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碧舟 龙登高:从公茂机器造船厂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 “隐匿敌产”企业的改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8 次 更新时间:2021-02-04 23: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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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碧舟   龙登高 (进入专栏)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私营企业的演变过程是当代企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五反”运动后,曾隐匿日伪财产的私营企业——上海公茂机器造船厂受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较彻底地清查而被定性为“隐匿敌产”企业,并由交通部接管成为国营企业。接管后的公茂机器造船厂进行了资产清点和债务清偿,又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在公茂机器造船厂基础上成立的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第二船舶修理厂确立了新的治理结构,其生产模式逐步摆脱了公茂机器造船厂时期的经营惨淡状态,企业绩效得到了稳步提升,为最终转变为上海港口机械制造厂构建了基础。案例表明“隐匿敌产”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般路径为:定性、没收、接管、转为国家投资。

   关键词:“隐匿敌产”公茂机器造船厂“五反”运动 清理接管 社会主义改造

   (发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1期)

  

   “隐匿敌产”一词出自“五反”运动后上海市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字面意思是隐匿日伪及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财产,实际指私营企业盗窃、隐匿应转为国有财产的敌产。曾有学者认为,“像凭借特殊地位及人事关系套购外汇或四行贷款而博取巨额利润较突出者,运用国家资金作私人投资者、廉价取得的敌伪资产数额巨大者,盗窃或隐匿公产据为己有者”均属于侵吞公产形成的财产。因此,此处的“隐匿公产”与档案文献中的“隐匿敌产”本质为同一种财产,即私营企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隐匿形式占有的、原属于日伪或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应属于国家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清查的财产。下文统一将此类财产称为“隐匿敌产”。

   1949年以后,没收官僚资本运动催生出了大批国营企业,而全行业公私合营基本将私营企业纳入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生产,由于这两项运动的范围大、涉及企业数量多,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私营企业改造问题研究中,关于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已有众多研究成果。而在这两个事件之间发生的“五反”运动中,尚有一部分“隐匿敌产”的企业得到查明和清理,同样转化为国营企业。对“五反”运动的私营企业研究多数集中于“五反”运动的整体过程,少数案例研究也集中于持续经营并进入公私合营阶段的企业,对属于“隐匿敌产”的私营企业及其日后的发展研究不多。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振华重工”)保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第二船舶修理厂”(简称“长航二厂”)的珍贵档案,详细记载了“隐匿敌产”企业——公茂机器造船厂(简称“公茂船厂”)演变为国营长航二厂的经过。故本文将依据当时被定性为“完全违法户”的公茂船厂档案史料为基础进行剖析和解读,并试图对“五反”运动中被定性为“隐匿敌产”的私营企业的民主改造和产权变化进行初步考证,以求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隐匿敌产”的私营企业的接收方式与改造路径。

  

   一、公茂机器造船厂概况

  

   公茂船厂的前身是“始建于1885年”的通裕铁厂,创始人为郑良裕。郑良裕,宁波镇海人,生于1866年,从小随父去上海经商。郑良裕先在上海的一家洋布店当学徒,后自设通裕洋布号,1883年在上海新闸路开设轧花厂。1885年郑良裕将轧花厂改建为通裕铁厂,制造内河小火轮,陆续有春申、大吉、大利等多艘船只投入上海至无锡、苏州、常熟等地的航线。

   1895年郑良裕任英商老公茂纱厂(Lauo Kung Maw Cotton Spinning and Weaving Co.,Ltd.)买办。1900年郑良裕开设老公茂航务局,因通裕铁厂与“老公茂航运局有共同关系”,故改名为公茂船厂。郑良裕后又组建通裕、平安、宝华等轮船公司,置有平安、新平安、宝华、新宝华、大华、平阳、康泰等轮船,经营内河、长江和沿海航线。郑良裕独资创设的几个企业逐渐形成一个投资在150万元以上的企业集团,拥有大型轮船7艘,总吨位6343吨,小轮船16艘,总吨位204吨。1912年公茂船厂迁到上海浦东白莲泾地区,工厂拥有多座船坞、船台。

   1920年郑良裕去世,由其子郑锡棠接手。1933年2月,郑锡棠在上海十六铺码头突遭绑架,混乱中郑锡棠头部中枪,并于2周后去世。包含公茂船厂在内的郑氏企业由其妻郑孙文淑继续经营。在郑氏家族的经营下,公茂船厂逐渐成为近代上海规模最大的民营造船厂之一。至1937年淞沪抗战前,公茂船厂的码头可系泊江海轮6艘,有300尺大船船台三所,长260尺、宽38尺、深12尺木质船坞一所,长250尺、宽25尺、可拖200吨船舶用的钢筋水泥滑轨一所,拖船、驳船、挖泥船等一应俱全,还装备了德国造电焊机及机车,专供船舶修焊之用。公茂船厂建造的最大船只为2000吨级远洋线“新平安”轮。公茂船厂内部设主任一人、总揽全厂事务。下设有工务组、物料组、事务组、会计组以及各工场,各组均设管理员,各工场则设有职工长,职工长以下设有工头,以管辖工人进行生产。

   上海沦陷后,公茂船厂被迫出售给日本三井洋行,日方将船厂改名为“三井洋行上海造船所”。日本投降后,郑氏家族以八千万伪中储券将“三井洋行上海造船所”回收并改回其原名。国民政府敌产处理局认同了郑氏家族回收企业的行为,也并未将郑氏家族作汉奸处理。1948年,公茂船厂改制为股份公司,由郑孙文淑任总经理,郑延益(郑锡棠之子)任经理。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郑氏逐步迁居香港。因此在解放前,公茂船厂虽曾与日方有交易情形,但国民政府并未认定其为汉奸,该厂的性质仍是私营企业。

