郇庆治:以更高的理论自觉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5 次 更新时间:2019-03-23 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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郇庆治  


内容提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阐述,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一种大格局或结构性的变化,从而使得我们对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认知与贯彻实施,明确地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宏大语境与话语体系之下。相应地,我们需要更加突出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或者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对新时期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实践的理论指导意义。


关 键 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美丽中国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阐述,与十八大报告相比,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一种大格局或结构性的变化。这就使得,我们对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认知与贯彻实施,明确地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宏大语境与话语体系之下。换言之,我们需要更加突出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或者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①,对新时期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实践的理论指导意义。依此,笔者在本文中将具体阐释十九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关论述,并重点分析坚持与深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对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从十九大报告的整体架构来看②,除了独立的第九部分,集中阐述生态文明建设议题的论述主要有三处:一是第一部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其中将过去五年的生态文明建设努力概括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报告指出:“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党全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积极推进。全面节约资源有效推进,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大幅下降。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进展顺利,森林覆盖率持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环境状况得到改善。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③这些进展充分表明,十八大所确立的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其他“四大建设”的各个方面与全过程的“五位一体”总布局要求,以及四大战略部署(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正得到扎实推进、政绩斐然。就此而言,生态文明建设无疑是过去五年中党和政府治国理政成效最为突出的政策议题领域之一,既是生态环境保护“认识最深、力度最大、举措最实、推进最快,也是成效最好的时期”,也是“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密度最高、推进最快、力度最大、成效最多的五年”④,并构成了中国悄然发生的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历史性变革的重要维度。

比如,在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共举行38次会议,其中20次讨论了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相关的议题,研究了48项重大改革事项,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出台了深化改革文件84件,2015年制定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所确定的2015-2017年间实施的79项改革任务已经全部完成73项。其中,已经率先试点实施的三江源、东北虎豹、大熊猫、祁连山等四个国家公园建设总面积达21.5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国土空间的2%,明确致力于探索保护这些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在强化生态环境治理方面,自2015年底开始首先在河北省引入“中央环保督察”机制,到十九大之前已实现全国31个省区市的全覆盖,前后四批环保督察共收到群众的各类举报13.5万件,问责处理了上万人,尽管仍有个别质疑或担忧声音,社会总体反映高度肯定。到2016年,举国关注的大气、水域和土壤污染治理已取得明显成效,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三大区域的细颗粒物也就是PM2.5平均浓度,与“大气十条”出台前的2013年相比都下降了30%以上,全国的酸雨面积已由历史高点的占国土面积30%左右下降到7.2%,地表水国控断面Ⅰ-Ⅲ水体的比例增加到67.8%,森林覆盖率由21世纪初的16.6%提高到22%左右⑤。

当然,尽管取得了上述诸多明显成效,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已得到根本性遏制与扭转,中国的生态环境质量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进程中也还存在着不少的短板、难题和障碍。前者比如全国污染总体水平依然较重(2016年全国338个监控城市中全年达标的只有84个,PM2.5和PM10指标分别超标34.3%和17.1%)、重点地区和重点时段的污染状况更加严重、产业能源与运输三大结构依然不够合理、企业遵纪守法水平仍有待于提高,后者比如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国际先例极少)、整合体制机制(部门职责交叉难题)、激励性市场机制创建(更多发挥市场引导作用)等方面⑥,还需要进行更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推动。

二是第三部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其中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十四个基本方略之一。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⑦这段论述清楚地表明,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中国长期以来凝练形成的生态环境治理原则与体制(比如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为指针,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来逐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已经成为中国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遵循与实践方略。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略包含着如下四个内在关联的要素或环节:一是基于生态学思维的自然价值理念或人与自然关系观念;二是整体统筹与法治严格的生态系统及其要素治理体系和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三是综合考量生产、生活与生态理性要求或目标的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和文明发展道路;四是主动兼顾国内美丽中国建设与全球生态安全的天下情怀。上述四个要素或环节作为一个整体,不仅具备强烈的系统性治国战略或方略意涵,而且有着鲜明的社会主义“红绿”政治色彩。甚至可以说,它们也就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主要意涵。

