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登高:荣氏兄弟:中国民族资本的高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08 次 更新时间:2021-01-28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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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氏兄弟用举债发展的策略建立了庞大的企业集团,集“面粉大王”与“棉纱大王”于一身,成为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而大体同一时间,这一策略也为美国著名的汽车大王福特奉为圭臬。举债发展从本质上反映了企业家动员资本、整合资源的能力,考验企业家的胆识、勇气与风险驾驭能力,也离不开相应的融资环境与制度基础


“朽木不可雕矣!”


1909年,无锡振兴纱厂,职工人心涣散,股东哀声叹气。这家纱厂开办只有两年,却已如朽木横陈,毫无生气。因管理不善,经营无方,连年亏蚀甚巨,难以维持,工厂被迫进行人事改组。


这样一个烂摊子,谁愿意接管呢?虽然怨声载道,但没人敢站出来。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初年,对于新型的工业企业,大多数中国商人都抱观望态度。官僚们兴起的洋务运动不久就偃旗息鼓了,民间私商又会有多大能耐?就在众人退避三舍之时,荣氏兄弟毅然出掌纱厂。荣宗敬任振兴董事长,德生任经理。


无锡商贾世家的这两名后辈,并非不了解中国民营企业之艰难。民智的浑沌不开,官府的保守封闭,列强的仗势欺凌,都使民族工业进退维谷,但他们更深知,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奋起一搏;与其坐而待毙,不如起而自救。


困顿之中奋起


甲午战争,这场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同时也殃及无锡街尾深巷的荣家。是年,在上海一家钱庄当跑街的荣家长子宗敬,因钱庄倒闭而失业,黯然回家。次年,在广东三水厘金局谋职的父亲与次子德生,也离职回乡。乱世之下,何去何从?荣氏兄弟慨叹生不逢时,宗敬终日闲居,无精打采;德生钻入旁门左道,痴迷阴阳八卦。


困顿、失意,人生在所难免。有的人在困顿中徘徊犹疑,萎靡不振;有的人在困顿中痛定思痛,继而奋起。1896年,荣氏兄弟双双离家,奔赴开中国经济之先的大上海。凭借在钱庄经营上的业务基础,兄弟俩开设了广生钱庄。大上海这家不起眼的小小钱庄,在兄弟俩的孜孜经营下,累年稍有所盈,并度过了刮倒上海半数钱庄的金融风潮,站稳了脚跟。


荣氏兄弟初出茅庐,才华渐展。“国运不昌,民生维艰。而生齿日繁一日,舶来品日盛一日,国家非兴办实业不足以立国,个人非创建工厂不足以立业。”民贫国弱,痛在切肤,荣氏兄弟立志要以实业救国。


当时上海滩商界,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冲击下,只有面粉业还算差强人意,兄弟俩也深知,“衣食为人生要需”,遂决心在这方面一展宏图。1900年,荣德生分期付款购买了四台法国石磨,回到家乡,与人合股兴建保兴面粉厂。但现实的严峻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机器轰鸣,浓烟滚滚,会败坏祖宗风水……”厂址还未奠基,顽劣乡绅与愚昧农夫就联名上书,千方百计加以阻止。


“烟囱高耸,据说要祭以童男贞女……”厂房建成,又飞来一片危言耸听。


“机制面粉,不易消化,内含毒素,危及人命……”机粉面世了,又是谣言四起。


荣德生每过一关,都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要打官司,要贿赂官吏,要说服乡绅,要息事宁人……历史已跨入二十世纪了,中国仍然浑沌不开,民风仍然如此顽固僵化,对外面的世界竟然一无所知。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面对种种风言风语,荣德生以顽强的毅力一步步前进。他派销售人员远上北方,开辟面粉市场。同时冲破重重阻碍,打开封闭落后的本地市场。一方面低价倾销,以大大低于土粉的价格出售产品,另一方面使用别出心裁的手段促销产品。


