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数字时代初期的中美竞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6 次 更新时间:2021-01-02 21: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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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2019年拉开了中美两国竞争格局的序幕,此次的中美竞争与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竞争不同,其根本区别在于,意识形态不再是推动大国竞争的主要动力,取而代之的是中美两国在数字领域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在过去的 15 年里,技术进步将世界推进了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国家保障安全、积累财富以及获得国际支持创造了新路径。网络安全正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数字经济在大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大幅上升。对于主要大国而言,在数字时代初期,网络空间竞争的重要性已超越了传统地缘竞争。本文认为,冷战思维和数字思维将对数字时代的外交决策 产生混合影响,国家间这种对外政策的互动将会塑造一种和平但很不安定的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中,大国间的直接战争难以发生,代理人战争将会更少。这种秩序将反映全球化的负作用和全球治理的困难,例如违反协议、相互欺骗、网络攻击,以及技术脱钩等国际现象。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必然从多方面改变国际政治,但是中美两国竞争格局将可能持续 20年,以至更久。

   【关键词】 数字思维 数字经济 网络安全 中美竞争

   在2019 年9月 24 日开幕的第 74 届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在其开幕词中说∶"世界有碎片化的危险∶世界一分为二,地球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创造了两个相互独立并且相互竞争的世界,每个世界都有各自主导的货币、贸易和金融规则,拥有各自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各自具有零和性的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作为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讲话证实了一种目前普遍流行的看法,即中美战略竞争主导的世界正在形成。然而,中美竞争将会形成一种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因为当下两国进行的是数字竞争,而非意识形态扩张。本文通过分析新秩序与冷战秩序的区别来分析新秩序的特点。

   是不是新冷战?

   有关中美之间将会爆发新冷战的预言已经流行了很多年。2014 年 2 月21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vs中国∶这是新冷战吗?》的文章。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杰夫·戴尔(Geoff Dye)根据他的观察表示,五角大楼的海空一体战概念"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然而"迄今为止,即使将公开的证据推向极端,也难以表明这些做法就是新冷战的宣言"。一年之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达巍认为,中美关系恶化演变成新冷战的可能性在逐渐增大。这位来自中国最大的政府国际关系研究机构的学者强调∶"新冷战是指,中美经济、社会联系都存在,但是政治上、战略上敌对。"其实,自奥巴马政府于 2010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以来,就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预测中美竞争将会走向一场新冷战。

   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美冷战不可避免。这份官方文件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主要挑战者,并判定美国面临的主要战略问题是大国地缘政治竞争,而非恐怖主义。2018年 10 月,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Mike Pence)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这一演讲的内容进一步强化了人们有关冷战即将来临的信念。他说∶"中国违反国际规范的行为违背了美国利益。"从中国南海领土争端到所谓的中国干涉美国选举,他都批评中国。他那充满敌意的论调让人们回忆起美国过去批评苏联时的做法。中国问题专家葛来仪(Bonnie Glaser)认为∶"这是特朗普政府版的'邪恶帝国'论。""在我看来,这就是故意对抗。"

   彭斯的演讲内容非常明确,因此很多人将其视为中美新冷战的重要标志。美国对外政策专家查尔斯·埃德尔(Charles Edel)和哈尔·布兰德斯(Hal Brands)在解释新冷战为何不可避免时表示∶"随着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人们开始担心中国和美国正在进入一个新冷战——又一个可能持续数十年的国际体系重塑之战。"在美国政府表示支持香港修例风波中的暴乱分子后,2019年9月,前美国驻华大使鲍卡斯(Max Baucus)说∶"我认为我们正处在某种冷战之中,它比上一次冷战更为险恶……上一次的冷战相对简单,因为上次相互确保摧毁战略造成了某种透明性。而这次的冷战要困难得多,问题也广泛得多。"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人(主要是学者)不同意新冷战即将来临的观点。这派学者强调,虽然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都是共产主义,但中国和苏联之间有很大差异。在美国的 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公布后不久,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尽管美国对华新政策势必对国际政治产生强烈冲击,但它并不意味着冷战必将到来。中美竞争和冷战时期的美苏竞争,两者有三个重大区别。"耶鲁大学教授、《冷战∶世界历史》的作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也持相似看法。他认为∶"正是这些差异,即苏联当年的行为根源与现在中国的行为根源的差异,将避免世界陷入另一场冷战。"格里高利·米特洛维奇(Gregory Mitrovich)是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学者,这位《暗击克里姆林∶美国颠覆苏联集团的战略,1947—1956》一书的作者认为∶"我们并不处在一个针对中国的全球性冷战之中,我们也没有像柏林危机或者古巴危机那种可能升级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

   新冷战即将到来的观点在2018年曾非常流行,到了2019年年底,这种舆论开始弱化。虽然中美贸易摩擦于2018年3月爆发,并在2019年升级成为技术脱钩和金融冲突,但这场冲突并未演变成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对抗。这意味着导致两国战略竞争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世俗利益。尽管在过去5年多的时间里人们不断地预言新冷战将爆发,但新冷战并未如预期那样发生。人们开始逐渐相信,正在形成新秩序的世界并不必然导致冷战来临,但是有关这种新国际秩序的具体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的讨论还不多。笔者试图通过以下几个部分描绘这种新秩序的总体特征,并解释其形成的原因。

