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近代的四川地区 , 发达的农业和富饶的乡村经济促进了城市的重建和发展。近代以后 , 城市在城乡对立关系中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 , 开始了城市统治乡村的时期。城市带动乡村一同发展 , 但由于四川城市的发展十分缓慢 , 城市对农村的带动效应十分有限 ;与此同时 , 由于四川地区农村自然经济解体水平的低下及农村经济的萧条 , 使乡村日益成为城市发展的桎梏 , 阻碍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近代四川城乡之间的这种非良性互动关系 , 成为这一区域发展严重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近代四川; 城乡关系; 互动; 发展;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正是在城乡互动的关联中实现的。然而, 对于中国近代城乡关系, 却极少有人研究。本文试以对具有典型意义的近代四川城乡关系研究的心得作为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研究的引玉之砖, 以求正于方家。
一、近代城市统治地位的确立
马克思在分析西欧的城乡关系时指出, 中世纪的西欧是“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1];而到了近代,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 世界市场的形成, “资产阶级已经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2]。中国的城乡关系和西欧不尽一致, 中国古代城乡之间在经济上并没有比较明显的社会分工, 因而也就没有十分明显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在四川, 正是发达的农业和富饶的乡村经济促使了城市的复兴。可以说, 清前期四川城市的重建和发展正是基于农村经济的支持, 是乡村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在重庆开埠以后, 随着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四川的城乡关系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城市在城乡经济生活中越来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近代中国社会开始了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 城市逐渐成为近代工业、商业和教育的中心, 不仅在政治、经济上统治着乡村, 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起着先锋的作用。
众所周知, 在中国封建社会, 由于城市是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 因此城市往往拥有较为便利的交通条件。近代以来, 随着近代交通和市政设施兴建, 使城市更拥有乡村不能比拟的相对便利的条件。这可以使城市产生生产和市场上的规模经济效应、聚合经济效应, 便于各行业、各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 降低成本。这样一来, 城市自然成了近代工商金融各业的聚集地。在近代四川也是这样。四川的近代工业大都集中于城市。如棉织业:“机纱织布区域, 除与土纺织布区并存之外, 其独立存在者, 或且已较并存区域为广。此种独立存在之机纱织布区域, 固为旧日如纺织布区域所蜕化而成, 然同时亦随原料来源之变化及商品市场之扩大, 遂脱离旧日生产交易中心, 而转移于交通运输便利地带或大中心城市, 今日重庆、成都各市区之棉织工业, 即为此类动态之说明。”[3]从全川而言, 四川的工业主要集中于重庆、成都、宜宾、泸州、乐山、南充等地区性商业中心城市, 其中尤以重庆为最。1937年, 重庆万元以上的工厂为77家, 而其时全川有115家[4], 即四川的67%的工厂都集中于重庆。从具体的行政县来说, 工厂 (主要为手工工场) 主要集中于县城。如绵竹县全县工厂作坊共有255家, 城关即县城占60%左右。全县有制鞋、制帽、木梳、织布、铁器等手工行业, 共计209户, 有80%集中在县城[5]。南充县“所产黄丝著名于世, 甲于全川, 南充缫丝工厂多在城内, 在乡下者仅居少数”[6]。遂宁工业“全县以城区为中心, 计有织袜毛巾织布染布等厂”[7]。