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龙沐勋，词学的爱好者几乎无人不知。他的《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以及《唐宋词格律》数十年风行海内外，历久不衰。龙沐勋从黄季刚、陈石遗学诗，从朱祖谋（彊邨）修音韵学和诗词，先后在上海暨南大学、上海音乐学院、广州中山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等校担任教授。自1929年开始撰写词学论文，对词的起源、词的发展、词的创作、词的艺术风格及作家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探讨，重点着眼于唐宋词，奠定了现代词学研究的基础。还有《唐宋诗学概论》《中国韵文史》《词曲概论》《词学十讲》《风雨龙吟室丛稿》《东坡乐府笺》，皆为诗词界瞩目之作。其词学成就与夏承焘、唐圭璋并列，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词学大师之一。
龙沐勋（1902—1966），又名元亮，字榆生，号忍寒。出生于江西万载，在家族中行七，故又自称龙七。生平爱竹，四十岁后又自署箨公。父龙赓言是光绪庚寅恩科进士，和文廷式、蔡元培、董康是同榜，后来做了二三十年的州县官，一直是两袖清风。母亲杨玉兰是继室，生子女四人，在龙沐勋五岁时就去世。由于生母早逝，童年时龙沐勋的温饱学习无人关心，因而身体瘦弱，性情孤僻；十岁前，只在钟祥、随州念过一年多初小，在家乡读过一年蒙馆。十岁那年父亲弃官归里，在家乡创办集义小学，龙沐勋在《苜蓿生涯过廿年》的回忆文章（以下所引，皆出于此文，不再注明）中说：“我和我的几个堂兄弟也做了那所学校里的基本队伍……他教学生相当的严厉。每天叫学生们手钞古文以及《史记》列传、顾氏《方舆纪要总序文选》、杜诗之类，每个学生都整整地钞了几厚本，钞了便读，读了要背，直到颠来倒去，没有不能成诵的，方才罢手。一方面又叫学生们点读《通鉴》，每天下午大家围坐起来，我父亲逐一发问，有点错句子，或解释不对的，立即加以纠正。一星期之内，定要做两次文章……单说我个人，经过这一番严格训练，一年之后，便可洋洋洒洒地提起笔来，写上一篇两千字的很流畅的议论文。到了高小毕业，就学会了做骈文诗赋。”
高小毕业后，龙沐勋并没有再进任何学校。他说：“我在高小毕业之后，便抱着一种雄心，想不经过中学和大学预科的阶段，一直跳到北大本科国文系去。那时我有一个堂兄名叫沐光的，在北大国文系肄业。一个胞兄名叫沐棠的，在北大法科肄业。他们两个，都和北大那时最有权威的教授黄季刚先生很要好。每次暑假回家，总是把黄先生编的讲义，如《文字学》《音韵学》《文心雕龙札记》之类带给我看。我最初治学的门径间接是从北大国文系得来，这是毋庸否认的。我那堂兄还把我的文章带给黄先生看，黄先生加了一些奖诱的好评，寄还给我，并且答应帮忙我直接往入北大本科。后来我在十七岁的那一年，生了一场大病，几乎一命呜呼……等我病体回复健康，黄先生在北大，也被人家排挤，脱离他往了。我的父亲因为供给三个子侄的学费，和几十口的大家庭生活，积年廉俸所入，也消耗得差不多了。我只好打消这升学北大的念头，努力在家自修，梦想做一个高尚的‘名士’。”
1921年春，大病初愈后，受新思潮影响，龙沐勋开始不安于封闭落后的江西，于是由堂兄沐光介绍，前往武昌从黄侃（季刚）学习声韵、文字及词章之学，边在黄侃家中教其次子念田读《论语》。他说：“黄先生除声韵文字之学致力最深外，对于作诗填词，也是喜欢的。他替我特地评点过一本《梦窗四稿》。我后来到上海，得着朱彊邨先生的鼓励，专从词的一方面去努力，这动机还是由黄先生触发的。”
