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是中国科学技术的最高殿堂，而登堂入室的两院院士，在各自的科技领域发表了大量创造性的甚至改变世界的论文和专著，却少有人文社科方面的文章；但偶然涉及，即弥足珍贵，充满了睿智和独到之见，给人以耳目全新的深广启示。所以本刊特辟“院士论坛”，专门刊登他们在宁波大学“做人做事做学问”这个论坛上的演讲，以飨读者。
我想做人做事方面，已经有很多人讲过了，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怎么做学问。
关于学问，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正确：不会问的人，绝对没有学好。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善于问。我还听到过一个故事，里面有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越学越明白，还是越学越糊涂？有人这样作过解释：画一个圆，圆里是你学会的知识，圆外是你不会的知识。当你学得越多，圆也就越来越大，那么圆的外沿接触到的范围就越来越大，就说明你不懂的东西也就越来越多。所以学得越多，不明白的也越多。这就好比井底之蛙会觉得自己的天地很大，因为它所看到的仅仅是那一片天地。但是当它跳出井底以后，它会发现原来自己所不了解的天地是那么大。所以我们现在提倡终身教育，终身学，终身问，我想这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最有效途径。
下面我结合自己的经历，跟大家交流一下做学问方面的体会。1965 年，我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我在大学里学的是理论物理。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科学院寒区和旱区科学研究中心。这意味着让我这个学物理的人去从事地学工作。这工作我做了整整27 年。1992 年，我到了国家海洋局，开始做海洋工作。我先是做海洋环境方面的工作，然后做海洋生态方面的工作，现在在做海洋资源、海洋经济方面的工作。所以我感觉我这一辈子活得比较累。只有感兴趣的东西，才能做好，我也觉得是这样。但是由于我们那个年代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我们只能干一行，爱一行，打个比喻说叫先结婚后恋爱。那时绝对没有双向选择，没有跳槽之类的。所以说并不是我想学那么多，是逼着学那么多。不过这对我来讲也有好处，就是客观上学到了很多知识。
我刚开始做地学方面工作时，觉得挺困难的。因为我本来学的是物理，而且是理论物理。这跟地学有很大差异。我们知道近代科学刚开始时，哲学和科学是不分的。也就是说人类的文明的发展是这样一个过程：宗教——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逐渐综合的过程。所以科学本身是综合的，人们把它分为若干领域后，解决问题时还是要把各种知识综合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学的知识是学科的，而实际的运用是综合的。这就要求我们把各种知识结合起来。我当时开始学地学时还不懂得这个道理。我总以为只有物理学才是一门学科，地学不是一门学科。因为在近代科学发展过程中，物理学曾是核心科学，似乎什么科学都得应用物理的知识。可是我渐渐发现地学跟物理学很不一样。地学其实是很复杂的，有时物理学的基本规律和严密逻辑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我只有从最基础的开始学起，幸好慢慢地也就培养了对地学的兴趣。过去地理学基本是以定性描述为主。有人说：“有十个地理学家就有 11 种地理学理论。”现在更有人说：
“有 100 个生态学家，就有 105 个生态学理论。”所以学科的多侧面和多层次就要求我们掌握最基本的知识。当时怎样用物理学来解决地学问题，是我面临的主要任务。渐渐地，我在学习过程中悟出了这么一个道理：不同学科，虽然说隔行如隔山，但是隔行不隔理。
我在科学院工作了 27 年。因此，可以说我的年轻时代就是在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上度过的。这过程是非常艰苦的。那时人们这样形容我们这些搞地学工作的人，尤其是搞地理勘探的：远看是逃难的，近看是要饭的，问他是干什么的？搞地理勘探的。我当时就是从事地理勘探工作的。因此工作十分辛苦。在那个阶段，我做过 4 项工程：青藏铁路的前期、祁连山冻土地区的煤矿开采、季节冻土地区——大庆输油管道、两淮安徽的人工冻结。这些大多数与冻土的研究有关。在这整个过程中，要求我们把地学、物理学、数学结合起来，运用到实践当中。
我之所以能从工作中学到很多知识，也有运气的因素。我 1965 年毕业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当时我们游离在革命之外，类似于逍遥派。这样，对我来说，也就有了自己看书学习的时间。我的英文就是在那个时候学的。我把毛主席著作的书皮套在英文书上，别人以为我在看毛主席语录或毛主席文选，事实上我在看英语。当时的生活很单调。在青藏高原上，我们只有一台收音机。而且那收音机到 4600 米以上就没有信号了。也没有扑克。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就用矿石标本做了一副围棋。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娱乐活动了。我就正好多看看书。所以说那时候我先学物理，再学地学，又学外语，的确积累了不少知识，这为我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到了 1992 年，我因为身体状况的缘故而离开了青藏高原，开始在海洋局工作。我就从研究冰川、冻土转移到研究河水、湖水、海水、海冰、极地冰。这时候，世界上系统科学思想、综合交叉的学科思想引进来了。我们在做综合自然地理时，思想就真正转向了综合。从不同的侧面可以有不同的研究方法。