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雅:陆地《美丽的南方》的修改与版本流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0 次 更新时间:2021-03-08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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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雅  

摘要:《美丽的南方》作为陆地的代表作,有一个不断修改和版本流变的过程。从人物表、提纲到手稿本到初刊本再到初版本,《美丽的南方》经历三次大的修改,涉及小说的故事、情节、主题、人物形象等。修改带来版本流变,版本流变不仅展示着版本的复杂,而且透露着“南方”如何走向“美丽”。

关键词:陆地;《美丽的南方》;作品修改;版本流变


《美丽的南方》作为壮族文学史上首部反映壮族生活的长篇小说和广西当代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其地位自不待言。小说先连载于《红水河》1959年5月号至1960年3月号(即为初刊本),后由作家出版社于1960年4月出版单行本(即为初版本)。小说出版60年来,对其的研究从未间断,2018年《陆地文集》的出版和2019年陆地文学馆的创建,更为重新解读《美丽的南方》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反观研究成果,涉及修改及版本流变的研究尚阙如。

事实上,陆地对“修改”相当执着,如对稍早创作的小说《挖山塘的故事》就一改再改,①改到最后,甚至发出了“真是文章是改出来的”②的感叹。具体到《美丽的南方》更是百改不厌,有日记为证,如陆地1956年3月21日的日记写道:“今天利用学习时间把已写的前八章做初步的修改。”③4月1日日记又记道:“利用礼拜天假期五个钟头把长篇的前八章全部修改完了。”④如果说这还只是断断续续修改的话,那么到了1959年5月31日手稿完成之后则进入了集中修改。集中修改可分为两轮,第一轮从5月31日完稿到7月5日寄给作家出版社;第二轮则从1959年9月收到作家出版社的修改意见到11月再次寄出书稿。⑤由于第一轮集中修改正值初刊本连载,从时间上看,初刊本前半部分应赶不上第二轮修改,但是不是后半部分赶得上就一致呢?未必。因为作家在初刊本的清样阶段还有修改。⑥这就导致了版本的差异。《美丽的南方》的版本(不含重印本),有手稿本、初刊本、初版本,还有广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出版的版本(以下简称1979年本)、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的再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的版本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的《陆地文集》所收录的版本。通过对校可知,后三种版本均是以1979年本为底本的重印,考虑到作者于2010年过世,1979年本自然就成了定本。定本名为重印(如前言题为“写在重印之前”),实则对初版本做了些修改,但多为修饰性修改,实质性修改不多,而从手稿本到初刊本再到初版本,其间的修改多达千余处,且多为实质性修改,颇有价值,但这也还只是版本间的修改,倘若从人物表、提纲说起,涉及面更广,这无疑对研究陆地的艺术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对从人物表、提纲到初版本的修改及版本流变做一番考察。


一  从人物表、提纲到手稿本


在考察手稿本对人物表、提纲的修改之前,有必要对手稿本、人物表和提纲做番交代。按照陆地在后记中的自述,《美丽的南方》的手稿应有两份,一份始于1953年5月,完成写作计划的90%,可惜此稿至今不见踪影;另一份始于1955年3月,终于1959年5月,现存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也就是初刊本所依据的底本,当然,也是本文所说的稿本。据陆地1953年日记的记述,在1953年版手稿动笔之时,均列有人物表和提纲,⑦遗憾的是此人物表和提纲亦随1953年版的手稿而不知所踪。目前所见的人物表和提纲均存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标示的日期为1955年3月9日,而1955年版手稿的写作具体始于1955年3月21日,照此推论,档案馆所存人物表和提纲应为1955年版手稿写作的人物表和提纲。值得注意的是,在1955年版提纲之外,档案馆还存有一份提纲,此提纲始于第二十二章,终于第三十章(缺第二十三、二十四章提纲,仅七章),没有标示日期,但所用纸张、纸张规格和字迹墨色均明显区别于1955年版提纲。通过对比,此提纲和手稿本对应的章节内容基本相差无几,修改价值不大,因而,本文所据提纲主要为1955年版。1955年版的提纲共有二十九章,从第一章到第二十九章,中间未间断,名为二十九章,内容却涵盖手稿本的三十章。但并不是提纲的每一章都与手稿本对应,如提纲的第二章乃手稿本的第二、三章內容;提纲的第六章实为手稿本的第七章内容等。相比于提纲,人物表稍为简略,主要包括人物的姓名、年龄、成分、职务、性格及人物间的关系等基本信息。不妨先从人物表说起。