   解放后,中共中央曾进行过没收官僚资本运动,至1952年,“没收官僚资本、接收国家资本的工作彻底完成”。在企业方面,中央人民政府没收原国民政府拥有的工矿企业共计2858家。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同样展开了没收官僚资本运动。在运动进行的同时,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也在上海造船同业公会的协助下于1950年对上海地区的造船企业进行了普查。第一批普查的单位近30家,公茂船厂也在其列,但未被认定为敌产,而判定其为“股份制公司”,仍属于私营企业,其规模还在当时各私营造船企业中名列前茅。

   虽然公茂船厂并未在解放初期的运动中被定性为敌产,但郑氏家族却也有一些不妥行为为以后留下了隐患。其一是隐瞒赎回公茂船厂的经过。郑孙文淑并未向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报公茂船厂曾经为日本三井洋行所收买,并直至抗战胜利后才赎回的经过;其二是郑氏家族迁居香港。郑孙文淑在1950年前往香港后,便不再过问在沪郑氏企业的经营事宜。

   郑锡棠之子郑延益接手船厂后,同样未向上海市人民政府报告公茂船厂的赎回经过。而此时公茂船厂面临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企业经营清淡;对外则是负债累累,共计19.97亿余元人民币。

  

   二、“五反”运动中公茂机器造船厂的定性没收和产权更迭

  

   1951年底,中共中央发动了“三反”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部分腐化的党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浮出了水面。中央将这些腐败人员和腐败事件产生的原因之一归结于城市工商资本家唯利是图本性的影响,以及资产阶级分子的猖狂进攻。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下达指示:“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随后,“五反”运动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展开了。

   在上海“五反”运动前有上海私营工商业者自行组织的“四反”运动,该运动只是“私营工商界在政府号召下自发地反对内部不法行为的自我改造、自我教育运动。”由上海市工商联领导的“五反”运动正式开始后的最初几天里,依旧延续了“四反”运动的做法,只停留在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因此1952年1月上海“五反”运动尚处于一种较轻松的氛围中。不过自2月5日起,“五反”运动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由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做“五反”动员报告,随后中共上海市委发出了《关于市区两级各机关“三反”、“五反”斗争领导(指挥)机构组织办法的通知》。同日,华东增产节约委员会党组亦下发通知,在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之下,由华东军政委员会及上海市政府所属各有关单位参加组成各种行业的专业小组,负责领导各行业“五反”工作。3月4日,上海市委又正式成立以潘汉年为主任委员的市委“五反”工作筹备委员会。各区亦开始组建“五反”筹备委员会。至此,上海地区“五反”运动开始改由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领导,并在上海正式展开。

   上海地区“五反”运动共分四次战役和一次“补课”。战役和“补课”具体进行方式是由各私营企业的工会成员组成“工作队”和“检查队”,获得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批准后,下发许可文件并进驻各私营企业管理层,进行检查。而“列入检查的工商户,应尊重检查队的领导,交代问题”。“从1952年3月至7月的四个月内,上海总计155547户私营工商户,具结的‘五毒’金额中,行贿1149.68亿元,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三项非法所得84679.19亿元。”

   1952年1月底,就在“五反”运动正式在上海拉开大幕的前夕,执掌公茂船厂的郑延益“离沪逃往香港,厂由郑延益委托卢于鸣代管”,卢于鸣成为公茂船厂的资方代理人。郑延益赴港后不久,公茂船厂便被认定为重点企业,由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直接负责,并安排“工作队”进驻。经过审查,“工作队”认定公茂船厂有十分严重的隐匿财产行为:“公茂机器造船厂,于1938年以4000万日本军用票将厂卖与日本三井洋行,又于1945年日本投降后以8000万伪中储券向日本三井洋行上海造船所所长加藤五一赎回卖契,消灭买卖行为,后向伪敌产管理局以‘被强占’为由申请发还。而该厂由日寇所增之机器厂房及留存之材料、半制品等遂盗为己用,解放后也未向政府机关呈报。现已查明,该厂除船坞一个、地皮十亩三分七、挖泥船、小汽艇各一艘及抗日战争时期拨出部分物资外,全部是隐匿之敌产。”

   可见,公茂船厂隐匿的是原属于日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应归属于国家的财产。在“工作队”的调查中,公茂船厂的“五反”赃款共计约41亿元人民币。鉴于公茂船厂的部分财产已基本由“工作队”定性为敌产,1952年6月6日,长航二厂正式接管公茂船厂,“并开始经营”。但此时长航二厂在形式上依然是租用公茂船厂,对外正式名称为“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上海分局公茂船厂”。而实际上就最终结果而言,“隐匿敌产”的公茂船厂已属于“完全违法户且情节十分严重”。在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的工作下,公茂船厂“隐匿敌产”一案被移送至“五反”人民法庭予以判决。1953年1月10日,上海市人民法院“五反”人民法庭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和《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的几个问题指示》等文件,判决公茂船厂的大部分财产系“隐匿敌产,应予以没收”,同时规定公茂船厂不得上诉。而公茂船厂先由交通部接管再由属地法院没收的事实则说明,在“五反”运动中人民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实际处理可能早于法院的正式判决,法院判决更趋近于正式通知企业资方“五反”运动的处理结果。

公茂船厂的资方代理人卢于鸣在收到法院判决后,不仅未上诉,反而表示愿意将未列入敌产的财产上缴,抵充“五反”赃款。卢于鸣在郑氏离沪后,便主动要求长江航务管理局分配工作给公茂船厂。在收到法院的判决后卢氏则未发一言,在随后进行的公茂船厂资产清理流程中也几乎完全按照各主管机构(主要是长江航务管理局)的命令行事。因此,公茂船厂的资方代理人实际已放弃了企业的管理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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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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