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讲中国故事的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17 次 更新时间:2019-02-14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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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 (进入专栏)  


——半年哈佛访学的观察与思考


带着从哈佛访问回国后的纯真和兴奋,我欣然答应了财新好友张进的邀约,将在哈佛半年的所观所想以文字的形式留下来。可以想见的是,在忙里偷闲地交出上篇《哈佛何以一流》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又逐步回归“旧常态”。近日《中国改革》新的一期截止交稿日的善意提醒,唤起我内心犹存的使命感。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心境下完成已经做出的承诺,是一种多么大的挑战。但是,回归真实进行的比照,说不定有别一样的效果呢!于是,重拾曾经的天真,写下了本轮访学的下篇——如何讲中国故事。


一、强大的中国研究气场


我是带着对哈佛的敬畏走进校园的。理由很直白,这里是全球闻名的中国研究大本营,费正清、马若德、史景迁、傅高义、孔飞力、裴宜理……,一个个有着比中国人还考究的中文名字的“大牛”们不得不让你肃然起劲!在哈佛这一中国研究重镇诞生的作品,不仅帮助西方了解中国,直接影响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而且成为我们了解西方人看待中国的窗口,丰富了国内学人研究和分析中国的方法。


办好入学手续后的第三天,我就来到位于哈佛园东北侧的费正清中心以及哈佛-燕京学社,哈佛的中国研究主要在这两家机构下进行,是全球研究中国问题学人向往和朝拜的圣地。


费正清中心(JohnKingFairbankCenter)原名东亚研究中心,1955年由现当代中国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教授创建。


在费正清教授荣休时,为了纪念他在教育和出版方面的贡献,该中心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2007年更名为费正清中心,以显示哈佛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实力。


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Institute)与费正清中心齐名,但历史更悠久,成立于1928年,初始资金来源于美国铝业大王霍尔(CharlesMartinHall)捐赠给哈佛和燕京大学的遗产。这两个机构在研究上有所侧重,后者自始以推动人文视角的汉学(Sinology)为主要宗旨,前者以社会科学领域的现当代中国学研究为主。费正清中心的历任主任都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名家,除了作为创始人的费正清本人,还有历史政治学家麦克法夸尔、社会学家傅高义、历史学家孔飞力、社会人类学家沃森、政治学家裴宜理。哈佛-燕京学社的六任社长都是汉学家,他们是叶理绥、赖世和、佩泽尔、克瑞格、韩南和杜维明。这两个机构的并立使哈佛成为西方当之无愧的中国学和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为美国70-80所大学培养了数以千计从事中国学和东亚学的学者队伍。费正清中心名下还联络了100多名主要供职于哈佛各院系的学者从事中国和亚洲研究。


除此之外,我访问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法学院也有很强的中国研究力量,前者由当代中国政治学和地方治理研究权威赛奇(AnthonySaich)教授旗下的阿什中心领导,著名经济学家德怀特?珀金斯教授领导的原国际发展所的部分专家也并入该中心。


我进到中心的第一天就感受到这里的浓浓中国味,办公楼里的墙上、学者办公室、会议室里满是中国字画、图片,赛奇教授每次见到我后都用一口流利的中文交流,让我感到是在没有隔膜地讨论中国问题。哈佛法学院主要从事现代中国的法律研究。旗手是著名中国法专家安守廉(WilliamP.Alford)教授,主要围绕东亚法律研究项目进行,这是美国研究东亚各国法律史以及这些国家与美国互动关系的最早最大的学术项目,设立于1965年,旨在比较中国、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法律及法律文化。


与哈佛因其名教授而傲然于学林一样,哈佛的中国学研究也因那些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大牛”而为人们景仰。由于篇幅,这里仅列举对我影响最大的几位。


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在哈佛受到的尊敬至今犹存,哈佛师生向我讲述他从事研究和带学生的轶事时在幽默中充满敬意。费正清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教授。他留给哈佛乃至全球的智慧财产当然是1955年成立的东亚研究中心。正是在他的开创性努力下,美国的中国研究从人文视角的汉学转向社会科学领域的现当代研究,他创造的“刺激-反应”方法曾长期支配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他的《美国与中国》中国有知识的人应该不止读过一遍,他组织编写的《剑桥中国史》应该为许多中国人书架上的必摆作品。他是40年代末预测毛泽东与共产党会获胜的中国通之一。他因主张与中共建立关系,被称为“四个该为输掉中国负责的John”之一。1991年9月12日上午,他将最后一部著作《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的原稿亲自送到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午心脏病复作,两天后辞世。


麦克法夸尔(RoderickMacFarquhar)尽管已经80多岁高龄,但是,我在哈佛时听的每一场关于中国的讲座,都能见到他魁梧、挺直的身影。这个起中文名为马若德的文革史专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冷峻的脸颊带着和善,深邃的眼睛洞穿世事。麦克法夸尔师从费正清。他是迄今研究中国学术影响最大的《中国季刊》的创办人。他于197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研究,成为文化大革命领域的扛鼎之作。提起他在哈佛开课时的盛况,至今为哈佛教授羡慕。


麦克法夸尔教授于1988年春给本科生开设“中国文化大革命”课程,申请学生达800多人,最后不得不控制在700人,要知道当时哈佛本科生院全部学生才6000多人!当时由于校园里找不到如此大的教室,这门课的上课地点不得不改在一般只有重大庆典时才用的桑德斯剧场(SandersTheatre)。如果没有这一先例,如今的经济学大牛曼昆是否能享受在这里讲授《经济学》的特权?!