手稿本对人物表的修改主要涉及人名、年龄、职务、人物的变动等。人名如“谢灵昭”被手稿本改为了“傅全昭”;“蒋月眉”被手稿本改为了“杨柳眉”;“郑光华”被手稿本改为了“郑少华”;“冯乃文”被手稿本改为了“冯文”;“马文骢”(马仔)被手稿本改为了“马腾蛟”;“韦四娘”(阿桂)被手稿本改为了“韦大娘”。年龄如韦廷忠的四十岁被手稿本改为了三十六岁;韦四娘的二十四岁被手稿本改为了二十七八岁;徐图的三十九岁被手稿本改为了四十来岁;钱江冷的四十一岁被手稿本改为了三十八岁。职务如韩光的团党委书记被手稿本改为了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科长。人物的变动如五十七岁的货郎担老罗被手稿本删除;冯辛伯有在朝鲜当护士的爱人被手稿本删除;阻扰马仔和银英恋爱的马仔父亲被手稿本删除;除此之外,还有对事件和工作性质的修改,事件如人物表中杜为人因串联问题与区振民、郑光华发生分歧,被手稿本改为了冯文与区振民因工作方式问题发生分歧。工作性质如蒋月眉的爱人当技师被手稿本改为了志愿军。

与人物表相比,手稿本对提纲的修改是多方面的。如提纲第一章韦廷忠因买年货而与老婆争吵,突出的是穷,手稿本改为韦廷忠拉茅草因不愿借牛车而与老婆争吵,突出的是韦廷忠执拗的性格;再如提纲明确了小说开始的具体时间:“冬至后十七天,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而手稿本则模糊了时间,只有“一阵北风,把冬天刮来了”。提纲的时间固然准确,但也由此带来了自身的矛盾,如提纲第七章提到蒋月眉在听到三声枪响后,懊悔来到长岭村,想象着如果在上海都快过圣诞节了。而圣诞节的时间为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一九五一年冬至后的两天,这显然与小说开始的时间相矛盾。当然,修改最多的还是人物形象。如提纲第十一章把团长郑光华(手稿本改为郑少华)的形象定为“凭感情办事,不在乎。打鸟。”到了手稿本郑团长的形象被改为“群众运动的专家”。作为代表党的政策的执行人,郑少华的形象似乎不仅仅是人物形象的问题,更关乎作者的立场,这一改动透露出作者的谨慎。再如对农则丰形象的修改。提纲第二十四章中的农则丰因分配财产而与韦廷忠闹意见,表现自私,并在提纲第二十五章的选举中遭到落选。到了手稿本,虽然也有农则丰自私的一面,但并不影响选举,在手稿本第二十九章的选举中农则丰的得票仅次于韦廷忠和苏嫂,最后当选副乡长,显然,手稿本农则丰自私的形象被弱化了。在对人物形象的修改中,傅全昭和杜为人的身世、经历皆有大的变化。如傅全昭的身世,提纲第十九章这样写道:

全是一个中学教员家庭的女儿,母亲是基督教会的人物,当小学教员,姨娘是革命者,舅父是烈士。她虽在教会中学读书,现在入协和医科,是靠助学金的。

手稿本第二十五章改为:

她祖父是清末最后一次乡试的头名秀才,后来参加过同盟会,晚年好藏书、画,喝酒赋诗。她父亲是中学的文史教员。从小她就受着书香的熏陶,对文学发生爱好。但是,当她考虑选择终身职业的时候,她却决定读医科。认为做个大夫倒是能够直接地给别人做点切身的有益的事。不过,对文学却仍然是她的嗜好的娱乐。

如果说,提纲中的傅全昭身世侧重于武(革命)的话,那么手稿本则侧重于文(文艺)。从武到文的转变,手稿本出于何种考虑已不得而知,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来为小冯之死写挽联提供了施展才情的机会,同时又以挽联背后所蕴含的人生观与众人区别开来;二来突出人物身上所具有的知识分子气息,以便改造。与别人不同的是,傅全昭的改造是相当自觉的,如手稿本第七章傅全昭初到长岭村时的那一身男装打扮便是暗示。与傅全昭的身世从武到文的转变不同,杜为人的经历则向基层的实际锻炼转变。如提纲第十九章对杜为人的经历这样写道:

杜为人是铁路工人家庭子弟。在抉轮中学读了高中二年级,日本打过来就听党的命令到延安党校学习。曾在军事部门搞指导员工作、政治协理员,到东北后转入地方上县委书记。现在是省青委的宣传部长。

