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登高 林展 彭波:典与清代地权交易体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 次 更新时间:2021-02-01 22: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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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 (进入专栏)   林展   彭波  

   摘要:从土地权利分层与交易的角度,对清代典的分类考察发现,典是约定期限内土地经营权及其全部收益与利息的交易,而不是表面上的“租息相抵”。典与其他地权交易形式各有特点,相互关联,形成“胎借—租佃—押租—典—抵押—活卖—绝卖”层次分明且具有内在逻辑的地权交易体系。典、活卖、押租的回赎机制,有效维护了农户保障与恢复地权的意愿,压缩了绝卖和带有高利贷性质的抵押所容易导致的地权转移空间。多层次的地权交易体系,使农户能够根据市场价格与风险偏好进行选择,以满足自身需求,并有助于实现当期收益与远期收益之间的跨期调剂,从而促进土地流转与生产要素组合,提高经济效率。

  

   典,被称为传统中国一种独特而普遍的土地交易形式。[i]学界成果丰硕,但歧异纷呈,甚至针锋相对。[ii]已有经济史的相关研究没有系统构建具有关联性与互通性的地权交易体系,对其经济功能也缺乏充分的论述,地权交易在农户经营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待深入挖掘。本文拟从清代民间契约、交易惯例、法制规定、土地交易纠纷及判案等原始资料入手,基于土地权利分层与历史演进,试图建立一个解释框架,对典与多种地权交易形式及其相互关联进行经济分析,探讨地权市场形成、发展的内在动因与经济功能,揭示其对农户经营与传统经济根本特征的深刻影响。

  

   一、土地权利分层与典权交易

  

  

   (一)土地权利分层

  

   土地权利分层并各自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进,逐渐多样化。战国、秦汉至隋唐,在通常情况下,土地交易形式只有使用权的租佃、所有权的买卖,以及后来用地权担保贷款的抵。唐宋时期,租佃与买卖之间出现了典,此后广为流行。[iii]在笔者课题组的地权交易数据库中收录的《明清福建经济契约文书选辑》一书415则典卖契约中,典契171则,占总数的41.2%。[iv]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介乎典与租佃之间的押租,介乎典与卖之间的活卖。上述数据库中,活卖契115则,占总数的22.7%。此外,闽台等地还出现了地租的交易,即“胎借”。[v]这样就形成了 “胎借—租佃—押租—典—抵当—活卖—绝卖”等多样化的土地流转与交易的手段和渠道。

   揭示土地产权及其交易体系的历史演进脉络,有助于我们理解各种地权交易形式之间的差异。地权、物权、所有权、使用权等概念,不仅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界定不一样,而且在产权经济学中也有多种解释。本文不拟陷入纯概念的争论,而是从土地权利分层的角度展开分析。因为土地权利可以分解,同一块土地的投资和经营管理,可以由不同的主体承担,土地收益与风险也可相应地在不同地权主体之间分配。土地权利的每一个层面都可以形成程度不一的控制力与收益权,并各自独立进入市场,形成与之对应的交易形式。我们将其简化为三个系列:一是所有权、占有权[vi]与使用权,二是自物权、他物权与用益物权,三是各种地权交易手段。

   所有权,集中体现在财产的终极归属权上,具有唯一性,其英文 “Ownership”是单数。土地之产权的英文 “Property Rights ”为复数,是以所有权为核心的若干权利的集合体,外延比所有权宽泛。[vii]物权是指直接支配特定物的排他性权利,能够分割、分离为自物权与他物权。他物权与自物权相互关联、彼此制约,又称限定性物权或定限物权,同时具有用益物权(使用和收益的支配权)与担保物权的性能。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将自物权与所有权大体等而视之,将用益物权与使用权亦相似对待,尽管用益物权通常要大于使用权。地权泛指土地产权,包括各层次的土地权利。

  

   (二)典权交易的类型与实质

  