见过傅高义(EzraFeivelVogel)教授的人,都对他的谦和与随和而印象深刻,他的待人接物和交流方式会让你忘掉他是一个外国人。傅教授给我的印象是他丰富阅历下的一种绵里藏针与执着,以及从交谈中获取信息的能力。他一辈子干的最重要的事是,帮助美国人了解和理解亚洲两个最重要的国家——日本和中国。在日本在70年代末崛起让美国人不安时,傅高义教授于1979年出版《日本第一》,告诉美国人在有些方面应当向日本学习。8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变,更是越来越让美国人不安,傅高义教授洞察到未来对美国和世界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的转型,他先是以在广东的扎实研究写成《先走一步——改革中的广东》,接下来又十年磨一剑,写下《邓小平与中国转型》,成为年度畅销书,是客观研究邓小平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傅高义教授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他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


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I.Schwartz),他的研究纵横近现代中国史、中国思想史、人类文明比较研究三大领域。他以三本代表性著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奠定了他在美国乃至世界中国学界大师级人物的地位,成为哈佛大学中国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他的《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1964)被誉为“跨文化思想史的开山之作”,《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1985)是他一生中国学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顶点,此书获亚洲协会的列文森奖、美国历史学会詹姆斯?亨利?布里斯底特奖以及爱默生奖等多项学术大奖。他的中国学研究拓展至人类文明研究,以比较方法探讨“轴心文明”和人类文明共同点,批判“西方中心论”,思索当代人类摆脱困境之道。在哈佛他被人们广泛地称之为“学者的学者”。


孔飞力(AldenKuhn),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师从费正清和史华兹两位巨匠。他是一位跨越社会科学、历史学、人类学的大家,以将社会科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研究见长。孔飞力精于概念分析、重视运用中国原始档案。孔飞力关注的核心命题,是中国近代社会如何“脱胎换骨”。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孔飞力用了近四十年时间,其视野纵横晚清、民国、共和国初期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孔飞力每本书的出版间隔都很长,但每一本著作问世都引起轰动,是学术界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叫魂》、《现代中国的起源》。


裴宜理(ElizabethJ.Perry),是一位出生于上海的女政治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哈佛燕京学社第一位女掌门人。走进裴宜理教授的办公室,她桌上和书架上摆满中文书籍和杂志。我去拜访时,她正拿着新出版的《战略与管理》在认真阅读。主要学术方向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农民问题;中国工人运动;中国社会和政治以及美国的中国研究。裴宜理的博士论文研究华北农民运动,讨论华北的自然与经济地理条件对暴力的形成有何影响。1979年第一次回到中国之后,她开始转向中国工人运动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有《华北的暴动和革命,1845-1945》、《近代中国的抵抗运动和政治文化》、《罢工中的上海:中国劳动者的政治》、以及新近出版的《安源──挖掘中国的革命传统》。《美国历史评论》评价她“兼具社会科学家对秩序的热爱与历史学家捕捉精彩故事的眼睛”。


在哈佛期间,燕京图书馆是我借阅图书最多的地方。每个到过这家图书馆的学人无不为之震撼,也从中受益。该图书馆现有藏书100多万册,其中中文图书占一半以上,微缩胶片8万多件,期刊5700多种,报纸32种。这些资料以汉学的传统资料为主,也包括中共党史和国史资料,还有大陆出版的地方志。你不得不佩服这家图书馆主人的独到眼光和远见。这里的图书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学校教授和学生推荐的图书都会第一时间去购买,因此,东亚图书馆的书都是非常专业的,那些“注水”的书很难在这里招摇过市。更体现哈佛水准的是,这里有一些按专题收集的资料非常系统,且连续性强,非常便于学者进行某一领域的专业研究,如这里的红卫兵资料集就是最早从美国国务院复制而来,并不断追踪,看到这些资料时我想,如果没有如此专业的图书资料,麦克法夸尔也难以完成他那立于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二、“中国通”说中国


在哈佛安顿下来,对这里的一切熟悉以后,很快就进到正常的学习与交流。在哈佛要了解谁、哪里在研究和讨论中国问题,你就上各系去浏览教授和研究员的主页,察看各系本学期的各类讲座、会议,很快就能一目了然。就我在期间,费正清中心的中国系列讲座就举办了11期,不仅哈佛的中国通悉数登场,他们也邀请在美国研究中国的大牌演讲。肯尼迪学院的“J.F.肯尼迪论坛”是该学院的王牌讲座,这一学期也有三期讨论中国专题。


法学院也安排了一些关于中国的讲座,另外经济系还开设有中国经济课程。中国留学生会、尤其是肯尼迪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举办的中国系列讲座,基本上是把国内在哈佛落脚或经过此地的名人一网打尽。关于中国的讲座不仅讲的人都来头不小,而且讨论的议题基本与国内热点接轨,比如十八大以后的政治走向、增速放缓与挑战、体制改革与转型、中国发展模式、城市化、产业升级、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等等,基本上贯穿起一幅中国发展与转型的政治经济逻辑的图景。这些讲座和讨论既让你置身海外不敢忘忧国,同时又享受到在另一种环境讨论中国问题的快感。


政治体制与政权。我在哈佛听的第一场关于中国的讲座是麦克法夸尔主讲的《中国转型与习的中国梦》。在主持人傅高义教授介绍完演讲者的不凡履历后,麦教授就直奔主题。他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未来九年的治国哲学,习总书记的“中国梦”目标很清晰,就是使中国越来越强大,中国共产党基业长青,让中国人在亚洲人、非洲人、最后在西方人面前扬眉吐气。