到了手稿本第二十三章,杜为人被改为印刷工人家庭的子弟,并先后参加国防艺术社、广西学生军、地方群众斗争、延安学习、随军南下、转战东北,最后回到自己的故乡。手稿本显然在杜为人的身上融入了作者自己的经历,这一方面显示出作者对人物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人物的实际锻炼,锻炼的过程正如手稿本所言:“他自己觉得自己思想经历着的道路是崎岖的,曾经是忍受无数的失眠之夜的煎熬,也流过不少的个人主义者的眼泪。”这个过程无疑是必要的,既塑造了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形象,又为以后调任土改队中队长做了铺垫。

从提纲到手稿本,除对人物形象的修改外,还有对事件的修改。如提纲第二十章就已出现苏新从战场归来这一事件,而手稿本则改到了最后一章。“苏新归来”位置改变的背后则是功能的改变。在提纲中,“苏新归来”更多的是为诱土匪赵光甫下山,提纲第二十章,有这样一段:“苏新回来,对村民有很大的震动,他介绍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伟大的战斗力,讲了国民党军队的黑暗腐败。李金秀和李银英拿苏新的话去向赵光甫老婆讲,动员她叫丈夫回来自新。”而在手稿本中,赵光甫下山更多受冯辛伯为救落水的儿子而牺牲的感动。如果说手稿本劝赵光甫下山打的是感情牌的话,那么提纲则是既打感情牌又打武力威慑牌。在“苏新归来”这个事件的推动下,提纲中的赵光甫没过多久就下山,并参与到对何其多、覃俊三的揭发。而手稿本中的赵光甫自始至终都没有露面,他下山的必然性也只是通过暗示来体现。“苏新归来”被安排在手稿本的最后一章,无疑更多具有大团圆的意味,与提纲相比,其功能显然被弱化了。

此外,对人物间感情的修改也值得注意。如在提纲第二十六章中,婚恋气氛浓厚,提纲这样写道:“李银英和苏新更加亲近了;马仔和农桂英近来常在一起;全昭同苏嫂讲婚姻法问题。”到了提纲第二十七章苏大嫂已同韦廷忠结婚。而在手稿本中,马仔同农桂英没有交集更谈不上恋爱,苏大嫂也只是和韦廷忠同居,而没有结婚。无论是提纲还是手稿本,最后几章中的婚恋安排既契合了婚姻法的颁布,又暗示出人物精神上的新生,可谓一举两得。但对蒋月眉爱人的修改似乎既无关婚姻法又无关新生。提纲第二十八章提到蒋月眉的爱人,有这样两句话:“蒋月眉爱人在朝鲜的医院遭敌机轰炸牺牲了。但是,她被接受入团,悲伤得以慰安。”而在手稿本中,蒋月眉爱人依然在前线,没有牺牲,至于蒋月眉是否入团,手稿本没有提到,只知道蒋月眉被评为“工作模范”。此处,重要的不是修改本身,而是提纲中那句“她被接受入团,悲伤得以慰安”,短短的一句话却蕴含历史的境遇,耐人寻味。


二  从手稿本到初刊本


从手稿本到初刊本是一个不断修改的过程,也是版本不断流变的过程。但考察版本流变,往往容易忽略手稿本自身的修改。事实上,作者在手稿本的写作中就多次修改,如手稿本第九章在介绍本地女子“不落夫家”的风俗之后,有这样一段文字:“‘风流馆就在这样一种风气形成起来的。这地区,几乎每个村子的僻静地方都有那么一座碉堡似的楼房。村里一些地主、惡霸,一些浪荡的二流子,一些光棍的青年,都到那里去吃、喝、玩、乐,过着风流糜烂的生活。……随着不落夫家的风俗而来,这一带地方,有一种忌讳:你向老乡们打招呼,不能叫他‘大哥。你要叫他‘大哥,他就当作你侮辱了他,遇到性情暴的人他可就给你一顿揍。”“风流馆”应是历史的真实,但或许为了南方的“美丽”,作者在这段文字上打了个叉而割舍了,“不落夫家”的介绍也被移到了第十六章。再如手稿第二十五章冯辛伯落水,不幸在木棉树下殒命,原本捞人的是花心萝卜,后被改为了丁老贵,如果只是换人倒没什么,关键是接下来的这几句:“‘木棉树下是个漩涡,人到了那里——花心萝卜这才说话,将上衣脱下把水拧干,抹了抹湿漉漉的头发。‘你老人家怎么也来得那么巧?有人抢着问。用着怀疑的眼睛盯着他。这下子大家都把视线投到花心萝卜身上。意思是说:‘是呀,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杜为人不哼声,默默地盯了他一眼。”如此一改,花心萝卜就成了冯辛伯之死的嫌疑。人物形象有了质的变化,这显然不符合花心萝卜一贯随风倒的形象,作家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把花心萝卜改为丁老贵的同时也把后几句删除了。手稿本本身的这种修改其实也是版本流变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手稿自身就蕴含多个版本,这是版本流变的复杂之处,暂且不表,此处注重考察初刊本对手稿本的修改。