在部分袋装面粉中,他塞入一个铜板。一袋面粉还没吃完,有的顾客发现突然一个光灿灿的铜元!这真是一个好彩头,迷信的人们喜出望外。机制面粉价廉物美,不仅毫无毒素,而且还能中彩头,荣德生的销售创意,很快使保兴面粉厂在无锡占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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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商战中,有奖销售、抽奖竞卖,都是鼓励购买、刺激消费的手段。荣德生的这一手法充分掌握了顾客的心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人们迷信的旧习,巧妙地刺激顾客消费,不失为一种高明的手段。


来不及喘息,又有新的危机压到荣德生年轻的肩膀上。一个主要股东撤股远走高飞,英国怡和洋行买办有意悉数收购保兴面粉厂,进行独资经营。荣德生寸步不让,在原厂基础上改组创建茂新面粉厂,并增加其中荣姓的股份。


时值日本、沙俄在我国东北发动罪恶的争霸战争,交战双方抢购中国面粉,而国内小麦丰收,原料下跌。荣氏兄弟及时抓住良机,改良设备,扩大规模。皇天不负有心人,茂新面粉厂终于成功地打开了局面。


面粉厂站稳脚跟后,荣氏兄弟立即将自己在上海的钱庄收盘停歇,专心致力于“吃饭穿衣”的理想,义无反顾地在面粉业与纺织业中寻求发展。于是他们又在无锡发起组建振兴纱厂。


确立新型企业管理制度


振兴纱厂的发展并不如人所愿。他们辛苦发起组建的纱厂,在其他股东的经营下,竟呈半身不遂之势。荣氏兄弟怎能眼看着纱厂垮掉呢?事在人为。茂新粉厂的曲折经历,使荣德生明白,人为的困难、人为的障碍,可以通过人的努力去克服,去排除。上任伊始,荣德生便对纱厂里里外外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无锡及国内棉纱市场并不疲软,原料价格也稳定。很显然,振兴纱厂的症结在于管理。早在创办纱厂之前,荣德生便已留意纱厂的经营,参观上海各家纱厂,向厂主和工人详细询问,虚心请教。振兴纱厂成立后,他虽然不在其位,却仍然关心工厂的各项事务。


针对振兴纱厂的种种弊端,荣德生以开源节流、提高产品质量为宗旨,大刀阔斧地对企业进行全面改造与整顿。他多次亲赴棉花产地与市场进行考察,详细了解原料收购情况,节约开支,降低成本。调查清理企业管理各环节,核实财务,改进生产,务求杜绝漏洞,保证质量。


他们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入两台先进的英国机器,并参照英国机器仿造和改良自己的设备部件,大大提高了效益。对于更新设备,荣氏兄弟此后总是备加重视。荣氏工厂的设备一直走在同行业的前沿,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要优先购买机器。


荣德生的整顿在短短几个月之内便初见成效,振新纱厂终于起死回生。不久,振兴产品就与名牌洋纱相匹敌。这为他后来创造脍炙人口的“欢喜牌”名纱打下了基础。不仅重视技术更新,荣德生对产品质量非常重视,抓质量、创名牌,不遗余力,并且常常别出心裁。


1911年,江浙水灾刚过,阴雨绵绵。茂新面粉厂经理荣德生外出实地考察小麦产地的情况。灾后的太湖平原,道路泥泞,满目疮痍。细心的荣德生发现,许多农舍土墙上,水痕高达数尺。他走进一家农户仓窖中,一股霉味扑鼻而来,抓起一把麦子,麦粒温热潮湿。他把麦粒带回工厂,令技术人员化验。化验结果表明,潮热小麦加工磨粉,从色香味各方面都影响面粉的质量。荣德生立即发函各处收购点,失晒热伤小麦,概不收购,宁可舍近求远,从远地收购优质原料。同时吩咐技工,拣选麦粒,严格把好原料关。该厂出产的“兵船牌”面粉质量,不仅没有因天灾受损,反而更进一筹。而其他厂家,产品质量则受原料的影响而下降。在第二年的面粉市场上,“各厂皆滞,惟我独俏”。