同时, 近代商业也首先在城市产生并主要集中于城市。四川广阔的农村拥有数量繁多的基层市场, 但这些市场大多仍处于从自然经济补充的传统功能向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市场功能转变的过程中, 而其中多数传统的功能仍占主体地位。农村市场上虽然也有一些出口的土产山货或一些近代工业品, 但数量不多, 其市场上交易的主要商品是粮食。如宜宾县, “本县农村市场贸易的种类颇杂, 不过一般情形, 以粮食为主, 所以粮食是农村市场交易的中心”[8]。由于四川的自然经济解体极不充分, 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较低, 再加上农民的购买力极为有限, 因此, 工业品只有在城市才有较大的销量。重庆开埠后, 对四川市场抱有极大希望的外国资产阶级就发现, “所有进口的洋货, 也只能满足川省极小部分人口的需要。事实上, 我们的洋布主要只供给几个城市的居民使用, 例如重庆、泸州、叙府、嘉定, 而且几乎全部都为中产阶级买去”[9]。到20世纪初叶, 在重庆、成都等城市“购买洋货者自属伙颐”, 而“民间服用所需土货多而洋货少”[10]。
由于城市是商业、工业的集中地, 有强大的资金需求市场, 因此, 金融组织也自然集中于城市。典当业为旧式金融之代表, “典当业之经营, 乃普及四川各地, 而握农村金融之枢纽”。据对四川53县市的典当业的调查, “成、渝、万、叙、泸五处, 共计141家。其他各县之质店, 共计56家”, “就上数观之, 以城市为多”[11]。银行为新式的金融机构, 四川的银行也主要分布在城市。据统计, 到1937年, 四川历年共设立银行33家, 其中有22家设于重庆, 占63.3%[12]。而成都到1934年也有银行及其分支机构34家[13]。此外, 其他城市如泸州、南充、乐山、自贡等中小城市也有20-30家的银行分支机构。银行也无不主要集中于城市, “对于农村经济, 仍难发生惠助关系”[14]。这样, 工商金融各业在城市“汇聚一堂”, 这种聚集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又远远超过工商各业自身单独所能产生的力量, 使城市具备了更大的吸引力。如民国《遂宁县志》所载:“今时以重庆为商人大战场, 遂宁之大商巨贾, 挟重资往来重庆, 而输其货于成都。”[15]城市成为最先进的生产力的集中地。虽然这种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近代还没有占据主体地位, 但它却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必然趋势。这一发展方向和历史趋势使城市在与农村的对峙中地位不断提高并最终成为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统治者。
不仅在经济上城市日益占据主体地位, 在教育及意识形态方面, 城市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892年, 四川第一所新式学校——“洋务学堂”在重庆城出现。1898年, 川东副使在重庆创办中西学堂, 该校的创立对四川学界影响甚大, “川东向无学堂, 巡使宜兴任公始立焉, 下县之承风而起者方接踵”[16]。荣县等地官绅“亦集万金, 踵设中西学堂, 风教渐开, 蜀学当日兴起”[16]。由于重庆“地居冲要, 得风气之先”, 故重庆新式学校的创办较一般州县较快较易, 1904年, 四川各大中小城市的学校“以彼处为占多数”[17]。至抗战前夕, 重庆城内有大学2所, 中等学校20所, 师范及职业学校9所, 小学31所。抗战时期, 重庆的教育更得到巨大的发展。1944年前后, 重庆地区的高校达38所, 中学增加为72所, 在校中学生25449人;职业学校达22所;小学发展到284所, 入学儿童73947人[18]。重庆已经成了大后方的教育中心。成都的学校教育也较为发达。1911年, 成都有各类学堂157所;到1932年, 成都有各类小学46所, 中等学校74所, 高等学校18所[13]。除成都、重庆外, 一般城市中的学校均比乡村多。“四川乡村教育, 在数量上颇发达, 而在质量上则极不发达。民国以来, 以小学教育而论, 年有增加。……至小学设置, 多在城镇, 乡间则除有寺院所在地能设置外, 小学颇少, 故真正农家子弟享受小学之机会则颇缺乏”[14]。对于农村学生来说, 只要条件许可, 往往前往大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如简阳“因距成都极近, 一般学子, 多半负笈省垣, 原有男女初中各校, 现已并为一所”[19]。据1935年调查, 去城市求学的青年男女占离村的青年男女的19.1%[20]。可见, 四川每年都有不少的青年学子到教育条件较好的城市求学。