先看一则编者按:“这里刊载的长篇小说是作者近年来的一个作品。内容是描绘着解放初期我们自治区农村生活的图景。小说开头一章曾刊载于1957年一月号的‘漓江,因时间已久,现在的部份(分)读者可能没有读到。本刊从这期起,将全书连续发表。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故事的始末,仍把作者从新修改过的头一章和下面各章陆续刊出,希望注意。”⑧这是初刊本连载于《红水河》1959年第5期时的编者按。其中既然提及第一章的修改,我们不妨就此说起。按编者按所言,小说第一章应有三个版本,分别为手稿本、《漓江》1957年1月号刊发的版本(以下简称漓江本)和《红水河》1959年第5期刊发的版本(以下简称红水河本)。从时间上看,手稿本的第一章在前,漓江本居中,红水河本在后,通过对校发现,初刊本对手稿本有三十余处的修改,但多为修饰性的修改,如手稿本写农则丰用毡帽搧烟为“脱下他已破了一个大洞的毡帽搧着烟”;而初刊本为“脱下他那顶破了有铜钱那么大洞眼的毡帽使劲地搧着”。漓江本和手稿本基本一致,但漓江本开篇多了句题辞:“冬天来了,难道春天还会很远吗?”从主题的角度看,这句题辞显然比初刊本三十余修改重要得多。重要性在于它揭示了小说涉及的主题:春天。这个“春天”当然不止物理时间意义上的,更是人物精神层面的。不妨看看作为初刊本副文本⑨的插图,从小说第一章人们围火取暖时的愁眉苦脸,到第二十九章庆祝土地改革胜利大会时的高亢,插图变化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走向春天的过程。

来自副文本的变化还有前言。手稿本前言原题为“说在前面的几句话”,到了初刊本,“前言”变为了“后记”,内容也做了删改。手稿本前言对小说人物韦廷忠的转变做了详细的交代,而初刊本却一句话顺带。此外,与手稿本的前言相比,初刊本的后记多了对创作过程的交代,⑩这无疑对研究《美丽的南方》的写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初刊本对手稿本的正文本几乎每一章都做了修改,重要的修改主要体现在小说人物上。首先是对人物形象的修改。如手稿本中的杜为人对待爱情是热烈感性的,而初刊本则是克制理性的。不妨比较以下几例。手稿本最后一章傅全昭以试探的口吻征求杜为人是否可以送他红豆时,接下来有这样两句:“她把脚步停下,转回头来寻找那双燃烧着热情的目光。‘全昭——杜为人情不自禁的握住了对方两只热乎乎的手。”而初刊本则把后一句删除。送不成红豆,傅全昭只好给杜为人留下一张照片,并在照片背面写了句:“你把她留在美丽的南方吧!”而初刊本则增加了这些内容:“杜为人一边看照片,一边在反问:‘难道小资产阶级这些玩意,对每个知识分子都要经历一次吗?但愿她在这个关口上,不致于跌交吧!”在小说结尾,手稿本如此写道:“杜为人看金秀和廷忠的背影走出了院子,想了想,拿起象(像)片来细细的看。‘你把她留在美丽的南方吧!这句话不觉在杜为人的耳朵响。”而初刊本则写道:“杜为人看金秀和廷忠的背影走出了院子,不觉宽慰地喃道:‘他到底是跟上来了!好象(像)打了一场胜仗似的,表示无比的兴奋。”从手稿本到初刊本,杜为人形象改变的背后显然蕴含着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加强。

