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革命可谓20世纪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向来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和研究。20世纪的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革命展演中的中国。近年来，中国革命史的书写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趋势，不仅试图突破传统革命史观的政治架构，也积极地将革命与社会变迁关联起来，以新史学视野重新解读中国革命，为中国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开辟了新愿景。本文对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最新代表性成果进行了评述，在此基础上，又对李泽厚“告别革命”说的主旨及其引发的多种争论做了重新解释；进而提出了重提革命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对今后新革命史研究的可能走向进行了一些思考。

引言

　　 革命可谓20世纪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与西方都深处革命时代，诉诸革命，成为最强的时代表征。20世纪的中国，也主要是革命展演中的中国。由晚清向民国转型中，革命不断凸显；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更加广泛和深入。两次大的社会转型，均与革命紧密关联。传统帝制倒塌，中华民国建立，得益于革命；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同样来自革命的成功。甚至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被称为又一次革命。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出现了对革命的全面反思，代表者为李泽厚的“告别革命”。他试图对一个世纪以来的革命实践进行全面彻底的检视和批判，告诫人们，不能再革命了，应走改良的路。李泽厚为什么要“告别革命”？其理由是什么？他能够“告别”吗？取而代之的又是什么呢？事实上，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不可能真正地告别革命，也不是一种积极面对过去和历史的选择。假使真的要“告别”革命，也只有在剖解革命时代的实践逻辑过程中才可能实现；相反，如果只是立足当下去简单地宣扬所谓的“告别革命”，恐怕是难以奏效的一厢情愿罢了。所以，面对“告别革命”论及其引发的各种争论，我们尚需重提革命史，对革命问题进行再解读，运用新资料、新方法、新视角，超越传统的革命史架构，将革命与具体的时空情境结合起来，注重对革命与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与观念的综合性研究。只有对革命时代有了全面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尤其是对其内在展演的逻辑和理路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构之后，那时，“革命”才可能走进历史的垃圾堆。当前，学界时有“新政治史”、“新革命史”、“新党史”的提法，试图对传统的政治史、革命史、党史国史研究进行解构，而建构出一套新的史观，对政治、革命等问题进行再研究，以重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这既得益于近些年来不断有地域化新资料的发掘与利用，也是现实社会变革的内在诉求使然，正可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本文即是以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最新代表性成果为切入点，对其史料与史观进行了分析讨论，并通过重新审视“告别革命”说及其争论，提出了重提革命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问题，进而对新革命史研究的可能路径提出了系统深入的思考，希望能对深化中共党史学科发展史和中共史学的学术史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静悄悄”的革命史研究热

