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巍:论援引诉讼时效抗辩权的三种场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9 次 更新时间:2019-03-07 01:2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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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巍  

   【摘要】 援引诉讼时效抗辩权的行为性质属行使权利之表意行为,但在诉讼外、诉讼程序中和执行程序中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对于诉讼外援引行为,我国应采“双重性质说”。对于诉讼程序不同阶段中的援引行为,应结合诉讼程序的制度价值、举证规则的要求、与其他制度的衔接等因素,认定该援引行为的效力。执行时效具有贯彻既判力等特殊制度价值,执行程序中的援引行为宜采用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予以实现。

   【中文关键词】 诉讼时效抗辩权;援引行为;诉讼程序;执行程序

  

   对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效力,《民法总则》192条放弃了“胜诉权消灭主义”,而采“抗辩权发生主义”。该规定一方面是基于“贯彻意思自治原则、平衡权利人与义务人的利益关系”等政策考量,[1]另一方面也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规定》)第1条予以继受的结果。在“抗辩权发生主义”框架下,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直接后果是义务人取得抗辩权(时效的直接效果),而义务人欲使所负义务丧失强制执行力(时效的本体性效果[2]),还须实施援引行为才能达成该目的。虽然援引行为的性质是行使权利之表意行为,但由于在司法程序内外实施该行为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因此该行为在不同场合下具有性质相异的规范要求。这导致以下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1)对诉讼外的援引行为应否认可?诉讼外与诉讼中的援引行为不一致的,如何处理?(2)在诉讼程序的各阶段是否都允许实施援引行为?援引行为能否成为启动某些诉讼程序的事由?(3)执行程序中援引行为的对象是何种权利?该援引行为适用何种程序?对这些问题,学理研究尚未充分展开,而司法实务上已有因此类问题而引发争议的实例。[3]本文拟从参酌域外经验、现有规范的解释论路径、援引行为与相关制度的衔接及兼容等角度对上述问题加以阐释。

  

   一、诉讼外能否援引诉讼时效抗辩权

  

   (一)学说争议

   对该问题的回答,关涉对时效规则性质的认识。日本学界对时效制度性质存在三类意见,即实体法制度说、诉讼法制度说和双重性质说。(1)实体法制度说中的“确定效果说”认为,时效的完成导致权利的得丧(时效的效果)在实体法上确定地发生,“援引”仅仅是诉讼上的攻防手段。[4]诉讼法制度说(也称“法定证据说”)认为,时效是将一定事实的持续作为用以证明真正权利关系的法定证据而被承认的制度。时效的援引,是在诉讼场合所提出法定证据的行为。[5]依据这两说,援引时效的行为必须在诉讼中进行。(2)实体法制度说中的“不确定效果说”认为,基于时效的完成而发生的权利的得丧(时效的效果)是尚不确定的,最终需要通过援引或放弃才能确定。可将“放弃”作为解除条件,或者将“援引”作为停止条件,以决定权利得丧的确定发生。[6] “要件说”则认为,“时效的完成”和“援引”均为时效效果发生的要件。这两说的共同点是将援引理解为一种为确定实体权利关系的意思表示,所以该意思表示既可在诉讼中作出,也可在诉讼外作出。[7](3)双重性质说认为,时效的援引包括“实体法之援引”和“诉讼法之援引”。前者是为享受时效的本体性效力而援引时效,必须通过诉讼外行为实施;后者是在法院严格遵守当事人主义的前提下,作为诉讼上攻防方法的行为。[8]该说的本质是折中说,即在承认诉讼内外均可援引时效的前提下,将两种援引行为的性质加以不同地解释。在法国,对消灭时效届满的法律后果存在程序主义理论和实质主义理论之争,故对于时效的援引存在着与日本学界类似的争论,而实质主义理论是法国学界和实务界当前的主流学说。[9]德国学界对该问题虽存在不同意见,但主流观点认为,诉讼外和诉讼中援引时效抗辩权的行为都应被承认,且应当以诉讼中的援引意思为准。诉讼外的援引行为可作为一种证据,对确定诉讼中的援引意思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诉讼外和诉讼中的援引意思一致,抗辩权人在诉讼外的援引行为即可产生法律效力,而为了使法院在诉讼中注意到抗辩权的存在,抗辩权人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将其抗辩权导入诉讼程序之中。[10]该观点接近于日本学界的双重性质说。我国台湾地区的学理意见与德国学界观点类似,[11]兹不赘述。

