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波: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 次 更新时间:2021-02-24 11: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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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波  

   2020年9月11日,由四川省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办,《当代文坛》杂志社和阿来工作室承办,巴金文学院协办的“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2020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暨‘四川青年作家研讨会”在成都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李朝全,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侯志明,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张颖,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副总编钱蓉,四川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朱霖领导出席会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沈阳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小说评论》《中国作家》《探索与争鸣》等高校、科研院所、期刊社的白烨、孟繁华、吴俊、程光炜、张学昕、张永清、张清华、李怡、洪治纲、贺仲明、谢有顺、张洁宇、王金会、王春林、赵依、屠毅力等专家学者,以及四川省作家协会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代表约50人参加会议。开幕式由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秘书长张渌波主持。侯志明、钱蓉、李朝全、阿来先后代表主办单位致辞。

   侯志明指出,近年来四川省文学事业成果丰硕、捷报频传,呈现出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的可喜局面。“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决胜全面建成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和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壮举,是中华大地上最精彩的时代故事。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推进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文学战线肩负重大使命,文学工作者大有可为。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齐心协力、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奋力书写四川文学崭新篇章,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文学力量,提供文化支撑,讲好“四川故事”。巴蜀文化源远流长,四川文学代不乏人。希望各位专家学者继续关心、支持四川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为四川文学的繁荣发展把脉开方、出谋划策。

   钱蓉在致辞中回顾了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的历史沿革,对峰会坚持办下来表示祝贺。她结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办刊特征和服务宗旨,对此次会议话题发表看法,并对未来学术新的发展动向表示期望。她认为,峰会的召开体现了一种文艺的时代感和使命感,尤其是今年的选题,契合年度的热点问题,立足于本土,对于创作必将产生有利的影响,会议也必将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当代文坛》作為一个全国有影响力的品牌文艺理论刊物,召开这样的会议是重要且必要的。

   李朝全指出,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已经举行了15届,一年一度的峰会不仅重要,也很有必要,为推进我国文艺理论建设、推动文艺创作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十几年来,文艺理论前沿峰会始终关注基础性、本土性、当下性和普遍性的文艺理论问题,致力于建构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历次峰会的议题和话题都紧扣当代文学发展实际,结合当下文艺创作的热点、难点,以及文坛关注的重要问题和课题展开,切口小,洞天大。因此,这些理论探讨都是及物的,有着现实价值和意义,有益于文艺创作。这个峰会实际上也成为一个展示文艺研究者阵容和队伍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大家交流探讨理论研究进展、动向、态势、路径和方向的一个重要平台。

   阿来在致辞中提到,文学与地域性、地方性有着密切的联系,作家不光要处理当代经验,还要善于处理地方经验。过去我们谈“地方性”,更多的是在谈这个地方作为书写对象的地方性,它的现实,它的历史,它的文化,它的故事。如果一个地方有比较长的文学书写,它应该还会积累出处理这些地方性经验的那种书写的经验。即便只是从近代白话文运动以来算起,在文学大传统之外,还有一个相对较少人深入了解的文学小传统。在四川,形成和积累出一股很强大的审美经验和创作财富。他们写四川本土的生活,带有四川的文化特色,用带有四川本土特色的语言,其中就以李劼人、周克芹、马识途为杰出代表。从这个小传统,我们可以看出四川作家如何处理历史、时代和生活经验。

   开幕式结束后,论坛正式开始,分上下半场进行,分别由《当代文坛》杂志社社长、主编杨青和《当代文坛》副主编赵雷主持。上午的研讨会就“文学的地方性、民族性、时代性”“文学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故事”“文学史的新观念与再思考”“民族文学的回顾与展望”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下午的“四川青年作家研讨会”围绕罗伟章、周恺和英布草心三位四川青年作家的创作进行研讨。专家们指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在近现代的不同精神演变构成了各有差异的具体“路径”,正是不同路径的对话和并进才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格局。只要我们能将中国社会自身的近现代变动纳入视野,就有可能发现更多类似的区域演变的“地方路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关头,文学事业毫无疑问要承担更加光荣的历史重任,深入研究新时代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规律,推动创新,勇于实践,是文学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和责任担当。与会者的发言具体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 “地方”如何通达“中国”

  

   李朝全(中国作家协会)认为,“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是一个具有积极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正是无数“地方路径”的书写沟通组成了文学中国版图。中国文学是由无数的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特征的写作融汇、混合、结合共同完成的。地方性写作的文本,体现了中国性,丰富了中国性的内涵。文学创作的地方路径包括地方性、民族性的内容、主题、人物、故事、环境等的描写。“地方路径”的含义指的是地方性的、民族性的思维、观念、表达和叙事的方式、语言等。地方路径也包含了地方性的、民族性的历史和文化,既包括习俗、礼仪和传统,也包括一个地方或一个民族从蒙昧落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演变历程,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的历史性的变革变迁。这些内容共同组成了每位作家写作的地方路径。地方路径是一种写作方式,一种写作姿态,是一个作家的全部学养、修养、素养的集中体现。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创作的根据地或者他所依托的物质化的故乡或精神原乡,这是文学写作地方路径的出发点,也是地方路径特征的一个重要呈现与表现。