1923年春，龙沐勋将妻儿安置在九江丈人陈古渔家中，然后他只身到上海，开始他执教四方的生涯。首先由同乡郭一岑之介绍，到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的神州女学教高小最高年级的两班国文，但因他不谙吴语，教了一个多月，就还给教务主任谢六逸去兼了。他回到武昌去看黄侃，由黄侃介绍任教于武昌私立中华大学附中，但仅三个月就辞职，率妻儿返乡过年。
龙沐勋说：“我回家不到几天，忽然接着上海转来的电报，说有一位朋友张馥哉先生——他是北大国文系毕业，也就是当时所谓黄门四大金刚之一……要我到厦门陈嘉庚先生办的集美学校去，代他的课……我毫不踌躇地，又动了远游之念了。登时回了一个电报，答应下来。就在正月初三的那一天，辞了老父，别了妻子，冒着大风雪，独自一个人坐着山轿，走了两天，到萍乡搭火车，转到武昌，顺流东下，经过上海，取得馥哉的介绍信，换上太古公司的海船，一直漂到厦门去。”同年秋天，龙沐勋被聘为集美学校中学部正式教员。在这期间他还不断地认真学习，他说：“我在集美四年半的时间，除掉一心一意地教书改文外——我做专任教员，只教两班国文，每周担任教课十二小时，隔一周作文一次，时间是相当充裕的——就是跑到图书馆去借书来看。我这时感觉我的常识太缺乏了，就是在国学方面，也算不得有了怎样深的造诣。所以我就努力地向各方面去寻求新的知识，把时人的作品，不拘新旧，以及翻译的文学、哲学、社会科学等等，涉猎了许多。又深恨我往年不曾多学习外国语，以致不能直接去读西洋书籍。听到人家说，读东文比较容易，我就特地买了不少的日本书，请同事黄开绳先生——他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后来染了肺病死了！——来教我读了两三个月，因为黄先生吐血，不便打扰他做这义务教师，这事就中途而废了，我至今还引为大憾！”
当时诗坛老将陈石遗（衍）在厦门大学任国文系主任，龙沐勋说：“那时我在集美教过的学生邱立，已经升入厦大，从他老先生去受业了。我反而由学生的介绍，拿点诗给他老先生看，他说我的绝句很近杨诚斋……我这才深深地佩服他老先生的眼光不错，也就备了些贽仪，向他碰了头，拜在他的门下。从这以后，我常常渡海到厦大去，向石遗先生领教——他给我论诗的信札，整整的一大本，可惜那年由沪南游岭表，在海舶中遗失了！”
1928年9月，因陈石遗的介绍，龙沐勋出任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讲师，教各体文。又因陈石遗的介绍，得以拜谒诗词大家夏敬观（吷庵）。他说：“最初器重我的是新建夏吷庵先生，他作了一篇《豫章行》赠给我。先后见过了陈散原、郑苏戡、朱彊邨、王病山、程十发、李拔可、张菊生、高梦旦、蔡孑民、胡适之诸先生，我不管他们是新派旧派，总是虚心去请教，所以大家对我的印象，都还不错。我最喜亲近的，要算散原、彊邨二老。我最初送诗给散原、苏戡两位老先生去批评，散老总是加着密圈，批上一篇叫人兴奋的句子，苏翁比较严格些，我只送三四首诗给他看，只吃着二十八个密圈子。我因为在暨南教词的关系，后来兴趣就渐渐地转向词学那一方面去，和彊邨的关系，也就日见密切起来……我总是趁着星期之暇，跑到他的上海寓所里，去向他求教，有时替他代任校勘之役，俨然自家子弟一般。他有时候填了新词，也把稿子给我看，要我替他指出毛病。我敬谢不敢，他说：‘这个何妨，你说得对，我就依着你改，说得不对，也是无损于我的。’这是何等的襟度，我真感动到不可言说了！他替我扬誉，替我指示研究词学的方针，教我不致自误误人，这是我终身不能忘的。”
龙沐勋1930年在上海曾与“旅沪词流如番禺潘兰史（飞声）、宁乡程子大（颂方）、歙县洪泽丞（汝闿）、吴兴林铁尊（鲲翔）、如皋冒鹤亭（广生）、新建夏剑丞（敬观）、湘潭袁伯夔（思亮）、番禺叶玉虎（恭绰）、吴县吴湖帆、义宁陈彦通（方恪）、闽县黄公渚等二十余人约结‘沤社’，月课一词以相切磋，共推先生（朱彊邨）为盟主”，当时龙沐勋“年最少，与先生往还最密。屡欲执贽为弟子，而先生谦让未遑也。先生尝语予：‘生平不敢抗颜为人师。除任广东学政时所得士例称门生外，不曾接受谈词者列弟子籍。有以此请，即为转介于临桂况蕙风（周颐）’”（见《彊邨晚岁词稿跋》）。