以我们生命学院为例，我们的全称是“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学院。尽管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是一门大的学科，但是在不同领域就会有不同的应用。所以只有掌握生命科学的本质和最基础的生物知识，才能解决问题。我们现在笼统地说科技，提倡科技创新。其实，基础科学叫原始创新，是发现；技术科技是发明；工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现在我们把科技、工程、生产摆在一起，其实是不科学的。因为工程就相当于是把原本没有的东西创造出来，但得有元件，这就是基础和单项技术，综合集成起来就是工程。而生产是克隆，程序模式都已经具备了，只要照做就行。技术只是单项的创新，只有通过工程，科技才能转化成生产力。然而现在我们很多搞工程的人都不知道它的综合性，不知道工程上的创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这有一定的历史根源。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工程师协会，而我们国家还没有。这是非常遗憾的。
在从事对冰的研究工作之后，我开始从事环境方面的工作。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环境学科的相关情况。环境学科包括环境污染、生态系统退化、自然灾害、全球变化、人体健康、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等等。所以它是一个大的体系，是一门综合的学科。按照美国的观点，科学分成三大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地关系科学（人地关系在我们海洋上叫人海关系）。人地关系科学是解决人与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代表性学科是：资源学科、环境学科、生态学科等。我到了海洋局以后，筹建了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污染重点实验室、生态与环境科学技术重点实验室。我就开始在各个高等院校从事海洋资源环境方面的工作。
1994 年，我们刚好碰上干部队伍改革，要求“领导干部知识化”。结果一大批知识份子走上了领导岗位。我也很幸运地被任命为研究所所长。后来又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成为了人大代表。当时一位无党派人大代表去世了，而大会马上就要召开。刚好我是无党派，又是个院士，就正好填补了空缺。所以我这人大代表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接着又由于大连市各届代表都没有无党派兼任政协副主席的，所以又任命我担任政协副主席。随之而来的是让我担任科协主席。这样一来，工作上就比较繁重，也有了一定的冲突。其实我并不情愿担任这么多职位，但是当时也没有办法。这时候海洋事业发展起来了，辽宁省邀请我去担任海洋参事一职。我就在那儿工作了整整 8 年。从担任研究所所长到担任海洋参事，工作都很辛苦。但是对于这段经历，我还是觉得无怨无悔。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学会了怎样把学习和工作结合起来，怎样把人文、社会、政治、经济结合起来。我刚担任政协副主席时，主管的是经济。这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当时 GDP 和 GNP 的概念，我花了一个星期才搞清楚。很多问题，包括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市场经济中的股票等，我差不多都是自学的。我觉得既然从事一项工作，就得认真地把它做好。
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学那些知识，虽然很多都是被动地去学，但这的确在客观上为我现在的工作打好了基础。现在我从事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发展和军事海洋方面的工作。刚开始我也是跟别人学习。现在反过来讲，这些东西结合起来以后，就创立了一门新的学科——海岸带系统科学与工程。过去的地球科学，把地球分为四大圈层。地球表层过去仅仅指海洋和陆地。事实上在海洋和陆地之间还有一个海岸带。这个地方要求陆地、海洋、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这门学科是当前地学中最创新的。我觉得自己老是歪打正着。我也就是把握了不断学习这么一点，所以到老了还能再创一门学科。我创立了中国的寒区热学与寒区热功这门学科。这门学科要求把物理学中的热学和冰川、冻土结合起来。同时，我还创立了海洋资源环境和海冰学。现在我正在做最后一项工作，就是创立一门更大的地球表层学科，即海岸带系统科学与工程。这里边也包括军事海洋这个基本工程。与此同时，我倡导了渤海综合整治，做海水淡化、海水西送。
前面我讲了这么多我做学问的经历，只是个案，仅供大家参考。我只能说学无止境，问伴终生。或许有人认为问是耻辱，其实问就代表有水平。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军事海洋学的相关情况。我想大家应该比较感兴趣。同时我以个案注解一下我是怎么做多学科综合学问的。我真正开始做这门科学时，是台海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当时我们只做军事海洋里面的军事海洋保障。我们都知道，海战要求把海洋的物理性质、声学性质、光学性质分析准确。这样才能保证船、舰的武器和装备充分发挥作用。这只是从打赢战争这方面来讲。但是反过来讲，现代战争是生化核战争。而且不仅仅是生化核武器可以打现代战争，常规武器战争的破坏性也可以达到现代战争的破坏水平。比如炸核电站就等于核战争；炸化工厂就等于化学战争；炸生物制品厂，就等于生物战争。那么战争打赢了，海洋也就被污染了。所以如果台湾打烂了，我们海洋也就没有了。还有一个问题是：若对台湾打了生化核战争后，污染物将随着海水的运动到达韩国和日本的领域，这样后果就会非常严重，而且根本无法用金钱进行赔偿。即使陪得起，人类污染了整个海洋，这责任又应该由谁承担？我并不是反战派，只是我们主张要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呼吁我国为海洋“十一五”计划、海洋建设保护系统立项。