除了杜为人,还有对韦廷忠、韦廷忠姐姐形象的修改,但不是改变而是加强。如相比于手稿本,初刊本第二十九章、第十七章分别增加了韦廷忠无私、老实、固执的内容和韦廷忠姐姐坚定、反抗的段落。如果说,韦廷忠、韦廷忠姐姐的形象是通过“增”得到加强的话,那么傅全昭的形象则通过“删”得到了统一。小说第十章结尾处傅全昭坐在河边看着自己的倒影进入了遐想,这时手稿本插入了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关于人生应该怎样度过的名言,显然有拔高人物形象的嫌疑,同时也有概念化的痕迹,而这段名言在初刊本中被删除,一方面使傅全昭的形象得到了统一,另一方面也为后文傅全昭因人生困惑而求教于杜为人,从而对其产生爱慕做了铺垫。

从手稿本到初刊本,除对人物形象的修改外,还有对人物的增删和人物关系的删改。如手稿本出现了农会秘书何修远,初刊本则给予删除;小说第十一章韦廷忠在捞木薯回家的路上遇到醉醺醺的花心萝卜,手稿本有这样的对话:“‘又同谁喝的?那样够瘾。‘梁正。廷忠不做声。‘我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呀,依呦嗨!花心萝卜竟唱起戏文来了。”这段对话到了初刊本被改为:“‘又同谁喝的?那样够瘾。‘我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呀!依呦嗨!花心萝卜避开对方的询问,竟唱起戏文来了。”这样一改,梁正和花心萝卜暗中勾结的关系由显转隐,如此,既吊了读者胃口又为后文花心萝卜的倒戈埋了伏笔,显然初刊本的删改更具韵味。


三  从初刊本到初版本


初版本对初刊本的修改无论在量还是质11上都不亚于初刊本对手稿本的修改。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初版本对初刊本的洁化。洁化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对长岭和岭尾两村间矛盾的删改。如初刊本第八章借赵佩珍这个引子扯出两村矛盾:

“嘴巴是他自己的,我能禁得住他说话?”赵佩珍气虎虎的坐下:“反正坐正不怕影儿歪,你们怎么说怎么好。就是不要拉扯到说什么这村那村的。”

“长岭的人就是同岭尾记仇……”梁正说。

“得了,不计较那些闲话吧,你这一说,又把我们两个村的陈年老账钩出来,又闹不和睦了。”苏绍昌说。

到了初版本,两村矛盾被删改殆尽。其实,对两村矛盾的删改从手稿本就已开始,如手稿本第九章借马仔之口曾引出两村的旧账:

岭尾村的人依恃自己村里人在外边做官的多,有权有势,往往欺负临近村庄的人。有一年,岭尾村的年青妇女到外村的风流馆耍去了,岭尾的人硬说是长岭村赵三伯的老婆给拉的皮条,一天傍晚,赵三伯的老婆去娘家过清明节回到小河边,岭尾村来了十来个姓何的青年,用木棍把人活活的给打死了。出了这样人命案,两个村的仇更大了。两个村为这案件打了几年官司,尸首就搁在村边没有下葬,审了多少回也没有个结果。事情虽然隔了二十来年了,到现在两个村子仍旧是不大和睦。

这或许就是初刊本所言的“陈年老账”吧,只不过,这段老账在手稿本的修改中被删除。洁化的另一方面是对语言、行为的删改。不妨比较以下几例:

廷忠站起来伸伸腰,去地边屙了一包尿,觉得肚子瘪了,浑身没劲,回转来把篮子又摇了摇,很失望。(初刊本第九章)

廷忠站起来伸伸腰,把篮子摇了摇,很失望。(初版本第九章)

做姐姐的人,讲到这,喉咙给哽住了,说不出话,用手擤着鼻涕又往鞋上抹了抹。(初刊本第十七章)

做姐姐的人讲到这里,喉咙给哽住了,说不出话,用手擤着鼻涕。(初版本第十七章)

如果说“尿”“小便”等从初刊本到初版本的删除是对语言洁化的话,那么对韦廷忠姐姐“用手擤着鼻涕又往鞋上抹了抹”的删改则可以视为行为的洁化。而洁化的背后无疑向着南方的“美丽”驶进。向“美丽”驶进还有对山歌的删改。如初刊本第九章银英在听到马仔的情歌后,毅然以山歌回应:“新打镰刀难转弯,初学联双开口难;心中犹如敲战鼓,脸皮好比火烧山。”到了初版本,银英的山歌被改为:“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青藤不攀芙蓉树,枉过一春又一春。”

显然,从初刊本到初版本,山歌之情更浓也更美了。而美的背后则藏着银英的心高。值得注意的是,与初刊本、初版本的山歌侧重于情不同,手稿本银英的山歌更侧重于“穷”:“穷呀穷,不卖柴就卖工;东家吃饭西家睡,竹筒作枕两头空。打把镰刀弯又弯,替人割草换冷饭;三更半夜还在岭,哪有闲心和人玩。”