在笔者看来,正确理解上述观点的关键有两个:第一,它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时代特征、基本矛盾、未来目标和动力机制等国情大势所作出的科学研判。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以经济实力为核心支撑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了大幅度提升;相应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然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即“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时代”⑧。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⑨。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当然是一种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因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包括更高水平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还包括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或者说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全面发展与进步的需要。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包括生态环境问题在内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而以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中国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沿或主战场。可以说,这种认识在共和国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人类发展史上都具有一种突破性意义。

第二,它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自身政治意识形态的重大时代革新或“绿化”⑩。就像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理论创造即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国人民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建立了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自己的理论创造即邓小平理论,带领全国人民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波澜壮阔进程并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一样。如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再次在一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提出了通过高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旗帜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和实现伟大梦想,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伟大工程”。需要强调的是,在笔者看来,新时期党的建设除了我们通常理解的全面从严治党尤其是反腐败和制度治党,更基础性的是通过思想建党坚持与改进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11)。可以说,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既是对中国共产党这种“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治理能力的检验和考验,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自己的不断学习能力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初心的检验和考验。

三是第四部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其中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作出了明晰的构想与规划。报告指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其间要统筹推进“五大建设”和其他重要国家战略,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蓝天保卫战”);“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12)。可以看出,对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十九大报告第一次作出了如此明确的远景规划,即“打好污染防治的攻坚战”(2020年之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2020-2035)和“生态文明全面提升”(2035-2049年)。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目标规划既是十分宏伟的和雄心勃勃的——试想,在短短的未来三十年时间内实质性解决目前依然十分严峻的生态环境挑战、实现较高质量的生态文明状态,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跨越;同时又是着眼于现实国情和经过艰巨努力后方可实现的。应该看到,虽然依然存在着大量而严重的城乡生态环境破坏现象,快速而大规模的持续性经济社会现代化浪潮对中国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普遍性、直接性冲击,正在趋向一个阶段性尾声,而党中央对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总体目标、基本矛盾和动力机制的阶段性变化的重大判断将会促成的一个历史性改变,是带领全国人民——尤其是社会精英群体——再次实现一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点的战略性转移,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其中以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共生为主题的生态文明建设将会成为一种“常态性政治”。

具体到第九部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阐述,既在篇章结构和主体内容上保持了与十八大报告的对应性和连续性——比如同样是四个层面内容、七个自然段,又有着明显的创新性特点。笔者认为,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引的角度来看,这一篇章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主要特点。

第一,突出强调了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国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指导引领意义。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13)。可以看出,这些论述既保留了十八大报告中已经包含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诸多重要论断,同时又增加了他的一些最新阐述和最新提法。尤其是,“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既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核心性观点,也构成了这一篇章、特别是前两个自然段的理论性阐释的基础性论断。概言之,正因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我们所追求实现的现代化只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具体而言,在笔者看来,它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层次或方面:一是生态(环境)哲学伦理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作为基于生态学科学知识(思维)的哲学价值观与伦理态度,它要求我们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相应地,物质性改造或经济性利用自然只是人类生存与生活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人类开发利用意义上的自然认知与实践。在现实中,人类作为价值和实践主体——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主要的,总是要主体性地认知与变革自然界的(也就是以人类自身为中心的),但必须要做到遵循自然规律,而对大自然的任何伤害举动终会反过来伤及人类自身就是最朴素的自然规律(当然也是社会规律)。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只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中国长期性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提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如今我们理应明确追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其核心内容就是既能够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能够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四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变革或制度创新要求,就是自觉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最大程度地节约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并致力于形成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当然,从当代环境哲学和伦理学的视野来看,这种论证方式的“弱人类中心主义”特征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可以说,与十八大报告相比,十九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理论阐述的最大特点就是作出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式现代化”的简要论证,也就明确回答了许多学者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定位的疑惑(14)。因而,我们不能仅仅凭借其中个别术语(比如“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作出过度的解读或诠释,现实中更重要的是可持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优美生态环境需要”(通过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第二,明确规定了以加快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来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在接下来的第3—6自然段中,报告分别从“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四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或任务总要求。应该说,这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略的合逻辑展开(尤其是第一个和第四个方面),也是这一篇章的第一、第二自然段所阐述的人与自然关系新观念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观的内在要求,同时也科学概括了中国过去五年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一些新经验、所开启的一些新探索。

