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以同治西北战争为例, 通过文献梳理和史料挖掘, 系统探讨了战争状态下战区人口向外迁移的特征与规律。研究表明:战争期间, 区域人口外迁数量较少, 迁移主体是那些拥有政治资本和丰富社会关系网络的士绅阶层, 拥有较多财富资本和远行经历的财主、富商阶层, 以及拥有强健体力、不凡胆识和一定生存技能的乡村强人、能人等。战时区域人口向外迁移遵循就近原则, 与战区毗邻的诸省, 尤其是山西、内蒙古等省区是西北人口最主要的避难目的地。从微观上看, 战区人口由战争中心区往边缘区域的迁移呈现出被动的水溢式的特点。从宏观上看, 随着战事从东往西推进, 并不断反复, 整个西北地区的人口迁移又呈现出明显的自东往西的潮汐式特征。总体来看, 传统战争状态下, 除了少数拥有逃生资本和社会网络的士绅、商贾和乡村强人、能人等精英群体外, 绝大部分徘徊在守土与离乡之间的普通民众, 几乎没有选择的能力, 也缺乏逃生的机会, 只能聚居在战区内部, 毫无计划地东躲西藏, 最终死于战火, 沦为战争的牺牲品。这是中国历史上战时人口大规模迁移和人口剧烈波动背景下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同治西北战争; 人口外迁; 逃生资本; 社会关系网络; 潮汐式人口迁徙; 水溢式人口迁徙;
同治西北战争作为近代西北人口发展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 不但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人口损失, 也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人口史学界历来对此颇多关注, 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地阐述和分析。1但是, 传统范式的人口史和移民史研究大多把讨论的重点聚焦于移民背景的分析、移民史实的梳理以及移民影响的归纳与总结等方面, 对于战争持续状态下最本初的人口变动情况和细部节点问题, 反而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实际上, 人口迁移是典型的具有时间属性的空间行为。在不同空间尺度下, 这一行为具有不同的方式、特征和规律。
从迁徙方向上来看, 战争期间人口迁徙大体可以分为区域内迁徙与区域外迁徙两种。与绝大多数人口都集聚在区域内部, 进行几乎毫无意义的布朗运动式的逃徙不同。2少部分人选择了及时远离战争区域这样一种迁徙行为, 并最终成功避难。本文在系统梳理督抚奏折、地方史志、时人文集以及调查记录等历史文献的基础上, 深入探讨战争状态下的区域外人口迁移问题。希望这一工作除了可以更加形象生动地展现传统战争状态下小民避祸逃生的真实场景, 增加历史叙事的维度外, 也能够或多或少揭示传统战争状态下避难逃生的不同模式与人口损失之间的关系, 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与把握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脉络。文中不足之处, 希请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一、 战争状态下普通民众逃徙方向的被动选择
战争状态下每个人的利益诉求可能存在差异, 但避难求生是人的本能。所以, 未雨绸缪, 预先计划, 及早举家远徙, 逃离危险境地, 是保全性命的最佳途径。同时, 也是后世观史者想象中的战时小民应该最自然, 也最理想的选择。但真实的历史远比文字描述的历史要复杂得多。实际上, 整个战争期间, 虽然兵火波及之处几乎所有人都处在不停的运动之中, 奔徙逃命, 但其中真正选择及时有效地远离战争区域这样一个正确途径, 且最终成功避祸者并不多。
西北地区自入清以来, 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 战争渐息, 社会趋稳。小民休养生息, 户口日臻繁盛。及至咸同之际, “重熙累治, 关陇腹地不睹兵革者近百年。社会承平日久, 国既不知备, 民尤不知战”。3因此, 当同治元年大战骤起于渭南之时, 不论封疆大吏、地方官绅还是普通小民, 对战争的发展态势、严重程度以及残酷程度等, 都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预备。遇有阵战, 官军本不足持, 民团一触即溃, 对于升斗小民来讲唯一的选择就是逃命。然事前既无筹谋, 遇事亦无良策。兵从东方来则西行, 兵从北方来则南突;兵从陆地来则下水, 兵从平原来则上山。总之, 往哪儿逃、如何逃、逃多久, 全无计划。