作为一位研究中国政治的老牌“中国通”,他一点也不怀疑中国的越来越强大。但他也提醒,实现“中国梦”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关键是如何深化改革与避免陷入戈尔巴乔夫综合征。在他看来,所有人都同意改革非常重要,但也非常困难。在权衡进行哪些改革及如何推进时,决策者要明确它们不会对国家和政权产生任何影响,不能重韬戈尔巴乔夫的覆辙。戈尔巴乔夫错误地以为通过体制改革可以巩固共产主义制度,但是,在他推行70天后发现,前苏联的官僚们竭力反对改革。于是,他不遗余力地推行公开化,全社会展开对官僚的批评,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形成社会分裂。然后,他认为竞选可以使共产党团结起来,但他本人却从未支持竞选。最后是叶利钦的赌博赢了,接下来发生了人所共知的事。有戈尔巴乔夫的前车之鉴,中国的决策者的选择就可以理解了,即必须要深化改革,但一些影响政权的事情不能做。


中国共产党接下来将非常专注于推进经济改革,同时又确保政治舞台的安静,使每一行动与经济改革相匹配。他还对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反腐进行了评论,他认为,中共的几届领导人都明了腐败会亡党亡国,但是,面临的挑战是,在推进反腐的同时又要保持共产党内的团结。反腐败是针对所有腐败分子,包括任何领导干部,“老虎苍蝇一起打”,这样会使一些人感到不安。反腐是对共产党领导的严峻考验,一方面是中共高层保持政治秩序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党内干部要有自觉维护团结局面的意识,分裂必然导致灾难。


转型的特质。听傅高义教授讲中国,是每个在哈佛的中国学人的愿望。有意思的是,由于《邓小平与中国转型》的热销,这位“中国先生”快变成“研究邓小平的先生”了!与他讲谈和向他提问的人多集中于关于邓小平的细节,对于他在邓小平研究中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观察,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2000年当傅高义教授从哈佛退休时,他做出的决定是,专注于研究对理解今天的中国最为关键的问题,即1978年后中国转型的性质。他的英文书名《DengXiaopingandtheTransformationofChina》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一个人”和“最重要的一件事”并列的。在我看来,作为一位在哈佛受过严格训练的社会学家,傅高义教授对中国转型性质与挑战的研究,对于仍在处于巨变中的中国弥足珍贵。


如何看待这一历史转型?傅教授高度评价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他将促成这一转型的要件归纳为:“高度发达的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规模和多样性,当时世界格局的性质,共享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全球体系的开放性,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无数具有创造力和勤奋工作的人们的贡献等等。”当然非常重要的是过渡时期邓小平所拥有的权力、他的个人特质以及高超的治国术。这场伟大转型的性质是什么?傅教授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从亚洲文明的中心走向世界大国。帝制时代的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全球大国,甚至不是全球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它只是亚洲的一个地区性大国。毛泽东在世时中国的大门仅仅打开了一条缝。只有邓小平才真正打开了国家的大门,领导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直到邓小平时代,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才具备了足够的政治眼光与魄力去超越帝国主义时代的痛苦记忆,开始跟其他国家发展持久而积极的新型合作关系,从而使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新秩序中的一员。


二是党的集体领导。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共向将治理国家作为中心工作的政党转变。美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是由担心权力过度集中的领袖们设计的。而由毛泽东设计、邓小平及其同事作了重大修正的体制,则是为了解决相反的问题:为动乱不已、举步维艰、地区差异巨大的中国提供统一的领导。美国是由保留着独立权力的各州所组成,而中国千百年来一直有一个控制着地方的中央政府。在治理结构上,中国采取由上级选拔领导班子,授予他们相当大的独立性,各级领导班子的成员最终决定着在他们的辖区内哪些人能得到提拔。然而,让地方干部享受较多自由也存在着风险。由于缺少上面的严密监督,很多干部不但能够想办法造福国家,而且也能关照自己与朋党并排挤其他势力。


三是现代的精英治国。严格依照用入学考试来衡量的办法,在各级建立了一套高度竞争性的精英考试制度,目标是挑选最有才华的人,为其提供最好的教育机会。后来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政府公务员时又增加了新的重要考试。这种体制也把精英治理的原则扩展到干部选拔系统之外,贯穿于各行各业的人才选拔与培训体系。


四是开放的全国性城市社会。经济增长带来的新经济机会和允许人口流动,使中国走上了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的道路。城市文化迅速进入农村,农村地区在文化上已城市化。随着城市开放和各地人口的交融,地方差异逐渐被共享的国家文化取而代之。跨地区的人口流动,为内地建立新标准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加快了全国性城市文化的传播速度。开放性的流动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革命性影响,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的过渡以及共同的国家文化的传播,是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统一以来发生的最根本的社会变化之一。


五是无章法的社会。中国为了经济增长,只得在规则和法律制约上晚一步。1980年代实行开放时,食品、医药、产品及工厂安全、劳动环境、最低工资、建筑规程等领域几乎没有任何规则。中国地方官员管理着地方市场,法律由他们自己说了算。尽管为每一个重要的经济领域制定了法律法规,但地方官员的执行却远远落在后面。没有对公私利益作出严格区分。一些官员和家属靠关系或特权发财。勤奋学习、考试优秀、工作出色的人得不到升迁。对外国专利和版权疏于保护。工人的劳动条件差,企业逐利缺乏道德责任约束,等等。


傅教授也列出了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为全民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重新划定和坚守自由的界线;遏制腐败;保护环境;维持统治的合法性;以及当中国的经济规模开始与美国匹敌时,中国将如何作为?


