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不确定的欧洲?确定的中欧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45 次 更新时间:2019-09-03 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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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 (进入专栏)  

【导读】


研究欧洲至今,我给自己提了一些问题,但仍没有明确的答案。


20世纪60年代,我就开始尝试阅读狄更斯、莎士比亚、哈代的英文作品的缩写本或简写本;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整个80年代则比较认真地读过培根、休谟、洛克等英国哲学家的著作,当然更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关于英国或基于英国或在英国写的著作;1987年起在英国学习了近六年,主要是做英国社会和思想史的研究,除了读英国人写的书并与他们讨论、争论,也实地观察了英国,其间竟一次也没回国,并有五年时间一直住在一个英国人家中;1992年回国后在社会学研究所的十几年里,也主要是应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其中有很多也是来自或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英国的社会史研究和当代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


2014年来到欧洲研究所工作,其实也是重新学习。我和同事们正在做的是欧洲社会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这应该是一项长期项目,我们关心在欧洲内部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而每一个发展模式也在这两三百年中不断发生着变化。比如说英国经验和英国理论,今天的英国和恩格斯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狄更斯写《雾都孤儿》,甚至和1945年二战后,和撒切尔夫人80年代执政时已经很不一样,甚至与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期托尼·布莱尔当首相时推动的所谓“第三条道路”时也很不一样,那时吉登斯就是“第三条道路”理论上的“精神导师”。这些针对的只是欧洲的一角或者即将“脱欧”的一个国家而言,如果放眼看整个欧洲,那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就一直存在很大的差别,每个国家也变化很大,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有所谓莱茵模式、北欧模式,等等。


我今天带来的问题有三组。


一、“欧洲一体化”往前,还是放缓?


(一)“欧洲”的五个层面:重叠的、累加的、多重意义的?


当我们讲“欧洲”时,至少有五个层面。


第一个是历史的欧洲。欧洲在近代世界史上曾经很辉煌,那个欧洲甚至也是今天中国还正在努力奋斗着的现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第一个模板,历史上的欧洲和今天欧洲,是纵向的“欧洲”,这个历史过程一直还在变化中,尚未结束。


第二个是地理的欧洲,或空间的欧洲。它在七大洲五大洋之列,西欧是第一轮发展起来,后来跟上的有北欧、南欧以及今天的中东欧,更大的欧洲大陆,历史上曾连着俄罗斯。


第三个是正在一体化中的欧盟,即现在英国要脱离的那个“欧洲”。


第四个是与欧盟有交叉关系的欧元区的“欧洲”。不是所有欧盟国家都在欧元区里,例如英国没有退出欧盟时,也不是欧元区中的一员。


还有第五个层面,也是有交叉的在欧洲的申根国家,也不是所有的欧盟国家都签署了申根协议。


所以,“欧洲”是一个重叠、累加和多重意义的欧洲,而不是那个固定不变的样板,这个样板是当初供我们赶超、学习,甚至把它当“老师”的那个欧洲。


(二)“一体化”:制度、规则、法律的一致?


欧盟最重要的事是“一体化”,从酝酿至今天也才刚刚走过六十年又一。它还在推进过程中,就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逆一体化”,即英国将要“脱欧”,不管有协议或无协议“脱欧”,在2019年3月29日就会发生。


一体化的过程我们可以用“稳步推进”来形容。但究竟何谓“一体化”?记得欧盟还只有15个成员国时,我们请过欧盟委员会主席、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来中国社科院演讲。他演讲完,我就请教他:作为欧盟委员会主席,您头脑中最重要一个问题、一个难题是什么?他说:我最头痛最关心、最想处理但最难解决且还远远看不到头的事,就是两千多年前中国的秦始皇已解决的“书同文、车同轨”,即制度的一体化。


又过了几年,欧盟已由15国扩展为25国,我们又请了当时的欧盟委员会主席、葡萄牙前总理巴罗佐来社科院演讲,巴罗佐也是滔滔不绝。我又提了一个问题:“究竟您理解的一体化是什么意思?”他反问我怎么理解。我说我理解的一体化是在制度层面、规则层面、法律层面用一样的标准,首先是在预算、财政、货币、金融等层面。欧洲是世界上第一轮发展并孕育出现代国家或者现代民族国家的地区,它也是第一个试图让渡部分主权、形成这样一个区域性的联合体。让渡部分主权形成区域性联合体最重要的是在制度、规则、法律层面的一体化,而不是数量上的扩张,更不是一夜之间由15个扩张为25个,仔细看新进的10个国家,按照标准、法律、规则来评判,就显得有些过快、过早、过于勉强。


(三)“尚未完成的工程”还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当代最著名的德国哲学家之一哈贝马斯提出过一个命题:“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这个概念的隐含意思是它能完成,只不过还没有完成。欧洲历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从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法国革命开始有这套现代性制度,包括财政、审计、税收、司法、教育、医疗、养老等等。哈贝马斯成长在战后德国,经历过欧洲最繁荣的黄金时代,他提出“尚未完成”概念,要大家再通过公共讨论、辩论、争论形成更开放的“公共空间”。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系列电影名字,英国“脱欧”只是现象或者一个国家,是否意味着“一体化”该放慢还是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这确实在困扰着我。


(四)慢也有慢的好处?


