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苗 龙登高:苏联专家与新中国水运事业的建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0 次 更新时间:2021-03-10 16: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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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苗   龙登高 (进入专栏)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学习苏联经验,大量苏联专家来华援助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开展。本文以水运业为研究对象,首次挖掘交通部、央企档案,通过调研访谈等,揭示苏联专家对新中国水运业产生的影响。在水运业各个领域,从规划建制到具体的港口建设、劳动管理、培养人才等,从技术设备的引进、管理模式和新体制的创立与运行等都能看到苏联专家的影响。他们的影响全面而深刻,不仅从技术、管理、工程等微观层面传递苏联较先进的经验与技术,而且对计划经济的行业体制建立等宏观层面以及人才培养等长期层面都进行了具体指导。

  

   关键词:水运业;苏联专家;援助;新中国;经济体制

   原稿发表于《河北学刊》2021年第2期。

  

   一、引言

  

   新中国刚成立时,鉴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中苏两国关系向着良性方向发展。当时苏联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工业化成就,其模式被二战后诸多新兴国家学习模仿。基于此,一方面鉴于国际形势的影响,另一方面,采取指令性计划管理社会经济生活,也能够使经济基础薄弱、物质条件有限的新中国集中有限资源快速建立起工业基础。学习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成为新中国的现实选择。

   1953年,中苏签署《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此后,在华苏联专家人数持续增长。整个一五期间(1953-1957)苏联共派来3000多名专家,援助新中国工业领域的156个项目(简称“156项工程”)。在苏联的援助下,新中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框架,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也使中国建立起了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苏联援助及苏联专家在中国这一议题,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丰富的研究成果。对苏联专家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沈志华,集中体现在其《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一书中。书中揭示了许多以往为人所不知的细节。正如作者所言,人们常常听说和比较熟悉的是苏联帮助中共编制经济计划的情况,“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就是苏联专家在中方人员的协助下制定的。其实,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绝不仅仅是经济部门,而是渗透到国家体制内的各个行业,包括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所有部门。”苏联大规模对华经济援助这段历史,“中国的经济史研究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种种原因,人们普遍低估了这一过程的历史意义”。尽管苏联专家带来的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产生过不少弊端,但毫无疑问,苏联对于新中国的建设产生过重要影响。以往的研究缺乏具体行业的呈现,难以了解行业中组织机构与计划体制的建立过程、行业管理与企事业单位的运作机制、工程建设、人才培养等等具体的细节。

   新中国的水运行业,同其他经济建设部门一样,深受苏联的影响。苏联专家的影响遍及我国水运建设的各个领域,因其行业的专门性,以往对于这一行业中苏联专家的所为知之甚少。笔者首次挖掘交通部档案馆、中交天津航道局、中交上海航道局、中交水规院等中央企业档案馆,并走访资深专家,再现了苏联专家援助水运业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揭示其独特价值与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限于国际形势,可资交流与学习的只有苏联,而苏联在水文、港工等方面确实有所专长,并建有专门的学校,如列宁格勒水运工程学院、列宁格勒水文气象学院。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水运建设虽有进展,但新中国成立时并未形成专业水运建设人才队伍,水运建设的技术也比较缺乏,水运管理经验不足。在苏联的援助下,新中国的水运建设事业稳步发展,“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在水运建设上的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2.1%,但水路货运量、货物周转量平均每年递增24.6%和23.3%,是同期工业、农业总产值递增率的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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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通部聘请苏联专家,确立中央统筹的水运管理体制

  

  

   交通部聘请苏联专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前。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前夕,中共开始着手恢复经济建设工作,开始向苏联提出帮助制定恢复国民经济的计划,请求派技术干部过来。彼时苏联交通部副部长已在当年6月带领多名工程师等技术人员来到东北,帮助修复机械设备等。水运及其建设领域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交通部进行管理。在各行各业学习苏联中,交通部强调向苏联学习集中在行政管理与科学技术两方面,具体表现为各次会议上强调学习苏联经验的重要性以及聘用苏联技术专家。主要形式有三种:第一,集中提出问题请苏联专家作报告;第二,组织技术人员与专家座谈;第三,专家现场指导。

   新中国成立之初,水运行业基础薄弱,更缺乏相应的水运管理机构与管理经验。1949年10月12日华北区航务报告中就提出“中央政府成立后,全国航务应组织统一管理机构(包括航政管理建设及运输)与海关市政等单位明确分工,以期提高工作效率”。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成立,章伯钧为首任部长。同月,聘用苏联专家阿连达耶夫担任交通部公路、桥梁首席顾问,此后聘请的航务工程方面的专家有赫量士车夫、苏曼诺夫等计划及内河专家。1949年11月19至12月27日,交通部召开首届全国航务公路会议,明确提出学习苏联经验:“中国的交通建设,主要是学习苏联的经验,如业务技术的组织与行政的管理”。决定在交通部下设航务总局及国营轮船总公司,领导航务建设、管理与航运工作,至此,统一全国航政与航运。1950年3月12日,政务院发布《关于一九五〇年航务工作的决定》再次明确由交通部组织水运生产,确立全国的航务管理体制,在交通部下设航务总局及国营轮船总公司,领导航务建设、管理、航运工作等。交通部1950年工作总结时明确指出“中央交通部尚未建立专门对私营行业管理的机构专门来领导和整顿私营行业的工作”。以上可知,在水运体制的确立上,自开始就深受苏联影响,学习苏联建立起水运行业的管理体制成为新中国水运业的显著特点。