那么，我是怎么想到要创立这门学科的呢？其实启发也是有的。二战以后，世界面临的是美苏两极之间的冷战。到赫鲁晓夫执政时, 美苏双方共同论证：核战争一旦打起来，地球就会灭亡。因此，双方就不打核战争达成了共识。所以现在每一次战争前，以美国为首，都会做战争评估。过去的战争评估主要针对死亡的人数、消耗的钱财。但是现在还要做生态和环境的评估。这就是军事环境学科产生的根源。我们国家目前最关注的是海战。所以建立这样一门学科符合国家的需求。我们必须重视这门学科。于是我们就提出了这样一个理念：构建一门学科，做国家军事海洋大课题。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讲四个相关的问题。分别是：军事海洋安全的战略地位、海洋的安全防线作用、海洋安全理念、军事海洋科学。这只是从军事上来划分。
海洋的重要性，我想大家都或多或少地了解一些。资本主义是在海洋文化的基础上，以争夺和控制海洋开始发展起来的。现在国际上针对我国有两种论调，一种是中国威胁论，一种是中国崩溃论。其中海洋的争夺和占领是一个重要议题，环境问题是另一个重要议题。这是布朗提出来的。第一个说中国人养活不了自己，粮食不够分配的就是布朗。现在他提出，中国的环境问题是世界最大的威胁。所以中国威胁论的组成，既有海洋的，又有生态环境的。由此可见海洋的重要性。并且，现在我们主张“和平崛起”。其重要内容就是要提高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我们面临三大任务：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而“和平崛起”的重要标志就是要使我国成为“海洋强国”。“海洋强国”是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提高综合国力、维护国家安全，实现伟大复兴，和平崛起的重要保证。所以海洋的战略地位对我国来讲是“半壁江山”。
小平时代，是近海防御；胡锦涛时代，是近海出击。当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些困难。中国的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挑战。我国目前正处于伟大的转型时期，是战略机遇期。机遇也就意味着风险，只有化解风险，才能赢得机遇。从二战到冷战，一直延续到现在，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始于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制度依然是主体。整个世界的秩序依然遵循“丛林法则”。“丛林法则”指的是弱肉强食。这个世界在很多方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依然没有改变。其中文化控制是强国控制弱国的重要手段。我国发展的大背景就是这样。它集中反映在国际义务、环境污染、资源争夺等方面。我国加入 WTO 以后，总体上非常有利。但是温总理最近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强调了要具有“忧患意识”。事实上目前国际上的经济制裁、贸易壁垒、技术垄断、对华包围圈、台湾问题、东突等等，都使我国的发展面临严峻的形势。虽然我们的发展十分迅速，改革开放的确创造了伟大的奇迹，但是想要真正实现伟大复兴，继续发展，我们的发展环境还是不容乐观的。而作为政治斗争的延续，战争是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二战以后，尽管人类已经痛定思痛，采取了多种手段和措施来防止战争，但战争依然在地球上蔓延，局部战争仍然频繁。据统计，从二战到现在，世界上真正没有任何战争的日子只有 26 天，可能我们没有听到任何的枪声，但局部战争没有停止过。所以军事危险依然存在。中国威胁论最大的构成就是粮食威胁、人口威胁。大家可能会认为环境问题是国家内部的事情。其实已经不是这样了。2003 年，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 GDP 的 15%。换句话说，我国 GDP 增长很大一部分是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为代价换来的。过去我们总说不能走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不单已经先污染后治理，而且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发展的瓶颈因素。1987 年，联合国大会首次使用环境安全这个概念，指出环境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现在我们国家的安全体系已经不是传统的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已成为主要问题。这些构成了一个安全链，互相关联，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会引起总体安全问题。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是传统上的安全，主要指政权、领土、政局、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安全。环境安全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防止由于环境退化对经济构成的威胁，另一个是防止由于环境破坏和资源短缺而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环境难民的大量产生。