值得关注的是,在“推进绿色发展”中,报告着重强调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也就是说,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除了继续推进更多属于生产方式层面的产品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能源结构、绿色低碳循环技术结构的绿色化,培育广大人民群众或消费主体的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生活方式——尤其是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应该成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领域或政策抓手。实际上,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环保部于2015年出台了《关于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的实施意见》,目的就是在积极培育公众的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同时,探索各级政府更为合理有效的柔性公共管理政策的方法路径。因而可以设想,未来五年中,促进绿色消费方面将会有更多政策与法律出台实施。

在“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中,报告着重强调了“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对应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的主要任务,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或“蓝天保卫战”,从而实质性扭转大气、水、土壤等领域的严重污染状况,除了应在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强化排污者责任、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和严惩重罚等相关制度外,更为根本的是逐渐构建一种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多方参与、分工协作的环境治理体系。这意味着,未来五年中,为了更有效解决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不仅会引入更多的创新性制度机制,而且这些制度机制的协同性也会大大提高——比如在不同行政区域之间或不同议题政策之间。

在“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中,报告着重强调了“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包括森林、草地、湿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等在内的各种政策措施,宗旨是保障和优化中国的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提高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生物多样性,而实现这一点的主要政策抓手就是严格划定与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同样重要的是严格保护耕地和严格控制城镇开发范围,而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控制线即是最关键性的政策举措。

在“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中,报告着重强调了“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等政策议题或内容。可以说,组建新的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监管城乡各类污染排放和行政执法职责,是十九大报告对于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所提出的最明确部署和要求之一。同样重要的是,大面积的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意味着中国已在尝试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综上所述,可以预期的是,以创建绿色经济体系、绿色技术与产业体系、绿色能源体系为主题的绿色发展和以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为核心的国家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将会成为未来五年党和政府主推的生态文明建设攻坚性政策领域。

第三,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新概念。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15)

在笔者看来,一方面,这一提法是对十七大报告所提及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十八大报告所提及的“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承继呼应,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意涵更为系统与丰富的科学概念;另一方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语境下,它更多应阐释为“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新格局”的一种理论与意识自觉,也就是服务于“我们这代人的”保护生态环境努力的绿色政治共识。依此而言,我们显然不能对其作出比如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狭义视角下的偏激性解读(16)。尽管如此,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明确提出,笔者认为,确有必要结合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新理念新论断新观点的学习研读,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等概念作出更加系统性、理论化的概括与阐发(17)。

那么,相比十八大报告(18),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提出了哪些需要系统而深入探讨的理论性议题呢?笔者认为,着眼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宏大语境与话语体系,如下四个问题是尤其值得关注与讨论的。

其一,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体系研究。应该说,自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关于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研究已经逐渐展开,并发表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成果(19),但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过分集中于对个别论断本身的解读诠释,很少自觉从理论体系的视角加以阐释研讨。因而,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自2005年正式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论断起,尤其是自十八大以来结合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大政方针又作了大量理论思考与政策论述,已经日益形成一个十分丰富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体系,涉及基本理念、目标愿景、战略路径和政策举措等不同层面的复杂内容,亟须做一种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视角下的系统性概括与阐发;另一方面,随着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国家战略的全面铺开,加快各级政府的生态文明治理体制改革与创新正成为我国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着力点与突破口,而如何使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呈现为更加系统科学的理论表述形式(20),不仅是关系到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方向、力度与成效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关系到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大目标是否能够如期实现的根本性问题,必须给予足够重视。