而“窮”的背后无疑更多的涉及“阶级”,“阶级”也分人,贫农对地主当然可以,但在爱情面前,贫农之间再强调“阶级”显然有违“美丽”。

如果说以上修改驶向“美丽”的话,那么到了人物形象,作家则有意识地踩了刹车,并逐渐使其偏离了轨道。比如对杜为人形象的修改。初刊本中的杜为人形象已然蕴含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意味,到了初版本,这种意味不弱反而进一步加强。如第二十三章傅全昭有感于对人生的困惑而求教于杜为人,初版本比初刊本多了这样一段:

不瞒你说,当我个人主义的尾巴还没有割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还不成为主导力量的时候,要抛弃个人的爱好,是经过一场痛苦的斗争过程的。即算一旦尾巴割了,但,新的思想还未巩固的时候,一遇天阴下雨的天气,伤口又会生痛发痒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经常不断的自我批评,克服个人主义思想。

再如第三十章杜为人和傅全昭告别,初刊本这样写道:“杜为人愣住,目送她走远了,才记得举起脚步来静静的往回走。忽然,天上闪飞着一道流星。”到了初版本,增加了杜为人回到房间反思自己小资产阶级的病根并加以克制的段落。如此一改,杜为人的思想倒是得以改造,但个人的“美丽”却被压制,换句话说,杜为人用个人的“美丽”成就了国家的“美丽”,两种“美丽”暗含的则是个体和国家的冲突,而这背后隐约可见作者内心的矛盾。与杜为人相似的是对冯辛伯形象的修改。和初刊本相比,初版本中的冯辛伯落实三同的积极性显然大幅度提高。如小说第十三章的结尾,初版本就比初刊本多了冯辛伯积极为苏伯娘借锄头的情节。如果说杜为人的思想改造走的路线是对自我割尾巴的话,那么冯辛伯走的显然是和贫下中农的结合。由于要面临思想改造的任务,冯辛伯在和贫下中农结合时显然充当的不再是启蒙者,而是引导者,引导者当然不能对贫农进行长篇累牍的教育,于是在小说第二十四章冯辛伯对韦廷忠讲述新旧社会的区别时,初版本对初刊本进行了大幅删改。


结 语


从人物表、提纲到初版本,其间的修改既有艺术上的考虑,又有历史的痕迹。如果说艺术上的考虑属于惯常修改的话,那么历史的痕迹显然受制于彼时的意识形态,比如对杜为人形象的修改,就明显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影响。这种修改,今天看,当然有它的局限,但在当时或许有它的必要。如作家出版社当年反馈的意见中就有这样一条:“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作者的立场、政策原则、是非爱憎观点,基本上无甚大问题。因此,我们觉得这部作品是有修改基础的。”12也就是说,作者的立场、对政策的把握和是非爱憎的分明,是彼时作品修改甚至出版的前提。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艺术的修改才得以成立,但这并不妨碍文本朝着“美丽”的方向发展,如对山歌的删改、对初刊本的洁化。如果说修改处理的是文本内部艺术和现实关系的话,那么版本流变则提醒我们文本外部的艺术和历史,这对文学研究而言,无疑有着现实意义。如我们不能拿1979年的定本去评价初刊本中的人物,也不能说着初版本却用着定本的引文。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有版本意识,只有确立了版本,文学研究才能更有效直接地对话。

注释:

①陆地1953年3月23—24日日记、3月26日日记、6月16日日记,载《陆地文集》(第七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98、399、419页。

②陆地1953年6月19日日记,载《陆地文集》(第七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19页。

③陆地1956年3月21日日记,载《陆地文集》(第七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90页。

④陆地1956年4月1日日记,载《陆地文集》(第七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92页。

⑤陆地1959年6月2日至11月23日日记,载《陆地文集》(第八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9—112页。

⑥陆地1959年12月16日日记,载《陆地文集》(第八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4页。

⑦陆地1953年5月4日日记、5月12日日记、10月28日日记,载《陆地文集》(第七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10、412、444页。

⑧陆地:《美丽的南方》,《红水河》1959年第5期。

⑨副文本的详细概念可参见金宏宇等:《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⑩陆地:《美丽的南方》,《红水河》1960年第3期。

11此处的“质”指的并不是修改得好与坏,而是对于研究而言,修改得有无价值。

12见作家出版社小说组1959年9月14日致陆地的信(现存广西壯族自治区档案馆)。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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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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