环境威胁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攻击中国的一个借口。海洋是国家的第一道防线，海洋的环境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因此从军事来讲，就有文明战争的必要性。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正义战争是符合人民的利益，推动社会进步的，比如我国对台湾采取的和平战争。我国的反分裂国家法就是正义战争的一个法理。此外，我国还有紧急状态法、国防动员法。正义战争是特殊情况下保证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那么怎么理解文明战争呢？传统的战争伦理是控制死亡，现在的文明战争的环境伦理就是控制环境破坏。战争是最大的人为活动。战争是最大的环境污染、最大的生态破坏。所以要使用“绿色武器”，打“绿色战争”。这是美国提出来的。正义战争和文明战争的重要性，就在于防止战争破坏国际公约所保护的内容。国际公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法的形式，即国际公法，另一种是国际惯例。和平是发展的主旋律，但战争还将一定范围内存在。正义战争是维持国家安全、祖国统一的必要手段，文明战争是我们提倡的战争方式。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的生存发展空间是有限的。人类现阶段发展的渠道有两条，一个是向外太空发展，另外一个是向海洋发展。然而，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不比对月球的认识多。陆地上的常规技术，在海洋里面就是高新技术。海洋提供矿产资源、生物资源、海水资源、海洋能源、空间资源等等。中国的希望在海洋，中华民族的希望在海洋。海岸带是经济、科技最发达、工业设施最集中的地区。我国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都集中在海岸带。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就集中在海岸带。以前，我国的计划经济采取的是均衡经济，改革开放以后，开放东部沿海地区，这实行的是非均衡理论。现在，科学发展观倡导的是协调发展，既“五个统筹”。
海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近代中国的灾难都是从海上开始的。从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日英侵略、到对台军事斗争、南海战争等，中国的主要威胁都来自海上。中国的屈辱也开始于海上。2004 年，一个军方首长说过：“国家主权面临的主要威胁在海上；国家统一面临的重大威胁在海上；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空间在海上；国家经济安全的忧患在海上。”日本侵华战争遗留了钓鱼岛问题，东海要划界，日本提出中间划界理论，我国提出大陆架划界理论。美国在冷战后，曾重新提出要解散联合国，创建民主联盟。第一个防线就是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就是岛弧防御圈。所以中日问题是国际上普遍关注的。祖国的统一、岛屿主权、专属经济区、岛屿包围圈、周边海洋军事力量、海上军事演习、海上交通通道，这些都构成了对海洋的压力。海洋正面临着人类活动的沉重压力。比如 2002 年 11 月 13 日，“威望号”油轮发生石油泄漏。1986 年 4 月 26 日，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强烈爆炸，现场火焰高达 30 米，大量的放射性物质外泄，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苏联国境外的芬兰、挪威、瑞典、波兰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后来放射性烟尘被风吹向欧洲南部。这是核电站历史上最严重的事故。如今，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未曾受到过人类活动的影响和涉及，没有一个地方是真正的生态净土。当年海湾战争使科威特 95%的陆地、25%的沙漠被铀污染，被烟尘覆盖。科威特 40%的地下水资源受到了污染。厚重铀导致了 52 种水鸟灭绝。石油燃烧的烟雾影响了亚洲季风。数年之后，珠穆朗玛峰的悬崖当中发现了海湾石油大火的灰烬。当年美军投掷贫铀弹的地区，白血病等恶性癌症以及其他疑难杂症的发病率增加 6 倍，孕妇流产的比例是过去的 10 倍。所以战争不仅是人类生命和财产的最大杀手，还是环境和生态的最大杀手。这表现在空气、水资源、土壤、海洋遭受污染；生物体健康受损、物种灭绝、生态破坏、土地沙化、气候变异、以及污染趋向全球化。工业化二百年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在一场海湾战争中全部显现。
此外，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是跨越式的，但环境是压缩式的。这意味着工业化所造成的污染在我国东部地区集中体现，而且趋向复合化。因此，我国的海洋环境面临着沉重的压力：环境污染、生态退化、战争、污染转移、全球变化、科技滞后等等。并且海洋环境有其自身的特点：空间大和流动性。所以一旦海洋环境遭到破坏，便不可逆转，很难治理。流动性可以使小的污染扩展开来。另外，军事海洋环境具有风险性、突发性、随机性、不确定性、难预测性、难控制性。而且物质污染、能量污染、信息污染会同时发生，类型多，二次污染概率大，自我恢复能力差。因此污染是长期的。战争、日常军事活动及其他灾难，导致海洋环境日益恶化，海洋荒漠化现象日益严重。其中“海洋荒漠化”是指海底由于污染而不能够生长生物，也叫“海底荒漠化”。它是海洋生态危机的表征。由此可见，作为国家的第一道防线、人类生活新空间的海洋正面临着沉重的压力。