   典是土地收益与资本利息之间的交易,指地权所有者出让约定期限的物权获得贷款,以土地经营权与全部收益支付资本利息;但出典人保留最终所有权或自物权,在政府产权登记中不发生交割过户;期满之后,备原价赎回土地。出典人获得贷款,成为债务人,承典人即债权人(银主)获得约定期限内的土地物权。近代浙江一带称暂业权,[viii]颇为恰当。对此学界没有太大争议,其基本的交易规则也无需赘述。但在具体论述中又有不同观点,或谓典是使用权的交易,或谓典与活卖没有区别,是所有权的交易。[ix]凡此歧义都与典的多样性表现相关,特别是由借贷付息方式的多样性而引发的。如果对此进行分类探讨,就可以进一步认识典的交易特征及其与其他地权交易形式的差异,从而避免因笼统或举例带来的混淆。

   第一类典,以当年土地经营的全部收益支付利息。在约定期限内,出典人转让土地经营权获得贷款,承典人独立经营土地、获取收益,以此作为借贷利息。这在宋代称为离业典田,是典的常态,可以说是典权交易的最初形式。光绪元年,张声清当田揭银,“就日揭出本银128两码,言明将此数内之田尽行推出,与步升管业,作为利息”,日后不拘久近,银到数回。[x]这里明确地说明了利息是经营管理田业之全部所得。

   第二类典,是以地租支付利息。明清租佃关系进一步发展,仅用地租而不需要全部土地产出即可支付利息。承典人以放贷资本交换了土地物权,自己并不耕种,而是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作为贷款的利息。这种形式在清代越来越普遍,以至“收租抵息”、“租息相抵”从表面上看成为典的规则,[xi]其实质与第一类没有区别,只不过承典人将土地使用权出租给他人,与之分享土地总收益,佃农获得劳动与经营收益,承典人获得地租。

   当田主直接典给原有佃户时,双方的角色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如福建莆田王宪清有田1亩,以40两典给佃户王其光父子。乾隆十二年(1747),备原价取赎。[xii]此时佃户又成为银主,即田主的债权人。如果从剥削的角度,此时就变成佃户剥削地主了。这种情况,在19世纪的台湾相当普遍,即汉佃成为原住民田主的债权人。[xiii]其实,这里佃户所拥有的土地权利扩大了,从使用权扩展为他物权。

   与此类似的是,典田交易而佃户维持不变。雍正十年(1732),林绪章之祖将田园“典与监生黄仲汉,得价银130两,契载根面不全,主佃循旧耕收无异。”[xiv]这种交易,在佃农拥有田面权的情况下多有发生,清代台湾称为“典大租”,契约不少。[xv]当地租直接由佃户交给债主(承佃人)时,就与闽台地区流行的“胎借”相通了。胎借是一种不需要改变原有租佃关系的借贷形式,以地租为担保并以之偿还利息。田主借债,直接由佃户向债主交纳地租来偿还;如佃户改变,则由新佃户直接交纳地租给债主。[xvi]如至期不能还贷赎田,则地租继续归债主拥有。

   第三类典,田主出典田地,又从银主那里租回,自己佃种,每年向贷款方交纳地租,作为利息支付,即所谓“纳租抵息”。这在宋代被视为不规范的,[xvii]被误认为是抵当交易,但在清代则相当普遍。表面上看,只是地租交易的形式,是地租与利息的交换,但实质上仍是物权或土地经营权的转让,仍是土地全部收益与利息的交换。只不过双方不仅签订典约,同时也可以签订租约(或租票),或在典契中包含租约的内容。赵喜、赵文阁父子的24亩地典与高山,光绪三十年再找价得典资共4000吊,“宣统二年,赵文阁向高山将该典地租回耕种”。[xviii]出典人在保留最终所有权而让渡他物权的同时,还通过租佃获得土地使用权;而承典人拥有土地他物权,可以行使租佃的权利,即出让使用权,只不过出让给作为所有权人的出典方。所以这种形式是符合典的交易规则的。近代湖北省有一种交易习惯,“其田地有移归质权人,另行招佃耕种收租者;亦有不移归质权人另行招佃,仍将该田地稞(课)转与出典业主自种,令其每年完稞(课)者”。当地调研员分析说:“在事实上虽似未移归质权人占有,在法律上究属典质关系,而非抵押关系。”[xix]这种土地权利各层次的交易看似复杂,对契约双方来说,则是简单而明晰的,而且是一种理性行为。出典人本已贫穷无告,如果没有土地耕种,可能连生存都难以维系,遑论付息还本?就放贷者而言,他们自己并不经营土地,而是将典田直接出租给债务人即出典方,双方已经具有一定的信用基础,信息搜索成本、谈判成本及违约成本都可以降低,还可以减少风险。可见,出典自佃的方式,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是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的理性选择。在这种交易形式中,出典人拥有所有权与使用权,承典人获得他物权与地租,双方分享土地权益。