西北汉、回皆系世居, 两族互为乡梓, 彼此和睦, 素有往来。很多地方本无冲突之意, 更无打斗之实。相传大荔沙苑回民西迁以前曾发动三十六村回民集体西行, 其中“和汉民无仇怨而相善者, 皆不愿迁。到非迁不可时, 与汉族邻有相遇于道路, 便对汉人说:‘亲家, 不对啦了!要分离啦!’”4亦或互通消息, 以避祸端。又比如泾阳县西南原上的寨头村, 起事之前回、汉就比较和睦, 回民常透露消息给汉人, 请汉人早逃。但汉人很不在意, 另一方面也实在不愿离开家乡。4
其实, 很多人对于远逃提醒很不在意, 除了故土难离之外, 主要还在于战事初起之时, 参与双方多系特定事件当事人, 打斗还比较克制, 波及的范围比较有限, 族群也尚未完全割裂。回兵来去匆匆, 时间不长。对于普通民众来讲, 只要躲避锋头便可平安无事。4更有甚者, 居然抱隔岸观火的心态, 驻足围观, 尤似农闲看戏。比如同治元年(1862) 九月二十二日, 回军与清军战于同州府城东门外, 此时战争已经开始整整五个多月。回军趁官军做饭时发动攻势, 歼楚勇数百人于苏氏沟。附近村庄百姓从草桥店一带围观看热闹, 结果“半被掩杀”。5及至战事扩大, 战火烧身, 危及性命, 小民始知四散奔逃。
远徙避祸首先要有主观意愿, 同时也要有足够的实力。没有远徙的意愿就没有远徙的行动。而缺乏远徙的实力, 则不可能实施远徙的行动。一般来讲, 远徙的实力除了包括一定的财力、体力和物力, 也包括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可靠的信息来源。没有足够的实力, 既无法远徙, 也没有正确的方向。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来讲, 虽有逃跑的意愿, 但缺乏远徙的能力。因此如何逃?能逃多远?逃往何处?其实根本没有太多选择。这在从村域空间尺度下的人口迁徙分析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6战时绝大多数的迁徙行为都局限于区域内, 而这种迁徙行为几乎都是盲目的, 没有任何计划性和前瞻性的“布朗运动”。
二、 战时远徙人群的类型
相对于普通民众, 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群体因为拥有更多迁徙能力、社会关系和迁徙信息, 足以支持他们远徙避难。比如渭南孝义镇的严树森, 为道光举人, 曾先后历任武昌知府、湖北按察使、河南巡抚等职。同治战争爆发时, 位居湖北巡抚一职。7回军攻入孝义时, 烧了严家的房子, 但他的母亲和账房提前逃到了湖北。4三秦名士贺瑞麟, 是关中理学的领袖人物, 学宗朱熹, 书法亦颇具盛名, 晚年于泾阳之清凉原清麓精舍讲学, 后奉旨加国子监学正及五品衔。8贺氏是战争亲历者, 他本人一度逃难到山西绛州,
战后安全返乡。9又如同州蒲城县人王益谦, 道光中曾补永安县, 历署蚶江、永春、侯官、政和、将乐等邑, 再任崇安, 最后升汀州同知, 后加按查使衔。“致仕后, 避回匪乱, 居山西之运城。”10
战争期间, 有相当一部分地方精英把留守本地、筑堡练团, 当成是既可保家安命, 又可效力朝廷, 抑或又能实现些许政治抱负的重要机会。自认为战乱来时正好可以施展拳脚, 有一番作为。因此, 这些有能力远徙的地方精英群体, 有相当一部分从一开始就没有远徙的意愿。即使最后被逼无奈, 不得不逃, 也往往把区域内部的跃级迁徙作为主要的逃生方式, 而非完全远离战场。
地方精英人物选择这种内聚性的而非外延式的逃生方式, 首先可能与这场战争的特殊性质有关。同治西北战争虽然祸起于回汉之间的睚眦细故, 实则双方积怨日久。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尽管从中央到地方都反复强调剿抚原则, 只分良莠, 不问汉回。但实际上, 从一开始这场战争就带有极深的族群割裂的烙印。随着战争的推进, 几乎所有人都主动或被动地贴上了这种族群的标签, 进而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战争的漩涡而无法自拔;其次, 选择内聚性的逃生方式也可能与士绅群体自身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与信息来源有关。在传统政区化的地域空间里, 除了生活在政区边缘地带的人们, 其他大部分人的空间认知与空间归属都是纵向的, 而非横向的。对于地方精英阶层中的士绅群体来说, 他们可以获取的社会资源大多是沿着行政的层级自上而下传递的, 而由此获得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信息来源也都是垂直分布。