振兴纱厂的起死回生,使荣氏兄弟深刻地意识到,管理是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管理不善,最好的企业也会衰败;经营有方,再大的困难也能渡过。此后,荣氏兄弟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一直不敢稍有松懈,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摸索,使自己的管理水平日臻完善。


上海的民族企业,多采用工头管理制度。生产管理松懈,技术水准低,产品质量下降。荣氏兄弟意识到废除工头制刻不容缓,决定以学校正规训练出身的技术人员管理的“学生制”取而代之。这一改革触动了许多人的既得利益,工头甚至煽动工人罢工。


荣氏兄弟只得缓步进行。第一步,让工头制与学生制两套系统并存于企业,以各自的管理方式进行生产。两相对照,优劣分明。学生制管理的车间面貌一新,生产效率大为提高。接着,荣德生逐步缩小工头的权力,劝退部分工头,直至完全淘汰。经过三年多的艰难改革,终于在申新各纺织厂全面确立了新企业管理制度。


以杰出的管理为基础,荣氏兄弟大胆地提出了“人弃我取,将旧变新”的战略。所谓人弃我取,就是将他人打算变卖的亏损企业,以低廉的价格买进或租入,进行经营。买入这种效益差甚至濒临倒闭的企业,自然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一旦经营不善,就会成为包袱和累赘。荣氏兄弟从旧企业中看到了潜在的希望,精雕朽木,起死为生,而他们妙手回春的秘诀就是改良设备,改善经营。


荣氏收买企业之后,总是马不停蹄地进行整顿,利用荣氏系统内原有企业的人才、技术和管理经验,迅速使行将瘫痪的旧厂面目一新,开工生产。同时,更新设备,改良产品,将新产品打入市场。通过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整顿,多能化腐朽为神奇,迅速扭亏为盈。


1928年,荣氏购入因亏损标售的英商东方纱厂,建立申新七厂。一个月内就完成整顿,全部开工。同时着手改革,改造纱机,从而使其产量大增,创造了华商收买、改造外商企业的成功范例。


1931年,荣氏收买三新纱厂改建申新九厂,更在接收八天之内全部开工。不久又添置、更新设备,试制新产品,使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迅速成为竞争实力力雄厚的大厂。


荣宗敬对“人弃我取,将旧获新”的热衷,有时到了狂热的地步。1917年,上海恒昌源纱厂有意出售,荣宗敬立即主张收购。但该厂厂房实在破损不堪,机器设备陈旧过时,连弟弟德生也反对收买。但荣宗敬初衷不改,他对于恒昌源厂的地理位置尤其看好。最后还是以四十万元的巨资买入,建立申新二厂。


借“机”下蛋,举债扩张


1914年秋,振兴纱厂董事会会议的争吵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董事长荣宗敬与经理荣德生在会议上提出方案,以振兴厂的盈利为基础,在上海、郑州等地另建新厂,这是他们经过周详的实地调查和全面分析研究后作出的方案,却遭到大部分股东的反对,这派人主张稍有盈利即分红兑现。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荣德生疾呼:对外竞争,非扩大无以立足;见利分红,无异于自取灭亡!


譬如滚雪球,只有以原有雪球为本,全速滚动,才能越滚越大,越大越不易被融化。如果滚一点,融化一点,原地踏步,最终前功尽弃。市场竞争是无情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荣氏兄弟的主张如同空谷足音,得不到支持,有的股东还暗地里策动改组董事会,另立董事长。


“竖子不足与谋!”荣宗敬愤然走出会堂,他痛恨这些鼠目寸光之辈,痛恨这种只顾眼前利益的短期行为。有一点盈利,就全部拿来分红,靠什么来扩大生产?少发股息,不分红利,从长计议,才能日益壮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其实,当时民族工业处境艰难,风险很大,股东们有贪图近利、多赚多分的思想也是不足为怪的。相形之下,荣氏兄弟不畏风险的长远眼光与宏大气魄,尤为可贵。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荣氏兄弟忍痛退出了他们为之呕心沥血的振兴纱厂,在上海买入一家轧油厂的地皮,改建成纺织厂,这就是后来名震寰宇的申新第一纺织厂。