在近代的传媒方面, 城市自然也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四川的第一家近代化报刊是1897年在重庆创办的《渝报》。1898年, 《渝报》的创办者宋育仁到成都后, 又在成都创办了《蜀学报》, 是为成都的第一份近代报刊。以《渝报》和《蜀学报》的发行为开端, 近代报刊首先在四川的两大城市创办开来。辛亥革命后, 重庆的报刊如雨后春笋,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商务日报》、《新蜀报》、《新社会日报》、《国民公报》等。抗战爆发后, 重庆更成了大后方的新闻中心, 在抗战8年中, 先后在重庆发行过报刊的报社、通讯社达200家以上, 约占全国的一半。其中比较著名的且销售数量较多的有《新华日报》、《中央日报》、《新民报晚刊》、《大公晚报》等等。成都的《算学报》、《启蒙通俗报》、《四川官报》、《四川学报》等相继发行。仅从1919年至1937年不到20年的时间里, 成都先后创办的报刊就达140余种[13]。
在图书出版发行方面, 也大多集中于大城市。以重庆为例。据1942年调查, 重庆的出版机构有130余家, 当年重庆出版各类图书1292种, 占全国总量的33.3%;在全国畅销的770种杂志中, 重庆占28%以上[21]。在广播方面, 重庆更是走在全川的前面。1934年, 重庆广播电台建成播音。1938年3月, 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迁到重庆。1939年, “国际广播电台”建成播音。
在报纸、图书杂志及广播等近代新闻媒体的传播和带动下, 城市在观念的更新方面走到了前列。近代以来, 重庆作为四川的通商口岸, 是四川“得风气之先”的城市, 在新信息、新观念的来源上较四川其他城市更为优先, 成为信息、观念甚至生活方式上领导“时代潮流”的龙头。如合川的圬工, “从前墨守旧法, 获值不多, 近来重庆商埠, 风气大开, 建筑洋房, 所在皆有, 县中圬工, 纷纷赴渝, 学习建筑之法, 故县城改建西式房屋者颇多”, 圬工所得的工资, “亦较从前增加一倍”[22]。连合川县城所制作的首饰式样, 也追随仿效重庆式样。
随着近代的工商各业及近代的教育机构、新闻出版媒体在城市的集中, 城乡之间也由中世纪的“无差别的统一”而开始变得壁垒分明, 城乡差别逐步扩大。20世纪20、30年代, 有学者忧叹:“近代物质文明所集中之都市, 类皆日竟于新而不可遏, 至于竭心力赴之犹若而不及。若一涉足一回顾都市以外数里之郊, 则其生活其智之人乃堕都市居民之后, 无虑数百年之回绝, 其道理相去弥远, 则其程度相绝弥甚。岂惟都市之与乡野为然。”[23]就以商品价格来说, 城市与乡村的差距也很大。“中国市场尚有很重要之特点, 即是城市与农村间价格之悬殊。譬如茶, 其间的差异, 有时达到了百分之一千;丝与棉在城市的价格, 常两倍于农村的价格;至于花生等, 则城市和农村间的差异, 为百分之一百五十至二百。此其故, 在于运输费、厘金、苛捐杂税、预防抢劫的商人保险费、军需征发等, 这些都有重要的关系。然其根本原因, 还在于地方市场之闭塞的性质, 运输之不发达, 农村生产者之破产, 城市商业资本之联合战线, 是和这个生产者相对立的”[24]。
二、城市对农村的带动
近代城市是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各种力量和因素的集中区。正如马克思所说:“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要的集中, 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2]列宁也说:“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25]城市集中了区域的先进生产力和巨大财富, 成为推动区域乡村经济发展的动力。
首先, 农产品的外贸提高了农业的商品化率, 大大活跃了农村经济, 而城市在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前近代, 四川与区域外就有一定的经济往来。据估计, 鸦片战争前夕四川每年的对外贸易商品流通额不低于2000万两[26], 一些处于水陆交通要道上的城市, 如水路的重庆、宜宾、泸州、夔州等城市, 成了四川地区的农副产品和区域外进出口商品的集散地。