   苏联专家对水运行业管理体制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机构的设立。苏联专家巴雪维奇来华后积极开展工作,他指出水运、航运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出:“海运对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巩固国家威力和国防能力都具有巨大的意义;海上运输是交通网的重要环节,在对外贸易方面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港务局不仅是一个管理机构,而且也是一个经济核算单位,假使存在着港管航的思想,那末就会把船舶的运转率‘管’住了”。在他的建议帮助下,东北航政总局改为航务总局,从单纯的行政管理向经营海运运输转变。1951年3-4月,交通部召开第二届全国航务会议,苏联专家在会上就海运工作做了报告,在巴雪维奇的建议下,交通部决定分别建立统一的航务机构。会议决定按照港航统一管理的原则,交通部撤销航务总局和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前身为国营轮船总公司),分设海运总局、河运总局和航道工程总局,实行沿海与内河分区统一管理的体制,全国沿海港航三十余处机构得以合并,统一了全国的海上运输工作,形成了全国统一的海运领导机构。1952年12月27日交通部决定将交通部航道工程总局改为航务工程总局,下设筑港工程、设计、疏浚、打捞四个公司,在初创水运管理体制的同时,交通部建立起规模巨大的航务直属系统,全国水运建设系统初步形成。

   建立起水运管理体制的同时,交通部也积极聘请苏联技术专家前来指导工作。交通部聘请的苏联专家从人数上来看并不算多,1956、1957年均为8名。1956年,期满回国4人,换聘来部4人;其中波兰专家3人。1957年8月,聘请的8名专家中4名已回国,剩余4名为运输管理、航道、港工、修船等专业。1956年,苏联专家帮助交通部审查交通运输的长远计划与组织机构,开展水运和公路的科学研究工作;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船舶定型方案,黄河、淮河、海河、不劳河等河流的航运规划;湛江港建港,广州船厂和裕溪口港的设计及汉口、南京等港的远景规划。1957年交通部考虑到有些专家工作期满后续聘没有可能,要求“在做工作规划时,把某些重要的薄弱的工作环节列入计划,把不会的项目抓紧学习”。

   为了发挥苏联专家的作用,交通部不断完善聘请专家的工作制度。1953年交通部颁发《对于顾问同志工作联系上几项规定》 。1954年交通部再就《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做出指示,指出除仍由各局(司、处、室)继续认真执行1953年规定外,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的精神,再作11条指示,包括:在部内成立专家工作室,由专职干部负责专家工作;专家工作每季进行总结,并做下一季度计划;由专职人员负责帮助专家制定工作计划;各单位凡起草业务上的重要文件、法规、定额等,先征求专家意见;各局除发布重要文件、法规,均应征求专家意见等等。1957年交通部《关于使用外国专家及建立工作联系的规定》指出:部长在工作需要时,可以随时约见专家组长及其他专家;副部长每两周同专家会面,介绍工作情况、今后安排,并就业务技术方面重大问题征求专家意见;由一名副部长负责专家组计划、专家的聘任等问题 。从上述规定可知,交通部制定并建立起详细而具体的专家工作方案,形成严格的专家工作机制,确保专家能够对水运行业发挥具体且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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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参与具体工程建设,传授技术经验

  

  

   苏联专家还亲自指导、参与到水运工程的建设中去,深入到航道、港口、河口等一线工程建设中。1950年1月1日,刘少奇就交通部所请苏联专家有关事宜给张锡俦的信中要求“交通部所请的四位苏联专家及两位翻译,如果均已到东北,请你即以我的名义要求史屠格诺夫同志去电请来,并使河流港口专家尽可能于1月4日左右到南京参加交通部的一个会议”。刘少奇所提到的南京会议,主要是关于南京长江浦口码头的抢修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浦口码头因年久失修,坍圮严重。1950年交通部组成浦口码头抢修工程委员会,在整治方案上,部分中国专家与苏联专家意见不一。苏联专家提出以整流为主,挖泥600万公方,还曾建议将1000立方米吹泥船“海鲸”号进厂改装成为能自挖自吹吸扬式挖泥。在挖泥的过程中苏联专家对挖泥船“建设号”的吸泥方法进行改善,达到一夜挖泥35000公方,有效保证了在洪水前夕完成任务。江道挖深后,主流不再冲刷北岸,浦口码头也停止坍塌。1950年1月21日,苏联专家茹可夫、巴雪维奇在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季方陪同下到上海帮助港、航单位开展工作。

   1956年交通部举行全国交通技术座谈会议,参加这次座谈的大部分是各类工程技术人员。“为了听取广大技术人员对水运技术改造的意见”,水运组举行的座谈会中交通部和大连海运学院的苏联专家共6人都应邀出席,“六位苏联专家都在会上发了言,并且都参加了小组活动,特别是舒立平专家差不多每次小组会都参加”。1957年,交通部“技术人员同专家研究讨论问题的空气也有所增长”。总之,新中国成立后,水运行业学习苏联技术经验热情高涨。

(1)在水运设计方面,接受苏联专家授课指导、手把手传授设计经验。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于1958年组建,此后建制屡经变迁,1964年以前主要负责组织标准、规范、设计等编制工作,制定有关设计业务工作的规章制度,设计方面经验交流总结,承担设计工作及援外港口工程和其他水运工程的设计等。水运规划设计院聘请相关苏联专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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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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