国家、法治与民主。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系列讲座(J.F.KennedyForum)中,日籍美裔学者福山做了《政治秩序的塞缪尔.亨廷顿遗产》的演讲。尽管演讲题目不是专门的中国专题,但福山的新书《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有两章谈中国。在提问环节,福山就中国学生关于他对中国发展的评价的提问进行了回应。有意思的是,在讲座结束后,与他合影最多是中国人,可见福山在中国的人气有多旺。


福山在演讲中重点阐述政治衰败的根源以及三项政治制度——国家、法治和责任民主产生的顺序,以及这三项制度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平衡关系与其绩效的关系。在他看来,这三项制度无论从历史演进还是今天的社会都代表了人类的普遍需求。无论好坏,都需要国家通过必要的权力来进行外部和内部防卫,来实施共同统一的法律,由一个现代的非人际的国家来提供秩序、稳定和必要的公共品。所有社会都必须通过法律来规制权力的实施,将权力非人际地应用于所有公民,而不是例外地对少数特权派开绿灯。法治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没有明晰的产权和合约实施,一个社会难以建立长久的信任和稳定的预期。责任民主使政府必须对更广泛的社会利益负责,而不是仅仅对少数精英负责,民主参与不仅仅是对权力滥用、腐败以及强横行为的监督与制约,也是对一个社会自由与个人生活质量的基本度量。


政治制度演变的真实逻辑是,国家、法治、责任民主这三项制度可能独立存在于不同的政治发展,也可能是它们之间不同的组合。有的国家能力很强,但是法治很弱,没有实行现代意义的民主。有的国家有民主选举,但国家提供的服务很差,法治也很弱。有些国家与其说他们的国家和法治弱,还不如说是不存在,尽管在这些国家也推行了民主选举。一个理想的社会是繁荣的、民主的、稳定的、良好治理的、低水平腐败的,这样的社会实现了三项政治制度之间的完美平衡:有能力的国家、强法治和责任民主。


在谈到中国时,福山认为,中国从秦王朝开始的中央集权以来延续着强国家能力的传统,但是一直没有建立起用法治和民主责任制来平衡强国家。中国是少有的不像西方、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古以色列那样,有基于超自然力量的神权阶层去立法,而神权阶层和掌握政治权力的阶层是分离的。中国的法律实际是法制(rulebylaw),国家是法律权力的来源,权利在中国是国家统治者赐予的礼物。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中很少涉及产权和契约权民事侵权等私法权利。这和西方的普通法与罗马法传统形成鲜明对比。


福山认为,整体来说,中国在限制政府权力方面进展缓慢,现在也面临是否能持续提供好领导的挑战,面临的风险有:严重的社会矛盾造成党内有魅力的领导利用民粹的风险,政府被地方、大型国企等利益集团绑架;统治的合法性来源,现在的合法性依赖经济高速增长,一旦经济逆转,合法性就会遇到挑战。真正的解决办法还是法治与民主责任制限制政府权力,另一个重要力量是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的有效动员。


民进国退还是国进民退?在费正清中心的中国系列讲座中,争议最大的一场是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R.Lardy)引发的。拉迪是国际研究中国经济的著名专家,他对中国各项政策演变及其官方统计数据应用的娴熟,与国内许多学者比恐怕也不出其右。他是带着他新近出版的《民进国退——中国私营企业的崛起》(MarketsoverMao:TheRiseofPrivateBusinessinChina)一书而来的,宣传海报和演讲大厅门口四处可看到这本中文比英文还醒目的书封面。拉迪的书名就很有针对性,无论是国际媒体还是中国国内学术界,有大量关于中国近年来改革倒退、改革停滞的批评,从书名来看,拉迪这本书就是来反击这些言论的,他的演讲内容和所用的五个反问句,更是一场关于如何评价中国改革进程的议题。


拉迪的演讲开门见山,他的观点十分鲜明,市场化与私有化才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对于中国过去十年“国进民退”的看法并没有实际依据。接着,他提出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评价存在的五大误区,予以一一反驳,在他演讲完以后,他的这些反驳又引起一个个的反击。


误区一,“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主导”?拉迪提供的数据表明,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份额中,国有企业的比重都呈明显下降趋势。到2011年,国有企业仅占工业总产值的26%、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的11%以及出口份额的11%,因而国有企业占主导的说法不成立。对于拉迪列举出的这些数据类型究竟能否反映国有企业在整体经济上的撤退,在场的中国问题专家以及留学生都表示怀疑。也有专家提出,由于分类上的变化,国有资本很多表现为混合所有制等形式,它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被低估了,仅凭国有企业的数据,不足以说明问题。


误区二,“中国政府是一个庞大、强有力的机构”?拉迪用数据表明,公有制企业员工数由1999年的近6000万下降到2011年的约2000万,占城市劳动力的比例由约26%下降至13%。中国政府雇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仅3%,远低于法国(9.5%)、德国(5.3%)、美国(7.4%)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土耳其(3.8%)、墨西哥(3.8%)等发展中国家。政府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高,中国为22.7%,甚至低于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27.6%)。拉迪的这组数据比较也受到在场的中国学生、学者的质疑,上述数据也并不能说明中国政府权力的大小,中国政府中很多非正式编制的人员并未统计进去,政府的很多制度外收入也不在政府收入中反映。由于各国对“政府雇员”、“政府收入”定义的不同,各国数据之间不一定存在可比性。