其二,生态文明建设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方略关系研究。应该说,十九大报告已经把生态文明建设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方略的关系,作了一种清晰的政治定位。那就是,生态文明建设或“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本身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方略的一部分(21)。换言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就包含着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而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就是努力践行与实现这一思想的基本路径。尤其是,通过对新时代基本特征、目标规划、战略部署和重大决策的系统性阐述,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以一种更加契合或有机的方式纳入一个更加宏大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中,因而必将使得它在未来实践中的社会政治动员变得更加坚强有力。尽管如此,无论从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实践层面来说,还是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方略的贯彻落实而言,我们都需要从二者关系及其互动的视角作更深入细致的探究。

其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哲学理论依据研究。一般而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可以从广义或狭义两个层面来理解。从广义上说,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生态文明观念”、十八大报告所阐述的“生态文明理念”、十九大报告所阐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观,都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简明概括或表述。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理解是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这一理所当然的大前提之下的。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生态哲学价值或伦理理念的革新(比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及其制度化实践,是离不开或基于社会主义的根本性制度框架的。否则的话,我们便很难将这些美好理念或设想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也正因为如此,笔者一直强调(22),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一种狭义界定是必要的,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意味着社会主义政治取向和生态可持续性价值的自觉融合。这种理解的理论重要性在于,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科学阐释,不但取决于我们对各种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念或生态文化理论的主动吸纳借鉴,也取决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忘本真的坚定继承与大胆创新。其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发展着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可以扮演一种认知中介或桥梁的角色(23)。

其四,生态文明体制构想及其改革的基础理论研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下,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的政策倡议和举措,而最具代表性的是2015年9月公布实施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该方案明确提出,推进建设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健全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而这八项基础性制度(体系)也被称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四梁八柱”。毫无疑问,作为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上述基本体制性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但一方面,如何从生态文明建设一般理论的高度来阐明这些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举措之间的内在契合与良性互动,比如究竟什么样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更有利于健全合理有效的生态补偿制度和环境治理体系;另一方面,如何在更宽阔的理论视野下构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与目标所要求的新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治理制度架构,比如明确勾勒出它们与现行制度框架本身的原则性区别(24),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正如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的,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更何况是像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这样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依此而言,在笔者看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为中国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理论指引和强大政治动力,也为我们更大胆地探索与认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规律,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中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方面创新提供了巨大的潜能。换言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大语境与话语体系下,我们可以更加自信、更富创造性地讲好“中国绿色故事”。

注释:

①郇庆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学习论坛》2016年第5期;《三维理论视野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研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6页。

④《“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记者招待会》,2017年10月23日,http://cpc.people.com.cn/19th/GB/414745/414879/index.html.

⑤此处数据均来自《“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记者招待会》,2017年10月23日,http://cpc.people.com.cn/19th/GB/414745/414879/index.html.

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记者招待会》,2017年10月23日,http://cpc.people.com.cn/19th/GB/414745/414879/index.html.

⑦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24页。

⑧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⑩郇庆治:《中国生态文明的价值理念与思维方式》,《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第1期。

(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21页。

(1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8-29页。

(1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0页。

(14)在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学界,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是,生态文明建设意味着一个工业文明时代之后新文明时代的开启。参见卢风等:《生态文明新论》,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4-9页。

(1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2页。

(16)郇庆治:《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17)郇庆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方法论视角》,《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1期。

(18)郇庆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十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19)比如乔清举:《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学习时报》2016年7月28日。

(20)郇庆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哲学意蕴》,《人民论坛》2017年第31期。

(21)于晓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关系探析》,《前线》2013年第8期;张凤华、周敏:《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江汉论坛》2011年第11期。

(22)郇庆治:《“包容互鉴”:全球视野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2期;《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向度》,《江汉论坛》2009年第9期。

(23)郇庆治:《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方法论视角》,《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1期。

(24)郇庆治:《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学习论坛》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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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鄱阳湖学刊》 2018年0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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