对于朱彊邨，龙沐勋又说：“在他老先生临殁的那一年，恰值‘九一八’事变。他在病中，拉我同到石路口一家杭州小馆子叫知味观的，吃了一顿便饭，说了许多伤心语。后来他在病榻，又把他平常用惯的朱墨二砚传给我，叫我继续他那未了的校词之业。并且托夏吷庵先生替我画了一幅《上彊邨授砚图》（按：1931年10月绘），他还亲眼看到。”朱彊邨是希望龙沐勋传其衣钵。龙沐勋于1932年又请吴湖帆绘“授砚庐图”，是为第二幅。又请陈散原作《受砚庐图题记》，并乞夏闰枝、张孟劬、邵瑞彭等词人题词，悬之书斋中，雨夕灯窗，治词学时，恒从其吸取精神力量，终身服膺彊邨词学而不倦。龙沐勋说：“我从他下世之后（按：朱彊邨殁于1931年12月30日），就把所有的遗稿，带到暨南新村去整理。‘一·二八’的晚上，我用我的书包，把这些稿件，牢牢地抱在身边，首先把它送入‘安全地带’。后来就在音乐院（按：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一间仅可容膝的地下室里，费了几个月的工夫，把它亲手校录完竣。同时得着汪先生（按：汪精卫）和于右任、刘翰怡、陈海绡、叶遐庵、李拔可、林子有、赵叔雍诸先生的资助，刊成了一部十二本的《彊邨遗书》。我和汪先生的关系也是从这个因缘来的。”
汪精卫在1901年应广州府试第一，因深受当时广东学政朱彊邨及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赏识，所以汪精卫一直对朱彊邨持弟子礼。1932年7月22日汪精卫从南京行政院写信给上海的龙沐勋，函曰：
榆生先生惠鉴：
奉诵手书并大著，佩仰兼至。
师葬事未竣，至用挂怀。弟与右任先生谈及，尚无定议。如彊邨师在日曾营生圹，则诚宜尊其遗志。未可擅作纷更。世变方殷，妥灵宜早。诚如尊论。如窀穸有期，尚祈示知。俾得稍尽棉力。是所至感。余不一一。专此敬请台安！
弟汪兆铭顿首七月二十二日
龙沐勋在1928年秋冬间，曾应国立音乐院（按：1929年9月改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教务主任兼代院长萧友梅（时院长蔡元培）之请，代易孺（大厂）上课，讲授诗词。他以词与音乐之关系极为密切，宋末始不复被之管弦，历元明而就衰敝，他试图就商重振诗乐合一之宏图于音乐专科学校诸先生，遂不顾两校相距数十里之遥，毅然前往兼课。从此到1940年春，他在该校兼课十二年，也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据钱仁康的《龙榆生先生的音乐因缘》文中说：“榆师在音专教课，十分认真负责。音专同学很少对诗词发生兴趣，榆师循循善诱，培养出了不少能写诗词的学生。早期学生刘雪庵就是在榆师栽培下，擅长作词兼作曲的多才多艺的学生。我也是在榆师的栽培下，粗通写作诗词的门径……‘一·二八’事变后，榆师过闸北旧居，看到闸北一带被日军大肆破坏，只剩下断垣残壁的凄惨景象，在满怀悲愤中写下了《过闸北旧居》的歌词，由刘雪庵同学谱曲，音专声乐组学生在音乐会上演唱，唱到‘断瓦残垣，经几多灰飞弹炸。问何人毒手相加，深仇不报宁容罢’时，听众无不咬牙切齿，同仇敌忾。淞沪抗战停战后，榆师到音专上课，见校园里的玫瑰凋零，景物全非，仍用‘龙七’为笔名，写了《玫瑰三愿》的歌词以寄感慨，黄自先生马上把它谱写成了一首声情并茂的艺术歌曲，不仅在当时的音乐会上经常演唱，至今还是许多声乐家的保留节目。”另外还有李惟宁作曲的《秋之礼赞》《逍遥游》和《嘉礼乐章》，以及后来由钱仁康作曲的《小夜曲》《春朝曲》《沧浪吟》《骸骨舞曲》《是这笔杆儿误了我》《山鸡救林火》《一朵鲜花》《梅花曲》等，优美的歌词都出自龙沐勋之手。