申新一厂建立之日,正是西方列强在欧洲激战方酣之时。中国市场进口棉纱锐减,天赐良机使在夹缝中艰难挣扎的民族工业获得了片刻的自由,棉纺业的盈利如魔术般激增。申新一厂生逢其时,利润成倍增加。荣氏兄弟信心十足,开足马力将全部的盈利用于投资办厂,全力以赴地增加资本积累来扩大规模、增建工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荣氏兄弟各企业的全部盈余几乎都用于企业的创办与扩建之中。


荣氏扩大企业、筹措资金的另一重要来源是大量吸收职工存款。1912年,荣氏兄弟与人合伙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一厂,成立之初,他们就与股东议定:“分得的红利,三年内均不得提取,用以扩充企业。各股东的股利也存厂生息,以厚资力。”后来的茂、福、申新总公司每年存款余额逾百万元。1928年成立同仁储蓄部,业务对象还不仅限于股东、职工及亲友,业务范围遍及上海、无锡、常州、杭州、汉口等地。这种企业自行吸收存款的办法有效地补充了企业急需的营运资金。世纪之末的孙大午的融资方法也与此相似,但在当今的法律之下被视为非法集资,扰乱国有金融秩序而判刑。


仅凭自身的资本积累与企业职工存款所得的资金,远远满足不了荣氏兄弟扩大企业的期望。他们冒险采取了长时期、大规模地举债发展的战略。福新粉厂就是采取“租地、租房、欠机”的办法建厂,通过先欠、后赚、再还款的方式,大胆实施“举债发展”的战略,不失时机地扩大再生产。由于有茂新粉厂的经验借鉴,加之上海有利的市场条件,福新粉厂利润优厚,荣氏企业活动中心逐渐由无锡向上海转移。


举债发展策略的关键是贷款。如何让银行与钱庄放心贷款呢?钱庄出身的荣氏兄弟,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他们把部分资金分散投资于十几个银行与钱庄,并担任中国银行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荣宗敬不无得意地说:“我搭上一万股子,就可以用他们十万、二十万的资金。”


企业集团规模越大、信誉越高,就越容易取得银行的贷款。购买厚生纱厂时,荣宗敬说,“只是在钱账上转一个账而已。钱庄老板相信申新而不相信厚生,就因为申新规模大,有好几个厂。一个厂不好,还有别的厂。而厚生老板只有一个厂。”


荣氏兄弟大举借债,常达数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超过了他们自有资本的金额。但他们并不以此为包袱,而是以此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促使自己不断增强企业效益。他们收购别的企业,往往是以自己原有的信誉颇佳的企业向银行作抵押,以此获得贷款,随即全速整顿开工生产。他们在增设工厂方面从未停止步伐,“开一个厂,就向银行押款去购买或开设第二个厂”,滚雪球似地使荣氏企业集团越滚越大。


兄弟俩大规模扩展企业,从不因环境的险恶而退却。1917年举债购入申新二厂后,最初几年因添机改造,赢利甚微乃至无利可得,并且战后上海民营纺织业在外商卷土重来的压力下困难增加,但荣氏兄弟创建新厂的激情依然不减。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无锡、武汉等地,以避开外商的压力,同时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占领原料与产品的广阔市场及其腹地。1922年无锡的申新三厂与武汉的申新四厂同时建成投入使用。


荣宗敬创建新厂的激情与勇气,连同样锐意进取的德生也自愧不如。1920年,荣宗敬决计在武汉筹建申新第四纺织厂,利用上年在汉口开工的福新第五粉厂的盈余进行投资,占领湖北这一大棉花产地与销售市场,同时就近供应粉厂所需的袋布。荣德生以为,福新五厂虽略有盈余,但本身仍仰赖贷款周转,贸然再建一厂,资金将日益见拙。荣宗敬不以为意,认定多一个厂,多一个赚钱机会。他的一贯宗旨是“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如此宏大的气魄,需要大举借债,举债需要勇气,不畏风险,荣宗敬却诙谐说:“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债愈多愈风凉。”