再退半步,我们也别那么悲观。《红楼梦》里说“大有大的难处”。但我认为,大也有大的好处。欧洲的一体化放慢一点,是不是慢也有慢的好处?与一个国家建立需要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相比,61年走到今天已经够快了,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欧洲人经历的可不止两次世界大战。


1972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一见到周总理就说,您年轻时到法国生活学习过,您怎么看法国革命?基辛格原意想问怎么看1968年的学生运动,总理想到的是1789年,不假思索地回答,“法国革命到现在不到200年,要回答它还为时太早。”今天,这句话在法国思想界、理论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名言。“才200年”,还不好评价,何况欧盟一体化才60年呢?


欧洲一体化究竟是往前呢,还是放缓?确实是一个问题,一个真问题。


二、欧洲今天所遇到的挑战大多属于“未能预期到的后果”?


(一)欧洲今天的挑战?经验、制度、认知层面的解读


首先,从经验层面看,今天欧洲遇到很多事:英国“脱欧”、法国“黄马甲”运动,此前的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希腊债务或者主权债务危机,还有恐怖袭击等等。十八大后的五年中的每一年,我们都带着四大伙伴关系——和平、增长、改革、文明——的全方位合作方案,包括新型城镇化、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走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连带社会养老、住房、教育、医疗等等,去布鲁塞尔或在北京参加一年一度中欧领导人峰会。恰好就是这些年,欧洲分别遇到克里米亚归属问题、希腊债务问题、难民问题、“脱欧”问题,等等。我们有学习乃至取经之诚意,可是对方的兴趣常常就在当年的焦点事务和危机上。当然这些危机是现实和迫切的,包括现在最胶着的法国“黄马甲”运动和英国“脱欧”。


其次,除了经验层面,是不是制度层面也有问题?在制度设计上,一体化最重要是经济一体化,至少要有统一的财政制度,但目前仅有统一的货币欧元。所以,在制度设计层面是否需要检讨,或可以改进?


再次,在认知层面上,如果是“尚未完成的工程(unfinished project)”,还要去积极完成吗?如果是想建成当年丘吉尔提出过的“欧罗巴合众国”,我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impossible mission)”,不论是60年还是120年,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都不可能完成。


最近,特朗普提倡一切要“美国优先”,对欧洲的安全承诺、气候变化协议以及伊核协议都推翻或撤出,其中包括最近在重大国际场合,美国政府居然把欧盟列为一般性国际组织。欧洲是最出思想、理念和主义的地方,从古希腊以来,文艺复兴是欧洲式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启蒙时期也是群星灿烂,“需要巨人也出了巨人的时代”,而且几乎每一个启蒙思想直到现在都还有活力。


那么,“欧洲”是否在认知层面出问题?18世纪以来,欧洲的现代制度和现代科学相随而行,而现代科学既是现代制度的产物,也是对它的正当性论证和合理化阐释,是对确定性的寻求。而当代,在认知层面最大的确定性恰恰是不确定性,它本身成了常态,如果是这样,我们对危机、风险、挑战、“黑天鹅”是否应该见怪不怪?


(二)“未能预期到的后果”如何产生?


这些挑战是“未能预期到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它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来,后来默顿把它发展成为一个解释性的概念,再后来被吉登斯在他的《社会的建构》里作为一个关键性的分析概念。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最关心的是战略意图、能力/实力和权力比对,而社会科学其实对意图不那么在意。因为每个人都有意图且时刻都在变,最重要是每个个人的意图,也与其他人的意图不断互动着,更与其所处的语境、社会关系、历史背景互动着,结果就会出现未能预期到的后果。最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并不是外在于每个人,每个人都是一个主体,不管什么政策、外交、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每个人对它们的理解(甚至也无所谓理解正确/准确与否)就会影响到这个人的行为,也就影响到社会一员的行为,那么这一员也就因此也改变了整个社会之这一小部分,或部分地改变了这一小部分。因此,数千数万数亿人不管他们各自怎么理解,或谬误或错误或荒唐地理解,比如特朗普以及手下有彼得·纳瓦罗、博尔顿、白邦瑞等,用他们的理解来制定、阐释政策,最后一定是综合的,就是恩格斯讲过的无数“合力的结果”。


“未能预期到的后果”为何如此重要?因为结果常会事与愿违。卡梅伦并真不想“脱欧”,马克龙没想到燃油税会惹出如此之大的“黄马甲”运动,就像撒切尔夫人当年加了几十镑的“人头税”,没想到就被党内老臣质疑,还导致她下了台。


三、中欧关系:不确定性世界中的一个确定性?


