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刘洋:“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发展经验研究方法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 次 更新时间:2020-06-09 08: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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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刘洋  

   【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事实挑战了以科尔奈为代表的西方转轨经济理论既有认识,而解释中国发展经验最具代表性的三大流派分别将资源禀赋结构、产权制度、地方政府行为激励机制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尽管其在不同层面关注中国经济实践,但最终还是回到“市场主义”解释逻辑中。以黄宗智为主要代表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是从中国大规模非正规经济实践切入,既不同于主流理论的认知,同时又深刻揭示社会不平等的历史根源。此种研究进路具有三个紧密相连的特征:悖论现象分析基础上的理论概括、现实问题分析背后宽阔的历史视野、贯穿研究始终的实质正义理念。此进路的主要意义不仅在于其从实践机制层面深入剖析被主流理论所忽略的关键实际,更为重要的是可为我们构建具有主体性的社会科学理论提供多重启发。

   【关键词】 “实践社会科学” 中国发展经验 悖论社会 经济实践 政企关系

  

   一、引言

   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事实挑战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既有认识。正如林毅夫曾指出的,尽管西方经济学界对于所有问题几乎都有不同看法,然而在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问题上,主流经济学家都有一个惊人的共识,即采用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①所谓“华盛顿共识”,其主要思想是“消除政府的干预和扭曲,以创造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高效、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②林毅夫认为原苏联东欧国家市场经济转型的“休克疗法”实质上是“华盛顿共识”版本之一,因其主要论点是:

   私人所有权是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体系的基础;真正的市场竞争需要一个真正的私营部门;转型经济体中的国有企业遇到的大多数问题可以通过快速的私有化来改善;私有化必须在国有企业改组之前进行;经济转型需要全面、爆炸似的价格放开;收紧政府财政纪律以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使价格对资源配置起到导向作用及市场机制更好发挥作用。③

   然而,采用“休克疗法”的原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的实践结果却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乐观预测恰好相反。

   在最初十年中实施休克疗法的这些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每年163%,乌克兰则达到每年244%,中欧、东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累计产量下降了22.6%,独联体国家下降了50.5%。俄罗斯2000年的GDP只是1990年的64%,表现最好的与1990年相比只增长了44%。同时多数国家基尼系数增加。除最初十年中这些国家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外,总体而言这些国家在改革中遭遇到很大困难,其典型事实如产出下降、资本收缩、劳动力转移、贸易方向转变、结构改变以及制度崩溃和转轨成本增加。④

   “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实际预设了“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主张将政府排除于市场之外,将市场转型视为线性式,有明确目标和清晰结果的非此即彼的转变,否定了两种经济体制之间互动、交叉与融合的可能。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并未采取“休克疗法”,也并未有清晰明确的蓝图,而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路径。然而,正是不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好的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林毅夫依据其自身经历曾指出:

   中国政府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推行的各项政策,基本上都违背了我在芝加哥大学博士课程中学到的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有的基本原则。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是新自由主义,认为有效的经济体系必须建立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上,由市场决定价格和资源配置;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但渐进、双轨的转型不仅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还会滋生腐败,是比计划经济还糟糕的制度,当时中国推行的却是这种被西方学界认为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⑤

   事实证明,中国采取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

   在1978—1990年的12年间,GDP每年增长9.0%,贸易额每年增长15.4%;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差距有所缩小;中国经济还承受住了东亚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并对其迅速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还使GDP年均增长率从1979—1990年的9.0%增长到了1991—2012年的10.3%。⑥

   西方主流转轨经济学理论对此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

   从理论上而言,以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又译亚诺什·科尔内,曾长期执教于美国哈佛大学)为代表的主流西方转轨经济学理论对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影响深远。科尔奈认为社会主义体制明显不同于资本主义体制,理解前者的关键在于认识到官僚协调体系在社会主义体制中的主导地位,其不同于依赖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达到经济效率最优化的协调机制。⑦其理论逻辑在于预设社会主义体制是与资本主义体制根本对立的“制度范式”,二者内在经济机制对立且无法调和,唯有实行私有化变革才能解决其弊端,因此其最后又回到当时西方主流观点:“局部改革永远不能突破自身,必须要有体制上变革。”⑧然而符合科尔奈的理论模型预期的原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这一时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出现了恶化,William Easterly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称为发展中国家‘失去的二十年’”。⑨科尔奈否定“官僚协调”与“市场协调”存在良性互动的可能。

   而既有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经验的解释,往往突出的是市场协调的一面。黄宗智将这些解释概括为以下三类:

   一是新古典经济学论点,其主要依据的是市场是唯一最佳资源配置的机制这个“公理”或“信条”,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方才遵循经济规律而侧重轻工业,由此充分利用了中国劳动资源特别丰富的“比较优势”;其次是当代影响最大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中国采纳了私有化和市场化,尤其是稳定的财产权利法规,由此减少了市场上的“交易成本”而促进了经济发展,国家介入经济只可能导致反面效果;其三是中国地方政府变成类似于企业的实体的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始于农村工业化,是被“地方”(乡和村)“政府”行为变成类似于市场经济中的私有公司在“硬预算约束”下经营所推动的。⑩

