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亭 周良奎:地方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路径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4 次 更新时间:2020-08-22 16: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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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亭   周良奎  

   摘 要:一流应用型大学是高等教育体系完备成熟的标志,也是地方本科院校建设发展的目标。当前我国地方本科院校的一流建设应突破路径依赖和制度同构,克服“大学理想自身矛盾性凸显”“办学实践地方根植性不强”“人才培养过程协同性不足”“办学模式认同国际性缺乏”的困境。本文尝试立足于产教融合、校地互动、校城共生,提出地方本科院校一流建设的若干路径,着力构建具有“中国心、泥土味、国际范、创业型”气质的地方一流应用型大学。

   关键词:一流应用型大学  地方本科院校 气质  路径

   作者简介:陈光亭,台州学院院长、教授;周良奎,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台州学院研究室(高等教育研究所)主任。

   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创新力塑造和竞争力提升,是高等教育体系完备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地方本科院校建设发展的应然目标。囿于路径依赖和制度趋同机制,我国地方本科院校的建设发展出现了广受诟病的办学模式同构化、办学标准同质化问题,不但自身陷入了夹缝求生的困境,还造成了高等教育体系“腰身乏力”“中部塌陷”。[1]地方本科院校是连接全球知识网络和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接口,它的生命力和独特性全赖于其地方根植性和协同性。因此,建设地方一流应用型大学也必须回归本源,在校企协同、产教融合、校城共生上求突破,在品牌塑造、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专业集群建设、学科体系建设、课程体系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科研平台建设、国际化上下功夫。

  

   一、应用型大学之 “型”

   洞悉应用型大学的类型属性是探讨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的前提。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学者对于应用型大学属性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在理论界,潘懋元等学者从类型学的视角对应用型大学进行了定义或解释,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新型大学观,认为其基本形态包括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组织结构扁平化、运行形态是形成行业学院、师资队伍双能型、教学形态是知识输出导向型。[2]二是第三种高校类型观,认为应用型大学是相对于学术型大学和高职院校的另一种高校类型[3],或是一种介于学科型教育和职业性教育之间的专业性应用教育。[4]该观点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教发〔2017〕3号)将我国高等教育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种[5],并且明确规定了研究型高校、应用型高校和职业技能型高校的功能定位。三是升级版的高职院校观,认为应用型大学的主要价值在于为高职院校的设置提供了出口。四是传统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的修正观,认为应用型大学是在高等教育转型发展背景下对传统培养模式的一种修正。[6]虽然学者们对应用型大学的解读有所不同,但对其特征有许多共识,如行业性的价值取向、复合型的课程设置、实践性的培养过程、多元化的人才评价[7]、地方性的服务面向、“双师型”的师资队伍、应用性的科学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为探索应用型大学建设提供了方向指示。

   与应用型大学之“型”研究密切相关的是“成型”路径研究,目前理论界主要有三种见解:一是内涵提升,如陈浩淼等人以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为中枢牵引,以专业结构、人才培养、师资队伍、技术转化为核心任务的闭环机制。[8]二是转型发展。需要高校和政府双方共同努力。高校要转变观念,科学规划学校定位,引导理论型教师向应用型教师转型[9],改造现有专业内涵、设置目录外应用型本科专业。[10]政府要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建设标准,完善配套政策,明确各方责任,加大财政扶持,推行示范引领。[11]三是跨越发展。龚放和顾永安建议地方本科院校向荷兰特文特大学、英国沃里克大学、瑞典查尔默斯技术大学学习,尝试伯顿·克拉克提出的“创业型大学”发展思路。[12]

  

   二、一流应用型大学之“质”

   “一流”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张应强认为“一流”是一个政策号召话语,一种“意会”标准,其核心是“高水平”“高质量”。学术界为了落实政策话语中的“一流”,总是试图将“一流”量化、指标化,从而遭遇“左右为难”和“勉为其难”的困境。[13]同理,“一流应用型大学”也是一种“默会知识”,更多体现在社会贡献度、社会认同度和国际声誉上。依据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主要有两个方面。从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来说,“一流”应聚焦教学、科研、服务三大历史使命,在国内同类高等教育功能的发挥上“力争上游”,体现在解决国内高等教育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构建更加公平、更具活力、更有竞争力的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上,在国际同类高等教育的前沿位置锚定“中国坐标”,体现在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做出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的中国贡献上。从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来说,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地方应用型大学“一流”体现在增强经济和繁荣社会所发挥出的潜力上,解决城市和区域发展问题的担当精神和比较优势上,对所在城市需求层次和品质的满足度和贡献力上,对人民群众呼唤优质多样的高等教育的响应中。

   鉴于上述考量,我国地方一流应用型大学除了具有应用型大学的一般特征外,还应具有“中国心、泥土味、国际范、创业型”的气质,这类气质在人力资源、教学科研、校地互动、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化等领域的共同彰显才是地方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的努力方向。所谓“中国心”,是对我国大学的共性要求,是指一流应用型大学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深深扎根中国大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泥土味”,是指一流应用型大学必须锚定于所在城市,嵌入当地的制度环境,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密切协同,深深地打上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烙印。“国际范”,是指一流应用型大学必定是与国际接轨的,具有良好国际声誉,与国际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是等值的。“创业型”,是指一流应用型大学必定不是墨守陈规、循规蹈矩的,而是具有积极进取心的,能够跳跃性地发展。它将与教学、研究相联系的“第三使命”[14]置于更加突出位置,除了具有伯顿·克拉克所讲的创业型大学的一些核心要素以外,还应有大卫·奥德雷奇描述的创业社会大学“经济增长的知识来源、技术转移和创业的温室、创业社会中蓬勃发展的领导者”[15]等更加广泛的功能。