中欧关系,一直是被认为是中国外交关系里最重要关系之一。如果说,中美关系一直是最要稳定住的双边关系,中俄关系是最为稳固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中欧关系至少是中美、中俄之后又重要又确定的一对关系。但现实中又面临着系列挑战。


(一)中欧关系的确定性


一方面,中欧合作中有着巨大的互补性;另一方面,欧洲的经验、欧洲的个案,欧洲内部不同的发展模式,对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解决好我们面临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问题也有借鉴。


中欧关系更大的确定性在于中国本身,有人用了“西方之乱,中国之治”来形容,至少,中国的确定性体现在方向、目标、任务、路线图,和背后指导它们的思想,很清晰地朝着2020、2035、2049稳中求进。而欧洲的一体化也还是基本确定的,尽管有很多问题,但德法等主要欧洲大国在一体化进程问题上反而会更加坚定。


但有一个吊诡的问题缠绕着我,即两个确定相加,会不会是不确定?


下一步,中欧之间少不了沟通、切磋。新时代的中国如何与新问题不断的欧洲相处?如果欧盟是继续朝着繁荣稳定、和平的欧洲一体化方向走,再走60年甚或120年,中国都将是与它能够相向而行的最大的地区大国,而欧盟也继续将是西方的最大区域联合体、最大的市场、最大的和平力量,这个如果是确定的,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就能够不仅维护,还能推进。


(二)中欧关系中的不确定性


中美关系40至45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原有基本框架已不再适用,变得如此不稳定。与此相比,中欧关系中也有相当多的不确定性。


直接地看,特朗普去年挑起贸易纠纷,也冲着加拿大、墨西哥、韩国、日本、欧盟去,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在规则上逐个击破,先和加拿大、墨西哥搞自贸协议,再和日本、韩国,下一步和欧盟。特朗普要搞贸易保护主义,甚至退回到孤立主义,这个情况下,习主席第一次去达沃斯就高扬经济全球化、贸易便利化的旗帜,维护多边主义,坚持开放、包容。但到了2017年G20汉堡峰会,德国总理默克尔当着二十国的领袖说,“我们德国人早不那么幼稚和单纯,我们不止讲自由贸易,我们更要讲公平贸易”。“公平贸易”这个词现在也是特朗普所强调的,他认为只是自由贸易导致中国得利,所以要搞所谓的“公平贸易”。


另外,我们和欧盟原来一直坚持要建立平等伙伴关系,但现在欧盟却说要建立“对等的关系”。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第一要务,而欧洲已经处在高现代性甚至后现代化的阶段,因此怎么完全对等呢?但这个词现在也从欧盟坚持到特朗普也要求“对等”。


这就是规则层面的不确定性,背后支撑的是规则,乃至于欧美在基本制度和价值方面的一致性。


(三)我们处在“已知世界的终结”?


今天,我们不是处在“历史的终结”,也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沃伦斯坦所说的“18世纪以来我们所知道的那个世界正在走向终结”的时代?或者,吉登斯所说的“远离我们而去的世界”?18世纪以来,欧洲关于平等与自由的争论或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论,福山曾很自信地给出了与他的老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完全不同的结果——终结于美式西方民主,那场西欧意义上的争论随着苏联解体画上句号。亨廷顿则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又重新回到了文明的冲突时代。亨廷顿的文章20世纪90年代发表后,还专门组织过一场讨论,请了十来个人,他请大家来批评,最后剩了五分钟给自己答辩,答辩词英文就三个字:“If not? What?”(“如果不是文明冲突,那你们说是什么?”)其实,真的问题是,18世纪以来的那套知识体系走向终结了,从20世纪前70年代开始,就进入利奥塔所写的《后现代状况》,进入了不确定和高度碎片化的时期。


(四)不确定的是否反而更有希望?