从另一个视角看, 这种内聚性的迁徙方式也表明, 对于士绅这样一个地方精英群体而言, 战时远徙避祸能否成功, 虽与实力, 尤其是财力有关, 但更多的是取决于个体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县域空间尺度的人口迁徙分析表明, 处于战争区域那些核心聚落, 尤其是为数众多的乡间堡寨, 虽然筑有围墙, 具有一定的防守力量, 但实际上, 堡寨治城所处地方多为交通要冲, 战略位置重要, 利害攸关, 为战守之利, 参战各方往往反复争夺。同时, 人聚之处, 亦是财聚之处, 为抢夺粮饷兵马等战略资源, 各方攻伐亦极其惨烈。因此, 堡寨治城看似坚固, 实则为危险汇聚之所, 小民避居此间逃命, 风险其实极大。其安全性往往仅停留在心理层面。也正因为如此, 这种内聚式的迁徙实际上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
相对于士绅群体, 地方精英中的大户财主、富贾巨商及其相关人员, 活动范围是商业化且非行政化的地理空间, 拥有更多的横向社会关系和信息渠道, 因此可以获得较多远徙避祸的机会。明清以来, 陕西商人实力雄厚, 数量庞大, 分布广泛, 在西北盐、茶、大布及皮毛等贸易中均占有重要地位。以陕西会馆为例, 四川、北京、甘肃、河南等十余省均有分布。11这些散布各省的陕籍商人, 还雇用大量的本籍经理、账房和民工。这些人常年往来于陕省与经商地之间, 具有较多的外出机会和旅行经历, 战时最易远徙逃生。比如大荔县西部的汉人在回汉交兵时, “有钱的逃山西, 没钱的逃澄县”。9史料中还可以找到更多相关的案例。比如, 原渭南县政协副主席姜伯范的祖母, 战争爆发后, 起初逃至蒲城、韩城, 以后又逃宜君, 最后绕道远逃陕南洵阳双河口, 主要原因就是他的祖父长年在此做生意。9洵阳虽未出陕西省, 但地处鄂陕交界处, 自双河口沿水路经汉水可直达湖北。且境内复冈叠嶂, 四面阻山, 中界汉水, 12同治年间基本未受侵扰, 是陕西难民逃往湖北的重要通道。
方志中还有大量烈女、孝义、贞节方面的内容, 其中有不少是本地妇女远徙避祸的记载。地方志作为地方精英群体意志的集中体现, 宣扬的就是这样一个群体认同的普世价值, 记载的也都是符合并能代表这样一个群体道德判断标准的人物和事迹。这其中很多的人物, 虽然家庭背景信息都语焉不详, 但实际上, 作为家庭妇女能被记入方志, 并能在有限篇幅中记录姓名加以旌表和褒扬, 其家庭出身大多非富即贵。比如蒲城县米逢元之妻张氏, “回匪之乱, 避难湖广。夫与堂兄相继卒, 时年二十五, 遗孤尚幼, 值岁饥, 茹苦含辛, 矢志不渝。越数年, 携子亲, 负骸骨, 跋涉数百里, 归葬先坟。丁丑之饥, 令子掩埋野殍数十人”。13一个柔弱女子, 如无足够资财, 单身一人显然不可能携子亲、负骸骨, 跋涉数百里安全返乡。大荔县高氏的事迹更为典型, 史称其为“八女井布理问李树本妾, 年二十一, 树本卒, 一子春源, 仅四岁, 氏哀痛欲绝, 含泣抚孤。壬戌回乱, 将避居河东, 虙乡邻流离苦难, 嘱春源按家佽助, 人咸德之”。14其实, 八女井李氏一族是大荔名门,自明代以来就是富户, 一族之内即有四大堂号, 商号中“万顺德”、“万顺贵”等都极有名, 经营湖北大布的同时也开钱庄孳息, 家资亿万。同治年间, 仅被多隆阿盗掘的窖银就多达百万。15方志中的此类信息, 虽然不能一一辨别是否属于富贾巨商远徙的案例, 但已有案例至少说明, 整个战争期间, 地方精英中的大户财主、富贾巨商及相关人员, 远徙避难者人数不少。
除了士绅、富商外, 乡村中的能力与强人也是地方精英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人虽然社会关系网络不够发达, 信息不够灵通, 财力亦不足恃。但他们精明能干, 身体强健, 又有胆识, 或有一技之长, 足以谋生持家。整个战乱时期, 成功远徙避难的人数可能更多。比如宁夏府豫旺堡的田得久, 城陷后负母逃于山西, 志书称其“佣工奉养, 后旋里”。16兵荒之年, 能够携母远行, 且靠一己之力做工养活全家,战后又安全返回, 想必为身体强健且有一技之长之人。同州府大荔县拜家村耆老拜锡麟的伯父拜兴兰, 年少而力强, 战事之初, 持矛去与回军对仗, 后因“回回兵马很多, 自己撑不住了, 才跑往山西的赵村”, 15看来亦非平庸之辈。
大荔县阳村石肇基的三位祖父当年也曾携家远徙到山西永济避难, 他的经历在避祸远行的乡村强人中极具代表性。据石肇基讲:“同治元年五月初一日, 回回由大荔县的西大村烧杀到阳村, 当时回回宣言不烧朝邑, 所以村里人都逃入朝邑县。但到六月初一日, 又烧杀到朝邑县了, 一直烧到黄河边上。我家祖先逃到朝邑的仁义村。后来听说回回杀来了, 又东逃至三河口。六月初一日, 回兵追来, 全家人在船上生活了五日。以后, 不能回来, 便逃往山西永济县的可河镇了。直到同治二年五月, 回回退了, 我家才渡河返回陕西, 暂居于华阴县的南洛村, 距阳村十里。当时所以不回阳村, 是因为怕回回再来, 而且当时的阳村已经成为一片瓦砾滩了。”15返乡之后, 兄弟三人雇募画工, 将他们颠沛流离的逃难经历绘成《苦节图》, 以为后世子孙所铭记。
