,试图平衡中国的共同战略动机,是它们建立更紧密战略关系的主要动力。在“印太战略”中,美对印定位很高,争取印以盟国身份加入“印太战略”是美最理想的愿景。

对俄而言,中国崛起可能使其沦为能源小伙伴,中俄关系未来发展难以预料,中美交恶增加了中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因此,一方面,俄印关系有助于部分抵消中俄之间日益扩大的实力差距,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扩大外交活动空间。另一方面,中美矛盾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轴,美印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升温的情况,也为俄提升与印关系提供了契机。美为发展美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会在一定程度上迁就俄印关系升温。

俄极力提升印之国际地位与声望,已将印与中、美、欧盟相提并论。2019年10月3日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的演讲中,就突出印在中东地区安全中的作用:“我们建议必须把积存的偏见和彼此伪装放在一边,几乎从零开始,在本地区建立一个安全与合作组织。除西方国家外,还有俄、中、美、欧、印等。”不能说俄发展与印的关系完全是出于对冲中国的考虑,其中也有拓展外交空间、缓解西方制裁压力的需要,但降低对华外交风险至少是重要因素之一。

中俄结伴不结盟的关系性质本身,就意味着两国外交方向有很大不同,加上日益扩大的实力差距正在改变两国关系的性质,中国逐步成为主导伙伴。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对称性,可能使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战略方向与俄相悖。正如德米特里·特列宁(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所言,俄对美在韩日驻军的担忧远不及中国,中美在西太平洋越发激烈的海军竞争,在俄看来是缓解了中美“勾结”的前景,也为俄提供了对抗中美的选择。俄战略家认识到,如果中国民族主义日益发展,加强与印历史悠久的关系则可制衡中国。

中俄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希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在维护中亚和东北亚安全方面的主张也大致重叠,但是在很多方面也存在分歧。虽然中国是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俄在遭受经济制裁背景下发展经济的重要外部积极因素,但是俄不愿过度依赖中国。俄“多极世界”主张的核心是大国协调,将中俄均视作未来“国际力量中心”,并认为两国必然存在竞争。另外,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与美之关系,对中俄仍然很重要。双方都寻求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与西方建立更好的关系。这显然也存在竞争。


五、俄对华战略新动向的政策效应及应对

中美俄的全球影响及中俄印关系的地区意义,使四国对外政策呈现高度的相关性,即四国中任何一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任何一对双边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对其他三国和四国其他双边关系产生政策效应。任何一国外交政策的成败不仅取决于其本身质量,还要看另外三国的政策水平。因此,分析俄对华战略新动向时,需要从中美俄与中俄印两个三角关系及两个三角关系的互动去考察。

(一)关于俄平衡战略效应的评估

俄国力弱于中美,要在中美之间实施平衡战略原本就非常艰难,而美同时遏制中俄,并且力度和手段不分伯仲,这进一步加大了俄平衡中美的难度。

美《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和《2018年国防战略》表明,美的确对中俄同时同等遏制。该报告称,“中俄挑战美权力、影响力和利益,削弱美安全和繁荣”,“中俄希望塑造一个与美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的世界”。美将中俄视为同等威胁,甚至认为后者对其安全挑战更加直接。美《2018年国防战略》认为,国家间的战略竞争现在是美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对美繁荣和安全的主要挑战是以中俄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势力,中俄日益希望塑造一个与它们的威权模式一致的世界并能控制其他国家。在此背景下,美军联合参谋部发布的《2018年国家军事战略概要》也明确表示,应对与中俄的大国竞争是美军面临的最困难挑战。换言之,美军方将同时应对所谓的中俄军事挑战。

2017年8月,美通过了新的对俄制裁法案,使对俄制裁政策成为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进一步固化了美反俄政策的基调。2018年7月北约峰会后发表的《布鲁塞尔峰会宣言》表示,“由于俄非法和无正当性地兼并克里米亚,以及乌克兰东部持续动荡,欧洲和大西洋的安全环境变得不稳定和不可预测。”2019年北约吸纳北马其顿为其成员国,将俄在该地区的影响压缩在塞尔维亚和波黑塞族共和国,同时在俄周边频繁举行军事演习。同年4月,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柯蒂斯·斯卡帕罗蒂坦言,北约与俄彼此缺乏理解是导致对话进程破裂的基本原因。俄副外长亚历山大·格鲁什科也直言,俄与大西洋联盟之间的分歧达到了历史上最危险的程度。在后苏联空间,美与其他西方国家继续推动“颜色革命”。近期的吉尔吉斯斯坦和白俄罗斯国内不稳定的局势,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干预的结果。至于俄美经济关系,对于美国来说,与俄贸易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俄在美国出口中只占第31位,在进口中占第33位。俄美双方除了安全领域,在其他方面的相互依赖较小,两国关系容易大起大落。当两国在安全合作上出现矛盾和分歧时,没有其他领域的紧密关系来缓冲。未来的俄美关系也不会有很大改善。2020年10月25日拜登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专访时表示:“我认为,目前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破坏我们和盟友安全的俄罗斯。其次,我认为最大的竞争对手是中国。”拜登的表态意味着他执政后美可能会对俄采取比对华更强硬的政策。如果情况果真如此,俄希望与美发展良性关系的愿望就可能落空,平衡中美则无从谈起。

