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苗 龙登高:武训的理财兴学之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 次 更新时间:2021-02-01 21: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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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苗   龙登高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武训兴办义学而被载入正史,因其特殊身份与不凡功绩而成为备受赞誉的历史人物。但武训并非通过行乞所得兴办义学,更是一位理财高手。他靠出卖祖产进入金融市场,在商业放贷、小微放贷、代理人放贷中有效控制风险,成功获取金融收益;并以“义学正”法人产权主体来合法募捐和投资土地,以土地未来收益支撑义学的长期发展。他在资本与土地收益之间腾挪转换,在长期收益与短期收益之间有机组合,得益于在兴办义学的目标下,充分利用民间金融工具、发达的地权市场和成熟的法人产权制度整合市场及社会资源。

  

   关键词:武训,义学,理财,行乞,法人产权

  

   武训(1838-1896),这位晚清时期生活在鲁西北的乞丐,累毕生财力,兴办了三所义学,得以入《清史稿》孝义列传,有“千古义丐”之称。这样一位出身低微,职业卑微,却做出兴办义学事迹的传奇人物,受到了晚清到民国政府的颂扬。以往过颂扬武训乞丐的身份,常人印象也是他靠乞讨办学,其实,兴建校舍、聘请教师,长期运营,耗资巨大,管理复杂,均非易事,绝非单纯靠乞讨能办到的。

   武训为义学留下的财产遍布三县,包括土地、房屋、店铺、生息资本等,计有:柳林义塾地230亩,房屋1所,计20间;御史巷义塾地7亩,铺房3所,存铺生息京钱1 300千文;杨二庄义塾捐助京钱300千文。全部资产折钱合计约10 625.8贯。如此分散而多样化的庞大资产,仅靠乞讨难以实现,武训的理财与管理之道值得关注。事实上,他在资本与土地收益之间腾挪转换,在长期收益与短期收益之间有机组合能力超常,挖掘他的理财、经营之道,借此也窥探传统时代财富积累之道。

  

   一、初将土地变现为资金,继以资本放贷生息

  

   出卖祖产一向被视为数典忘祖的行为,武训的原始积累便是出卖祖田所得。同治初年(1862年)武训毅然将祖传的4亩地变卖,得京钱120千,连历年所积,共210余千,作为本金请人代为放贷生息。至光绪十二年(1886)冬,统计利息“除买地230余亩外,本利尚余钱2800贯。”24年间,武训已经将最初210贯的原始资本经营扩大到7 000余贯。资本放贷生息是他实现财富积累的重要途径,他放贷,眼光与手段颇为高妙。

   其一,重视商业放贷。“常放钱给殷实铺户,三分行息,按月结账”, 其他放债也都是“月利三分”的高标准。武训选择品牌大的银号,风险相对较低。他把“成十吊的钱,放给临清的银钱号、商店和地主”,与几家大银号均有来往,存放钱数每次约二三十吊或五六十吊。比如他经常出入地主豪绅拥有“际元”银号的徐家。一个乞丐与富商大户有生意往来,而且是资金放贷者,显然此时的武训已然不是乞丐,而是一个民间金融家。最初,富商大户对他不予理睬,他在杨树坊家曾连跪数天,“蓄满十贯,即跪求乡耆代为储存,藉权子母生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一个个敲开了当地头面人物的高门大院,请人替他经营。

   其二,小微贷款,不惮细琐。“整注”的商业放贷之外,“小注”放贷武训也绝不放弃,抓住每一个放贷的机会,“零碎的自己放。”武训去世后在临清遗产中,零户贷放1 000余吊。

   其三,代理人放贷。武训请银号与富商放贷,可以视为他选择富商银号作为其资本放贷的代理,也可视为面向铺户和银号放贷。小额放贷者通常选择代理人,一是因为小微放贷的户零星分散,代理人更容易掌握贷款人的信用与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困境,二是因为还贷不易,需要多种手段频繁追讨。在临清,其合作代理人有校场村大地主李惠兰、河西地主李廷扬、大商人施善政等人。还把钱放给一个叫吕腊月儿的“地痞流氓”,通过他放贷给一些卖包子、卖纸元宝等的小生意人。武训善于选择各色代理人,某种程度上体现其管理能力。

   其四,重视信用与风险控制。武训常年周游乞讨,了解客户的信用,在选择放贷时较能把控风险,并选择相应的经营策略。有一个卖鸡肠子的小贩,老婆是个赌鬼,经常用武训的钱,每次数目不超过两吊,利息三分,武训怕她坑账,每次只放一个月,到期本利清还。这其实是以短期放贷来规避风险。