《苦节图》原本为秦腔传统名篇, 又名《白玉楼》, 主要讲述书生张彦之妻白玉楼遭人陷害, 被夫休妻后, 矢志不渝, 苦守贞节, 历尽千难万险, 最后又与张彦破镜重圆的故事。17借用此名, 大概喻意逃难的艰辛与最终活命的喜悦。当年马长寿先生调查时曾亲眼目睹过这两幅图, 并拍了照片, 可惜正式出版的调查记录中没有收录, 后世的读者也无法一睹其真容。但通过简短的文字介绍, 我们仍能管窥一斑, 从中获取一些石氏兄弟当年艰苦逃难的细节。
《苦节图》共两大幅, 每幅长九尺九寸, 宽五尺二寸。每幅之内, 有六幅小图, 分为两行, 每行三幅。两大幅共包括小图十二幅, 其形制有点类似于现代的连环画。这些图由当时阳村绘匠王坤山 (名金锁) 所画。两幅均有人题词, 但词句鄙俚, 字体不雅, 与绘工不相称, 内容亦无太多可取之处。现将所画内容逐一转抄如下:
第一大幅:第一图, 描述在同治元年五月一日, 回兵来村焚毁房屋, 石氏兄弟三人武装与回兵斗争;第二图, 描述六月一日全家由仁义村迁到三河口;第三图, 描述石老三 (名生之) 腰上挎刀到落凤村讨债, 路上遇到回兵逃命;第四图, 描述全家搬到渡黄河的船上;第五图, 描述正在渡黄河;第六图, 描述刚渡过河, 回兵从后面追来。
第二大幅:第一图, 描述石氏兄弟到永济后, 以后贩硷为生;第二图, 描述兄弟二人, 一人生病, 相偕以运粮为生;第三图, 描述全家从山西永济迁回, 在路上的情况;第四图, 描述回到陕西后, 渡渭河, 人多争船, 兄弟三人, 老二拉老三上岸, 幸免于难;第五图, 描述家人男女拾野麦充饥;第六图, 描述村人到羌白镇官仓领粮, 途中为官兵盘查。
通观整幅画作, 不但三兄弟从逃难到返乡的整个经历都简明扼要地勾勒了出来, 当年战争的不少细节也都记录了下来。比如第一幅第一图三人武装抗回, 第三图石老三单人持刀到落凤村讨债, 都说明石氏兄弟还是相当有胆识的, 不似一般懦弱小民, 胆怯无能, 见兵即望风而逃。三河口是由陕入晋的重要渡口, 三人避居期间, 民间有“天不灭曹, 回不杀朝”之谣, 有些朝邑人准备开水, 迎接回军。但回军一到, 对朝邑人也是杀, 一直杀到黄河岸上。18当时前有大河, 后有追兵, 逃难之人想必汹涌, 争船活命。在这种情况下, 石氏全家老幼都得以上船, 除了三兄弟精明强悍外, 恐怕还是有一定财力的。
第二幅中, 三兄弟在山西永济贩硷运粮, 百计苦持, 也显示了他们团结、坚韧、吃苦以及强悍的一面。清代优质土碱 (硷) 主要产于察哈尔的正蓝、镶白等旗境内, 以张家口为进口总汇, 19“内地染局、面铺用之”。20土碱与食盐一样, 为生活所必备, 亦为政府所垄断, 21税重利高, 故多有冒死贩私者。碱为重货,运输不易, 非青壮难以承担。不管是否冒险贩私, 钱氏兄弟能够以此谋生, 至少可以看出他们相当强悍有力。第二图, 兄弟一人生病, 另外两人改为贩粮糊口。第四图返乡渡河时, 难民争船抢渡, 相当形象。此时已无追兵之困, 但渡河仍然如此不易, 显系人多船少之故, 但也能体验当初从陕西逃入山西时之不易。第五、第六图则展示了返乡后粮食短缺及官府赈济的场景。
《苦节图》为石氏募人所作, 中间难免有自我溢美之处, 但总体来看, 内容还是比较写实的, 可信度较高。整幅画生动地刻画了石氏兄弟典型的乡村强人的形象。石家虽不富裕, 但人丁兴旺, 兄弟三人均年富力强, 不但颇有胆略, 而且团结一心, 相互扶持, 辗转多地, 锲而不舍, 永不放弃, 这大概是他们最终逃难成功的重要原因。
总之, 战时真正可以远徙避祸的人群无外乎以下三类:一是拥有政治资本和丰富社会关系网络的士绅阶层;二是拥有较多财富资本和远行经历的财主、富商阶层;三是拥有极强体力和胆识的乡村强人, 或者拥有一定生存技能的乡村能人。除此之外, 其他小民, 即使被裹挟跟随一起逃亡, 最后可以活命并成功返乡的可能性也不会很大。
三、 战时人口远徙的方向与规律
战争期间, 人口远徙避难与更小空间尺度的人口迁徙一样, 基本以就近原则为主。对大多数难民来讲, 迁往邻近的非战争省区是最佳选择。所以, 关中东部的小民多渡过黄河迁往毗邻的山西、河南等省。关中西部的小民多翻山越岭迁往毗邻的甘肃、四川等处。陕南的小民则往往顺汉水而下逃往湖北, 或翻越大巴山迁往四川。陕北的小民则渡河迁往山西、内蒙古等处。宁夏、平庆等甘肃东部的难民多逃往内蒙古、陕西等省。河西走廊的小民则多迁往内蒙古、新疆等省区。而甘南、河湟等处难民往往逃至番地。如果仅就迁入地的人口数量而言, 则以山西、内蒙古为最, 四川、湖北次之, 而河南、新疆再次之, 其他各省多为零星分布。