俄也清醒地认识到美对其遏制的现实性和长期性。2020年10月22日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17届年会会议上透露,俄正在帮助中国增强军队国防潜力。当有人问中俄之间是否会建立起军事同盟时,他表示:“可以想象任何事情。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关系已经达到了合作与信任的程度,以至于没有必要,但从理论上讲是可以想象的。”普京的讲话就是警告美,若其逼俄太甚,俄将在中美之间选择前者。

与俄美关系持续走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融危机之后俄更重视对华关系。尽管俄也重视与日、印和越的关系,但其亚洲政策不会出现重大的再平衡,仍以中国为中心。俄是大国之中最早表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2015年中俄发表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近几年,中俄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工作进展顺利。从2019年10月3日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的讲话中,可以进一步感受到中俄双方利益的契合与俄对发展欧亚交通网络的支持。中俄联合声明发布数量的增加,也表明两国关系发展良好。1992-2019年,中俄元首会晤后共发表了31则联合声明、2份联合新闻公报、1项睦邻友好合作条约、1则联合宣言。1992-2000年的9年里,中俄两国共发表了8则联合声明,2001-2010年的10年里中俄共发表了10则联合声明,2011-2019年的9年里,中俄共发表了13则联合声明,后9年中俄发表联合声明的频率明显增加,由此可见中俄关系稳步发展。乌克兰危机后中俄战略协调的频率增加,双方在国际问题上的共同立场增多,同时也意味着中俄面对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两国战略协调与合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增强。经济方面,2019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1107.57亿美元,同比增长3.4%。中国连续10年保持俄罗斯第一贸易伙伴国地位,俄在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排名第11位;2020年1-4月,中俄双边贸易额335.63亿美元,同比增长0.1%。战略合作方面,中俄安全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显然,从外部环境、国家实力、利益需要各方面考虑,推动发展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依然是俄对华战略的主基调。俄美结构性矛盾短期难以解决,俄平衡战略的内外条件不完全具备。

(二)关于俄对冲战略效应的评估

俄印关系发展对拓展俄外交空间,弥补其自身实力不足有重要作用,但是不能夸大这种作用和俄印关系升温对中国的负面影响。首先,美俄之间的结构性竞争不会因为中美博弈成为大国之间的主要矛盾而消失。在此种情势下,美俄在印度依然存在利益冲突——对印军售方面的竞争就是一例。因此,俄美不可能形成以印制中之合力,俄以印对冲中国实力增长的空间和影响,因为俄美在印度的竞争而大打折扣。有学者就指出,“印更希望美俄关系升温,以便其依靠两者平衡中国。但是特朗普总统的善变似乎削弱了莫斯科的早期乐观情绪,扼杀了任何改变俄中亲密关系的努力。这对印而言不是好消息。”其次,如前文所言,中国的综合国力、中俄之间的战略和经济等全面的联系以及中印不在同一国际权力等级的事实,使俄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放弃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政策。从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可见,俄在中印之间的对冲属于战术举措而非战略设计,是新形势下的外交调整,而非根本改变。

国家实力是中美俄印制定对外政策和外交活动的基础。在过去十年,中美差距逐渐缩小,实力远超俄印;印与英、法、德、日、俄实力逐渐接近。比较俄印经济水平:印GDP在1996-2005年、2009-2010年、2015-2019年均超过俄,2015年后双方经济差距更加明显,印呈现全面超俄之势。印军费开支在1993年、1998-2002年、2018-2019年超过俄,2018年后俄印军费差距同样不断拉大。如果将印经济与军费开支与英国比较,则更能说明问题。2016年印军费开支超越英,2019年GDP胜过英。一方面是印自身实力增长迅速,另一方面是美等西方大国及俄对印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支持,使得印国际地位得到提升。俄将与印一样成为地区性大国,但是基于强大的军事实力,在经济不及其他大国的情况下依然能保持大国地位;美相对衰落,但在四国中仍然是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其军事实力遥遥领先其他国家。然而美难以掌控国际秩序。