   事实上,以上学说系从不同理论路径解释援引行为之性质,而该争议的实际意义则体现为:其一,诉讼中的援引是否具有溯及效力。如果承认诉讼外可以援引诉讼时效抗辩权,则诉讼中的援引行为仅是将诉讼外的援引意思在诉讼程序中再次予以确认,故当事人援引行为的效力应当发生于诉讼外的援引行为完成之时,即诉讼中的援引具有溯及效力。如果不承认诉讼外的援引行为,则根本不存在溯及效力的问题。其二,诉讼中的援引与诉讼外的援引存在抵触时,以何者为准。如果承认诉讼外可以援引诉讼时效抗辩权,当诉讼中与诉讼外援引的意思表示在对象、范围、要件的具备等方面不一致时,则存在以哪种援引行为为准以及如何解释相反援引行为的问题。如果不承认诉讼外的援引行为,则不存在此问题。其三,对于认定非债清偿的影响。在明确规定有非债清偿规则的立法模式下,[12]如果采取“不确定效果说”,将时效届满后的清偿行为认定为不构成非债清偿在解释上甚为清晰。而如果采取其他各说,则在解释上易生滋扰。[13]

   (二)我国应采双重性质说

   对于诉讼外能否援引诉讼时效抗辩权,我国学界亦存在争议。[14]笔者认为,我国宜采双重性质说,即承认在诉讼外和诉讼中均可援引诉讼时效抗辩权,但仅诉讼中的援引具有阻碍债权强制执行的效力。理由如下:其一,对于诉讼时效制度的性质,我国立法及学理意见一贯采实体法制度说,[15]并无类似于日本学界的实体法制度说与诉讼法制度说之争。其二,援引诉讼时效抗辩权的行为是一种表意行为,其虽不必使用“诉讼时效届满”或引用具体法条,但行为人拒绝给付必须具有因时效期间经过而不再履行义务的意思。[16]既然是表意行为,除非法律有特殊要求,在诉讼中与诉讼外作出的意思表示均应认定有效。“不确定效果说”和“要件说”虽也将援引行为解释为一种意思表示,但其采取解除条件、停止条件或法定要件的解释路径过于繁琐抽象,且对规则适用并无实益,不如双重性质说简洁清晰。其三,双重性质说与诉讼时效抗辩权的性质相契合。诉讼时效抗辩权在学理上被认为是一种永久的抗辩权,援引行为虽在诉讼外与诉讼中均可实施,但诉讼中的援引具有决定意义。拉伦茨教授指出,如果抗辩权人曾在诉讼外援引诉讼时效抗辩权,其后在诉讼中又表示放弃该抗辩权,这种情形不应解释为抗辩效果发生后当事人又通过合同恢复原来的法律状态,而应解释为虽然应当承认诉讼外的援引行为,但诉讼外的表示不是抗辩权的最终行使,对行使或不行使抗辩权只能到言辞辩论终结时才能最后确定。[17]对于诉讼中与诉讼外援引存在抵触的情形,双重性质说能够提供合理的处理方法及解释,而其他各说则存在解释上困扰。其四,现行法对弃权、中断等规则均承认诉讼外行为的效力,[18]承认诉讼外的援引行为与现有规则较为一致。而且,现行法规定的3年诉讼时效期间偏短,导致义务人较易获得诉讼时效抗辩权,加之民众普遍具有厌讼的心理和习惯,故承认诉讼外的援引行为较为妥当。

   在采取双重性质说的前提下,可得出以下几点推论:

   第一,当事人在诉讼外的援引行为是单方行为、不要式行为,援引人应具有依据时效规则拒绝履行义务的意思,至于是否明确采用“诉讼时效抗辩权”用语则并不影响援引行为的成立。例如当事人主张因年代久远而不必再履行义务,亦构成援引行为。援引行为以书面或口头形式作出,均无不可。如果援引行为之意思表示因某种原因存在瑕疵,适用《民法总则》有关规定确定援引行为的效力。

   第二,因援引行为是当事人行使权利的行为,故应受到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限制。德国学界和实务界认为,如果债权人根据债务人的行为能够获得债务人将不提出时效抗辩的印象,则债务人其后实施的援引行为可被认定为违反诚信原则而无效。例如债务人以书面方式请求债权人“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直到请求权最终确定”,尔后却又援引时效抗辩权。[19]我国立法机关对此持类似观点,[20]实务中亦不乏法院以违反诚信原则为由否认当事人援引行为的实例,[21]因此我国应采与德国相同的解释。

   第三,如果当事人在诉讼外和诉讼中均实施援引行为且二者内容一致,当事人应举证证明诉讼外援引行为的存在以支持其诉讼主张,且诉讼外援引行为完成时即发生抗辩效果。法院所作裁判不过是对诉讼外援引行为的效力予以确认而已。如果当事人在诉讼外实施了援引行为,在诉讼中却放弃或部分放弃时效抗辩权,以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行为为准,因为该行为才体现了当事人对援引时效抗辩权的最终意思表示。如果当事人在诉讼外作出放弃时效利益的意思表示,其后在诉讼中又实施援引行为,该援引行为不应被认可。因为诉讼外的弃权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自成立时发生法律效力,[22]当事人在其后进行的诉讼中已经丧失时效抗辩权,故不存在援引的可能。[23]

  

   二、诉讼程序中援引诉讼时效抗辩权

  

   (一)当事人未在一审阶段援引诉讼时效抗辩权,在二审中是否有权援引?

   在《诉讼时效规定》颁布以前,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指导意见”、“会议纪要”对该问题的态度不一,[24]最高法院判决也认可了二审中的援引行为,[25]但《诉讼时效规定》第4条第1款最终采纳否定说,同时设置但书“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该款规定的理由是“立足于我国现实国情,尽可能追求实体公正的基础上兼顾程序公正”。[26]对该款的适用,应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该款与“答辩失权”的关系。对于答辩权的行使,存在两种立法模式,即答辩失权主义和答辩任意主义。我国现行法规定,在一般场合下采答辩任意主义。[2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以下简称《证据若干规定》)第32条规定“被告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的性质仅为忠告性规定,被告不答辩不产生失权后果。[28]在此前提下,如果被告未在一审期间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并不导致该抗辩权丧失,为何二审期间不允许其援引该抗辩权?对该问题的解释颇费周章。最高法院仅以“维护民事诉讼程序的安定性”的抽象理由予以解释,[29]说服力有限以下解释更为有力:其一,逾期答辩失权作为例外规则存在。为实现阻止拖延诉讼的目的,德国普通法时代曾适用“同时提出主义”,将审理严格区分为辩论阶段、证据调查阶段等,如果当事人未在指定阶段提出相应答辩,即产生失权之效果。这种做法带来的弊端是,当事人为避免失权,会尽可能多地提供各种答辩理由,造成诉讼材料堆积如山而导致诉讼冗长。因此,德国现行法未采纯粹的“同时提出主义”,但为了阻止拖延诉讼,《德国民事诉讼法》296条仍然规定如果未及时提出的攻击或防御方法足以迟延诉讼的终结且当事人对此有重大过失的,可产生失权效果。[30]该规定虽然在多数场合下弱化了答辩的义务属性,但仍在某些特定场合下强调被告应及时答辩的义务。我国未有采取“同时提出主义”的历史,《民事诉讼法》125条和《证据若干规定》第32条虽然规定被告“应当”在一定期间内答辩但又规定被告的违反后果是“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故也很难得出被告负有答辩义务的结论。[31]但是,现行法在不承认一般场合下逾期答辩失权的前提下,对于管辖权异议事项采答辩失权主义,[32]这与德国法的态度基本类似。而且,学理通说认为答辩是被告的诉讼权利和义务的统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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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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