战时难民的这种流动方向与聚集趋势, 与整个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直接关系。同治西北战争爆发之初, 陕西文武大员对于剿抚, 首鼠两端。犹豫不决之间, 战事迅速扩大, 波及西安、同州两府, 有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山东道监察御史寻銮炜对此相当不满, 他在同治元年七月的一份奏折中称, “陕省西、同两府, 回民十居其二, 人虽少而性梗顽, 且目前凶燄方张, 遽行议抚, 适足恣其横肆, 秦民愈无遗类矣。查陕省计七府二厅五直隶州, 近年捐输赋税, 全仗乾、凤、西、同府州县, 今西、同富户全行毁烂, 咸阳毗连乾、凤, 若四州属齐遭蹂躏, 则全省精华竭矣。……拟请明降谕旨, 严饬各路统兵将弁, 四面合剿, 使不得西结甘回, 南邀川匪, 东邀逆捻, 北窜沿河一带, 只余此焦土数百里, 任彼咆哮, 该回虽悍, 亦不难克期剿灭矣。”22七月底, 胜保带兵入关。显然, 寻銮炜等人四处布防、合力围剿的主张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但实际上, 凭借人为的兵力布防与自然的山川分割, 清廷对于整个西北地区的布防只堵截了东、南、北三面。西部是一个敞开的豁口, 其形状如同一个自东南往西北方向的大口袋。因此, 整个战争期间西北大量逃难小民被局促在从关中往西, 越陇山, 经河西走廊、天山北麓, 直到伊犁河谷这样一个东西向长达数千公里的狭长地带之中。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同治年间西北人口的省际移动, 有以下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其一, 东西方向上潮汐式的人口迁移
潮汐是沿海地区的一种自然现象, 指海水在天体引潮力作用下所产生的周期性、有涨有落、有往有复运动。战争期间, 西北人口在东西方向上的省际迁徙方式如同潮汐一样, 具有明显的往复性。
自同治元年 (1862) 五月胜保入陕, 到同年十一月多隆阿兵进潼关, 清军用兵都是从东往西进行兜剿。同治六年夏左宗棠入陕后, 更釆取尽驱陕回入甘的策略。及至同治十二年 (1873) 秋, 清军解围河西走廊最西端的肃州城, 白彦虎等回军残部逃往新疆。至此, 清军已经从最东部的关中平原, 一路追赶至甘肃最西部的河西走廊西端。光绪二年 (1876) 春左宗棠兵发新疆后, 战事更是远及天山南北。因此, 单就地理空间来讲, 同治西北战争, 首先爆发于关中, 鏖战于陕西, 继则转移至甘肃, 最后又收尾于新疆。在这样一个长达十余年的征战过程之中, 战争的重心, 从陕西到甘肃, 最后到新疆, 凡经三变。战争重心在陕西时, 陕省小民很多西迁逃往甘肃东部避难。及战争重心转移至甘肃, 在甘的陕西难民和甘肃东部的小民又开始往东逃入陕西西部避难。而左宗棠大军西发新疆后, 甘新之间的人口, 亦有类似的往复迁徙。
陕甘陆地相接, 边界数百公里, 处处可以连通, 战时小民逃难以保命为首要目的。因此, 凡能活命之途, 尽趋而行之以入甘。但大队兵马西行, 则因人数较多, 又有车马辎重, 虽有堵截, 仍然不得不走传统的通商大道。而官军堵截, 亦不可能处处设卡, 只能在重要关口防御。因此, 文献记载的, 多为此类重要关隘的争夺与堵截。
陕甘之间交通大道有两条:一是出西安, 自咸阳西北行, 经乾州、永寿、邠州, 出陕西, 以达甘肃东部的平凉、庆阳等处;二是出西安, 自咸阳沿渭水上行, 经郿县、凤翔、宝鸡, 由此继续西行可至甘肃秦州, 或西南行经凤县可达两当、徽、成等处。同治二年冬, 多隆阿军队越过西安, 进攻至凤翔府的汧阳、陇州、麟游一带, 回民强壮者西行, 据带队陶茂林称, 老弱妇女则皆麋集于汧阳交界山口处, 顶香跪地求抚。23汧阳、陇州一路, 即自咸阳沿渭西行至甘肃秦州的大路。从陶茂林所奏来看, 陕省回军及难民有不少沿此路入甘。
自咸阳沿泾水西北而行的乾邠大道, 亦是陕省回军及难民西行入甘的重要途径之一。这条路上的不少重要关口, 如瓦亭、峡口等, 清军均有布控。同治二年五月, 陕甘总督熙麟奏称:“泾、宁二州, 平凉一府为陕、甘两省之枢纽, 而实为甘肃全省之门户。泾凉有失则长安以西之贼与固原、宁夏之贼首尾相联, 得据瓦亭、峡口之险, 彼时我军虽有数万, 亦骤难与争锋……彼时白吉原不过千余贼耳, 满拟援兵到后, 先洗白吉原, 次剿铜城, 然后约会恩麟, 夹攻峡口, 以通道路, 讵意……多隆阿击败之贼逃至白吉原、铜城, 数逾钜万。”24
在同治三年四月的另一份奏折中, 熙麟又称:“赵延烺复亲到庆阳, 据称该处逃来难民一经招募为兵, 即须日给口粮, ……当饬令该署镇先招精壮勇丁一千名。”25官府可以一次性在难民中招募精壮勇丁千名, 由此可见, 庆阳一带聚集有大量难民, 这其中有不少是沿乾邠大道逃来的陕西小民。同治二年冬, 宁夏回民起事, 该府小民大量往东逃入陕西延榆一带避难。宁夏廪生王曰琇等人的报告称:“宁灵难民逃居定邑不下万余人, 精壮可充团勇者约有三千。”26及战争重心转移至甘肃, 在甘的陕西难民和甘肃小民更是大量往东逃入陕西避难。时人称甘肃平、庆、泾、固一带“难民逃入陕境者数不胜计”。27