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美依然有能力和动机维持其全球首要地位。未来很长时期中美博弈将是大国关系中的主要矛盾,这无疑减轻了俄印压力并拓展了它们的外交空间,但到那时中国将有能力重新塑造国际秩序,主动影响四国关系态势。如果中国继续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俄美经济依赖依然小于中国,美依然防范中俄印(美霸权国地位内在地要求其防范任何崛起国,印实力发展迅速,也是美潜在防范对象,只是其当前实力不及中俄)三国崛起,以避免其霸权彻底衰落,彼时美会对中俄印同时遏制,中俄印与美之矛盾将大于俄印与中国的矛盾,中俄印的战略竞争将得到部分缓解。但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俄印关系将好于中印关系,俄以印对冲中国会是长期趋势。基于对未来趋势的这种预料,如果中国真正落实互利共赢政策、尊重俄大国地位,中俄关系将能继续保持这种稳定发展态势。中国实力增强的同时,继续奉行对俄友好政策,可以保持俄在中美之间搞平衡、同时偏向中国的这种态势。“中俄伙伴关系往往加强了两国各自对抗美国利益的能力,尽管北京和莫斯科并不总能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它们对美国的不满压倒了其在一些问题上的利益分歧。”

应对俄涉华战略新动向,需要认清中美俄印四国关系未来发展趋势,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把握关系本质和全局,在我国同其他三国的关系中看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制定科学的应对战略。特别是,中国应该对印度未来的国际地位有清醒的认识,未雨绸缪做好长远战略应对。

未来俄依然会在中美之间搞平衡外交,但因实力与中美差距拉大,这种平衡外交的空间会日益缩小;但是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仍符合俄利益,俄不会联美制中。正如特列宁所言,当前中美为大国博弈主角,俄仍是一大独立角色,中长期内维持该角色是俄外交目标,而不会倒向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俄中睦邻友好及愈加紧密的全面合作,将是俄战略的一个常量,但俄无意与中国建立反美军事同盟。中国与美国的紧张关系有助于俄美两国关系发展,但中俄关系的决定因素是中俄两国利益。即使在今天,中国对俄之意义也不亚于美国对俄之意义。另外,美将俄视为其冷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如果与俄关系“重启”,在大部分美国人看来,则意味着美对俄的让步,意味着美放弃反对俄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危机中被美称为“修正主义”的行为。因此,俄可能会争取与美对话,改善俄美关系,控制对抗,防止两国武装冲突。在中印之间,俄会继续保持与印特殊关系,对冲中国。为了在实力不及美的态势下与美博弈不至于太过被动,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俄全球平衡战略和地区对冲战略持开放态度符合其利益。


六、结语

平衡战略是平衡国处理与两个或两个以上有结构性矛盾的对象国之间关系的外交战略,对冲则是对冲国处理与其无结构性矛盾并且相互之间无结构性矛盾的对象国之间的外交战略。平衡国因直面对象国现实的安全挑战,如果漠然置之或处理不慎,对象国之间的矛盾或者对象国与平衡国之间的矛盾就会危及平衡国的安全。平衡战略是为了防止安全环境变得更坏,因此该战略中平衡国为了自身利益常被迫在对象国之间有所偏向。而对冲战略的对象国之间不存在结构性矛盾,对冲国的对冲外交是为了使自己的外交环境更加优化,降低风险,提高回报,因此其加强与一个对象国关系的动机并非为损害其主要合作伙伴的利益,政策结果也并不必然导致其主要合作伙伴利益受损。这是分析俄平衡与对冲性对华外交的基础。

俄对华战略新动向是在内外环境变化之下,为拓展其外交空间、弥补实力不足、维护本国利益、降低对华外交的不确定性的外交应对,其动机并非为了对抗中国或有意损害中国利益,而且中俄结伴不结盟关系本身就意味着俄有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自由。无论从国家实力还是从外部环境看,俄要在中美之间进行平衡难度极大。但是其以俄印关系对冲中俄关系则有较好的内外条件。俄在中印之间的对冲战略,不会改变俄更加重视中俄关系的基本态势,但俄印关系发展对中印关系有负面影响,会提高印在中印关系中的地位和中印谈判中的要价。俄以印对冲中国的战略各方面条件比较理想,这将是俄处理中俄印三边关系的长期战略,中国对此应有清醒认识。作为应对,中国在维持中俄关系发展的同时,应继续加强中俄关系;建构与美良性关系;在中俄印三边关系中增加俄印对中国的依赖,建构更加良性的大国关系以推动中美俄印四国关系;提高本国实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有利于中国同俄印美发展,也可拓展本国利益,还能进一步压缩俄平衡与对冲战略空间,是对俄平衡与对冲战略的最好应对。(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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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2021年第1期《俄罗斯研究》,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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