   李怡(四川大学)指出,提出“地方路径”不是重提1980、90年代的区域研究。区域研究的基础是费正清倡导的冲击/回应方式。迄今为止,关于现代文学的发生我们有着一系列的“共识”:现代文学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这一运动首先是在北京、上海等近代文化的中心城市展开,然后又逐渐传播、扩散到中国其他区域的。这些叙述和判断道出了历史重要的事实。然而,随着我们对百年历史的梳理和观察日益走向深入,也开始发现了新的问题:新的文学趣味的出现是不是就只在这些受外来文化牵引的中心城市?偌大的中国,各区域状况实际差异很大,是不是其他城市的新文化与新文学发展都主要受惠于京沪新文化的传播?这种宏大的总体性叙述有没有自觉不自觉地遮蔽了具体地域的演变细节?或者说,那些未能进入我们所概括的“国族历史”的“地方性知识”是否也具有“现代化”进程的独特启示?比如成都作家李劼人,在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的前几年就发表了白话小说,呈现出一种“新文学”的风貌,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深入思考:在我们最容易看到的中外文化交流之外,李劼人的“新文学”流向有没有源自成都这一区域独特性的脉络?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发掘和梳理中国社会与文化自我演变的内部事实。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在近现代的不同精神演变构成了各有差异的具体“路径”,不同路径的对话和并进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格局。

   张洁宇(中国人民大学)指出,“地方路径”的提法非常好,它不同于“地方性”“地方色彩”等,背后有一种方法论的自觉。地方路径的研究不仅能丰富文学中国的面貌,更有可能重建一个解释的框架。这个路径强调地方与中心之间的关联性,并将这种联动关系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这有点类似于用“全球史”的方法打破西方中心论、打破“刺激—反应”论,也有点类似“在中国发现历史”那样,尝试“在地方发现中国”。这个思路重在反思和重建以往对于现代文学的解释框架,是很有意义的。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注重地方路径,尤其具体到对“边地”的关注,都特别具有启发性。

   谢有顺(中山大学)认为,“地方路径”这个题目看起来很大,但是能够有效地解释一些中国文学的问题。中国文化之所以有生命力,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从来不是只有一个文化中心。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有许多的文化点,平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很多地方性的文化现象或人物,也可以影响整个文化的走势。中国文学也有这个特点。正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地方性”或者说“在野性”“异质性”,一次一次地让中国文化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当然,在文学上强调“地方性”的时候,也要避免将“地方性”同质化、千人一面的危险。不要一提到“地方性”就想当然地認为“地方性”就是古老的、传统的。在当下谈文学的“地方性”,可以进行更加广义的理解,地方性已经不是一个区域,而是“我”这个写作主体。每一个“我”都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角度,自己对人性和世界的理解,都可以成为一种“地方性”。

   张永清(中国人民大学)认为,“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这样的提法体现出当下学界一种新的理论心态。因为这是在全球化格局中提倡地方性,这是一种文化自信和文学自信,说到底,讲好中国故事是讲给外面的世界听的,而不仅仅是讲给自己的。“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这一问题的提出,以及在学界产生的影响,彰显了近年来中国学界的理论自信,这样的一种命题涉及到从创作到批评再到理论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根本指向的是如何从作品到批评再到理论建构自己的系统。而类似“地方路径”这样新的理论可以反哺创作,让作家能够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不但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动力,也能丰富文艺理论的建设。

  

   二 “地方路径”的反思性考察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指出,“地方路径”的探讨也涉及文学史研究的材料的运用这样一个问题。文学史研究中的批评性,与对作家作品的现场批评不同,是指对过去发生的作家作品、思潮和流派的历史性批评。这种批评表面上针对的是过去发生过的文学现象,但并不满足于用文学史的方法去解释过去的文学现象,而是通过对过去文学的研究,追求一种与今天对话的目的。完全不与今天对话的文学史是不存在的,至少是显示不出自身的价值的。这种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批评性,曾经被人戴上“学院派”批评的帽子,这是戴错了帽子,属于张冠李戴。我们也不赞成纯粹掉书袋的所谓“学院派”批评,那是在批评方法上不成熟的表现,当然,这也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一个习作阶段。所谓戴错帽子,是指一看到作者使用材料就厌烦,其实这种利用材料从事文学史研究,也即历史性批评的人,不是有什么材料癖,而是认为通过运用材料,可以到达章太炎所说的用材料说话,就是用历史说话这个宗旨。因为材料就是历史。自然,怎么用材料,怎样裁剪,怎么能够做到四两拨千斤,那是需要很大的功力的。

   吴俊(南京大学)认为,区域性研究现在成为气候,但是也需要追问,为什么是地方性、“地方路径”对于作家来说是重要的?为何是“这种”地方性、地方路径,而不是“那种”?为何这种地方性、“地方路径”与中国性、世界性有关?比如李劼人的白话文学就值得进一步探讨,晚清报纸发表的方言白话文学数以千万,为什么单单是李劼人采取这样方式的语言、动机、效果体现了这种地方性?特别是在自媒体社会,这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很多传统的研究“长项”变得没有意义了。比如史料,再用纸媒做就走不通了。“地方路径”也有它的限制性,有限性是对确定性的把握,作家的面目在有限性中呈现,在这里或许就是纯文学书写。但是在当下互联网时代,再谈作家的地域性显得有些局限,如何研究体量庞大的互联网写作,需要探索新的研究范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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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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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文坛 202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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