近代以后, 随着资本主义入侵, 四川农村自然经济逐步解体, 农产品大量出口。市场的大量收购, 使许多原本弃之不用的东西身价百倍, 比如猪鬃和桐油。四川猪鬃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弃之不用的东西。重庆开埠后, 出口量大增。到1913年, 猪鬃出口量增至15255担, 价值877551关平两[27]。国际市场对猪鬃的需求大大刺激了农村的养猪业。民国初年, 川南泸州每年出口猪鬃约1000担, 价值37万余元[28]。在成都平原的崇庆县, 养猪已成了农民的重要的副业, “县中每月可出肥豕3000只, 年可出3万余只”[29]。桐油是油漆不可或缺的材料, 四川有大量的野生桐树, 但在民国以前, 四川桐油仅用来“涂饰木器、舟车、雨具、油布”[30]。随着欧美工业化的发展, 对桐油的需求量剧增, 四川桐油开始出口。到1917年, 四川桐油外运量已达37700担;到抗战前夕, 更增至681451担, 货值达2735万元[31], 超过生丝成为四川最大的出口商品。在抗战前夕, 仅万县一带“间接、直接以桐油过活者, 至少在十万人以上”。经营桐油贸易的小商人, “在乡多为农民”[32]。
农副产品的出口,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大大活跃了农村的经济。而城市则是区域内农副产品的集散地、转运中心和消费地。重庆开埠以后, 外国商人及中国出口商纷纷在重庆、万县等城市设立收购山货土产和推销洋货的商号。“重庆是川省重要商业中心, 所有殷商大贾的总部都设在这里。有些商号在位于重庆和宜昌道上的万县, 省城成都设有分支机构, 很多商号在收购季节派人到产地收购出口货, 如保宁、嘉定、灌县的丝和麝香。进口货都是重庆分发出来的, 通常分成小包, 卖给那些行商小贩, 由他们供应农村地区”[9]。生丝是四川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每年“初夏的时候, 绵州、保宁、成都、嘉定和重庆的‘丝贩’纷纷赴各乡村市场‘收蚕茧’, 并购买当地出产的丝。在四川, 蚕丝生产像所有其他行业一样, 是‘零碎经营’的, 商贩们像做鸦片生意一样, 在这儿收一斤, 在那儿收几两;农民通常出售蚕茧, 不另行制丝”。农民生产的是最初级的产品, 而蚕茧要集中到城镇, 再变成生丝, 然后销售到城市市场或出口。在近代四川, 出口的农副产品数量的增加, 是农产品商品化提高的主要原因。而在农副产品出口量增加的过程中, 城市无疑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不仅如此, 出口产品的加工也越来越集中于城市。就生丝的出口来说, “缫丝自然是技术劳动, 就我所知, 愈来愈趋向于把蚕茧收集到较大市镇上去缫丝。绵州擅长此业, 最上等的‘过盆’ (音译) 丝就是出自该城的”。丝绸也是川省与域外贸易的重要商品, “全省的丝织业愈来愈集中于成都, 这儿不仅依赖成都平原供应原料, 而且依赖保宁和川北各地, 实际上, 依赖于本省每一个产丝中心”[33]。城市就是通过农产品商品化率的提高来带动乡村发展的, 以致于在城市附近, 由于农产品的商品化率较高而农民的境况明显好于离城市远的农村, 如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四川北部, “农村的状况较前大变……现在呢, 除了城市附近而外, 多是贫农”[34]。
其次, 在近代四川, 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网, 城市市场左右着商品价格。
随着重庆的开埠, 四川区域逐渐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 从城市到乡村的商品分销网和原料购销网。重庆是四川贸易的主要市场及分销中心, “每年在一定的季节里, 商人从偏僻和边远的城镇如保宁府、潼川府、遂宁县、嘉定府、叙州府、绵州、合州及其他重要地方, 有的由陆路, 有的由水路来到重庆, 运来他们的土产——鸦片、药材、生丝等, 并运回洋货”[33]。就市场体系而言, 重庆是四川最高级的市场, 成都、万县、泸州、宜宾、乐山、南充、广元等中小城市为二级市场, 各个小县城为三级市场, 县城以下的一些大市镇则为四级市场, 而广布于农村的集市 (即场) , 则为最基层的市场。整个市场网络如同肌体的神经系统, 场镇为神经末梢, 而城市是神经中枢。城市就是通过这个系统, 控制和支配下级市场进而支配广阔的乡村的。
商品价格最能体现城市对下级市场及乡村的支配作用。重庆市场的风吹草动均会迅速传到下级城市。远在川北的南充, 其市场上“猪鬃价格之差异, 视重庆猪鬃行市为转移”[35]。遂宁之大米, 在1937年上半年“每石均在二十一二元间旋转, 至七月份因重庆米价大涨”, 遂宁之米价“由每石二十二元而二十六元, 如此节节上涨, 至12月份, 已涨至每石27元以上矣”[36]。事实上, 不仅是猪鬃、大米如此, 大多数的商品均唯重庆马首是瞻。不仅南充、遂宁如此, 大多数的中小城市均以重庆作为参照系。这样, 如同水面的涟漪一样, 逐渐扩散开去, 波及全区域。
再次, 工业企业基本上集中于城市, 农村成为城市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地。