咸阳刘家沟以东战前都是回族村落, 战后所居小民则皆为同治七八年间自甘肃迁来者。方志对此事有较详细记载, 称:“同治六年, 回逆陷庆阳, 其属县宁州、合水、环县之民逃之正宁枣刺街, 约数万人, 流离失所, 凄惨万状。陕抚刘果敢公编为八旗, 其一、二、四、六、八旗, 安于泾阳、高陵, 三、五、七旗安于咸阳东乡一带, 开垦荒芜。男妇荷锄持锹, 披荆斩棘, 历三年之艰苦, 变荒为熟。”28除了官府组织的东迁, 战时甘肃小民自发的东迁避难者更多。比如甘肃豫旺廪生任永战时避难于陕回甘泉府, 同堡人薛氏则携二幼子避难鄜州, 隆得人张慎修与兄壁携逃汧陇, 固原盘路坡人刘占川负母逃难至鄜州, 化平川人刘怀远负母逃至陕西郿县。29这些逃难小民, 皆位于甘肃东部, 而避难之处, 亦为陕西的西部。可见, 战时两省小民往来相当频繁。
左宗棠大军西发新疆后, 甘新之间的人口, 亦有类似的往复迁徙。如在肃州户民崔现桂之妻焦氏, 年逾八旬, 战时即往西逃至嘉峪关避难。30而年壮者, 则更往西逃入新疆以求生。与此同时, 新疆东部的小民, 亦有弃耕西逃者。如据左宗棠奏称, 同治十一年间, 哈密“缠回先有二三万余口, 今只存二三千口, 其被白逆掳胁者不过数千, 其不堪勒派, 弃耕避匿逃入吐鲁番者, 不啻数倍。”31及至新疆战起, 哈密小民又“狼狈入关至安、敦、玉三州县,
苟全性命。”32甚至远在千里之外的“乌鲁木齐奇台等处自变乱后户民流寓敦煌者甚多。”33同治十二年冬, 左宗棠在肃州见到难民入关避难者, 更是络绎不绝。34
其二, 从中央往外围水溢式的人口迁移
除了这种区域内部自东向西的发展态势外, 在整个西北地区与相邻的诸省区之间, 随着战争的发展, 呈现出如同水满外溢式的这种不同的发展态势。
同治战争爆发后, 战火从渭南这样一个核心开始, 不断向外围扩展, 波及范围越来越广, 最终发展至包括甘肃和新疆在内的整个西北地区。战时区域人口的迁徙时空范围, 与战争波及的时空范围, 基本上是同步的。战争爆发后, 中心区的小民受害最烈, 这批人开始向外迁徙避难, 但战争外围未受波及的小民, 则固土守家, 观望徘徊。随着战争波及范围不断扩大, 为避难求生, 区域人口开始从中心往边缘不断滚动式拓展, 最终到达整个区域的边缘地带。进而, 在后续逃难人口和边界防堵力量的共同挤压下, 有一部人艰难越过边界, 最终得以进入到相邻省区的安全地带。战时这种由中央向边缘的省际人口迁徙, 犹如石块投入水中, 波纹从中间往边缘一层层地扩展一样, 在后面水波的推动下, 最终溢出到边界之外。
同治元年, 西北战争在渭南爆发后, 回军先是自西往东, 攻打同州府城, 并一直打到了朝邑黄河岸边。及至胜保、多隆阿等督兵入关, 自东往西进剿。回军又开始自东往西不断撤退。与战争的动向一样, 逃难小民, 则是东逃西躲, 尽量远离战火。比如东府一带, 因“回兵初宣言只杀大荔, 不杀朝邑, 所以各村汉人多逃到了朝邑县。但半月后, 回兵也杀到奔朝邑去了。因此逃出的人们, 有的逃到合阳, 有的逃往山西。一直到同治二年五月初, 时局平定了, 外逃的人们才相继回来。”35前文所引大荔县阳村石肇基的三位祖父当年携手远徙到山西永济避难的经历, 尤为经典。从整个逃难过程看, 小民逃徙的方向当然要与战火相背, 这很容易理解, 但其逃徙的距离和目的地, 则基本毫无计划, 完全根据战争态势来决定, 基本上是被战火逼迫着往前走。同治二年春, 回军从宁灵北上, 攻陷磴口, 围攻定远营, 并由此意欲水陆东下, 进入后套一带, 附近小民于是纷纷越界进入蒙古逃命。据定安、桂成等奏称, “被难蒙汉各民均避居北山, 该处可以直达包头、萨拉齐, 亟宜防堵。”36由此可见, 兵火所及之处, 小民虽已大多事先逃走, 但却呆在自认安全之处, 观察局势, 然后再决定是远徙还是返乡。
也正因为如此, 逃难小民一旦进入安全区域, 便没有了继续前进的动力。所以, 省际人口迁徙的分布地域, 大多聚集在与西北边界最为邻近的府州厅县里。以山西为例, 陕山逃难小民大多分布在靠近晋陕边界黄河岸边的蒲州、平阳、隰州、汾州、保德及归绥等处。其中永济、临晋、河津、吉州、永和、宁州、河曲、包头以及萨拉齐、归绥等处尤多。逃难小民暂居安全之所, 目的是为战事结束后及时返乡。比如同治十一年夏陕北战争渐次平息, 延榆绥道成定康等禀报:“近来回籍难民开垦荒地渐多, 今年雨暘应候, 秋收可望丰稔, 穷民藉资接济……”37显然, 延榆一带战后返乡的逃难小民,有相当一部分应该是从边外迁回的。