那么研究军事海洋，除了要了解海洋环境外，还要了解军事科技。现在是第六代战争。战争形态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武器、兵种等方面，特别表现在主战武器、战争与环境的关系上。从主战武器上来看，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战争主要是物理的、化学的冷兵器；第四代、第五代战争主要是化学和原子能；第六代战争事实上是信息战、生物战。从战争与环境的关系上看，第一代战争是盲从环境；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代战争是破坏环境；第六代战争是摧毁环境。摧毁的含义是使地球走向灭亡，相当于恐龙的灭绝一样。由此可见，战争形态、主要武器、作战方法等都处于演变过程之中。现在，已经发展为生物武器、核武器、还有更加可怕的地球物理武器。地球物理武器的能量相当于太平洋海啸所爆发出来的能量，因此被称为“绝对杀手”。所以在现代战争中，物质、信息、能量、生物都派上了用场。并且随着战争形态的演变，现代战争中的常规战争的后果也可以达到核战争的效果。比如科索沃战争中，由于化工厂被轰炸，引发了严重的后果。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军事海洋时，把握住如何使海洋与军事相协调。
在了解这些以后，我们谈谈军事环境科学。按照钱学森的观点，现代科学在继续分化的同时，加强了融合。所以军事科学包括军事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系统工程技术三个层次。军事系统工程是为国防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作战模拟、信息通讯、武器装备、综合保障、军事运筹、国防经济和全民国防。军事科学与环境科学相结合，就产生了军事环境科学。军事环境科学研究军事对环境的重大影响。过去，科学界只研究军事活动中的环境保障，即怎么打赢战争。如今我们更多地关注战争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这是军事环境科学中军事环境安全理念的体现。军事环境安全理念推动了军事理论由人类中心的技术绝对论倾向生态协调主义、生态价值绝对论。随着军事环境科学的发展，军队建设、军事思想、技术装备、军事训练、军事战略等一系列相关环节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军事环境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军事海洋环境科学。军事海洋环境科学的学科基础，主要包括：环境科学、工程科学、生态科学、海洋学、军事科学、社会科学、系统工程。在军事科学内部，军事海洋学、军事工程技术学、军事伦理学、军事环境学、武器装备学和军事系统工程学共同构成了军事海洋安全理念。军事海洋环境安全理念是军事环境安全的核心理念，也是军事海洋学的核心理念。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海洋环境为军事活动提供保障，为武器性能发挥提供条件，同时对战争进程、战争范围起着制约作用。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战争会继续存在，正义战争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必不可少的手段。这就意味着军事活动将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而军事活动的进行将对海洋环境构成巨大的威胁。军事活动会破坏海洋环境，造成海洋生态灾难。现代高科技强化了军事活动对海洋的破坏程度，甚至会摧毁海洋环境。而海洋环境的破坏反过来又需要科学技术来解决。但科学技术也有理性的不足，还需要精神文明建设。人类的生存环境将引发人类的战争观、社会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国家的安全保障工作需要全民的参与。但是军事海洋安全理念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军事环境科学的发展还不尽人意。随着常规武器的破坏力的增强以及高新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物种消失、森林减少、土地沙化是战争的必然结果。自然和资源是战争不可避免的牺牲品。清洁战争、绿色武器以及零伤亡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原先在海湾战争中想打清洁战争，实现零伤亡，结果不但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反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随着人类安全意识和环境意识的提高、环境文化的兴起、绿色和平运动的执着进行，环境协调主义对人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实践活动的影响将日益深入。将海洋环境安全理念应用到军事科学上，是亟待开拓的新领域。
目前，军事海洋安全是我们的大课题。这课题正在启动。我们会先提出伦理观念，接着战场监测，然后应急系统、战场评估，最后生态修复、工程破坏恢复。事实上，我们一开始也不了解军事，后来才慢慢懂得如何将海洋环境与军事结合，这样才开始了研究工作。
最后我简单做个小结。我从做物理学，到地学，做海洋学，然后研究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军事，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体会到：做学问，一定要学，要问，要采取正确的方法。
(本文根据 2007 年 4 月23 日讲座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