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两次英国之行，初春的绿草与温和的气候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我总忍不住问英美学者，为什么三四百年前的移民要离开英伦投奔怒海，迁移到冰天雪地的蛮荒之地新英格兰。

今年一月底偕家人离开寒冷的北京到达剑桥，自然景观的反差，再次引发无尽的历史遐思。北京冬天萧瑟，寒风冷冽，草地枯黄，常常逾百天没有滴雨。英国则气候温暖湿润，绿草如茵，虽然当地人抱怨很少见到阳光，黑夜漫长，使人情绪低迷，McDermott建议我在最好的季节夏天造访。但我从北京来，却享受着细雨，观赏着绿草，还有剑河上悠然自得的天鹅、野鸭和海鸥，惬意舒坦。更令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从伦敦到苏格兰的格拉斯哥，自南而北纵贯英伦，居然都是绿意盎然。女儿也注意到这种天壤之别，她让我猜伦敦的纬度。我以为应该和北京差不多。令我惊讶的是，北京北纬39度，哈尔滨北纬45度，而伦敦地处北纬51度，竟然与中国的极北之地漠河（53度）差不多，格拉斯哥则接近北纬56度。原来是大西洋暖流使然，伦敦冬天平均气温为4度。冬天我还住过大西洋两岸的其他城市，比利时的鲁汶大学，也比北京温润。多伦多地处北纬43度，波士顿稍低一点，冬天也较冷，但还湿润，常常大雪纷飞，草地仍然顽强地维持着绿色。

冬天的绿草，使牛羊等牲畜仍能漫步广布英伦的连绵草场，这是畜牧业在英国和西欧历史上举足轻重的自然条件。由于常年有绿草，放牧牲畜就可以摆脱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状况，不必以人的迁徙去满足牲畜天然饮料的需求，而实现定居型农牧业。

英国牧养业的条件，即使中国的南方也比不上。记得小时候生产队养着一头牛，不仅要想方设法供应稻草等饲料，还要修整牛栏的土墙，以助其抵御寒风。我的家乡在南方的湖南，这使我明白自然条件的局限抑制了牧养业在历史上中国各地的发展；英国和西欧的牲畜则容易过冬，成本低得多。中国个体农户，有一头牛就是殷实之家。但圈养的牲畜猪则几乎每家每户都在喂养，猪食不仅可用野草野菜，也可以利用剩饭剩菜。因此中国人虽然很少有牛肉吃，但猪肉供给能大体满足肉食需求。现在人均猪肉食用中国人是美国人的三倍，但美国人均吃牛肉则是中国人的六倍。

英伦南北的草场一望无际，铁路沿线村庄不多，除了车站之外，列车外也见不到人影。中国则无论南北，铁路沿线村庄密布，人口密集。我甚至想，要是勤劳的中国农民在这里，应该普遍开垦成良田了吧，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怎么会让如此广阔的草地仅让牛羊生存呢？即使在寒冷的西伯利亚，或者炎热的非洲，近年中国移民所至，都种上了水稻或其他作物。

夏天再游英伦，我明白了，这不是因为中国农民天生勤劳而英国农民懒惰。英国夏天凉爽少雨，与炎热多雨的北京相比，舒适多了。然而夏天是英国的旱季，草地有些泛黄，反而比不上冬天和初春那么翠绿。更重要的是，人固然舒适，土地产出则因热量和雨量不足而相当有限。这使英国的土地在农业时代不足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乾隆嘉庆之际，即1800年左右，英国已经形成日不落帝国，但本土人口不过900万，而同期与英国面积差不多的长江三角洲，则达3000多万人口，中国全境更将近4亿之众。西欧全境，1000年左右只有1200-1500万，1300年不过4500-5000万，同时期的两宋之际将近有1亿。

我的家乡湖南，夏天炎热，雨水充沛，也是勤劳的农民最辛苦的季节。他们必须充分利用上天赐予的丰沛热量和雨水，抢收抢种，在最短的时间内割完早稻，同时插好晚稻秧，才能获得土地高产，以供一年所需的粮食。难怪中国以世界7%的可耕地能够养活人类的四分之一乃至乾隆时期接近人类的三分之一。这种耕作与经营方式本身，也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于是形成劳动密集型的农耕模式，以精耕细作促进更高的土地产出。