如前所述, 近代四川的工业基本上都集中于城市。近代工业的出现, 原材料的需求增多, 促使农民将原本用于种植粮食的土地用来种植经济作物。四川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 产量增加, 也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如巴县咸丰年间种桑者“寂焉无闻”, 至清末却“百石之田, 夷为桑土”[37]。与此同时, 农民农闲或破产后流入城市在近代工厂做工, 也大大缓解了农民的经济困难, 活跃了农村经济。譬如四川生丝所得之收入, “十分之一至十分之四为工人之工资及其他费用, 而十分之九乃至十分之六为农村收入, 平均都市与农村收入之比率为三与一之比, 而都市工人大都来自农村, 故由蚕丝业收入之现金, 实为农村周转之一大要素, 同时农村中除由耕耘所得之食粮及蔬菜外, 其他日常用品, 均由都市供给, 商业得此巨大资金之流通, 而市场得以繁荣, 故吾人认为四川蚕丝业与四川农村社会商业经济上有极大之重要性”[38]。
总之, 近代以后,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前近代时期的城市对乡村的依赖性逐渐降低, 而乡村对城市的依赖性逐渐增强, 城市开始带动乡村共同发展。
但是, 四川区域城市对乡村的带动效应却相当有限。
首先, 重庆开埠后, 在四川农业商品化程度提高和自然经济解体的同时, 又逐渐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地, 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因此, 四川也和中国的其他大多数区域一样, 逐渐丧失了发展的自主权, 走上了被动发展的道路。同时, 洋货及城市工业品的排挤, 使农村的家庭副业颇受打击。正如当时一些人士所观察到的那样, “都市工业发达, 农村副业及家庭手工业却日渐衰颓, 结果……农民生活因之困穷”[39]。四川的家庭棉织业即如此。“四川近年织布工场增加, 惟全在城市, 农村中土纱土布之纱 (纺) 织, 则因棉织品输入增加, 城市棉织业之发达, 更日渐衰落矣”[14]。同时, “都市与乡村间的非等价交换”, “商品价格则农村价格、都市价格与世界价格之间, 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表现于价值之由农村流向都市, 农村所残留的无非是渣滓, 劣质的物品”。“此外, 还有赋税、地租及高利贷等, 都从农村夺了许多价值以去”[40]。虽然这是社会发展所带来的阵痛和农村必然付出的代价, 但由于近代四川农村经济的贫弱, 这种阵痛和代价就显得更为沉重。
其次, 由于四川城市工商业特别是工业的落后, 使其对乡村的带动十分有限。从总体上来说, 四川区域工商业相当落后。四川的近代工商业起步晚, 正如时人所说的那样, 四川“商业不发达, 商人无学, 商界不充, 商情涣散, 不知何以为商德, 更不知何以为公司”。直到20世纪初年, 四川工商界才开始“大开生面”[41]。1913年四川近代企业和手工工场共3722家, 工人67567人[42]。到20世纪40年代, 四川近代工业虽然有所发展, 但基本上仍是一个农业社会, 时人称:“假如以省外工厂来作标准, 四川可以说是全无工业的省区;如以农业来作区别, 则四川有工业可言。”[43]
工业的落后, 使城市对农村的带动效应十分有限。以四川的人口流动为例。城市的发展一般以人口的增多为标志。而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并非是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 主要是由于农业人口大量迁移到城市, 转变成非农业人口来实现的。同时, 作为衡量某区域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城市化, 也是以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来确定的。但从人口构成来看, 四川农业人口始终占绝对优势。
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 不仅要以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推力, 而且还要以城市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以及人口城镇化的加速为拉力。而近代四川, 农业人口脱离土地, 往往不是由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将多余的劳动力自然析出, 而是由于农村经济的破产, 强制性地使农民离开了土地。正如当时人所说的那样:农民“乡村破产, 聚集镇市, 镇市无食, 乃集县城”[44]。同时, 由于城市工商业的欠发达, 破产的农民不能有效被城市吸收, 农村的推力远远大于城市的拉力, 致使四川境内游民众多。锡良曾说:近代以来, 川省“旷土少, 游民多”[45]。据记载, “游民分子在四川人口中, 所占数量极大, 约占全川人口七十分之一的数量”。游民“为农村破产所造成, 然又复为促进农村破产之主要力量”[14]。