举债发展与借“机”下蛋的战略,使荣氏企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了急剧扩张。在1912至1921年的十年间,荣氏兄弟租办面粉厂六家,其中,后来收购者有三家。加上自办粉厂八家,总计新办面粉厂十四家,即茂新四个厂,福新八个厂,以上海为中心,广布于无锡、汉口、济南等地,生产规模迅速扩大。此后十年间,申新纺织系统陆续增加了五个纱厂,其中四个是并购而来。这些收购的纱厂,包括一家英商纱厂,收买前无一不是连年亏损,无力维持而被迫拍卖,因此售价相当便宜。1931年收买的三新纱厂,几乎是半卖半送。虽然风险很大,但为荣氏雄心勃勃的扩张节省了不少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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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氏兄弟千方百计增加自身的资本积累,就像滚雪球一样使荣氏企业集团急速旋转,越滚越大,从面粉业滚向纺织业,滚出一个雄踞华夏的庞然大物,这就是茂福申新总公司。


“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两顶桂冠


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茂福申新总公司,荣宗敬任总经理。下辖茂新、福新面粉厂、申新纺织厂共十六家企业,分布于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地。各厂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总公司对各企业进行统一指挥和调配,对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及人事安排等方面进行规划与调度,各厂的多余资金由总公司集中存放,付以利息,统一运筹。


总公司的成立,使荣氏企业的“粉纱互济”的独有优势更能发挥。“纱盈粉亏,粉盈纱亏,粉纱互济”这一经营策略,有效地分散风险,互相支持,彼此呼应,综合发展。尤其是在困难之时能分散风险,同舟共济;在机遇面前,又能集中资金与力量,倾巢而出,抓住机会,全力发展。例如申新纱厂困难时,仅靠为各面粉厂制造袋布就能渡过难关。


1932年,荣氏兄弟控制下的茂新、福新面粉系统在全国民营资本面粉厂的比重为,面粉生产能力占30.7%,工人数占23.4%;申新纺织系统棉纱产量占全国的18.4%,棉布产量占29.4%,工人数占17.5%。“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两项光彩夺目的桂冠,同时落在兄弟俩的头上,成为近代中国实业界无与匹敌的双星座,辉耀寰宇。


人弃我取,举债发展,推动了荣氏企业集团的急剧膨胀,但由此带来的风险也非同寻常。“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民族棉纺织业面临空前的危机,申新系统各企业也难逃厄运,而且首当其冲。处境每况愈下,亏损日巨。1934年,申新纺织公司负债总额已达六千多万元。银行与钱庄纷纷紧急催还,同仁储蓄部的客户也提款止存。荣氏兄弟捉襟见肘,四面楚歌,危机四伏。荣伟仁受伯父之命,火速从上海赶赴无锡与父亲德生商议。


无锡荣宅,格外沉寂。荣伟仁心急如焚,“父亲,火烧眉毛,只有破釜沉舟,将全部有价证券作为抵押。否则有今日无明日。事业若倒,身家亦去!”荣德生手执茶壶,断然拍板,“事已至此,唯有背水一战。譬如茶壶,一经破裂,虽执半壶在手,亦复何用?”


荣德生父子连夜奔赴上海。用全部有价证券与股票为担保向两家银行借款五百万元。燃眉之急既解稍定,但局势仍在恶化。荣氏兄弟以顽强的毅力,抗住各方面的压力,自救图存。成立申新公司改进委员会,在艰难的条件下实施改革。皇天不负苦心人。1936年全国棉花大丰收,花价下跌,棉纱市场好转,申新公司从痛苦的煎熬中步出经年的低谷,死里逃生,重振雄风。


就在荣氏企业王国全力扩张时,日本法西斯的大举进犯中国,各地荣氏工厂横遭洗劫,有的化为一片焦土。八年抗战后,奄奄一息的荣氏集团劫后余生,试图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但继之而来的是同根相煎,中国卷入全面内战之中,荣氏企业终难恢复战前的辉煌。不过,它们在中国民营工业中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荣氏后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振兴民族经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i

(备注:本案例故事为笔者根据史料而创作)


【来源】《管理学家》杂志2015年0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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