   正如黄宗智所认为的,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解释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都不能解释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发展主要动力变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下为外来企业所提供的大力支持。黄宗智指出,正是伴之而兴起的庞大非正规经济才是中国 GDP 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也是其日益加剧的社会与环境危机的来源。11依据西方主流理论解释中国实践,最大的问题在于其以二元对立的概念来认识实践,恰恰忽略了实践本身的复杂性。

   客观而言,以上解释中国发展经验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三大派别,都意识到中国经济实践的重要性,希望能够建立起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12通过对中国经济实践的理论化概括可以对西方既有理论认知形成冲击,进而构建具有主体性的理论解释。这本应是一个实现理论突破的重要契机,然而西方形式逻辑影响力是如此之大,正如下文将讨论的,对中国发展经验的解释最终又回到西方主流认知脉络中。

   面对此种困境,必须寻求出路。实际上,以黄宗智为主要代表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对构建具有主体性的解释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概括并不必然要回到西方形式理论中,可以依据实践构建理论以形成对西方主流理论的冲击和彻底反思。黄宗智的研究注重从最基本的现实出发,发现中国现实与西方理论之间的“悖论”,通过经验与理论的紧密连接,概括出更符合中国实际的解释。西方理论分析中国会出现诸多悖论,主要在于中国实践复杂性与形式逻辑之间的张力。西方理论主要基于西方社会实践抽象概括而来,并且依赖形式逻辑将其普适化,尽管这有助于清晰说明事物的内在逻辑关联,但同时高度简化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并制造了一系列二元对立概念和线性因果关联来理解世界。当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不是任何一种理论所能完全涵盖的。近代中国以来的发展过程本身就融合了既有传统的延续与再生、西方以及革命的多重影响等,因此需要从中国的复杂实践中概括出更加符合实际的理论。就此问题而言,黄宗智的研究很重要的贡献是,首先从实践层面证明恰是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才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亦是诸多问题的根源,而这一关键的实际却被主流解释理论所忽略。就政策启示而言,并非将政府完全排除于市场之外(这实际上亦不可能),而是如何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因此,本文将“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置于具体学术语境中来理解,通过聚焦中国发展经验解释的主要流派,突出其如何分析中国渐进式改革中最为关键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可以看到三大解释流派分别将资源禀赋结构、现代产权制度、地方政府行为激励机制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尽管它们在不同层面关注到中国实践,但最终还是回到主流单一强调“市场主义”的解释逻辑中,由此亦将看到形式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复杂性之间的张力。面对这样的张力,“实践社会科学”从最基本的事实中提炼出最重要的概念,然后回到实践中检验,这对我们构建真正具有主体性的解释理论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二、形式主义理论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分析

   欲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有深入的理解,首先就需要认识经典社会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而在这方面最具影响的就是科尔奈的研究。科尔奈的主要学术贡献,正如孙立平所指出的那样:“科尔奈经济理论的重要性表现在,扎实的经验研究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意识到 ‘短缺经济’这样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独特经济现象所具有的深厚理论内涵,并在其背后发现了‘软预算约束’这一独特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13以下我们将着重分析的是,科尔奈如何将政府与市场置于二元对立并将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分析纳入西方主流理论中。

   科尔奈对经典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分析,最终说明的是唯有彻底私有化才能解决其低效率弊端,实质上是否定政府与市场存在多重复杂关系。科尔奈首先从东欧社会主义体制下短缺现象入手:“短缺或是作为其他现象的原因,或是作为它们的后果,通过无数纽带与经济体制的其他环节联系在一起。”14由此将短缺现象抽象化为“短缺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属于典型“短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类型对立。15科尔奈区别“短缺经济”中的“横向短缺”和“纵向短缺”,前者主要发生在前述的买方和卖方之间,后者则发生在具有纵向关系的上下级之间,二者紧密相连。16经典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短缺经济”,其根源在于对资源的协调依赖的是“官僚协调”,只要依赖“官僚协调”,就必定会涉及作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中核心机制的“预算软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s)。17这源于经典社会主义的“父爱主义”特征,具有普遍规律。18科尔奈由此将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预算约束”一般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对经典社会主义中的企业的分析。他认为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企业超出了预算约束,结果是约束将根据不断出现的超支来调整,企业会经常得到外部帮助,19导致的严重后果是“企业对所有价格反应都变得迟钝,对价格反应弱是企业生产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20科尔奈的理论深刻剖析了计划经济机制的弊病。然而问题在于,其将任何国家的干预都置于如此框架中来理解,认为政府介入市场必然带来经济低效率。

科尔奈的理论中作为“制度范式”的各要素紧密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其理论中二元对立思维非常明显,比如对企业的两种纯粹类型即古典资本主义企业和传统社会主义企业的分析,科尔奈认为无论是在资源约束、需求约束以及预算约束还是在生产计划等方面,二者皆明显属于对立的两种类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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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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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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