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以政治理论为拓展的田野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的构建·第十一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 次 更新时间:2021-02-27 11: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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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田野政治学是一种基于田野的政治学研究路径。进入田野时,政治学者的大脑不是“白板”(洛克),而已有相应的政治学理论。只是田野政治学不是以已有的政治学理论去剪裁田野,恰恰相反,是通过田野调查回应和拓展已有的政治学理论。下得了实地田野,还需上得了理论“殿堂”。田野政治学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在田野中获得新的问题、新的知识、新的经验、新的灵感,由此激活原有的政治学知识,进行再加工再认识,丰富了既有的政治学理论体系。

   一、由村民自治建构“草根民主”

   民主是现代政治理论的基本命题之一。马克思认为“民主因素应当成为在整个国家机体中创立自己的合理形式的现实因素”。中国进入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便是以民主为指引。但在中国,如何实现民主却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我是1980年代开始从事政治学学习和研究的。当时,民主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我也因此具有一些民主理论知识,但还没有进行相关的研究。

   我将民主作为研究对象则是进入田野之后,由村民自治引起的。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在农村基层实行什么样的治理体制,存在争议。一种思路是加强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一种思路是强化村民自治。后者以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为代表。在彭真看来,10亿人民如何行使民主权利,当家作主,这是一个很大的根本的问题。其最基本的两个方面是:一方面,10亿人民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组成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在基层实行群众自治,群众自己的事情由群众自己依法去办,由群众自己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村民自治是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程开始其进程的。在我进入村民自治领域进行调查和研究时,也是基于村民自治的民主价值。我1997年出版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研究进展和成果。1998年,村民自治成为热门话题,也有不同的看法,由此引起了我进一步的思考,这就是如何看待村民自治这一民主形式,它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夏季号发表《草根民主的崛起:价值与限度》一文。论文开头表示:

   一直让我奇怪的是,村民自治,即所谓的草根民主在中国崛起已有十多年,在知识界却反应廖廖:一时间曾有这一说法,中国有九亿多农民,研究村民自治的学者却不到九个人。只到近两年,村民自治这一“静梢悄的革命”才引起一些知识精英的关注。村民自治这一草根民主由冷落寂寞到兴盛火爆,个中缘由,令人深思。

   在中国,20世纪是对民主追求的世纪。一批仁人志为民主奔走呼号。但民主化进程却屡屡受挫,使我们不得不把民主这一问题带向21世纪。究其原因,我以为有二点是不可忽视的。一是民主长期未深入到民间大众,植根于社会经济和心理结构之中,而是上层人士动员民众获得权力的手段。民主与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运动犹如风暴,有起有落,民主也往往随风而去。二是民主长期停留在理念的层面,未形成一套严密的规则和程序。在中国,民主是舶来品,是外部传递的一种价值理念,而不是内生的游戏规则和程序。人们只知道要民主,却不知道怎样运用民主。特别是当民主只是作为动员民众的手段后,人们所注重的是目的的合理性,道义的正当性,容易忽视过程的规则性和程序的严密性,以致于许多对民主理念一往情深的知识精英一旦进入民主过程却一筹莫展,甚至理念是民主的,行为却是反民主的。一直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缺憾都没有引起知识界的足够注意,人们仍然只是期盼着某一“春天”的来临。出乎意料的是,村民自治这一草根民主的崛起,正以其实践的力量弥补着中国民主的缺憾。

   我将村民自治定义为“草根民主”,在于它有根基,是内生于中国社会土壤上的民主。

   它植根于社会经济和心理结构之中,使民主的理念得以深入到广大的农村民众。近代以来,民主一直未真正进入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之中,成为农民的日常生活方式。而持民主缓行论的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中国农民太多,他们的经济文化落后,不具备运用民主的素质。而在中国,民主如果不进入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就缺乏牢固的根基。我们也不可能专门开办学校对亿万农民进行民主培训。提高农民民主素质的最好学校只能是民主实践。农村经济改革激发了农民的民主要求,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使这一要求有可能变为现实,民主第一次大规模深入到千百年作为专制统治最深厚社会土壤的农村。

   村民自治既然是大众参与式民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必然会在各种冲突和矛盾的交互作用中形成一套规则和程序。尽管这些规则和程序有许多是在无意中形成的,并没有深厚的理论作为支撑,也不是刻意的制度设计。但它毕竟为中国贡献出了一套民主操作规则和程序。

   当村民自治成为民主的一个亮点时,许多人又将过多的光环加以其上。而在我看来,村民自治的形式示范效应远远大于其实质性。村民自治的限度也是显而易见的。村民自治虽然有根,但还只是一株小草。

   将村民自治视为草根民主,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它的弱小性。村民自治只是社会形态的民主,而不是国家形态的民主。这种民主的范围只是发生于村庄。它可以通过一套民主规则和程序培育现代公民意识和公民人格,选举本村领导人,决定本村公共事务,但在超越社会之上的国家权力面前却往往无能为力。