近年来，关于20世纪中国革命史研究再次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一是辛亥革命，二是国民革命，三是中共革命。王奇生指出：“长期以来，国内学界习惯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中共革命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三次革命，而很少关注三次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更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革命来考察。其实正是这三次革命的相互关联、递进，共同构建了‘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前一次革命如何为后一次革命‘预留’了空间，后一次革命如何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础上推进。只有将三次革命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察，才能洞察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总体特征。”就革命史而言，其研究架构大致体现了革命史观(1949年后的30年间)、去革命史观(1980年后的近30年间)、重构革命史(2010年以来重新审视中国革命)三个相对分明又互有交叉的时代特征。接下来，以第三阶段研究状况为讨论对象，以展现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最新趋向，尤其是与传统革命史观的异同。以往有关辛亥革命研究大多集中于宏观性的探讨，如其性质问题即是争论焦点之一。此种争论集中体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种革命史观的影响上。对此，黄克武指出：“国民党的革命史观围绕孙中山先生，以及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却忽略了其他革命领袖与社团，如湖南的华兴会与浙江的光复会，以及立宪派的角色。”而“共产党的史观则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论’，也是出于特殊的党派视角。他们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这是所谓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民主推翻了封建专制，使‘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认清自己的地位，组织起来，掀起反对资产阶级的世界工人运动’，所以辛亥革命是有功的。但是，辛亥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因此具有‘历史的局限性’”。这两种史观对辛亥革命的认知均出于党派视角。“此一线性发展的观念都是为了强调在‘不成熟’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承接孙中山的未完成之志业，继续努力，发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辛亥之后接续的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它不仅带来了民主与科学，也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自认继承了孙中山民主革命的遗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可见，共产党对于辛亥革命的历史诠释与国民党类似，都是为了阐明自身政权的历史合法地位与政治正当性。章开沅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张玉法则坚持辛亥革命是一场“全民革命”，与其展开辩论。可喜的是，当下重新审视辛亥革命的多重意涵和复杂面相，突破单一的意识形态制约，深入历史细节，已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史观的新图景。杨天石对辛亥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讨论就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他认为究竟谁领导了辛亥革命这个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问题至今仍未明了。通常流行三种说法：一是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二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三是由资产阶级中下层领导的。各说法间言词有异，本质上却主张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这些说法本身存在难以解释的问题有三：一个是反对革命的阶级，被说成了革命的领导阶级；另一个是一种批判资本主义且向往社会主义，反对在中国充分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第三是把在学校里边读书的学生，还有一批新型文化人，勉强定性为资产阶级分子。结果导致有关辛亥革命的理解更加混淆不清了。”为此，杨天石从活跃于晚清政治舞台上的新型知识分子着手，将其分为“洋务知识分子”、“维新知识分子”、“共和知识分子”、“无政府知识分子”和“共产知识分子”五种类型，并重点通过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共和知识分子的比较分析，认为共和知识分子才是辛亥革命的真正领导力量。但是因为其天然的历史局限性，得不到民族资本家的有力支持，不能够找到与人数最多、革命潜力最大的农民相结合的道路，更不能够像后来共产知识分子一样有共产国际和苏联作为坚强的后盾，所以其挫折和失败的命运是必然的。显然，“那种认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观点与历史事实不符，没有客观依据，其产生主要是由于政治需要，而不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研究的结果。现有的历史研究要从方法论开始加以改造”。个人管见，近些年来，杨念群倡导的新史学路径不仅对近现代史研究影响较大，而且对当代史研究范式转换也起到了积极影响。这在其《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及《新史学》系列丛刊在学界的广泛影响中均有所体现。以新史学的视野重构中国革命史，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堪称典范之作，从视角到史料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问题意识上，王书中强调，革命不是孤立发生的，革命史也不应该孤立地研究和书写。20世纪的中国革命应该放回到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放在社会文化的大视野下考察，不仅要研究“革命”，同时也要研究“不革命”和“反革命”。只有将革命的主体力量和革命的敌对力量以及局外各方放在同一个历史场域来考察，才能再现其“众声喧哗”的历史本相。例如，“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其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如军队的层级构成与组织系统，军事集团与山头派系，战略战术与作战能力，武器装备与后勤给养，情报传递与通讯系统，政工制度与兵民关系，以及军官的出身、教育、待遇、人事升迁，士兵的招募、训练、素养、兵饷、晋升机会、官兵关系、生存状态与心理体验等等，均值得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野研究军队的组织形态，以军事为切入点来理解社会历史，关注武装力量与社会民众之间的关系，均是军事史研究的可能进路”。作者在书中对1920年代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三大政党对“革命”与“反革命”的话语认知及行动进行的深入剖析，打破了以往“国共合作”、“一党立场”的传统框架，从观念史层面讨论了不同政党、派系竞相争夺和垄断对“革命”话语的阐释权，争夺“革命”的正统，并试图建立各自对“革命”话语的霸权地位，“唯己独革，唯己最革，唯己真革”，而贬斥对手和潜在同盟者为“不革命”、“假革命”甚至“反革命”。因此，王奇生认为：1920年代国民党、共产党和青年党三个政党都主张革命而否定改良，认为革命是解决国家民族问题的根本手段。这种对革命的认知和遐想使得革命日趋神圣化、正义化和真理化。革命被建构成一种与自由、解放、翻身、新生等时代意涵相关联的主流政治文化。另者，三个政党又以各自的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为考量来诠释其“革命”行径，于是在革命话语渐趋神圣化的同时却又蕴含着强烈的任意性和专断性因素。此种实践理路最终将“革命”与“反革命”建构为一种“圣与魔、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两极对峙，并借助武力和符号暴力，以不择手段的方式来削弱对方，乃至剥夺对方存在的合法性，最终激变为你死我活的血腥屠杀和军事较量”。此外，《革命与反革命》中对基层档案文献资料的重视和利用，从微观个案角度讨论了中共党组织在城乡环境中的发展史。作者指出，1980年代以来，中共地方组织的相关文献资料大量汇编出版，为中共党史研究在注重全局性讨论的同时开展区域性微观研究提供了可能。这些文件不同于中央高层的理论性、计划性和宣传性的文件，内容多为地方各级组织的工作汇报、请示材料以及上级党组织有针对性的具体指导性文件和会议决策过程记录。“它们更多地反映了中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以及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执行情况。这些文件当时是高度保密的，从未打算公开甚至保存下来，内中不少出自文化程度甚浅甚至不知名的党内基层干部之手，行文和内容表述大多直白，未加修饰，有的文句不通顺，错别字亦不少见，但亦因此而更显生活、鲜活。”众所周知，1927年7月国共合作第一次失败，中共遭受了重大打击。面对白色恐怖，广东省中共地下党如何求生存、继续革命，党组织及其路线政策如何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应变和实施，尤其是外来的组织体制和意识形态如何进入中国乡土社会等问题，王奇生利用六十多册《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探讨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组织的内部调适，党员、党组织与乡土社会的多重关联以及党与农民在早期革命过程中的互动关系。他认为：广东省委在给下级党委的指示中，鼓励党员通过亲戚、朋友、邻里关系吸收同志，还可以通过诸如结拜把兄弟、开教馆、教拳头、秘密结社、旧式行会、同乡会等去发展组织，甚至要求党员注意训练自己的老婆，发展农妇同志。“由于农民交往圈狭窄，农村党员在发展组织时，基本上是在自己的家族、亲友、近邻和同村村民中进行，借助、依附于传统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资料显示，这个时期中共组织的发展，受到血缘、地缘、亲缘等传统社会关系的制约和影响；在党组织内部，各种社会关系交错混杂，亲戚、邻里、同学、故旧等瓜葛穿插其间。党员的发展明显带有村落性和宗族性。”从中可以看出，中共早期党组织发展史的多元性与复杂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