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要善于限制自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19 次 更新时间:2019-04-07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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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吾金 (进入专栏)  

太阳光线在散射时发出的热量是很微弱的,但如果用一面聚光镜把光线集中在一个焦点上,那就能达到较高的温度,甚至会使纸片燃烧起来。


人们精力的使用也与此相似,如果处在“散射”的状态,就很难达到一定的“热量”;只有把精力集中起来,在宽厚扎实的基础上,锲而不舍地钻研一个方面的学间,才有可能达到一定的造诣。集中精力,也就是要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时间,严格地限制自己的学习范围和兴趣,决不心猿意马,见异思迁。当今,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里,每日每时,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各种各样的书刊都在“诱惑”着你。在这样的环境中,限制自己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进大学前在厂里工作了十年。那时,我酷爱文学,热衷于写小说。七七年招生制度改革后,我考入了复旦大学。谁知“大门”进对了,“小门”却“走错”了。我被录取到哲学系,可是我对哲学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怎么办?我决定“身在曹营心在汉”,继续走自己的路。于是,我一头扎进了文科阅览室,如饥似渴地读起外国古典文学名著来。从古希腊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一直读到俄国大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读了一百五十多本小说,做了近十本学习札记,并动手写了三篇小说。结果,我的精力分散了,专业课的学习却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班主任发现这一情况后,多次找我谈心,从哲学战线后继乏人的现状一直谈到文科大学生肩负的重任,勉励我正确处理个人兴趣和专业之间的关系,立足专业,为繁荣哲学而努力。老师的诱导深深地触动了我,我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平行线战术”(即文学和哲学并行不悖)来了。恰好在这个时候,我接触到两本书。


一本是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在这本书中,歌德反复强调,一个有造就的人“最大的艺术本领在于懂得限制自己,不旁驰博骛”。歌德多次告诫他的秘书爱克曼说:“你得随时当心不要分散精力,要设法集中精力。”歌德在晚年回顾自己的学习、创作生涯时,非常感慨地说:“假如我没有在石头上费过那么多的功夫,我就很可能把最珍贵的金刚钻拿到手了。”另一本是黑格尔的《小逻辑》。在这本书中,黑格尔进一步概括并发挥了歌德的治学方法。他这样写道:“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他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反之,那些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而终归于失败。世界上有趣味的东西异常之多:西班牙诗、化学、政治、音乐都很有趣味,如果有人对这些东西感觉兴趣,我们决不能说他不对。但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内,如欲有所成就,他必须专注于一事,而不可分散他的精力于多方面。”


至此,我开始省悟到,这两位文化巨人的治学方法,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善于限制自己。这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终于下决心搁下了文学,把它仅仅作为一种业余爱好保留下来,而把主要精力全部扑到哲学上。


新的烦恼又随之而来了。哲学本身也是一门内容丰富的科学,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逻辑、自然辩证法、美学、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等一系列学科。这些学科都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谁想孤立地把其中一门学科搞深搞透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搞哲学的人要具备广博的基础知识。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些学科中的任何一门都拥有巨大的信息量,都可以耗尽一个人的毕生精力。因此,如果不深入地钻研其中的一门学科,而在所有的学科上平均使用力量的话,势必分散精力,一事无成。我经过充分的考虑,决定把自己的兴趣放在外国哲学史这门学科上,并尽一切努力把基础打得更宽厚、更扎实一些。一方面要讲“专”,要限制自己;一方面又要讲“博”,要融会贯通。这个关系究竟如何处理呢?我采取了以下的办法:


一、建立一个合理的专业学习的知识结构。经过分析,我发现,要掌握外国哲学史这门学科,至少必须同时掌握以下四门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原著选读、西方哲学史原著选读、英语、世界通史。这四门学科中,忽视任何一门,都会直接影响到外国哲学史的学习。因此,我把这四门学科加上外国哲学史统称为专业学习的知识结构。特别在刚开始啃外国哲学史的阶段,我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绝大部分用在这些学科上。这样一来,我就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了外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并把这门学科建立在一个必要的、有一定广度的基础知识面上。


二、把研究的领域和了解的领域严格地区分开来。所谓“研究的领域”,也就是深入进行探索,并撰写学术论文的领域。所谓“了解的领域”,就是限于一般的阅读和思索,并能通晓其基本原理和发展史的领域。我把研究的领域限定为外国哲学史,同时把了解的领域规定为以下的学科:西方美学史、西方伦理学史、基督教史、自然科学史、逻辑史、西方经济思想史、政治法律思想史、近代心理学史等。这些学科,在内容上与外国哲学史息息相关,不了解、不关心是不行的。比如,熟悉和了解近代心理学史,对于研究笛卡尔以来的西方近代哲学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然,要熟悉那么多的学科,在短时间内是有困难的。因此,我制订了一个较长的计划,决定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逐步攻下它们,以便以外国哲学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尽可能广博而又扎实的基础。总之,我体会到,无目的的“博”是无用的,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的:“博学并不就是智慧。”“博”只有为“专”服务才是有价值的,了解的领域只有服从于研究领域的需要才是有意义的。


三、节约每一分钟的时间,为形成博专结合的知识体系而努力。对于个人来说,生命是有限的,知识却是无限的。要想在某个方面有所造就,就一定要节约尽可能多的时间,集中加以使用。所谓限制自己,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要合理地安排和利用自己的时间。我采取的具体措施是:1.严格控制和电影、电视、文学作品接触的时间,只准自己看那些报上介绍的、比较好的作品或对熟悉外国哲学史有较大帮助的作品(如电影《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2.接受、借鉴别人的治学经验和方法。这样常常可以少走弯路,节省大量的时间,用到刀口上去。我在学习一门新的学科前,总要请教在这方面有造诣的老师,听听他们的意见,该读哪些书,按照怎样的顺序来读,这样对自己是非常有帮助的。


由于我把自己的精力严格地限制在外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内,比较正确地处理了博与专的关系,思考深入了,也就有了自己的见解。从1980年9月到1982年3月这一年半时间内,我在《哲学研究》、《学术月刊》、《复旦学报》等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九篇哲学论文,计五万余字,并被《国内哲学动态》杂志吸收为通讯员。与此同时,我又考取了本校外国哲学史研究生,主攻德国古典哲学。


在新的学习环境中,我又重新回味了歌德、黑格尔的治学方法,决心在不断开拓自己的知识面的基础上,由博返约,对外国哲学史,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作出更深的思索和研究;同时,尽快把第二外语——德语搞上去,以便写出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为推进和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尽自己的一点微力。


(本文选自俞吾金著:《生活与思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原载上海高等教育局研究室编:《大学生谈学习方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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