误区三,“国有企业通过牺牲私营企业榨取利润”?拉迪的反驳证据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净收益率差别不大,国有企业无明显优势。从资产利用效率看,央企的资产回报率在2013年时只有3.8%,不仅低于其余资本成本,且差异也在扩大。以国企收益和效率的不佳表现,拉迪推断国有企业并没有处于垄断地位。在公开提问讨论环节,有学者提到这种差别是否只能说明私企效率本身更高。拉迪反驳道,如果央企采取垄断,中央也使用了某些手段,为什么不能提高国企的利润水平呢?也有人学者质疑他的方法,指出拉迪使用资本回报率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许多国企的性质决定了资本回报率并不能作为一个合理的衡量指标,而某些国企的社会福利性质也让一些金融比率无法反映它们的效率。


误区四,“中国的银行把钱大都借给了国企,而私营企业很难获得信用贷款”?拉迪提供的驳斥数据为,从2009年到2012年的贷款余额中,国有企业的比重由56%下降到48%,而私营企业的比重由26%上升到36%;银行贷款流量中私营企业的比重也在2012年上升到了52%。拉迪认为,尽管私企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服务,但不能认为几乎所有的贷款都进了国企。而私企的利息保障倍数达到了9.6%,远超国企的4.3%,这一点加上私企的高资产回报率使银行比从前更加愿意为私企提供贷款。


误区五,“国有企业近年来重新卷土重来”?拉迪用数据表明,无论从工业增加值、生产率还是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看,私企的发展都比国企迅速。拉迪提出,如果中国允许私企进入更多行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将会推动中国经济更快更好发展。一位来自印度的学生在讨论环节中提问,在如今的印度,人们更加倾向于到政府部门的工作,中国的年轻人似乎也在追捧政府、国企的职位?而这是否说明国企的崛起?对此,拉迪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复,他只是说人们对于不同机构的偏好是在不断变化的。


抛开观点的正确与否,拉迪这场讲座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个西方学者在西方语境下对一些关于中国重大问题如此系统驳斥,值得尊敬。从结论来讲,我同意拉迪对中国改革的基本评价,即,过去30多年,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化,产权明晰程度不断提高,否则就无法解释中国持续经济高增长的发生,这对于改变西方一些以贴标签的方式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政府支配资源配置的国家的人是有矫正效应的。但是,如果我是在国内听他的这场讲座,我一定会是另一种评价:从解决中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面临的问题来看,如果仅仅基于官方统计数据,不对中国制度安排的复杂性有深入理解,这样的分析与质疑又有多大帮助呢?


增长减速(slowdown)。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哈佛访问期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差不多是一个最为热门的话题。到哈佛不久,我就约了90年代初就相识的老朋友帕金斯(DwightPerkins)教授相聚,接着又让肯尼迪学院中国留学生会请他专门做一次小范围的讲座,在离开之前又与他聚会一次,讨论的主题都是关于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增长下台阶的问题。我与帕金斯教授有两次结缘,一是他的名著《中国农业发展:1368-1968》由我的复旦硕士导师翻译,另一次是90年代我陪同他及吴永泰、肖耿、黄一平、胡祖六前往甘肃和贵州的一次长途考察。帕金斯教授是众所周知的研究中国经济的名家,在哈佛的中国大牛中,他是为数不多的用现代经济方法分析中国问题的学者,他高超而简明的统计分析能力、良好的实感、加上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的比较眼光,使他对中国经济的分析非常客观而有见地。他是最早提出中国增长减速的学者,2005年他的《中国增长的挑战》讲座就对此有过系统分析。综合帕金斯教授的讲座和几次私下讨论,我将他的看法归纳如下: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是发展阶段转换的必然。帕金斯教授认为,GDP保持每年8-10%的增长率只会发生在一个国家的追赶期,当一个经济体从追赶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时就会放缓。按2000年PPP美元计算,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经济体在人均13000美元时,都出现了类似的下降,香港是12000美元。中国的GDP增速在2012-2015年放慢,以PPP计算的人均GDP增速于2017年放慢是必然的,如果增长率低为6%,中国将发生更长时段的减速。


第二,中国维持高增长面临的供给面挑战。他提供的数据表明,中国过去的高增长有1/3以上是由每年3.8%的TFP增长带来的。2015年以后中国如还要维持9%的GDP增长率,中国的TFP增长率必须达到5%,但中国从未达到过这个数。过去30多年生产率的高增长主要靠消除计划体制的低效率、对外开放和外国直接投资来实现,未来靠消除体制低效的余地很小,生产率的增长将主要来自研发支出。如果没有研发做支撑,没有一个高收入国家能接近实现4%以上的TFP增长。但中国目前在培养有创造力的工程师、科学家和提升教育和研究机构能力方面进展很慢。除了TFP增长乏力,劳动力供给增长率也下降了。这样,要维持GDP的高增长,就只有靠提高投资率和总资本形成率了。问题是,如何保证投资增长率上升的同时,投资报酬率不下降?事实上,中国的投资率从2000年以后不断上升,但是单位投资的产出却在不断下降。