   村民自治作为草根民主,还在于它的粗糙性。作为村民自治组织载体的村民委员会一开始是作为人民公社的替代性组织产生的,民主的价值和功能是在民间经验中逐渐凸现出来的。这种来自于民间经验的民主,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和精心的制度构造,从而使它的进一步发展受到种种限制。村民自治尽管在一个村的范围,但必须有相应的国家制度环境作为依托和保障。而在现阶段,国家的权力体制与村民自治的原则存在着结构性矛盾。

   我在《开放时代》2000年第5期发表《中国民主之路:从形式到实体——对村民自治价值的再发掘》一文,进一步指出:

   村民自治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在民主化进程中,建立起一系列民主规则和程序,并通过形式化民主训练民众,使民众得以运用民主方式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而不断赋予民主以真实内容。一旦仪式固化为习惯,成为日常的生活方式,民主才是真正不可逆转的。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民主化的外部条件日趋成熟,民主化进程便可以顺利实现由形式到实体的转换。

   进入21世纪后,我本人及团队对包括村民自治在内的基层民主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出版了《基层民主发展的途径与机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以民主促进和谐——和谐社会建构中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著作,发表了大量论文。

   作为一种民主形式的村民自治生不逢时,其成长过程正是中国“三农问题”最为突出的时期,村民自治的弱小性和粗糙性暴露无遗,选举导向的草根民主遭遇挫折,甚至水土不服。民主的话语让位于治理的话语,村民自治的话语让位于乡村治理的话语。但在我看来,强调治理,但无需将民主与治理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中国的治理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是体现人民主体地位。人民中心不过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述。离开了人民主体和人民中心的治理并不是理想的治理,甚至可能是“恶治”。我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4期发表《民主与治理:村民自治的伟大创造与深化探索》一文,指出:

   村民自治进入到有效治理的通道,并不意味着民主与治理是对立的,更不是只要治理不要民主。从广义说,民主意味着国家治理以人民为中心。无论是国家大政方针,还是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其基本依据都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离开了民主谈治理,治理有效就无法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从狭义上看,治理不仅仅是领导者的行为,更是广大民众的直接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最终是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基层民主保障村民群众的制度化参与,乡村振兴便难以实现。从这一意义说,邓小平在农村改革之初,将调动积极性视为最大民主的提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市场化进程容易,民主化进程艰难,后者的制约因素更多,且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实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仍然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课题,村民自治只是一个小小的试验,但其中内蕴的基本价值则具有穿越时空的意义。

   二、提出本质平等与事实不平等

   平等是现代政治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卢梭提出“人生而平等”。列宁指出:“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社会主义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对平等的追求,消灭“三大差别”是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但是,是否社会主义制度一建立,平等便已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呢?我在1980年代承担“我国城乡基层政治发展研究”这一课题时,便注意到这一问题。我在《求索》1990年第4期发表《本质平等与事实不平等:现阶段社会主义城乡关系分析》,指出:

   在社会主义社会,城乡关系在本质上是平等关系,而且这种平等关系随着社会主义发展日益在实际生活中得以体现,并为促进城乡共同发展,缩小城乡差别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已基本上改变了旧社会那种畸型繁荣的都市与日益衰败的乡村的两极分化现象,长期十分落后的乡村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

   当然,我们在肯定社会主义的城乡关系在本质是平等关系的同时,也不应忽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尚处于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乡村传统的生产方式尚未得到很大改变。城乡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差别还很大,构成了以先进工业为基础的城市和以落后农业为基础的乡村二元并存的格局,而且这一状况在相当长时间内都难以消除。由于历史原因而造成的城乡差别必然会使乡村因为较为落后的种种条件的限制,难以与较为先进的城市一样享有政治法律赋于的平等权利并均等发展,从而形成城市与乡村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

   存在未必都是合理的,当我们肯定城乡事实不平等关系具有一定历史必然性时,也必须看到,这种现象与社会主义城乡之间本质上的平等关系不尽一致。在这篇论文中,我提出了应该优先促进乡村发展的观点,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思路。

   正确处理城乡利益关系,还必须充分考虑到乡村长期落后于城市的状况,促使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否则,仅靠乡村自身的自然发展,很难迅速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和消除城乡间事实不平等关系,甚至陷于先进更先进,落后更落后的“马太效应”的窘境。

   为此,在经济上必须树立以农业为基础,全社会支持农业的观念,给农业发展提供更优惠的政策和条件。在政治上应根据乡村实际状况支持农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特别是拓宽和增加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使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得到及时和真实的反映。1958年“大跃进”中,正是由于农民利益未能有效表达,干部层层虚报浮夸,造成决策失误,给乡村发展带来极大困难。在现阶段乡村经济有所发展而文化仍然落后的情况下,努力促进乡村文化事业发展便成为当务之急,治“愚”比治“穷”甚至更为紧迫。随着乡村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乡村建立医疗卫生和劳保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使乡村人口同样能享受社会文明成果,提高生活质量和人口素质,也成为必须注意的事情。而在乡村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和城乡差别日渐缩小的过程中,限制人口自然流动的严格的户籍措施也需趋于松弛。只有这样,人们才可能从马克思所说的天然的城市动物或乡村动物的局限中解放出来,使城乡之间的本质平等和事实不平等愈来愈走向本质和实际高度统一的平等关系。

以上的认识不仅仅是基于理论,更有切身体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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