从逃徙方向上来看, 往东渡河逃往山西者大多佣工度日, 勉强糊口。而往北逃往内蒙古者大多衣食无着, 相当凄惨。同治八年秋提督张曜进兵宁夏, 据其所见称:“自沙托海至宁夏以觜山内外交界, 沿效屡遭焚掠, 一片荒凉, 内地间有汉民, 皆匿于炭井煤窑, 以避贼扰, 闻官兵进边, 纷纷出现, 鸠形鹄面, 饥病交加, 哭诉受害情形, 惨不忍闻。”38由此也可看出, 战时普通小民的省际迁徙, 与拥有较多资本和社会关系的士绅、商贾及乡村强人的省际迁徙有较大不同, 后者大多有较强的目的性和计划性, 一般会迁往不但安全, 而且可以谋生的处所。而前者则大多没有计划性, 大多是被裹挟下的盲目迁徙。即使因为原居住地靠近边界等偶然因素, 勉强越界逃至安全地带, 最终可以活命并安全返乡者亦相当有限。如合水县城同治战时“人民逃尽, 只余空城。八年夏……多方招集, 城内只有二三十家。”39曾经繁华县城, 战后多方召集, 才不过二三十家, 最多一百余人。而乡城人口之凋敝, 难以想象。
四、 结 论
战争状态下小民避难逃生的迁徙行为是中国历史人口发展过程中最鲜活的一个侧面, 而这样一个鲜活侧面所反映的真实的历史也远比文字描述或者后世读史者想象的历史要复杂得多。从同治西北战争期间人口迁徙的研究可以看到, 传统战争引发的人口迁徙基本以区域内部的迁徙为主, 真正选择及时有效地远离战争区域这样一个正确逃生途径, 且最终成功避祸者并不多。这与大部分小民缺少逃生资本和有效的社会关系网络等客观因素有关, 也与不能正确认识战争的残酷性与是否具有逃生意愿等主观因素有关。战时人口远徙方向以就近为基本原则, 与战区毗邻的山西、内蒙古、四川、湖北以及河南、新疆等处, 是最主要的迁入地。从区域空间尺度看, 这一时期的人口流动在东西方向的潮汐式特点与中央往外围的水溢式特点尤为突出。
战争状态下的人口逃亡方式与灾荒状态下有较大不同。后者进程较缓, 往往不足以立刻危及生命。人口外逃一般是时间累积的结果, 虽属无奈, 但亦是自主选择, 中间有较长的预备期。而战争往往事起突然, 发展迅速, 星星之火, 瞬间燎原, 战火烧身不得不逃, 根本不可能静观其变。对于升斗小民来讲, 在守土与离乡之间, 如何逃?能逃多远?逃往何处?其实根本没有选择。战时真正可以远离战争区域, 最终成功避祸的人群除了拥有政治资本和丰富社会关系网络的士绅阶层, 拥有较多财富资本和远行经历的财主、富商阶层外, 还包括拥有极强体力和胆识的乡村强人, 或者拥有一定生存技能的乡村能人, 实际数量比较有限。除此之外, 其他小民, 即使被裹挟跟随一起逃亡, 最后可以活命并成功返乡的可能性也不会很大。这是传统战争造成人口大量损失的重要原因, 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周期性剧烈波动的深层次原因。
注释
1 相关论著请参见侯春燕 :《同治回民起义后西北地区人口迁移及影响》,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3期;赵维玺 :《左宗棠与回民起义善后移民诸问题论析》, 《船山学刊》2014年第2期;钞晓鸿 :《晚清时期陕西移民入迁与土客融合》,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路伟东 :《清代陕甘回民峰值人口数分析》, 《回族研究》2010年第1期;路伟东 :《清代陕甘人口专题研究》,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年;路伟东 :《晚清西北人口五十年 (1861～1911)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年。
2 路伟东 :《布朗运动与在城聚居:同治西北战时人口迁移的特征与规律》, 《江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3 (1) [清]易孔昭、胡孚骏、刘然亮 :《平定关陇纪略》卷一, 中国史学会主编 :《回民起义》第3册, 上海:神州国光社, 1952年, 第247页。
4 (2) 马长寿主编 :《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105、253～254、255、52页。
5 (3) 光绪《大荔县续志》卷一《事征》。
6 (4) 路伟东 :《布朗运动与在城聚居:同治西北战时人口迁移的特征与规律》, 《江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7 (5) 赵尔巽主编 :《清史稿》卷四二七《严树森传》。
8 (6) 佚名 :《清史列传》卷六七《贺瑞麟传》。
9 (7) 马长寿主编 :《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 第240、126、48页。
10 (8) 光绪《蒲城县新志》卷一〇《人物志上》。
11 (9) 王俊霞、李刚 :《从会馆分布看明清山陕商人的经营活动》, 《文史漫谈》2010年第3期。
12 (10)光绪《洵阳县志》卷一一《捍御》。
