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以龙，力学家。1940年12月2日生于云南祥云。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系。1964年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员,曾任该所副所长。主要从事爆炸、固体和非线性力学研究。

我于抗战期间生于滇西一个偏远的县城——祥云。先父白汝璧于1923年自北洋大学土木系毕业后,长期服务于铁路部门。日寇侵华后,先父母携家南迁抗州,之后辗转湘桂,取道越南,在云南从事滇缅铁路的修建。

因为地处边睡,我的启蒙教育全赖母亲家教。先母仓传宪,直隶女子第一师范毕业,曾任教天津耀华学校。母亲教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是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我最崇拜的英雄则是岳飞。父亲在滇缅边境修路,受日寇截击,徒步穿行野人山和瘴气区,才得以逃生,之后因伤寒几乎病死,在我心中深深刻下了外侮的伤痕。待我开始了解世事时,正值抗战胜利,昆明虽是边城,但己是灯红酒绿。家中靠父亲工薪己无法生活,母亲忍痛让三个姐姐辍学,在家刺绣,以维持生计。我常随母亲携带活计去商店寄售,或在地上铺块布摆地摊。那个时候,我最感兴趣的一首歌是《古怪歌》:“板凳爬上了墙,灯草打破了锅。”虽然并不清楚周围发生了什么事,脑子里却充满了问号。不久,父亲调往浙赣铁路。随后,母亲率我们姐弟,乘装货的大卡车,穿行云贵高原,离开了云南。途中住过漆黑的小店;过乌江时,因山路太陡,刹车不灵,半个车轮己悬出河上,几乎是葬身激流;更可怕的是,亲眼看见土匪用白布裹着所绑架的肉票骑马从我们身边走过。长途拔涉,不记得大好河山的美景,只留下几页贫困、可怖的印象。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老受别人欺悔呢?为什么不能文明昌盛起来呢?

1950年,我随父母迁居北京,家中生活安定下来了。父亲仍奔波于各地铁路建设,从零下40摄氏度的大兴安岭林海铁路,到重返云南的成昆线,在家时间不多。我想,这是使国家强盛的工作。因此,我也学着,在假期去学校建筑工地扛杉篙,去农村学做农活,去戏院当服务生。希望有一天,我的劳动能为祖国的昌盛有贡献。

对我日后的科学研究训练有很大帮助的是高中的代数老师刘祖炽,他用严密的逻辑推理方式授课,并且要求我们用同样的方式做作业。再一位是物理老师李家驹,他教我们如何进行形象直观的物理思考。另一位是三角老师,因为她要求我们反复背诵、运用公式,必须一丝不苟,我们都背后叫她“三角老太太”。回想起来,这三方面的教育,培育出我日后从事研究工作的基本素质。

1958年,我考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得到名师们的教诲。严济慈、吴文俊、钱临照等先生亲自授课,钱学森先生等不时来系里和学生交谈。他们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思维,给我极大的启迪。现在仍能清楚地记得,严先生上举、侧举各一手臂,同步屈伸地往前走,演示电磁波的传播。

除了严格的正规训练外,值得回忆的还有几次当“小工”的经历。第一次是在大学低年级,我参加了课余的火箭科研小组。但是,安排给我的任务,既不是设计,更不是科研,而是当车工。白天上课,课余和晚上在车间干活,有时连干几个通宵,白天还要上课。将近三年,几类简单的机加工大多熟悉了。第二次是在70年代初,开始让搞业务了,但各种事(下转第5页)

都要自己动手。于是,放炮,成分分析,建设实验室都有了经验。第三次是1979年,我被国家选派去英国牛津大学。在此之前,在国内,电子仪器是很少允许非专业人员动手的。到了牛津,什么都必须自己动手,无论是使用快速精密的仪器,还是从头配制材料,我都获得了直接的经验。我觉得,丰富的实践和工程经验,是从事力学研究的人的另一种必须具备的素质。

在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两年,不仅仅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每个周末去书店或图书馆,最爱看中国画册,特别是一看见北京胡同和农村的人们日常生活的照片,常常不禁泪水盈眶,总是回忆起幼时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还常常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我的同胞为什么受了那么多磨难、外侮和贫困?为此,在这两年中我在学术战线上努力奋斗。起初,我的邀请者说,根据中英协议,中国使馆应交bench费。我不假思索便回答道,是我在帮你做你的研究项目。拒绝了他。结果,他倒反而更尊重我了,请我参加他们别的新项目的论证。很巧,我自己正发展了一种新的理论模型,与此有关,便马上指出他们可能忽略了另一种机制。他立即向我介绍了一个在美国召开的国际会议,鼓动我参加。这很快吸引了其他一些英国学者,也积极向我介绍他们的工作,与我合作。年长的F.R.S(皇家学会会员)们谈论我sharp。这样,我以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开始走上了国际学术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