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登高 彭波:近世佃农的经营性质与收益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 次 更新时间:2021-02-02 23: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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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 (进入专栏)   彭波  

   内容提要:佃农为地主而劳动,其性质类似于雇农,所获报酬也与雇农工资相当,这一成说使经济解释与历史认识陷入误区。实际上,近世中国佃农已经具有较大的独立生产性质,通过人格化与市场化的渠道将家庭的、地主的、市场的不同生产要素组合起来创造财富,形成多样化的农场形态。佃农支配剩余索取权,在不确定性中获取企业家才能报酬与风险收益,对土地与农场投入的未来收益可以通过交易贴现。而凡此种种,雇农都与之无缘。地权交易与租佃制度之下生产要素流转、选择与配置所推动的经济效率和土地产出,是佃农经营与小农经济活力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佃农经营,剩余索取权,雇农,收入比较,资源配置

  

   没有耕地的农民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或成为经营地主的雇工,或当租佃地主的佃户,并且在一般均衡条件下,农民从两种不同的选择中所获得的收入是大体相等的——这是张五常(2000)佃农理论的基本假设与逻辑分析起点,即在竞争条件下,佃农所获,不会大于他当雇工的收入;他反复强调“佃农为土地所有者劳动”。张五常假设是对中国佃农主流看法的经济学解释,与此相关的成说还认为,佃农受地主的剥削而导致贫困与经济效率低下,是中国小农经济落后的根源之一。

   然而,佃农和雇农同样都是为地主而劳动并且收入相等的这一假设,验之《佃农理论》出版后40年来新的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成果,是很难成立的。事实上,根据近年来经济史学界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国近世佃农的形态多种多样,但其主流形态却是通过契约获得租佃土地之后,从外界与市场购买其他生产要素,以全家的劳动力与资本进行整合,形成了自身独立的农业经营。——这一点张五常和学者们也会基本认同。由此出发,我们可以顺其自然地假设和推断佃户农场相当于一个农业企业,佃农具有企业家的性质,其付出不仅是劳动,还承担企业家性质的管理职责。这样,其收入也不应该仅仅是劳动力价格,还应当获得企业家才能的报酬,因而与向地主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雇农在收入上有着本质的区别。随着学界对中国租佃制经济、土地产权等研究的深入,重新检讨佃农的经营性质与收入,不仅在经济学相关理论的探索上十分必要,也是关系到如何把握中国传统经济核心的重要课题。

  

   一、佃户农场独立经营: 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创造财富并获取风险收益

   佃户农场具有农业企业的性质。企业的首要属性,就是组合各种生产要素与资源创造财富。而近世的中国佃农,正是这样的农业企业。佃农租种土地,已经逐渐从依附关系转向交易关系,他们从土地租赁市场购买生产要素,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与方式,将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家庭农场中组合起来,以其独立经营创造财富。形成佃农独立的企业经营。大多数佃农与自耕农一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以实现自我生存与发展。

   宋代以后,个体小农独立生产能力逐渐增强,至明清趋于成熟(龙登高1997)。近世的佃户,已经获得人身自由,可以自由迁徙,自由占有土地与种植,自由支配劳动时间与劳动产品(方行2004)。往往拥有自己的主要生产资料与工具,如耕牛、农具、种子,还有家庭代际传承的生产技术,资本亦由自家筹集,或通过家族互济。家庭劳动力男女老幼搭配,农忙时则求助于短工市场或邻里亲友互助,农闲时外出从事副业。

   佃农还将地主的、外界与市场的生产要素组合起来,家庭缺乏的生产资料与工具从市场购买,耕地则以租佃的方式获取。在田面权或永佃制之下,佃农还实质性地拥有土地。《江阴县志·风俗》所谓“其佃人之田,视同己业,或筑为场圃,或构以屋庐,或作之坟墓其上,皆自专之,业主不得问焉。老则以分之子,贫则以卖于人”。

