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以村庄类型为切口的田野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的构建·第九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2 次 更新时间:2021-02-27 11: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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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家户制是中国的本源性传统和本体性制度,是理解中国国家特性的一把钥匙。但是,正如孤立的个人难以存在一样,孤立的一家一户也难以存在。由若干家户构成一个村庄,并形成农民完整的生活世界。只有村庄才能构成一个小社会。田野政治学研究农民、家户,势必延伸到村庄。以村庄为单位的深度调查和研究,可以像物品切片一样,透视其内在的结构和机理,进而了解整个社会的特性和变化。田野政治学的重要贡献便是以村庄类型为切口,认识中国农村社会与国家治理的变迁和根基,从田野的路径进入社会形态,伸入到学界誉为“五朵金花”的领域。

   一、超级村庄的崛起与能人型治理

   农村是以农业为产业特征的,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居住在一起而形成村庄。在长期历史上,村庄具有很强的同质性。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后的农村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出现了社会分化。这种分化与过往的分化有所不同,分化不仅仅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而且发生在村庄与村庄之间。村与村的分化主要在于产业的变化。农村改革后,一部分村庄在原有的集体经济基础上发展非农产业,实现了村庄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造成了连执政者也没有意料到的“异军突起”。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一批经济增长成百上千倍的“超级村庄”。当时非常流行的一句话是:“千万不要将村官不当官!”

   我是从政治学的角度进行农村研究的。通过农村经济社会变化和“超级村庄”这一切口,我们要发现的是,它们给村庄治理会带来什么变化,或者说村庄治理在农村经济社会变化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我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发表《由能人到法治: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转换——以若干个案为例兼析能人政治现象》一文指出,由于放权式的农村改革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农村出现了一种“能人治理现象”。所谓能人,“是指在农村社区经济发展中具有超凡能力,并卓有成就的人士。”“具有超凡经营管理能力的人一旦进入公共权力运作领域,便会形成特有的能人治理模式。”这一模式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权威强大。能人同时是“强人”、“名人”、“奇人”,能够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积聚巨量社会资源,迅速实现经济增长。二是权力集中。除了基层党组织领导人以外,能人无不直接执掌着经济组织的最高领导权。三是威权治理。治理手段除了常规治理外,还具有经济控制、思想动员和传统支配等。

   能人治理是在经济体制转变初期发生的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有助于一些村庄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构成所谓的“超级村庄”。但这一模式能否持久?带着这一问题,我于1990年代中期到广东省深圳市万丰村实地调查,先后发表数篇论文。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发表的《股份合作制崛起中的村治模式转换——以广东省万丰村为个案》指出:

   同全国绝大多数村庄一样,经济改革前的万丰村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小村。1978年人均收入仅350元。许多人因难以忍受贫穷的煎熬而南逃离该村不远的香港。1980年兴起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在该村推行得十分顺利。3000亩土地在一个星期内全部承包到户。由于土地承包,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农民的温饱生活得以满足,并破天荒有了节余。仅仅3年多时间,该村就出现了100多个专业户,300多个万元户。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万丰村已基本实现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转型,并成为年收入达亿元的超级村庄。

   我在《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1期发表的《权力重组:能人权威的崛起与转换——广东省万丰村先行一步的放权改革及启示》一文分析了能人权威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

   万丰村的巨变显然与村领导人的较强能力密切相关。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潘强恩的远见卓识,就不可能有万丰的巨变。因此,万丰村的变化过程,同时也是能人和能人权威的崛起过程。能人和能人权威是指,在经济转变时期那些具有较强经济才能的人作为社区领导人,推动社区经济迅速发展,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居于支配性地位,从而形成能人主导治理的能人权威。

   能人治理通过权力集中,推动经济发展,由于经济发展形成强有力的权威。但这一治理模式难以持续,由此启动了放权式改革,但也遭遇到一些困难。这一案例提供了启示:

   1.中国改革的趋向尽管是市场化和民主化,但改革的重点和时序会有所不同。第一步改革的重点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农民为改变其生活条件,有可能暂时让渡一些权利,让能人为他们当家作主。这也可能预示着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会经历一个能人权威治理时期。

   2.能人权威是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一种特殊产物,随着经济社会变迁,必然会面临新的挑战,否则会影响社会的转变。

   3.万丰村的改革虽然只在一村范围,较容易实行,但它所折射的政治光谱远远超出农村基层。在世界历史上,民主化进程大多从边缘地带的乡村启动,由社会民主向国家民主扩展。对于乡土中国来说,乡村民主化进程的影响不可小视。

   4.由能人治理向以分权和民主为基础的法治治理转变是必然趋势。但这一转变需要相应的经济社会条件和权威人物的自身转变。万丰村的放权改革之所以能走在全国前列,最重要的原因是产权的共有制。由产权改革带来的放权改革和民主治理至少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重要理论课题:一是民主和产权有着内在逻辑关联。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有时难以有效落实,与产权不明晰相关;二是产权明晰并不意味私有化,在产权共有,即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发展民主,这是对西方产权—民主理论的一个挑战。

   5.能人权威的转换是一个复杂艰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甚至会出现曲折和倒退。但是,能人权威由于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客观上为能人治理向现代法治治理创造了条件,因此,它可能是由传统治理向现代法治治理转变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至少对有着深厚小农经济传统的中国农村是如此。