   分析数字影响的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我们需要控制冷战和现在两个时期共有的战略因素,否则就难以避免误将两个时期的共有因素视为导致这两个时期重大差别的原因。厘清共同战略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它们对这两个时期国际政治的相似影响。这些相似的影响误导了人们以为新冷战即将来临。

   两极格局、核武器以及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是塑│造冷战特性的三大战略因素。美苏两极格局促使两国争夺全球主导地位,并迫使其他国家分别与美国或苏联结盟。核武器防止了核国家之间的直接战争,但并不能阻止它们之间的代理人战争。意识形态冲突使得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都将对方视为邪恶势力,将消灭对方视作最高目的。

   如今,中美竞争取代了美苏两极。核扩散使得更多的国家拥有了终极武器。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与美苏相似。因此,由这三个因素建构的冷战思维会对冷战和当今两个历史时代的外交决策具有相似的影响。这三个因素的存在可以解释冷战和当今的相似性,但是解释不了这两个时期的差异性。

   为了理解冷战时期的国家行为与当今国家行为的差异,我们就必须考查冷战时期不曾有的当今时代的新战略因素。新因素可能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是∶西方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冲突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因此,本文将着重探讨西方国内意识形态冲突是如何降低意识形态对外交决策影响的,以及数字技术进步是如何塑造起数字思维并影响数字时代的外交决策的。

   基于上述观察,本文提出三个假设∶第一,当人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无关时,决策者们在决策时将较少关注意识形态;第二,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技术不断进步,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分别成为国家财富和安全的最主要方面,于是技术优势,主要是数字技术优势,将成为新格局下两个超级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第三,只要冷战一代仍然掌握着国家权力,冷战思维和数字思维就会对数字时代的外交决策产生混合影响。由于外交政策同时受到这两种思维的影响,因此国家间互动将会塑造出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笔者称之为"不安的和平"(见图1)。

  

   在当今数字时代,国家对外决策同时受到冷战思维和数字思维的影响。冷战思维建立在意识形态的信念和偏见之上,而数字思维则是建立在对科技力量特别是数字能力的信念之上。数字思维是指从网络安全和数字经济的角度看待和应对国际战略问题的思维方式。在数字时代初期,这种思维强调网络空间对国家生存的战略意义比地球上的自然空间——陆地、海洋和空气——-更为重要,而数字优势则会带来全球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是建立在一个国家先进的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之上的。

   由于不同国家的数字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数字思维对他们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就数字化程度而言,国家可以分为高数字化国家和低联网国家。各国不同水平的数字能力将导致不同的数字政策。总之,本文旨在厘清新国际秩序的特征;在此基础上讨论当今大国政策制定的共同特征及其与冷战时的差异。

   虽然本文将数字技术进步视为塑造新秩序特征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本文假定,技术进步只能改变国际政治的内容和形式,而不能改变其本质。权力竞争仍是国际政治的本质。例如,中美两国在 5G 移动通信标准上的竞争和美苏争夺意识形态影响力的竞争,两者均由获得国际主导权所驱动。

   基于上述假定和假设,本文下一节将阐述两大国竞争格局、核武器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影响,其后接下来的一节将讨论数字技术的发展。依据上述两节的讨论,本文将讨论以中美两国为代表的大国对外战略,因为中美两国的战略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基于笔者对于数字时代大国对外战略政策制定的理解,本文试图通过描述特征的方式,勾勒出新国际秩序的总体图景。在结论部分,笔者将对我们所处的数字世界进行预测。

   两大国竞争格局、核武器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影响

   冷战思维与两大国竞争格局、核武器以及意识形态冲突三个因素紧密相关,本节将考察这些因素的现状和影响。尽管这些因素仍像冷战时期一样影响政策制定,但是它们(尤其是意识形态因素)对于政策制定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与冷战期间相比,当今核武器的影响力因核扩散而扩大了,两大国竞争格局的影响力则基本持平,意识形态冲突的影响力开始大大减弱。由于意识形态冲突的影响力下降,因此意识形态驱动的对外政策不但变得过时而且缺乏效力。

   第一,2019年是标志中美两国竞争格局形成的起点。所有的国际格局都是由大国之间的实力结构和战略关系所塑造的。目前的国际实力结构表明,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2019年,美国军费支出超过7000亿美元,中国军费支出超过1700 亿美元。与此同时,军事预算排名第三的国家——印度,其预算为 609 亿美元,不到美国的1/10 或略超中国的1/3。

   就在同一年,美国和中国的GDP分别超过 21万亿美元和14万亿美元,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 GDP 只有 5.2 万亿美元,不到美国的1/4,略多于中国的1/3。就外交实力而言,美国和中国在正式外交关系和驻外使馆人员数量上均排在世界前两名。

就战略关系而言,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在中美两国之间选边的压力,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意识到了这一情况。2019年5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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