农忙季节劳动强度高，农闲季节农活少，这种耕作劳动安排强烈的季节性差异，适合于农民自主安排。农闲时农民从事副业，或外出做点小本生意，宋代江西农民就习惯合伙到广东等地贩牛。解放前我舅外公曾步行翻越五岭至广东贩盐，外公则从伊水进入资江北上至武汉，贩竹木购买工业用品回家（目前该支流已经不能通航了）。土地的稀缺，使农户不得不多种经营来增加收入，宋代的记载就已显示土地种植已相当多样化，副业与兼业普遍。劳动密集型的农户综合经营，需要高度独立自主，需要细密的市场网络提供丰富多样的机会。于是，雇佣劳动力的规模化农场经营受到抑制，因为雇工经营适合于标准化作业。既难以计时，又不易计件的劳动，雇工劳动力成本较高，效率较低。另一方面，这种多种经营的农业需要多种技能，而雇佣劳动则适合于单一性劳动。因此，不容易发挥雇工的自主性，激励其积极性。中国的规模化农业如经营性地主，向来少见，而个体性农户独立经营具有其竞争力。

劳动工具亦适合于个体农户独立经营。拥有一头牛就是殷实之家，因此节省牲畜和劳动密集型的工具日渐强化，而大型工具则受到抑制。唐宋以后一般都是一人一犁，甚至还有替代和补充的人犁、铁搭。个体性综合型生产工具，使农户以简单的有限的工具就能完成独立经营。英国和西欧，多采用重犁，2-4头牛犁地，这当然是一般农户所无法具备的。因此个体农户对庄园的工具依赖性较强。牧业更需要大片草场，个体小农亦无从具备。这使得英国农业以农牧结合的庄园为生产单位，个体农户生产从属于庄园经济体。甚至在生活上也依赖于庄园，如烤箱之类，更不用说碾磨。Darwin College所在的剑河一段落差较大，对面有一座建筑名叫水磨坊（Mill），现在已经是饭店了，但仍保留着原来磨坊的建筑，与我所看到的另一处保留水磨坊相似。离剑桥市不远有一个National Trust，保留着一个18世纪的大型水力磨坊，水面上有三层楼，水面以下还有转轴机械，以水渠落差驱动大型机器碾磨，原来是木制机械，现存为铁制机器主体，其他也都为木制。附近的村民都在这里磨面。其渊源应该可上溯到庄园主时期，可以想像农民在这一环节也是依赖于领主的。荷兰的风力磨坊当亦如此。这个磨坊陈列的器具，都是大型的，有一个手推石磨，与我小时候村里一户人家的石磨几乎一模一样，那户人家在村里属于富有之家，其他人家里似乎都没有。

在制度配套与路径依赖之下，宋代以后个体农户独立经营日趋成熟。制度配套如地权市场与之相适应。在保护土地私有产权的取向下，土地所有权、物权、使用权、地租各层面都可独立进入市场，农民能够运用所有权买卖、物权典当、使用权租佃、地租胎借、及产权抵押等交易形式，获得多种形态的土地经营，又能满足其生产与生活的融通需求，延续其个体家庭再生产。从人满为患的村庄分溢出来的农民，进入山区等未开发地区，很容易恢复和建立新的个体家庭独立经营，而很少成为农场雇工。而英国与西欧的土地产权，亦与庄园经营相配合，以大小领主之间的授受与分封来维护大土地的整体性，以限制地权的交割与交易来保障和维持其庄园经营的延续。直到圈地运动之后，确立了土地私有产权制度，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土地逐渐集中于种田能手或牧养大户，面向市场的大佃农成为推动农业革命的新兴力量，依附于庄园的农民要么受雇于大佃农或农场资本家，要么从庄园中分溢出来，从事工商业，或受雇于新兴的企业，这成为工业革命的前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