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神裕:共同危险行为理论基础的重构与阐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9 次 更新时间:2019-02-24 21: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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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神裕  

   【摘要】 共同危险行为的既有理论无法回答一些边缘性案件能否适用《侵权责任法》第10条。本文考察了美国法上的择一责任制度,提出了基于证据损害现象的证据整体化理论,即各个行为人实施的危险行为相互作用,使原告陷于无法辨别谁是真正加害人的困境,这种困境不能由无辜的受害人承担,而应该由行为人负担,故在举证上应当对受害人予以优待;即应当允许用整体行为与损害的因果关系来推定个别行为因果关系成立。这种理论一方面符合证明妨碍的法律思想,也能完美地解释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没有不当地限缩典型性案例的适用,还可以恰当地处理边缘性案例。

   【中文关键词】 共同危险行为;证据损害现象;证据整体化;证明妨碍理论

  

一、边缘性案件的适用困境

  

   《侵权责任法》第10条对“共同危险行为”作出了规定,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适用共同危险行为的典型性案例争议不大,[1]

   例如数人在顶楼上玩耍扔石头,结果其中一块不知谁投掷的石头砸中了行人(下称“扔石头案”),数个行为人按照第10条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对于一些边缘性案件,究竟能否适用共同危险行为,则存在争议:

   (1)受害人参与:甲、乙和丙燃放鞭炮,其中一个鞭炮炸伤了丙,但不知道该鞭炮是谁燃放的,有可能是甲或乙燃放的,也有可能是丙自己燃放的。

   (2)自然因素参与:甲、乙和丙上山采药,甲和乙在上方不慎踩落了一块山石,同时因野生动物跑动也踩落了一块石头,其中一块石头砸中了丙,但不知道这块石头是谁踩落的。

   (3)不具时空同一性:丙被甲殴打后受伤,是否痊愈无法查明,一年后在其他地点,乙又击打了同一处,造成一定损害。该损害是甲击打所致,还是乙击打所致无法明确。[2]

   (4)是否实施危险行为不明:甲、乙、丙、丁均有抽烟习惯,他们进入旅馆的某个房间,结果该房间因为未熄灭的烟头而发生了火灾。现在可以确定只有这四个人在火灾前进入该房间,而且烟头不可能来自房间外。但是无法查明他们是否抽烟;如果有抽烟,也无法确定是谁扔的烟头引发了火灾。

   相比于典型性案例,上述边缘性案件看似符合“加害人不明”的构成要件,但是否符合其他构成要件则模棱两可。第一,在典型性案件中,造成受害人损害的危险行为是由“他人”所实施的,但是受害人参与的案件中,造成损害的可能是“他人”,也可能是受害人自身。传统观点认为受害人参与了危险行为的案件不能适用共同危险行为,但现有学说还不能对此提出充分的理由。第二,典型性案件中的“他人”指的是“其他行为人”,但在自然因素参与的案件中,“他人”中包括了自然因素,此时能否适用共同危险行为就存在疑问。现有学说对自然因素参与的案件讨论较少,这种案件能否适用共同危险行为还不清楚。第三,数个危险行为可能是同时发生的,也可能是先后相隔一段时间发生的。学说上普遍认为共同危险行为不需要具有时空同一性,只要满足时空关联性即可,但现有的学说不能精确地区分时空同一性和时空关联性。最后,从语义上讲,各个被告是否实施了“危险行为”无法确定的案件不具有适用共同危险行为的余地,但在一些边缘性案件中,法院没有查明各个被告是否均实施了危险行为,能否适用共同危险行为并非毫无争议。

   上述问题看似是构成要件符合性的问题,实则是共同危险行为的理论基础问题。唯有明确共同危险行为的理论基础,才能确定它的构成要件的涵摄范围。为此,本文将首先讨论学说上现有的共同危险行为的理论基础,指出它们在解决边缘性案例时的不足之处;其次,借鉴美国法上解决共同危险行为(或择一责任理论)的不同视角,提出共同危险行为的新的理论基础,即“基于证据损害现象的证据整体化理论”,本文将论证该理论可以从证明妨碍理论的法律思想中获得正当性;最后,本文将基于证据损害现象的证据整体化理论来分析和解决前述边缘性案件。

  

二、现有的理论基础及其不足

  

   共同危险行为的“理论基础”,或称“归责理由”、[3] “归责事由”,[4]是指用来解释法律要求各个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正当性为何的理论。纵观现有的理论基础,有的观点面临自身体系不自洽的问题;有的观点背离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原则;有的理论则不能解释前述边缘性案例能否适用共同危险行为。

   (一)共同过失说

   共同过失说认为,“共同过失是数个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民事责任之基础”。[5]这种观点强调的是,由于数个行为人具有共同过失,共同过失使得各个行为人紧密联系,构成共同危险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在解释典型案例时,这一学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例如在“扔石头案”中,似乎可以认为各个行为人因参与危险性行为而具有过失,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但实际上,“共同过失说”并不值得赞同:第一,如果各个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是因为他们参与了危险行为就具有过失,那么各个行为人均不能基于任何理由主张免责,这与《侵权责任法》第10条最后一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第2句的规定并不相符;第二,共同危险行为既可适用于一般的侵权责任,也可适用于特殊的侵权责任,[6]如果强制要求原告证明各个被告的共同过失,那么将使得有利于受害人的过错推定或者无过错责任的规定成为具文。