   武训重视信用,对于那些风险相对小的地主、绅士、银钱号等大的机构或个人,选择长期放贷、规模放贷。他自行放贷时,选择能够回本付息的“好户”,即相当于他评估的“信用分数高”的客户,且附带原则,必须是“够三辈”的人家,即债务人死了,有后人还账。对于穷人或低信用者,他不会轻易放贷,通常是“指地放贷”,且不顾亲戚关系,“认钱不认人”,亲戚唐家找他借十吊钱,他要地为抵押。

   资本放贷的同时,他还投资铺房。武训眼光独到,善于发现机会,着眼于未来,他曾放过一笔钱(10吊左右)给两个管理运河闸门的闸夫,以河岸小屋作抵。闸夫借了这笔钱后,无力偿付。武训执行债权,收了这间屋子,租给了一个王姓剃头户,这片河岸经常有船夫歇脚,剃头铺生意尚可。武训按月去收房租,每月800文。他还当下铺房一座,当钱100吊,每月租价两吊400文。

  

  

   二、法人产权:土地的未来收益支撑义学持续运营

  

   武训也重视土地的收益,尤其是兴办义学得到批准之后。资本放贷收益期短、风险高,从长期而言,土地收益较为稳定,风险低。据《调查记》,武训在堂邑、临清、馆陶三县共有地300余亩。有关土地交易的大部分文书以简抄账本的形式得以保存,从同治七年(1868)到光绪十九年(1893)买地、当地共280余亩。三册“地亩账”上抄录74张文约,内有38张,都是3亩以下的数字;10亩以上的,只有5张。74张文书记录的近280亩土地交易中,换地一块,当地、转当地共8笔28.6亩,余下为买地。地权交易方式多样化,有活卖、绝卖,也有抵押、典当,活跃的地权市场为武训寻求土地未来收益地租提供了条件。

  

  

   资料来源:《地亩账》;《调查记》第65-71页。总计279.38亩,由笔者核算得出,与《调查记》合计相差约5亩。

  

   光绪四年之前,仅有3笔“当地”,五年始有买地,其后两年,他大量买入土地,分别达到63.29亩、104.45亩。光绪八年以后买地速度放缓。其购买土地不是以其自然人的武训本名,而是以“义学正”这一法人之名签署买地契约的。光绪六年三月的买地契中开始出现“卖于义学正名下”的说法,此后买地均以“义学正”之名。也就是说至迟在光绪六年,其兴办义学之举应当得到了官府的认可,“义学正”这一法人主体得到确认,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主体。后来,武训担心家族后人争占这些田地,还将190余亩地“永为义学之地”,杜绝了其他自然人侵占的可能性。

   武训的不凡之处表现在,第一,购买土地,不以其自然人的本名签订契约,说明他从一开始就矢志兴学,而不是为了个人。第二,了解法律规定,以“义学正”法人主体购买土地,能够超越自然人的寿命与局限。第三,以“义学正”之名累积土地财富,使将来的义学能够获得稳定的收益来源,确保永续发展。这种以法人产权机构发展的事例,广泛存在,如书院、义渡、寺庙、善堂等。第四,兴办义学,既具有长远规划,同时也有很强行动力。从光绪六年、七年大规模购地可看出,武训为买地谋划已久,甚至有可能此前与卖方达成初步协议,一俟“义学正”法人主体被批准,就立即支付现钱买卖土地。

   义学正购买的土地,出租以获取未来地租收益,义学正之地每年获地租380贯,出租的对象,很多时候就是原田主。即买地留佃,原田主转让土地所有权,但在一定时间内,仍保留土地的使用权,这种形式叫做“卖马不离槽”。但是如果到期交不起地租,当然就会收回土地使用权。光绪八年、张珩松卖地的文约上写:“当日张珩松租回,言明共价四千七百三十文,八月十五日为期,钱不到罚钱三百文,张岩松保。”买方获得所有权,同时将使用权出租给原田主,通常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新田主不需要另外搜寻佃家。

   发育较为成熟的地权市场,包括租佃关系,多样化的交易形式,使武训和义学正能够便利投资获取未来收益,以稳定支撑义学的持续运营。

  

  

   三、募捐筹资

  