   在此基础上,佃农独立经营,组织生产,对地主的依赖大大减少,地主也一般不干预具体生产。陶煦《租核》所谓“田中事,田主一切不问,皆佃农任之”。南方佃户“自居己屋,自备牛种,不过借业主之土块而耕之,交租之外,两不相问,即或退佃,尽可别图。故其视业主也轻,而业主亦不能甚加凌虐” 。即使在1930年代华北的实物分成地租中,地主也极少向他的佃农提供资本和信贷,不干预佃农对土地的经营。二者之间社会关系极为松散,不像日本的主佃之间有等级地位高下之别(马若孟1999:257)。

   不仅如此,佃户还是一个多种经营、集农业与手工业及副业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或小型的一体化企业。此类论述颇多,如李伯重(2000)、方行(1998)、黄宗智(2000)等。陶煦《租核》描述江南的佃农:“老幼勤动,男妇况瘁,三时无论矣。其在暇日,或捆履,或绹索,或赁舂,或佣贩,或撷野蔬以市,或拾人畜之遗以粪壅,都计十室之邑,鲜一二游手也,亦极治生之事矣”。其他地区亦普遍如此。

   面向市场进行专业化生产,则使佃农成为追求利润的单位。租佃制发育与佃农经营程度最成熟的江南地区,个体农户面向市场的专业化生产也达到了传统时代的最高水平。这里,植棉、纺纱与织布相结合的农户,或植桑、养蚕与缫丝结合的农户,显示出佃农与小农家庭经营的最高水平。李伯重(2000)、张研(2004)述之甚详。其他地区也各有特色。

   雇工则一无所有,完全听命于地主或佃农。他没有自己的独立经营,既不能组合生产要素以创造财富,也很少能从市场中寻求获利机会。

   独立经营的佃农承担风险并获取相应的风险收益,雇农则不然。在不确定性假设下,由于所有的生产决策是在知识有限的情况下作出的,每个决策只产生一种唯一的结果,所以,企业决策总存在预期收益和实际收益之间的差额。现实的经济过程是由预见未来的行动构成的,而未来总是存在不确定因素的,企业家就是通过识别不确定性中蕴含的机会,并通过对资源整合来把握和利用这些机会获得超额利润。企业主与管理者通过承担风险获得剩余;工人通过转嫁风险获得工资。奈特(2005)风险理论系统而具体地解释了风险是企业的属性与收益的来源。

   佃户农场风险自负。农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很高,风险很大,包括自然灾害引起的风险;经营不善带来的风险;市场变动所引发的风险;还有土地租佃契约破裂的风险等。面对这些风险与不确定性,佃农必须自主地作出经营决策。同一个农场在众多的可能性中只能选择一个决策与应对措施;即使同样的土地与经营条件,不同的决策会导致迥异的收成。佃农识别不确定性,承担风险而获得剩余。雇农是不承担风险的,完全转移给组织生产的地主或佃农,当然也就失去了风险收益。

   在定额租制度下,佃农承担全部的风险;在分成租制度下,则与地主分担风险。张五常创造性地论证了分成租制度下地主与佃农分担风险,带来效率,并使之成为佃农的选择之一,他也明确指出雇农当然不担风险。但他研究之时,风险收益理论尚未问世,因此他没有清晰地意识到佃农与雇农是否承担风险导致二者所获收益的差异,仍然认为佃农与雇农的收入没有差别,以致出现逻辑混乱,实在可惜。

  

   二、佃农拥有或分享剩余索取权,同时未来收益可以通过交易而贴现

   剩余索取权是指由于经营的不确定性,企业所有者获得合约能够明确规定之外的收益。在企业经营中,剩余索取权被视为实际的所有权。近世中国的佃农,虽然土地是租佃而来,但在定额租条件下对农场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分成租佃下的农场则是佃农与田主分享。因此,佃农拥有或分享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即合约未规定的剩余收益,定额租之外的收成全归佃农,分成租制下由佃农与地主按约定分享,无法约定者由佃农独占。