1933年6月初，曾被鲁迅讥讽、指斥过的作家曾今可，会同张资平、胡怀琛等受过鲁迅嘲笑的文人，联络了黎锦明、傅彦长、张凤、龙榆生等一些文化界朋友，组织了一个文艺漫谈会。并于7月1日出版《文艺座谈》半月刊第一期，其中刊登白羽遐的《内山书店小坐记》，诬陷内山完造是日本侦探，并以此攻击鲁迅。对此，章石承在《榆师在暨南大学及其后情况之零星回忆》文中说：“1933年6月底，上海无行文人曾今可（按：原文以×××代之）因受鲁迅及左翼作家之揭发、批判，不甘失败，遂组织力量反攻，以《新时代月刊》社名义，邀请文艺界人士、大学文科教授举行‘文艺座谈会’，并托人再三邀请暨南大学张凤教授及榆师出席。孰意曾今可于次日报刊上登载消息，谓出席‘文艺座谈会’者皆系反攻鲁迅及左翼作家机关报《文艺座谈》之发起人。榆师对此极为气愤，晤及中文系曹聚仁教授时说：‘上海地方真不容易做人，他们再三叫我去谈谈，只吃了一些茶点，就算数了，我又出不起广告费。’……榆师极鄙视曾今可之为人，称之为堕落文人。曾今可曾以其‘解放词’集《落花》寄赠，冀得榆师片言只语之褒，以为抬高其身份之资本。榆师洞烛其阴谋，置之不理。”
1933年下学期暨南大学在国民党CC系的策动下，发生驱逐校长郑洪年风潮，在混乱中派来了高等教育司长沈鹏飞，以调停为名接任校长职务。暨南大学在沈鹏飞接任校长期间变得十分混乱，党派斗争益趋白热化，实已无法维持。1935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何炳松为国立暨南大学校长。章石承又说：“何炳松先生任暨南大学校长，郑振铎先生为文学院院长，郑以榆师多病，遽发表教授一人代理系主任职务。榆师遂愤而辞职，改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任中文系主任兼词学教学工作。中文系同学闻讯，推代表向校方提出挽留，无效。举行惜别会，到会八十余人。先由中文系同学代表致辞，提出校方不以学生学业为重，随意更换词坛素负盛名之主任，表示愤慨。继由榆师讲话，感情激动，声泪俱下，于是师生均大哭。于此可见榆师在学生中之声望与师生感情之亲密。”
龙沐勋说他在1935年暑假之前，“就接着中山大学的聘书，邹海滨校长又再三托斠玄（按：陈钟凡）来函劝驾，说胡先生（按：胡汉民）希望我到那边去，把中文系办好。胡先生在六月初放洋，前往欧洲养病。他在邮船上，还不断地有诗来，说什么‘未能讲肆从容话，曾把吴钩仔细看。真个扬帆沧海去，凭君弟子报平安’”。又说：“三月无诗吾岂惫，万方多故子其南！”他对我的这般热望，怎叫我不动心呢？龙沐勋又说：“我自己担任的课程，仍是文学史和词曲这一类。那时中大有一位老词家陈海绡先生，在那里教词有了十多年的历史。彊邨先生对他的词，是极端推重的，我也深深地表示敬仰。可是他说得太高了，专门对学生讲《梦窗词》，学生不能够个个了解。我是服膺孔老夫子因材而教的，所以另外选了些东西，对学生们由浅入深地详细分析地来讲，并且叫他们多多地练习，果然不到半载，就有些成绩斐然了！其实我的词学功夫，和海绡翁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不过谈起学生的受用来，我教的比较容易消化些罢了。”
1936年6月，粤桂“西南事变”发生，龙沐勋说：“广州市内有准备巷战的谣言，我拗不过妻的主张，匆匆地把所有的什物和儿女，趁着太古公司的轮船，回到了上海。别的不打紧，这一年多的经济损失，确有些压得我透不过气来！”8月初，龙沐勋移居上海极司非尔路康家桥廿一坊二号。他说：“这时各学校都早已经开学了，幸亏国立音专的校长萧先生，仍旧把我的教席保留了年余之久，除却扣去请人代课的钟点费外，所有寒暑假的薪俸，都送给了我，我把它来做了医药费。可是一家十余口的生活费，无法解决。那半年的收入，只有音专六小时的月薪，还不到一百元，这却叫我有些着慌。我的老友孙鹰若先生，正在苏州办章氏国学讲习舍，约我每星期去讲一次，每月送我一百五十元的车马费……萧先生待朋友真厚道！到了春季开学，设法将我改作专任……二十六年（1937）的春夏之间，我还是强扶病体，奔驰于苏沪和市中心区（那时音专的新校舍建筑在上海市政府的附近）一带……到了那年暑假，承蒙钱子泉先生（他原是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这时和我也是不曾见过面的）的好意，把我推荐给张校长，聘我做专任教授，合之音专，也有每月四百余元的收入，家用是勉强敷衍得去了。”钱子泉就是钱基博，钱锺书的父亲，他将龙沐勋推荐给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