   万丰村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村庄。它有着深厚的宗族村庄底色,全村人都姓潘。它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率先一步。作为万丰村领导人的潘强恩也非常奇特,既有农民的底色,又有小知识分子的理想,被称之为“现代欧文”,主张财产人人共有,保证效率与公平的协调,以实现共同富裕的“共有制”理想。1992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万丰模式”的研讨。村庄里办有“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从他身上折射出多个时代叠加的色彩。两年前,我让我曾经指导,后在深圳工作的博士生吴记峰跟踪万丰村,并看望潘强恩这一传奇人物。从一个人,一个村庄去发现大时代,正是田野政治学的研究特点。

   二、治理视角下的村庄分类与权威

   农村改革后的村庄开始发生分化,并会影响村庄的治理形态。这意味着,对村庄治理的理解需要加以分类。用张厚安教授的话说,通过个案村调查实现“一滴血验全身”已远远不够。为此我们在全国范围选择了20多个村庄进行分类调查,并于2000年出版了《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一书。通过调查,我们发现:

   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的制度变迁,除了国家统一的制度安排外,愈来愈受到社区自身因素的影响。制度安排的统一性和制度运作的多样性并存,成为农村改革后村级治理的重要特点。它超越了人民公社时期村级治理体系高度同一性的模式。

   在村级治理中,领导人由于直接掌握和运用公共管理权力而居主导地位。领导人的产生过程实际上是领导权力的获取过程,并直接关系到领导权力的运用。领导权力的运用成效又取决于领导权威。因此,领导人的产生及领导权威的获取是村级治理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正是根据这一认识,我们将所调查的村庄分为以下治理模式:

   (一)传统型

   从村级治理看,中国乡村历来受两个方面的权力体系的影响。一是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权力体系;一是乡村农耕社会内生的村落共同体自治权力体系。在当今农村仍然存在这两个方面的权力,只是形式有所不同。……在当今的农村,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传统:人民公社传统和村落共同体传统;存在着两种权威:外入的行政权威和内生的村落权威。受此影响,传统型的村治模式又可分为两类:

   (1)传统—行政主导型。其特点是村级治理受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权力系统的支配,村级治理缺乏自主性和能动性,治理的内容主要是落实政府下派的各种任务,村领导人更多地扮演的是政府代理人角色。如四川省的白石村等。

   (2)传统—村落权威主导型。其特点是村级治理受村落共同体内生的某一强势力量如家族、强人的影响,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威由于村落强势力量的消解甚至强力抵制而难有成效,村级治理寻求内生于村落共同体中的习俗、信仰、威慑等力量维持社区秩序。如江西省的桥下村、华村等。

   (二)能人型

   能人型村治的重要特点是,个别或少数能人在村级治理实际过程中居支配性地位,具有相当高的权威。因为在他们身上同时集中有两种权力,一是国家正式权威的认可和支持,二是社区成员的认同和服从。由于能人同时集聚着国家意志和社区意志,因此整个村治过程中都体现着能人的作用和影响。能人是相对于一般民众而言的。在不同的村落背景下,能人与一般民众的关系及其在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有所不同。能人型村治又可分为两类:

   (1)能人支配型。其特点是个别能人在村级治理中居支配性地位,不仅一般民众,就是村级领导也对其高度认可和服从。能人的社区领袖地位具有神圣性和不可动摇性。社区成员将村治权力完全自愿地让渡于能人,大众基本上没有参与。如河南省的南街村。

   (2)能人主导—大众参与型。其特点是个别或少数能人在村级治理中发挥主导性作用,但这种主导地位和作用要不断通过其特殊的才能加以证明,否则就会受到挑战。社区成员高度信任能人,但没有完全让渡其村治权力,并能够通过参与影响村治过程。如广东省的万丰村。

   (三)法治型

   法治型是指村级治理建立在法律规范和共同同意的基础上,治村过程有一套明确的规范和程序。农村改革后,国家治理农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乡村治理纳入到国家法律规范的轨道。……从所调查的村来看,这一转变和内化过程还处于初步阶段,且表现很不平衡。法治型村治大致可分为两类:

   (1)外在-法治型。其特点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开始进入村治过程,但这种进入更多地是国家外部输入的结果,法律精神的渗透主要取决于政府力量的推动,村民自治形式上的意义高于实质,尚没有内化为村级治理行为,如村民的自治权主要体现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上,即使选举,也往往是流于形式。这一类型的村庄在被调查村中占多数。

   (2)内化-法治型。其特点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不仅进入村治过程,而且开始内化为村级治理的自觉行为。这主要表现为“依法建制,依制治村”,具体而言,村级治理根据国家法律精神,由村民共同制定村民自治章程等基本治村规则,村民通过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参与村务管理和监督,因此,国家法律成为村治的基本依据,村民共约的制度程序成为治村的直接起点,法律规范是治村的最高权威。在一些村民自治示范村,已具有这一治理类型的特点。如湖南省的白鹤村、广东省的坣岗村、四川省的张金村等。

上述只是纯粹形式上的分类,实际上的村治模式没有哪一种完全属于这种纯粹类型。从所调查的村来看,村级治理模式分别具有各种类型的特点。当然,不同的村级治理所体现的村治类型的特点有所不同,有的村更多地表现为传统型,有的村则主要表现为能人型或法治型。正因为如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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