第三,中国维持高增长面临的需求面挑战。中国要充分利用劳动力和产能,就必须使总需求维持在一定水平上,但挑战巨大。中国的家庭消费占GDP的比率低于大多数国家,到2010年和2011年时只有34.9%,大多数国家占到GDP的60%。要使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中国必须找到占GDP60%的消费需求来源。一种可能是政府消费。过去30年政府消费占GDP的13-15%,尽管近年来社会福利开支大幅增长,2011年政府消费也仅达到GDP的13.3%,靠这一块作用不大。二是依赖出口。但是,净出口在2007年达到峰值,占到GDP的38.8%,之后不断下降,2010年为37%,2011年为26%,靠出口无法填充国内需求的缺口。三是只能依赖高投资。但中国的投资率已处于高位,2011年占到GDP的49.2%。如此高的投资水平怎么获利?如果中国要继续维持高投资率,要考虑其后果,这些投资可能是一些低回报的项目,还会造成高额的债务,维持成本也将大幅上升。


第四,研究高收入东亚经济体什么时候以及以什么方式减速是有意义的。日本的减速是突然的。日本的GDP在1960年代高速增长,然后放慢,接着在1970年代早期有一段快速增长后,于1974年又突然下降,从1990年开始又享受了一段持续的增长,不过这一时期只有50年代和60年代水平的不到一半。在那之后,日本的增长减速,20年间GDP每年仅增长1%。有人认为1991年以后的增长下台阶,反映了日本经济的走弱和泡沫破裂,给出的最主要解释是日本金融体系的缺陷,背后又是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早年大量放贷的结果。但是,在帕金斯看来,1974年早期的GDP增长减速却不能用金融部门的问题和日本政府的政策失误来解释,也不能由1973年和1978年石油价格上涨来解释,肯定有基本面上的原因。


韩国的下降与日本1974年的下降类似,也是在主要外部经济冲击下突然出现的。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1998年的大衰退。不过,韩国的危机很快就过去了,经济恢复得很快。1999年和2000年又达到了非常高的增长率,不过接下来的10年又放慢了,增长率于2007年低于5%,之后进一步下降,增长率于2010年恢复到6.3%,2011年又下降到3.6%。由于政府在1998年和2007年间采取了各种社会福利政策,一些韩国人将减速归结于此。李明博于2008年当上总统后,提出回到每年7%的增长率,但未能如愿。帕金斯也认为,除了两次经济危机,肯定还有更基本的原因需要研究。


经济复杂度与产业升级。在国内时,新政府提到最多的词汇之一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但是,无论是产业还是整个经济的升级,到底指什么?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不同区域在不同阶段的差异性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一直云绕在我的脑海中。来到哈佛后,我也一直在找这方面的文献和国别研究案例。也许是机缘巧合,一次,在肯尼迪学院读书的我们中国留学生会主席来找我给学生讲座。作为答应讲座的条件,我向他是否有人在研究产业升级问题。聪明机智的“田主席”很快打开电脑,熟练地向我演示了豪斯曼(R.Hausmann)的经济复杂度模型,并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豪斯曼的耀眼履历——36岁任委内瑞拉经济计划部长、38岁组建泛美开发银行研究部并人首席经济学家、其后任世行和IMF发展委员会主席,现任哈佛国际发展中心主任。使我对豪斯曼的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田禾后来还安排了一次有他参加的中国经济讨论。随着我和田禾交往的加深,他来找我讨论硕士论文题目,我脱口而出,何不以用豪斯曼的经济复杂性模型来分析中国沿海几个省份的产业升级?不经意的建议,诞生了田禾的论文,也正在形成我们用这一方法分析中国产业升级的队伍。


经济复杂性模型在解释人均收入差距和预测未来不同国家的GDP增长率方面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复杂性由内嵌于其经济中的知识多样性来界定。对于一个产品来看,复杂性度量了生产一个产品需要的知识量。一个国家能够移动其复杂性阶梯及升级其产品。在一个国家水平上,一个经济的人均GDP与其经济复杂性指数有正的相关性。关于中国经济,豪斯曼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全球的例外者,能够多年维持10%的增速且较少波动,是巨大成就。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尽管上升甚多,但由于出口产品越来越复杂,其实际工资水平的国际竞争力并未下降,因为生产更复杂产品的国家劳动力成本也更高。他还认为,中国目前经济的复杂度超越了目前的收入水平,所以他预计,中国的收入会持续以高于全球平均的水平高速增长,并最终向发达经济体的收入水平收敛。


田禾应用豪斯曼的经济复杂度模型对中国四个沿海省事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观点。他将中国沿海的江浙粤沪代入全球经济复杂度模型,得出2013年三省一市在全球经济中的复杂度排名。其中,上海排名第五,江苏排名第八,广东排名十三,浙江排名十四,和德国、瑞典、芬兰、新加坡、英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复杂度相仿。但江浙粤沪的人均GDP仍远低于这些发达国家,因此在未来可以预期,基于强大的制造业竞争力,三省一市的人均产出水平将保持快速增长,并向上方的趋势线收敛。根据研究(Hausmann,Hidalgoetal.,2011),经济复杂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未来的预期增长将每年提升1.6%,因此经济复杂度指标也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


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在费正清中心举行的一场最火辣的讲座是关于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主讲者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J.Mearsheimer),全球知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作者以及“进攻现实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他从理论逻辑上论证了大国争霸的必然性,因从不讳言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而为中国学者和媒体所熟悉。


他认为,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中国继续其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中国会试图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会力图最大化它自己与其邻国的力量差距。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也可能试图把美国赶出亚洲。如果中国试图支配亚洲,美国不会容忍具有同等地位的竞争者,它会竭力遏制中国。美国和中国可能就会卷入一场有相当潜力变成战争的激烈的安全竞争。中国的邻国也会恐惧它的崛起,也会竭尽所能地防止中国人获得区域性的霸权,它们会加入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平衡性的联盟,以制衡中国的崛起。