到“八一三”事变爆发，光华的校舍被毁了，音专也自市中心区搬到法租界来，龙沐勋说：“人心惶惶的，大有朝不保夕之势。后来虽然各学校都在租界内租着几幢小房子，勉强地开了学，可是都为了经费竭蹶，对教授们减时减薪。大家迫于饥寒，只好拼命地去谋兼课，我也足足兼了五个学校，每周授课至三十二三小时之多。这五个学校，又是散布在四角和中央的。所以整天地提着我那破旧的讨饭袋，这边下了课，立即踏上电车或公共汽车，赶到那边去，那种可笑的奇形怪状，确是‘罄竹难书’……”当时龙沐勋任教于音专、光华大学、暨大附中、复旦大学、中国公学，共计五校。
1939年冬，汪精卫派人来探视龙沐勋。据其《干部自传》（引自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说：“1939年的冬末，汪住在愚园路，从褚民谊处知道我的地址（褚民谊爱唱昆曲，抗战时留在上海，和音专某些同事常有来往），就派他的随从秘书陈允文来看我，说汪很想念我，听到我身体不好，准备给我一些友谊上的帮助，并不要我替他做任何工作。”又说：“我是在1940年4月中旬，扶病到了南京，参加汪伪组织的。我最初是伪立法院立法委员，还兼任过伪立法院长陈公博的私人秘书。（为的是补助我的生活，每月给我津贴三百元，偶然替他写些应酬文字，不到半年，就辞职了）”对此，任睦宇在《悼念龙榆生先生》文中说：“汪精卫成立伪府，在未征得同意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了榆生先生为立法委员。后人每以此为榆生先生诟病。据我所知，实有难言之隐。龙师母曾亲口告诉我，当这一消息发表，榆生先生非常惊愕，当时渴望与我长谈商量，以定去就。而我为了家事，久稽乡间。榆生先生多夜不能交睫，忧思冥想，终抱万死不屈之心，存万一有可为之望，以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便鼓勇尝试。”
龙沐勋在《干部自传》中说：“我到了南京之后，所见所闻，触目惊心，悲恨交集。我去找陈允文，要求见汪辞职。陈推说汪太忙了，等了一个多月还没见到。陈一面安慰我一面说：‘你现在是沾上了色彩，也就没法超然了。’我无可奈何，只得忍耐下去。”又说：“我到南京参加伪组织之后，我看到伪政府的情形太糟了，哪里谈得上争回权利、拯救人民？我曾写过一封信给汪，希望他找点好人，培植若干比较有良心的干部，或者可以减少一些人民的痛苦。可是他并没有采纳我的意见，只是隔了一两个月，请我去吃一顿饭，谈谈诗词。”
龙沐勋的儿子龙厦材在《记抗日战争中几名书生的一次军事行动》文中说：“父亲苦闷失望之际，恰值中央大学筹备复校，父亲积极参与，7月，汪又委托他筹办学术性刊物《同声月刊》，父亲全力以赴。9月，南京中央大学开学，父亲任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他在教材上多选李煜、陶潜、辛弃疾、苏轼、杜甫、元遗山和顾炎武等人在亡国后或身遭乱离时寄怀家国之思的诗文，以启发同学的仇日情愫。12月20日，《同声月刊》创刊号出版，父亲以‘俞耿’的笔名写了一篇补白小文《寒蛩碎语》，文中谈到岳飞的《小重山》词。岳飞主战非和，难酬其志，因而在词的下片有‘欲将心事付瑶筝，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之叹。父亲则为作一转语：‘尽管没有人听，我依旧要拼命地弹，好教一般醉生梦死的人，有些警觉，何况知音还有呢。’父亲就这样，以很大的勇气和决心，隐晦曲折地表达他‘相信一定还有知音并且等待知音到来’的这一信念。”