  

   三、地方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之 “困”

   在我国,“应用型大学”这一名称是一个融合了中国元素的“舶来品”,总体上是地方本科高校在政策的驱动下,通过对国外应用型大学的模仿借鉴进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构建,虽然“形”已经具备,但“神”并未突显。随着“双一流”建设的实施,一批基础相对较好的地方本科院校掀起了建设一流应用型大学的热潮,但在实践中面临着一些急需正视和破解的问题。

   (一) 大学理想自身矛盾性凸显。

   应用型大学虽然普遍以地方性、应用性为身份标签,但由于受到“资源配置的国家中心模式”[16]和高等教育体系差序格局影响,办学定位和使命宣言常常沦为一种没有实质性意义的宣传口号,对办学行为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并不明显,学校在内源动力和外源压力共同作用下被制度性同构机制“锁定”:一是政治影响和合法性问题导致的强制性同构,二是对不确定性的一致响应导致的模仿性同构,三是与专业性相关的规范性同构。[17]加上大学分类评价体系改革滞后、大学排名带来的压力、应用型高等教育理论发展的严重滞后,地方本科高校对于自身身份认同不清晰,办学方向出现了“学术主导还是取法市场进退两难与左右摇摆现象”[18]。一方面,学校被迫加入申硕升格大学的残酷竞赛,在一些数据指标的比拼中逐渐发生“使命漂移”;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又迫切希望地方本科院校将更多资源投入于“第三使命”活动,这种价值选择上的冲突往往导致行动上的分裂。

   (二) 办学实践地方根植性不强。

   虽然当今应用型大学已不再是象牙塔,但学术权力主导的专业评价机制并未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革,教师嵌入学术权力体系的深度远远大于学校对于地方工业部门的依赖程度。随着交往范围的扩大,一种拉动学校从区域环境中脱嵌的力量始终在背后默默发生作用。产教融合徘徊于“跑马圈地”阶段,深层融合不够,强调社会的参与度,忽视自身的贡献度,索要与给予失衡。学科建设与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地方社会转型升级需求、高校办学优势特色传承集聚存在较大疏离。专业布局与地方产业结构相脱节,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缺失,落后专业难以退出,新专业设置滞后。科学研究以学科逻辑为主导,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脱节,缺乏校企协同,科研成果资本化率低下。在区域创新体系中,大学作为一股重要的螺旋体,发挥作用较弱,行动力不足。

   (三) 人才培养过程协同性不足。

   在社会高速转型下,人才培养质量不应仅满足于当前时代,更应与未来世界密切相关。地方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比较强调与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岗位要求对接,重视知识的灌输和技能的训练,但对理论运用和知识迁移转化等高阶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精神层面的涵养和价值观的塑造。教学改革主要从供给侧入手,比较重视学校和教师端的制度供给和知识输出,较少关注学生端的诉求、评价与反馈,力的作用和信息的传递呈现出单向度与线性化特征。在评价上,主体较为单一,社会参与缺乏制度性安排,且主要关注结果性评价,淡化了过程性、形成性评价的独特价值。

   (四) 办学模式认同国际性缺乏。

   办学模式的创新性和影响力是大学国际化水平的集中体现。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享誉世界,欧美创业型大学能够引领知识时代国际大学转型,均与其办学模式的创造性和国际化密切相关。我国应用型大学数量堪称世界之最,仅新建本科院校部分就有700多所,如此庞大的大学群体却缺乏为国际同类高校立标杆和领导区域社会的雄心壮志与应有能力,既没有爆发出强大的能量,也尚未形成独具特色的办学模式和办学理念,改革动向很少成为国际高等教育理论界关注和讨论的议题。相比此等憾事,其它国际化量化指标上的差距就不值一提了。

  

   四、地方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之 “路”

   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既是一个充实内涵和提升质量的过程,也是一个模式创新过程,其建设发展必须突破路径依赖和制度同构的惯性,立足于产教融合、校地互动、校城共生,多维度、多路径推进,错位竞争,以特取胜。

   (一) 通过“角色塑造、制度支持、文化引领”加强社会资本经营,获得持久性品牌增值力。

   1. 注重品牌塑造。“一流应用型大学”的首要特征必须而且也只能是“中国大学”。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具有“中国心”“中华情”的优秀人才。促进身份自觉,增强“类”的属性,淡化“层”的观念,加强品牌经营,优化社会形象,全面开放校园,促进空间融合,通过“第三使命”活动密切与社区的联系,形成人员交流和知识转移网络,提高学校的社会贡献度,赋予社会更多亲近感和获得感。练好内功,掌握独门功夫,积累独特优势,建立高响应性的内部结构,及时回应利益相关者关切,坦然接受社会问责。

2. 优化制度环境。新制度主义视角下,“宏观的外部环境在影响和形塑大学治理模式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19]在外部环境与机构中,政府是大学制度供给的主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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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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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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