这一判断基于他的进攻现实主义学说,即,在无序的国际政治体系中,没有公认的更高权威,也不存在秩序的守夜人,没有国家真正清楚其他国家的真正意图,也没有国家能够100%确定其他国家不会攻击自己。这种情况下,生存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目标,唯一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提升自身的相对实力,只有强大、有实力的国家在这一体制中才有可能生存下来。每一个大国的终极目标,是最大化它在世界权力中所占的份额,并最终支配整个体系。在这样一个体系中生存的最好的方式,是相较于潜在的竞争者,尽可能地强大。一个国家越强大,另一个国家攻击它的可能性也就越低。对任何国家来说,不可能取得全球性的霸权,可以希望的最好的结果是成为一个区域性的霸权(国家),并以此来支配它自己的地理区域。获得区域性霸权的国家会力图防止(其他)大国在其他区域复制它们的成功。


米尔斯海莫慷慨激昂地讲完他的理论和猜想以后,傅高义教授以一个个问号从历史、文化、地理方面给予了批判性评论。第一,美国不能忍受竞争么?历史表明,美国曾允许日本成长,采取了与日本合作的方式,现在和将来为什么就不允许中国和它竞争?就不能与中国采取合作?。第二,日本当时也特别害怕前苏联,前苏联在当时也是重大的威胁,日本在崛起的过程中,也没有采取与前苏联分庭抗礼的方式。第三,亚洲的地缘政治更加困难么?事实上,美国可以允许中国在地区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同时也与中国的其他竞争者进行合作,为什么一定是其他国家与美国结盟去制衡中国?第四,中国要拿回台湾和南海?最后,傅教授提醒,这些想象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难道我们不应该慎重么?不应该更加倾向于合作么?如果我们从国家利益去分析,中美日之间有很多合作的可能。当然,日本的确需要考虑以后自己的定位。他认为,对于国家来讲,除了对权力的需求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在影响。


三、讲好中国故事


(一)已经成为全球热点的中国故事。我两次以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高校访学,期间也参加过一些国际会议。说实话,90年代初在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访问时,还没有多少人关心中国的事情,商店货架上的产品主要还是产自韩国和台湾,在学校和街上经常被好奇的美国人询问是否从日本来的。林毅夫当时在国际主流经济学杂志已发表过几篇论文,声名鹊起,当我的好友发展经济学家迈克尔.卡特(MichaelCarter)教授邀请他来系里演讲时,听众也基本是中国留学生。威大的中国问题名教授也只有经济制度史方面的赵冈教授、政治学方面的爱德华。佛里德曼(EdwardFriedman)教授和文化方面的林毓生教授寥寥几人。


这一次在哈佛的访问氛围完全不同。在哈佛校园内,到处都能见到聪明、自信而富有朝气的年轻中国面孔。在学校散步聊天时,经常有中国留学生提醒我,从我们身边走过的外国人说不定就会中文!我在哈佛期间的办公室里也时不时接待不同肤色的哈佛学者学生前来拜访、讨论,每次关于中国的讲座都可以用“爆棚”和“高朋满座”来形容,不仅有中国留学生、ABC(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外国学生,一些平常不容易见到的“中国通”也会到场。在哈佛访问期间,曾前往世界银行做关于中国经济的讲座,关于中国问题的热度也是空前。这种氛围不仅让自己无暇“寂寞”,更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一个研究中国学人的责任。


在哈佛的半年,让我切切实实地感到,国际上的中国热是实实在在的,中国故事已经变成了全球故事。这种关注不是因为个人有多重要,有多大影响力,而是一种对一个大国正在发生的一切的关切。它源于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提高,中国变得重要是因为我们在影响着别人,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无论是政治家、学者还是老百姓,都跟中国发生着关联。只要你在中国问题方面有所研究,这里的人很快就能发现你,找到你和你交流。我们已经告别自己贴着去给人家讲、对外讲是为了让国内的人听的时代,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外国人吵着要你讲、必须真正让外国人听通中国故事的时代。


(二)知识分子的责任。关于中国的故事,你不讲,人家也会讲,而且在天天讲。在这样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责任非常重大。


在哈佛期间,我听过不同类型人的讲座,一类是媒体人,他们能绘声绘色地给你讲述一线发生的故事,能带动一种情绪,但是,他们不会给出一个事件背后的原因,当然他们在讲故事时背后也预设立场。另一类是政治家,他们口若悬河,自信满满,但是,这些人往往用自由、民主、专制等大词汇给对象贴标签,或者用嘲笑、不屑的语言与表情来博得听众的掌声。第三类是知识分子的声音,哈佛请这些人来不是冲着他们的名气,一般是因为他们近期有重要著作出版。给我的感受是,知识分子的声音非常重要,他们有深度研究,客观,冷静,有责任感,更能引导思考和正确认识。哈佛的许多教授在这方面堪称楷模。傅高义教授就对我讲,自己的责任不仅仅是自己的学生,而是帮助西方人了解东亚。我去拜访裴宜理教授时,她也重重地强调,知识分子要用笔写!如今,翻看西方杂志、报纸,打开西方电视,与西方投行、咨询公司接触,到处都是关于中国的信息、报道和评论。如何向西方传播正确的中国声音已非常重要,它已超越意识形态的范畴,关乎中国与国际交往的战略思维与布局。在这种格局下,知识分子的作用举足轻重,用专业的知识、比较的眼光,以客观、说理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能帮助一个国家更好地了解另一个国家,也能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