龙厦材文中又说道：“1942年春，父亲给他在上海国立音专的学生钱仁康写了封信。不久又亲自来上海，面告已跟抗日力量取得联系，约钱到南京中央大学艺专教音乐，在教学之余，协助父亲做好一些爱国的实际工作。于是，钱更名钱万选，9月初来到南京，并仍以钱仁康原名为大后方重庆谱写抗战歌曲。”对此，钱仁康在1995年9月26日回忆说：“……这样我就在1942年9月到了南京。榆师果然对我十分信任，一切极端保密的事都告诉我。1943年他三次去北平，告诉我是通过张东荪教授和中共中央华北局取得联系，商谈策反的事。他住在周作人家里，但周作人全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1943年，榆师介绍我去郝鹏举家里教他的女儿弹钢琴，要我试探郝的思想动向，并做他的思想工作。我在郝家经常碰到郝鹏举，在交谈中得知他是痛恨日本人的。我又讲了一些日军的暴行和沦陷区人民的血海深仇，激发他的爱国思想。我在郝家教钢琴大约教了半年。”《同声月刊》三卷七号（1943年9月15日）载有《水调歌头·送郝腾霄将军出任苏淮特区行政长官》词一阕，上片写有“戏马台前临眺，霸气消沉未久，待子补金瓯”，下片写有“淬砺江东子弟，相率中原豪杰，风雨共绸缪”，都言及策反之事。
后来也参与策反的许宝骙晚年回忆道：“流光如驶，三十八个年头匆匆过去了。我现在为纪念民盟四十周年而写这段史料，屈指数来，五个主要当事人（包括郝鹏举）之中只有我是仅存的了。叹逝思旧情难自已，而在这一幕中给我留得印象最深的则是榆生同志……解放之后，我又到上海，再去访他。谈起前事，他深深致憾于旧友郝腾霄之不能始终其德，言下有一种废然而叹的神情，我总想着，像榆生这样一名骚人词客，在政治上竟又是这样大有深心，这大概是我国士大夫传统的习性，亦可见民族意识入人之深。榆生邃于词学，是以自传于后。像上述这段政治生涯，在他或许只是‘余事’，而我则后死有责，不能不书以存其事，亦以见其人。”
1943年夏，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离职，由原文学院院长陈柱接任校长，龙沐勋改任文学院院长，代基本国文及词选课，同时任南京文物保管委员会博物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1944年11月12日，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南京召开，南京伪府指派了六个“代表”参加会议，包括钱稻孙、龙沐勋、徐公美、周雨人、陶晶孙、张大公。陶晶孙充当会议议长。1945年7月下旬，龙沐勋因担心文物转移中所托非人，因此取消远行计划，决定留在南京。这一决定也彻底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抗战胜利后的11月8日，国民党教育部以了解学潮为由“请”走龙沐勋，囚禁于南京老虎桥监狱。1946年3月8日，移至苏州狮子口监狱看守所。6月26日宣判：“龙沐勋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权十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
1947年2月27日，龙沐勋在狱中给已到台湾草屯的学生张寿平写信说：“当愚被诱禁之初，与家人全相隔绝，终日闭居一室（同住二十人，空气恶劣），虽大小便亦不得自由。幸赖彼中司法科诸君颇相矜爱，恒以提讯为由，延至彼之后院，为讲文学。并以酒食相饷，且致药物，病得稍瘳。彼中于我辈颇表同情，屡有开释之讯。不料仍为某部人员所构，于去春移解吴门。”又说：“自去秋移禁监狱，得漱玉词人之照护，当事者稍加优待。因获略作运动并曝朝阳，饮食起居较有秩序，病体始稍有转机，并得稍备图书，专心写作。内子月一来视，儿辈亦偶尔一来，较在南京及此间看守所，殆有天渊之别矣。然沧桑变化殊不可知，他日能否生出狱门与足下重相把晤，亦正难逆料耳！”信中说“得漱玉词人之照护”，此“漱玉词人”乃指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当时她也关在苏州同一监狱而得享特殊待遇。