13 (11)光绪《蒲城县新志》卷一二《列女志》。
14 (12)光绪《大荔县新志》卷一二《列女传》。
15 (13)马长寿主编 :《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101、118、115页。
16 (14)民国《甘肃通志稿》卷七三《孝义》。
17 (15)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 :《中国戏曲志·陕西卷》, 北京:中国ISBN中心, 1995年, 第158页。
18 (16)马长寿主编 :《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118页。
19 (17)许檀 :《清代后期晋商在张家口的经营活动》,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3期。
20 (18)乾隆《口北三厅志》卷五《物产》。
21 (19)张家口碱商自清初迄民国十五年, 二百余年间概系十家, 从无增减, 行业垄断相当历害。民国《万全县志·张家口概况》。
22 (20)“同治元年七月十七日 (戊戌) 山东道监察御史寻銮炜奏”, 奕?编纂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一六。
23 (21)“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庚申) 多隆阿奏”, 奕?编纂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五七。
24 (22)“同治二年五月十三日 (戊午) 熙麟奏”, 奕?编纂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四三。
25 (23)“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戊戌) 熙麟奏”, 奕?编纂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六四。
26 (24)“同治二年二月十九日 (庚寅) 熙麟奏”, 奕?编纂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五九。
27 (25)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二七《荒政》。
28 (26)民国《重修咸阳县志》卷八《杂记志》。
29 (27)光绪《甘肃新通志》卷七三《人物志·节烈》。
30 (28)光绪《肃州新志·人物》。
31 (29)“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癸丑) 左宗棠奏”, 奕?编纂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九一。
32 (30)光绪《哈密直隶厅乡土志·户口》
33 (31)“同治十年十一月十六日 (壬寅) 景廉奏”, 奕?编纂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五四。
34 (32)“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丙申) 左宗棠奏”, 奕?编纂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八六。
35 (33)马长寿主编 :《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113页。
36 (34)“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丙寅) 定安、桂成奏”, 奕?编纂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四四。
37 (35)“同治十一年七月初七日 (己丑) 邵亨豫奏”, 奕?编纂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六六。
38 (36)“同治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壬辰) 定安、桂成奏”, 奕?编纂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〇二。
39 (37)慕少堂辑 :《甘宁青史略·正编》卷二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