(三)掌握国际中国研究动向。中国的知识界要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必须要了解国际上的中国研究走到哪一步了。美国对中国的真正关注始于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美国朝野对“美国为什么失掉了中国”激烈争辩,并组织一批中国问题专家予以回答,美国人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源于“了解你的对手”的冷战思维,其定位更多集中于情报分析和政策评论。二十世纪中叶起,中国研究发生划时代转向,以往汉学家们所最感兴趣的传统中国逐渐受到冷落,转向越来越重视中国的现状及其形成的时代背景;以往汉学传统中的文献考释退居次要地位,人文与社会科学各门类的专业分析获得普遍尊重。这一转向吸引一批受过正统社会科学训练的各领域学者加入到中国研究中来。由于中国问题专家具有了方法上的优势,加上资料可及性的增加,中国内地调查不断向外国人开放,以及海外中国研究更为宽松的环境,这一时期的海外中国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出版了一批蜚声国际的专著,产生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改革开放后,中国留学生数量剧增,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更便利的调查与合作研究,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方法更普遍地用于中国研究,中国研究大量进入各学科的主流杂志,慢慢进入主流视野,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类一流杂志上出现了一些有影响力的论文。但是,由于主流研究的过于强势和中国研究的相对弱势,大量套用主流概念和方法对中国的研究也让一些对中国比较了解的人觉得不解渴,隔靴搔痒,甚至与实际不符。


(四)中国研究进入主流的机会增大。随着中国经济经历30多年的高增长,中国经济和国际政治重要性的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加大,中国的发展、转型与制度变迁很难被简单地当做例外、个案来对待。如此大块土的中国经济直接影响着全球经济,国际机构的短期对策研究已经将中国因素考虑进去。如此巨量人口正在发生的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是国际各类学科研究结构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富矿。具有悠久治国历史传统、以及独特制度结构与制度安排下进行的大国治理,是政治学、政府学和正在成长的各类交叉学科研究的对象;一个经历过计划体制、城乡二元体制的大国如何实现艰难的体制转轨,为转型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案例……。


从一些核心期刊目前发表的论文,已经看到中国研究从国别研究进入主流的前景。例如,对20世纪中国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权变更的研究,使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有机会关注不同政体下的制度变革。近年来新制度学派正在将欧美个案基础上形成的有效制度假说,延伸到对为什么当代许多国家难以形成有效制度、因而绩效不佳的回答,中国丰富的制度变迁历史、改革开放后波澜壮阔的制度变革,为解释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的关系提供了绝佳故事。从中国发生的事实与国际主流研究接轨来看,大量中国研究要破解的问题,都是主流研究的问题,如中国的崛起与国际秩序;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交互影响;制度变迁的逻辑;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等等。正如裴宜理所言,“记载下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关键问题的强烈愿望,敦促社会科学家们从事当代中国研究,他们也为解决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疑难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思路。中国研究可能从一个“消费领域”(依靠来自其他国家的研究来获得分析的洞察力)成长为一个“生产领域”(即有能力产生令一般比较研究者感兴趣的原创性分析)。”


(五)方法的重要性。现在中国国内学者与国际的交流已经畅通。一批在海外受过严谨训练的学人纷纷回到国内,国内学生的学科纪律性大大增强,各种现代工具已经使不同学科、不同国籍的学者之间第一时间互通,国内学者可以第一时间掌握国际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动向。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中国学者在一流杂志发表率上升。但是,要讲好中国故事,除了跟进国际一流研究,利用国际通用技术,现在更需要重拾社会科学的悠久传统,对真是世界的探究和准确把握。方法问题非常重要,哈佛成为中国学研究重镇,得益于费正清将中国研究从人文视角的汉学转向社会科学领域的现当代研究。


在方法方向问题解决后,如果没有一批学人对中国发生的一切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也不会产生如此多令人信服的成果。如果麦克法夸尔对各类手抄报的梳理,到中国各家书店报摊去收罗信息,他就不可能写出《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裴宜理没有对农村和城市暴动案例的详细解析,她也成不了研究革命的权威;赛奇没有在中国走乡窜户的本领,他也写不出关于中国政治与治理的研究。有了这些一手的扎实功夫,加上与国际研究方法的打通与工具运用,就能产出进入主流的成果。另一个是跨时间、跨学科的研究。国际上已经进行的跨时间、跨学科的研究进展表明,这些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真实世界的复杂性,而且有助于改进我们对现今当代中国研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的回应,矫正现有主流研究的假设和政策含义,对更为广泛的社会科学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六)建立核心优势。我们已经不是在一张白纸上讲中国故事,我们已不是跟少数对中国好奇的人讲中国故事。现在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任何一个论坛和学术研讨会,都有中国问题的讨论。现在也不光中国人讲,中国研究也成为许多外国人的领域。如何建立中国研究的核心优势,尤为重要。


在我看来,要建立讲中国故事的核心优势,一是必须讲出中国的复杂性。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让外国研究者最为棘手,这种复杂性由悠久的历史、不一样的制度结构、地域差异性、意识和文化差异等造成,必须在对这些复杂性有深刻解析的基础上,才能进入简化和抽象,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框架。二是必须讲明白中国的独特性。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就是独特的,所谓独特,就是和他们不一样。但是,这种对独特性的理解,导致对中国研究的简单排斥或留给中国国别学者处理。对中国独特性的分析,必须在比较视野下,找出中国自身的具体制度结构与制度安排的独特性,分析其演进的独特逻辑,矫正基于西方经典国家路径的简化结论,这样才能打通东西,融合国别经验,才有望找到人类许多问题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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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 中国经济时报 2015-07-11,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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