   佃农的剩余索取权,大体表现为如下方面:第一是主要作物之外的种植与收成,如夏作之外的春作,或一季之外的二季,或其他辅助农作物,都由佃农决策与经营,剩余归佃农支配。大多数租佃契约下,地租通常按一季作物来征收(李伯重2008)。山东租地栽种果实者,种收其他杂粮,业主不得分润,谓之“白租”。因为“此乃劳力者之特别利益,业主不得分润,于理亦当”。第二是佃农超额的劳动与资本投入的收益,“农勤则倍收,产户不得过而问焉”。佃农追加投入所获约定租额以外的增量收成,即使成倍增加,也与“产户”即土地所有者无关。第三是通常面向市场的多种经营与副业经营,这些经营是佃农独立控制,其剩余亦由佃农支配。后述佃权的市场价格不菲,很大程度上来自土地经营的各种剩余索取权。

   以往人们并非没有认识到佃农的这些经营与收益,但由于把佃农租佃土地视为对地主的依附,甚至是为地主而劳动,因而对剩余索取权熟视无睹,没有由此展开分析和高度重视佃户农场的企业属性及其收入来源。事实上,在近世中国,佃农从土地租赁市场购买土地这种生产要素,形成佃农独立的企业经营。正如租赁土地与厂房建立企业,并不影响企业的所有权归属。土地虽然可能是属于地主的,但是农场却是属于佃农的。所谓“佃户之出银买耕,犹夫田主之出银买田”,耕权与地权的分离,不是反常的现象,而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必然,是产权不断分化清晰的历史进程的部分。土地租佃通常是契约关系,近世中国佃农对地主的经济依赖性越来越弱,在经济上地主往往并没有主导权(赵冈2003)。佃户对农场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及由此带来的剩余索取权不断强化。

   通过租佃关系获取土地耕种之后,佃权渐趋独立,如果佃农没有欠租,地主就不得收回另佃;地主即使想收回自种,也必须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易(Long 2009)。佃权可以继承、转让、以至自由交易,并且这些交易规则得到政府的认可而具有法律与制度效力。由此,相当数量的佃农,获得了被称为田面权的经营性地权(龙登高2009),或者稳定控制的永佃权(Security tenant,Pomerantz 2008),或者押租制下通过交纳押租金而获得对土地的自由支配权。陶煦所谓“以其田面为恒产所在”,佃农的土地获得了物权属性,即不仅拥有用益物权,而且拥有担保物权,佃农对农场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更为彻底了。

   比如:福建崇安的佃农周上遇拥有一块田皮,佃种纳租已有多年。这块田是翁相光祖业,即翁拥有田底权。乾隆33年,佃农周上遇将田皮卖给翁相光,得价银7两。田仍由周上遇认回耕作,议定每年纳租谷七桶。(刑科题本:No.283)

   这里在同一租佃组合的地主与佃农之间发生了两个交易,一是佃农将自己拥有的田皮单独出售给地主,换取银7两以渡时艰,二是两人另行签订佃耕契约,两个交易互不相碍。佃农对田皮的所有者权利,与田底权所有者的权利不相冲突,并受其尊重。这7两银,就是对其未来剩余索取权收益的承认。

   佃农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鼓励了佃农对土地的投入。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和北方相比,人地关系更加紧张,而南方也是永佃制度盛行的地区。与此相联系的是,佃农在农田基本建设和水、肥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多的投资,从种到收,用于土地的灌溉、粪壅等项费用要占全年田间收入的1/4或1/3,有时还会更多。而这些改良土地的投入是能够得到确切的回报的,如嘉庆《增城县志》所云,佃田“以永远为期,硗瘠之土,一经承佃,辄不惜工费以渔利,而田主莫能取盈。”

   徽州佃约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佃户在一定条件下享有“力粪”。所谓“力粪”,是指“力坌”和“粪草”,在佃农勤劳耕作土地从而使得土地的投入产出比有所提高的情况下,佃农分得的那部分产出称为“力坌”;由于多施肥料、进行土壤改良从而使得产出增加,佃农分得的部分称为“粪草”。“力坌”和“粪草”的出现,对佃农的劳动投入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王昉2006)。

佃农通过获得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保障了自己的利益,不仅实现了直接的粮食产量提高的利益,还获得了资本增殖的收益。这对于提高中国农业生产中的资本积累,改善生产条件和扩大劳动分配在经济中的份额是有很大帮助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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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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