三、农村经济滞后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在前近代的中国, 乡村经济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清初四川城市的重建和发展更是基于农村经济的支持, 是乡村带动了城市的发展。但是, 到了近代, 四川的乡村却变成了城市发展的桎梏, 严重地阻碍了城市的前进。
众所周知,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 世界城市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 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前近代, 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四川自然经济解体的时间晚且解体的水平很低, 大部分农村依然保持前近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这不仅使该区域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所提供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积累相当不完备, 而且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市场亦相当狭小。
四川自然经济的解体极不充分, 四川农家大多有家庭手工业, 依然保持着耕织结合的生产方式。洋纱特别是印纱的大量涌入, 使四川的家庭手纺业遭到沉重打击, 自然经济解体的第一步——“耕”“纺”分离基本完成。但家庭手织业却因此遍布全区域。在四川, 因洋纱的输入, 四川的家庭手工织布业“以更为普遍的趋势遍布全省”, “织布业普遍发展的地区, ……北边远达潼川, 西边远至雅州, 并包括合川、遂宁、太和镇, 叙府及泸州这样一些重要的中心——实际上包括了四川省每一个大的城镇”[33]。“耕”和“织”的结合更为牢固, 自然经济解体的第二步尚未开始。同时, 其自然经济的解体的第一步也经常出现反弹, “耕纺”也常处于若即若离状态。到20世纪30年代, 四川尚有家庭手纺车22870架, 年产土纱54727包, 占全省消费棉纱的28.5%;手织布机10万台左右, 年产土布约6560648匹 (其中机纱所织者69%, 土纱31%) , 占全川消费棉布的77%[46]。自然经济解体程度之低可见一斑。马克思指出:“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 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定性。”[47]资本主义近代工业所需要的这种“范围和稳定性”, 则是近代四川区域所不具备或十分有限的。
城市是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城市近代化最根本的动力, 来自城市的工业化, 而市场则是城市工业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那么, 近代四川的城市, 是否具有工业化所必须的市场呢?
近代四川城市工业起步较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晚, 其规模和技术水平也难以与之匹敌, 再加上对外交通的不便, 四川工业自然难以去争夺四川区域以外的中国东南地区的市场。而对四川工业来说, 最重要的市场便是四川区域市场。近代四川人口基本上都保持在全国10%左右的水平。由此可见, 四川的区域市场是不小的。
按地域分, 市场可以划分为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四川人口众多, 但人口中的绝大部分是农村人口。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最高的1945年不过4.35%[48]。也就是说, 四川区域市场的主体是广阔的农村市场。
那么, 四川农村是否真的为四川城市工商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呢?