   在第二、三类形式中,如果欠租,那么银主的贷款就得不到回报,银主作为承典人就将收回土地使用权,自己耕种获取收益,于是又回到第一种离业典田的形式。乾隆十五年,湖南衡山县罗国士“出价30两,典受朱殿选地名朱家岭田租20石。契内载明,不拘远近取赎。典后仍是朱殿选父子佃种纳租。乾隆二十二年,朱家少了租谷,自愿退耕”。[xx]朱殿选出典田地,又从债主罗国士那里租佃来耕种,以地租偿还借贷利息,纳租抵息。由于欠租,银主解除租佃关系,收回土地使用权。第三类典虽然满足了双方的需求,但因典权交易又夹杂着租佃行为,容易产生纠纷,“刑科题本二”中此类交易引发的过失杀人案件就多达20件。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江西武宁舒云会因赊取店主舒兼德的货物,积算本利共欠银8两7钱无还。乾隆十四年,舒兼德凭中证舒选士,以契价20两(所欠债务加上找价11两2钱),承典云会田2亩9分。但田仍由云会耕种,每年向银主(承典人)舒兼德纳租谷6石。乾隆十五年,云会交银10两,次年8两,十七年却没有交租。于是双方解除租佃关系,田付银主舒兼德自行耕种。然而作为店主的舒兼德不便耕种,遂于乾隆十八年春要求云会赎回典田,“找满田价,回赎还契”。可是云会无银赎回,也没有地租偿还贷款利息。由于出典田地“既不交还租谷,又不找满田价”,土地只得由典而卖,以结束交易,由舒兼德买下此田,“收粮过户”。[xxi]交割过户通常是所有权转移的标志。舒云会从拥有全部土地权益的田主,到出让他物权而租回使用权,再到退回使用权,最后出售所有权。

   第四类典,是出典人用货币向贷款方支付利息。这似乎没有发生土地物权转让,看起来与抵相似,因此在宋代属于违规,但清代屡见不鲜。虽然典之付息在通常情况下是通过每年的实物地租来实现的,但以货币地租的形式来完成亦未尝不可,因而也是符合典的交易规则的。江西乐安县76岁高龄的陈瑞九,“积有养老钱数十千文,自行生放利息使用”。乾隆三十年,以钱25千文当陈职一早禾田8亩,田仍陈职一耕种,议定3分起息,按年交还,如若不清,任凭管业。头两年,陈职一每年还过利钱4500文,随后却分文不还。乾隆三十六年,82岁的陈瑞九,面对典田欠息问题很棘手,收回田地自己已无力耕种,因此情愿减息,劝陈职一早来回赎田业。[xxii]这里典的物权转让,实质上是存在的,承典人仍支配着土地物权,所以仍要回赎。

   以上四类交易形式,都符合典的规则,表明典权实现形式的多样化,由此也理清了有关典权争议的源头与原因所在。尽管四种类型的表现形态有所不同,但典资的利息支付其实都是约定期限内的土地经营权与全部收益,第二、三、四类之所以表现为地租,是因为承典人自己不耕种,而是出让使用权,与佃农共享土地经营的总收益。也可以说,在土地总收益中,承典人需要支付耕种者的劳动与经营收入,其余的部分归自己,表现为地租。可见,“租息相抵”不是典的规则,只不过是典与租两种交易形式交叉运用之下的表现。典不是使用权的让渡,也不是所有权的交易,而是他物权的交易。

  

   (三)典的担保功能

  

贷款人未来收取利息乃至本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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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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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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