不确定性也未必就一定是坏事?从中国的辩证思维而言,挑战是危,但可以变成机,如果西方称霸世界是早就确定了的,那么中国的复兴就再无机会。不确定性从国际关系而言,就是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重新组合,不仅有挑战,也有危机、有陷阱、有难题。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此前经历了一战和几百年战争的欧洲人痛定思痛,再也不能打仗。战后也确实换来了70多年的和平,尤其是现在的西欧北欧。中间虽有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但也可以叫冷和平、“核恐怖平衡”,没有真打起来。在和平条件下,社会发展了、繁荣了,住房、医疗、教育、养老都在解决之中,虽然也有老龄化这样的巨大挑战。冷战结束后,美国有“一超独霸”的短暂幻觉,也遇到过小挑战,如“9·11”恐怖袭击和美国指称的几个所谓的“流氓国家”。


但是现在,不但非洲的贫困/发展问题没解决,中东也越来越乱,还有各种地区矛盾和非传统安全的挑战,气候变化是其一,还有疾病传染、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等。宗教极端主义也未必一定就有宗教背景,他们也不需要组成传统意义上的政党和国家,但能通过极端行为包括微型、小型的极端行为造成严重的后果。原来的亚非拉寻求独立、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需要人民组织起来,建立政党甚至革命,现在这些似乎都不需要了,只是骚乱、暴力和破坏。最新的“黄马甲”运动,连政治诉求都没有,政党也没看到,但就是不断发生,还有蔓延不息的架势。这样的挑战是当前对全人类最普遍的挑战,也是几百年从来没有过的挑战。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也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出现了大变动时期才有的社会失范、政治失序、安全失控、制度失灵、精英失职。是否真的出现了“西方之乱”?这又是我的一个问题。


至少,西方与非西方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博弈中非西方分量作为参与者逐渐壮大,甚至也开始参与规则制定,这方面的权重越来越高,这也是百年来的第一次,现在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可以理解是从“五四”以来的一百年,也可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一百年,还可以说是西方主导世界200至300年来,出现的未有之大变局。“变”不止是经验、制度层面,还包括认知层面。从理论上而言,新的世界秩序不像当年二战后苏美英三巨头密谋搞出一个雅尔塔体系,也不仅仅是学术层面上看到经济越来越开放。信息化时代让每个人都能成为参与者,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也包括了斗争在里面,而不仅是要抛弃零和游戏,在谈判中坚持互利合作,这是必然包括伟大斗争的新时代。


(五)欧洲也是差异的欧洲、“多速欧洲”


同时应该看到,欧洲内部的差异很大。欧洲人最近提出一个概念叫“多速欧洲”,欧洲各国,包括欧盟内各国,并不是在一个起跑线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2016年在中国社科院来发布《欧盟安全战略》,这是在欧洲境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发布这个报告。定稿时公投结果刚出来,她把那些“应该”都改成了“必须”,其中包括共同防务、共同外交。但是“多速欧洲”要搞共同防务、共同外交,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是“多速欧洲”,德法是不是可以先搞起来呢?


其实欧盟内部各国也有分歧和矛盾。美国小布什时期搞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就明确表示,更愿意和“新欧洲”玩,不愿意跟“老欧洲”玩。中东欧国家在“一带一路”等上和我们合作比较多,他们有大量的经济、投资、贸易需求;但另一方面,在安全问题上,苏联解体后他们纷纷倒向西方,一直处在俄罗斯的所谓的威胁阴影中,如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给他们的压力。但美国现在走向“新孤立主义”,能少管就少管,能不管就不管,连北约国家的安全保障费都不愿意继续承担。这种情况下,一体化不止来自外部挑战,也来自内部。“多速欧洲”的提出,其实就是在欧盟内部想有所区别。


(六)以“匈塞铁路”为例,化解欧盟的猜忌


尽管欧洲内部有多样化、差异化,但是因为客观上中国越来越强,不仅美国,一些欧洲国家对我们的所谓猜忌、疑虑也在增加。对“一带一路”、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简称“16+1”),欧盟和一些欧洲大国反馈的信息竟然是,“我们承认一个中国,但我们也是一个欧洲”。“一带一路”和“16+1”是不是在分化欧盟?从学者智库到政要,都有这种说法,我们通过对话和开放包容透明来推动“一带一路”和“16+1”,包括邀请他们参与“一带一路”或做“16+1”观察员,应该要逐步化解这种疑虑。其实,从经贸投资的数量上来看,和中国与西欧、南欧、北欧的合作相比,与中国和欧洲大国的合作相比,我们与中东欧合作简直就是零头,既然我们和欧洲是全面的合作伙伴,为了更平衡,就要展开和加强次区域的经济合作、贸易合作、投资合作、人文交流,但没有任何安全、地缘政治上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更没有想要分化欧洲。


以“匈塞铁路”的合作为例,匈牙利是欧盟国家,欧盟担心我们有猫腻,但检测结果完全符合欧盟规则,后来又说中匈塞三国是否面向全世界招标?现在内部的分歧也包括对匈牙利的指责,还有对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指责,这些都需要时间来化解。


总之,中欧关系,用中国的“行百里半九十”来形容,一百里路,走完九十才走了一半,那最后十里愈发艰难,因此愈发要走好、走稳、走顺。


(作者: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摘自2019年1月22日、23日文汇APP,后载于《中国外交:在十字路口的历史抉择》,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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