由于四川自然经济解体极不充分, 农民的生活方式依然是自给自足的, 作为四川区域市场主体的农民, 需要从市场上购买的商品极为有限, 对市场的依赖度极低, 这就大大缩小了四川众多的农村人口可能提供的市场范围。在农民的开支结构中, 可以明显地看出其卷入市场的程度。据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对嘉陵江流域的一个农户的调查, 该农户支出中的饭食、地租及捐税、燃料等基本与市场无关, 仅这三项就占了74.11%。即使把剩下购买衣服、农具、种子、肥料、饲料和杂费全算为农民在市场上的购买部分, 也只占25.89%。另一个外国学者1926年对成都平原50户农家进行的调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食料和租税上的支出大约占了77.5%-78.2%, 能用在市场上购买商品的部分仅占22%-23%, 大约是156-234元。”[49]据此统计, 四川农民卷入市场的程度不过1/4左右, 这样一来, 这个看似比较广阔的市场就相当狭小了。
同时, 在近代四川, 农民的生活不断恶化, 又大大影响了其购买力, 进一步削弱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如在川北, “昔日有许多农民不但求生活之继续, 还得有节省和积蓄些财物, 以图改善家庭状况或备不时之需。那时务农的中产——川北的中下资产阶级——之家还不少……那时有大佃农起而为中等或小地主的, 所在多有。现在 (指1927年前后) 呢, 除了城市附近而外, 多是贫农。他们的欲望是只求维持简单的生活——吃点菜根、藜藿延长家人的生命罢了。不是他们不求更高于此的, 是他们没有这个可能了”[34]。在勉强可以维持生计的农户中, 情况也不容乐观。据调查资料, 在1934年四川的1556户农家中, 有积蓄之家仅为21%, 生活恰可自给者有18%, 而负债者有1014户, 占61%[50]。大多数农家一经负债, 便难还清, 若偶遇意外开支, 其负债就更为严重, 而且, 四川农民生活呈日益恶化的趋势。就上面所说的负债者中, 1918年后开始负债的就占43%。而在其有积蓄的农家中, 约有“76%的农家的蓄款来自祖先遗留”[7]。
农民的贫困大大降低了农民的购买力, 致使城市经济的停滞。如川南经济中心泸州, “为叙渝自贡商品转运地, 历来商业颇称繁盛”, 但在20世纪30年代中, 由于“农村贫病”, 致使泸州的商业“呈现衰败之象”[7]。川东的经济中心万县, 亦因“人民购买力弱”等原因城市经济不景气。合川县“为川北门户, 尤兼水陆, 交通便利, 所以……商业颇盛。……不过在近数年来 (指1930年后的几年) , 连年灾荒, 农村破产, 致生意渐此萧条, 市面亦渐此冷淡”[7]。
自然经济解体的缓慢及解体程度之低, 农民日益恶化的经济情况, 这些均导致四川市场的狭小。不仅如此, 这个狭小的市场还主要为外国商品和中国东部地区的民族工业品所占据。在四川的出口贸易中, 主要的出口商品是工业原料如生丝、桐油、药材及山货等。而进口的产品则多为棉纱、棉布等工业品。同时, 重庆开埠后, 在四川的进出口贸易中, 四川基本上处在贸易逆差的不利地位。从1891年到1935年, 只有一年是贸易顺差。由于四川的工业大大落后于中国东部, 20世纪以后, 中国东部工业品开始取代洋货占领了四川市场。在1915年, 四川进口的商品中, 国货已占52%, 1925年占73.5%, 1935年占96.3%, 并以国产机制品为主[37]。总之, 由于近代四川农村依然保持前近代的半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以及日益恶化的农村经济, 使四川区域为城市工业发展所提供的市场相当有限。这样, 农村消化城市工业品的能力很弱, 极大地制约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 进而使城市的发展缺少必要的动力。原本为四川城市的重建和复兴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乡村, 已经大大地拖了城市前进的后腿。
综上所述, 近代以来, 四川的城乡关系与前近代相比, 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在城乡的对立统一关系中, 城市已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并开始了城市统治乡村的时期。乡村对城市的依赖性增强, 城市带动乡村共同发展。但由于四川城市发展的缓慢, 使城市对乡村的带动效应十分有限。相反, 由于农村自然经济解体程度不高及农村经济的日趋萧条, 使乡村日益成为城市发展的桎梏, 阻碍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近代四川城乡之间的这种非良性循环, 成为该区域发展严重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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