   (二)危险理论

   危险理论,是指将共同危险行为的理论基础定位于数个被告所实施的行为具有客观危险。有的学者认为:“每个共同危险行为人已经形成了一种危险,故共同危险行为人应当对其危险行为负责。无论是实际致害人,还是其他未造成损害的共同危险参与人,均是在为其参与共同危险行为,而非其实际造成损害承担责任。”[7]在美国法上,危险理论也曾盛行一时。有的学者认为,从公平角度出发,刑法上既然能允许被告为其制造的危险而非损害承担刑事责任,那么民法上也应当允许原告要求被告为其制造危险承担赔偿责任,而不管该危险是否产生确切的损害;从威慑的角度出发,要求被告为其制造危险承担赔偿责任,也有助于抑制其他人实施相同的危险行为。[8]

   危险理论实际上摒弃了损害与被告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要件,因为在没有查明真实的加害人的情况下,各个被告之所以承担责任,是因为他们参与了一件具有危险性的行为。此时,并非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使得被告承担责任,而是行为的危险性使得被告承担责任。因此这种学说因违背侵权法的基本构成要件而遭到批评。[9]除此之外,危险理论无法说明以下情况:数人均参与极具危险性的飙车活动,结果已查明的某个被告驾驶的车辆撞伤了行人。尽管所有的行为人均制造了危险,但在这种情况下,因并不存在加害人不明的问题,故没有适用共同危险行为的余地。然而如果坚持危险理论,没有撞伤行人的行为人也要为其制造的危险承担责任,显然不妥。

   (三)因果关系推定说

   共同危险行为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在因果关系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各个行为人也要承担连带责任,故学说上主张这里存在关于因果关系的“推定”[10]或者“举证责任的倒置”。[11]尽管诉讼法上对《侵权责任法》第10条究竟是“法律上的事实推定”还是“举证责任倒置”存在争议,[12]但可以明确的是,该条款在举证责任上做出了对受害人有利的特别规定。至于为什么要做出优待,学说上又有两种理由,即受害人保护说和造成损害的高度可能性说。不管是受害人保护说、造成损害的高度可能性说或者结合两者的观点均不能有效地解决边缘性案件的适用困境。

   1.受害人保护说

   受害人保护说主张在损害发生之后,因数个行为人均有可能造成损害,而又无法确定真正的加害人时,“法律从公平正义和保护受害人的角度出发,推定每个人的行为与损害之间都具有因果关系”。[13]这种观点强调立法者基于保护受害人的价值衡量,而对共同危险行为制度做出特别的规定。

   受害人保护说的问题在于:首先,通常情况下,如果受害人指控一个行为人对其造成损害但无法证明因果关系,在无辜受害人与行为人之间,法律不会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而推定因果关系成立。因为侵权法不仅要保护受害人的权益,同时也需要保护行为人的自由。[14]但是,当行为人为复数时,立法者在面临同样的因果关系不明的事实状态时,却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规定,强烈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侵权责任法》第10条对因果关系所作特别规定的深层次理由是什么仍不清楚。其次,这种疑惑在前述“自然因素参与”的案件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当被告甲、乙的行为与自然因素均有可能造成损害后果,而受害人无法分辨究竟是甲或乙的行为还是自然因素造成其损害时,应当认为受害人没有对因果关系要件提出证据而无法获得赔偿,还是要贯彻保护受害人的立法政策,受害人保护说没有办法清楚地给出答案。因此,关键在于要超越保护受害人的立法政策的说法,探讨共同危险行为制度中因果关系推定的更深层次的理由。

   2.造成损害的高度可能性说

   造成损害的高度可能性说是指,之所以要特殊保护受害人的理由,是因为危险行为造成损害的高度可能性。这种学说主张第10条中的“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应解释为具有“造成损害的高度可能性”的危险,而非一般性的危险,每一个共同危险行为人的行为都与损害具有“可能的因果关系”。[15]这种观点可以解释,为什么立法者要在共同危险行为中作出侧重于保护受害人利益的规定。正因为数个被告的行为具有造成损害的高度可能性,所以尽管无法确定究竟是谁具体造成了损害,也要对这些被告作出否定性评价。与前述的“危险理论”有所不同的是,这里并不摒弃因果关系作为侵权责任成立的要件,而是基于被告行为的“危险性”从而推定了被告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换言之,侵权责任的成立仍以因果关系要件为前提,只不过第10条通过法律上的推定,转换了原告的证明主题,[16]原告不需要直接证明某个被告的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证明各个被告实施行为的危险性达到“高度的造成损害的可能性”的程度。

   这种观点面临着如下问题:第一,法官对高度的造成损害的可能性的判断与因果关系证明度符合证明标准的判断有所重叠。在法律真实说下,法官对于因果关系的证明是否达到证明标准的判断,实质上是在判断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达到“接近或者逼近真实的高度盖然性”,[17]这与“高度的造成损害的可能性”的判断在语义上十分相似。既然肯定各个被告的行为具有高度的造成损害的可能性,那么就应当说该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即因果关系成立。但从实际结果上看,仅有一个行为造成了损害,故不能说各个被告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均成立。由此法官的判断就陷入了一种悖论,一方面肯定各个被告的行为具有造成损害的“高度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又要否定所有被告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故显然不能将高度的造成损害的可能性与高度盖然性等同视之。而区分两者的一个可能的思路就是,所谓高度的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应当着眼于被告行为本身的特性,而非指被告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关联性。但如果真的作此区分,又会产生第二个问题。

第二,当数个被告行为本身特性均满足高度的造成损害的可能性的要求时,法律推定了数个被告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如果一个被告行为与一个自然因素均可能造成损害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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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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