是年龙沐勋在狱中又因医疗、饮食不便引起旧疾胃溃疡大发，几度病危。好友夏承焘曾请当时在苏州高等法院工作的潘希真（即后来的女作家琦君）去看他，琦君说：“他的屋子和汪精卫妻子陈璧君隔壁……待见到龙老师时，他竟骨瘦如柴，双目深陷，无复当年青衫飘逸神情。他意外地见到我，劫后重逢，师生双手紧握，感触万千。他看看我带去的美国货奶粉说：‘你真是雪中送炭了。上海一别，没想到会在狱中相见。’我期期艾艾地不知说什么才好，因为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他的错，还是现实的残酷、世事的无常呢？”于是经过琦君，还有严纪青、汪贤齐等人的努力，龙沐勋在1948年2月5日终获暂时出狱就医。严纪青在《我所了解的龙沐勋老师》文中说：“龙师母从同学处得知我南京的熟人较多，于是就找我设法帮忙解决。我不仅出于师生之谊，且较知道他个人的道德质量和家庭的困难处境，并非甘心附敌，而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于是就想方设法找到两家与我家有生意来往的布店为之担保，使老师得以被释放回家。”
1949年初，龙沐勋先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审部馆外编审，11月起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纂。1950年秋季，文管会成立研究室，龙沐勋改任研究员。1951年调任上海市博物馆编纂，又改任研究员。1952年由陈毅市长安排到上海博物馆任资料室主任。1956年8月起任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1958年5月，被打成右派，直到1961年方才脱帽。1966年11月18日凌晨，因肺炎并发心肌梗塞，病逝。
学者林玫仪谈到清代词学家最受人瞩目且影响最大者，当推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四大家。四家以降，则赵尊岳上承况氏，龙沐勋上承朱氏，表现最为突出。她并胪列出六点，来推崇龙沐勋在词学上的贡献：
一、 继承朱氏未竟之业，校辑汇印《彊邨遗书》。
二、 编选词选，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唐宋名家词选》及《唐五代宋词选》等书，借以揭示学词矩范。前二种流传尤广，沾溉后学不少。
三、 创办《词学季刊》及《同声月刊》，所载词学论著，几乎囊括当时名家之作，导引一时风会，为最重要之词学刊物。
四、 笺注词籍，为朱祖谋所校订编年之《东坡乐府》，进一步作考证笺注，成《东坡乐府笺》一书。
五、 校订词学资料，又搜集词学文献，如对《苏门四学士词》《樵歌》《遍行堂集词》及《云起轩词》等词籍进行校订，又搜集整理郑文焯、陈洵诸家之论词资料，皆为显例。且《词学季刊》及《同声月刊》中刊登时人词作，亦有保存当代作品之功。
六、 词学研究方面，成果更是卓著，如《词学源流论》《词体之演进》《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研究词学之商榷》《两宋词风转变论》《晚近词风之转变》《论常州词派》等篇，均为影响深远之作。其于声韵音律方面之探求，尤为专诣精到。《唐宋词格律》《词学十讲》《词曲概论》等书，则深入浅出，洵为入门之重要指引。
林玫仪要言不烦地指出龙沐勋在词学上的成就，允称公论。而英年早逝的学者张晖独力完成《龙榆生先生年谱》一书，对后学研究龙沐勋生平事迹，提供把臂入林之功。笔者在拙文中也多所援引，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