   当理财累积到一定规模,兴办义学初具条件,武训争取到当地士绅的支持与政府的认可。此时,武训便名正言顺地为义学募捐了,他拥有了政府批准的“缘簿”,可以合法地广泛发动和带动他人募捐。武训以合法募捐兴学为目的进行乞讨,其实质已经转化为募缘了,募捐所得现金1 578贯,占光绪十三年崇贤义学总经费8 641贯的18.3%,此外,该义塾的建校用地部分来源于他人捐助(郭芬捐地1.87亩)。

  

  

   资料来源:《具禀堂邑县署请奖表文》《堂邑县知县郭春煦初次请奖详文》《山东巡抚张曜奏请建坊片》,见《武训资料大全》张明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10页。

  

   乞讨所得,来自对乞丐个人的施舍,而捐赠则是对兴学公益的赞助与支持,性质不同,数量亦迥异。不加区分而笼统归入乞讨,容易形成认识误区。武训经常“拿着各县绅士们替他立的缘簿到处募捐,并推销《太上感应篇》、《阴骘文》、《灶王经》、《劝世文》等‘善书’”。缘簿上的捐赠者姓名,通常会刻于碑铭或列入志书,而武训还推销精神产品,以资鼓励。

   武训为了获得募化,有时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有时会以其乞丐的死皮赖脸,说服人们为义学捐钱,甚至有点强制的味道。武训长期行乞,擅长说唱,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察言观色,投其所好,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换来人们的施舍与捐赠。凡此常人不具备的独特方式,使武训具有较强的募捐能力。

  

   四、武训理财与经营之道是如何得来的

  

   传统农业全靠经验,经验来自代际传承,耳濡目染,获得农耕知识。武训自幼丧父,随母乞讨,不谙农事。《调查记》说他“染上了不关心庄稼活、不爱劳动的游民习气。”至十六七岁,其母设法送他到亲戚家“扛活”(或作“抗活”),他连一些庄稼活的基本常识也没有。最后,对方让他看管果树园或做一些喂猪、喂牲口的轻便活。如此一来,武训获得的工钱也是最低的,顶多不过4吊钱。

   武训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民,却具有理财的潜能。他结交三教九流,他舅舅干过衙门里的“赋房老总”,武训和舅舅最合得来。也许这段经历,开启了武训的理财之门。武训未读过书,但记忆力惊人,且具数字敏感性。他在腰带上打着许多结,用来标记他放出的账项。

   武训行乞周游四方,信息灵通,比普通人更能把握市场信息,了解客户的信息与信用,善于发现机会,寻找放贷对象。他极其谦卑,善于沟通与协调,表达能力强,出口成章,或者通过自己装疯卖傻,惹对方一笑,从而获得别人施舍。义学筹建之后,他以情动人,以义感化人,整合各方人士与资源推动义学的运营。他发动士绅与名流组建以41名首事为代表的义学理事会具体管理办学事务,高薪聘请进士、举人为学校教师,提高办学质量。理事会治理模式当然不是武训首创,在中国民间有着成熟的制度安排与悠久的传统,这也是武训赖以成功的制度基础。

   武训有着旧时代守财奴式的极端节俭,即使后来家财万贯,仍然乞讨维生,“冬则衣敝袍一身,夏则短袗或长袗意见,饮食即至臭不可闻者”。对家人也不网开一面,这种看来不近人情的做法,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财富积累的手段之一。

   武训之所以成功,除了超乎常人的特质之外,也与社会环境分不开。1)临清一带较发达的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使他能够借助商铺、银号放贷生息、投资铺房获利。2)活跃的地权市场与租佃关系,使他能够在土地与资本之间腾挪变换,通过出租田地获取稳定的未来收益地租。3)法人产权制度使他能够以“义学正”之名为义学购买土地和积累财富,并使之能够超越其自然人的寿命长期延续,保证了义学可以持续发展。4)民间团体的动员能力与组织能力在中国富有传统,即便身为乞丐也能够争取到士绅和官府的支持发起和筹建义学,并通过首事(即理事会)来长期管理学校。

   出卖祖产变现为资金,以资金放贷生息,用本息购买土地获取地租,再出卖部分土地获得经费,以此兴建义学;以法人产权的土地收益作为聘请教师和义学长期运营的稳定经费来源。这一切都出自一个乞丐,的确令人惊讶。在其成功的背后,是市场环境与制度的支持。武训,褪去乞丐的外表,实际是传统时代的理财高手。

   (相关论文详见《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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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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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学家茶座》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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