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颀:秋菊的困惑与解惑——“法律与文学”研究在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5 次 更新时间:2019-01-24 23: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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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颀  

   【内容提要】 基于电影《秋菊打官司》,苏力发表“秋菊的困惑”的经典研究,已经成为在中国研究“法律与文学”的代名词。晚近的秋菊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早期解读中的“二元对立”理论范式,将“秋菊的困惑”置于三种不同的法治传统的纠葛,以及国内法制与国际秩序的互动关系之中,使之从一个地方性问题提升到“大国宪制”和“法律多元主义”等普遍性层次。关于秋菊的“法律与文学”研究,已经从“困惑”走向“解惑”,从一个批判西方法治的地方性命题,转向探索法治的中国道路等更具普遍意义的法理命题。

   【关键词】 秋菊的困惑,二元对立,法治传统,法律与文学

  

   从1996年苏力发表《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①起,电影《秋菊打官司》无疑是中国法学界关注最多的一部文艺作品,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受西方法学界关注的一部中国文艺作品。二十多年来,“秋菊的困惑”已经成为在中国研究“法律与文学”的代名词,关于其蕴含或可能蕴含的法理意义的讨论,早已积淀成当代中国法学智识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总结,也为了纪念,更为了再出发,我们有必要梳理和总结二十年多来的秋菊研究及其方法论变迁。本文从包括英文、日文和韩文等外文的140多篇秋菊研究论文中,按照发表时间和学术创见,选择17篇有代表性的进行评介,②进而深入讨论中国“法律与文学”研究的发展状况和理论意义。从苏力的经典研究开始,以《秋菊打官司》的故事情节特别是其悲剧性结尾切入,通过构建“秋菊的困惑”命题,论者讨论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权利与情理”“现代与传统”“法治与法盲”等等“二元对立”法律冲突与矛盾,提出中国法治应当尊重以“秋菊”为代表的普通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及其法律需求。从“秋菊的困惑”的命题出发,更有论者深入分析了“秋菊的说法”背后的“本土资源”:中国农民传宗接代的生活信仰,乡土社会中“气”和“面子”的生活逻辑。

   一个学术命题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它的支持者,也要看它的“反对者”。有论者质疑苏力的基本命题“秋菊的困惑”在什么意义上构成真实世界“法律与社会”的冲突,抑或只是苏力建构的一种巧妙的修辞?更有论者从方法论上质疑“秋菊的困惑”可能只是个案,而非中国法律实践的当下和未来的普遍状况。上述批评主要以法经济学为方法论,并对早期秋菊研究的“二元对立”的法社会学方法论预设提出了挑战。不过,在笔者看来,“秋菊的困惑”受困于“二元对立”之处,正是“法律与文学”研究的开放性和可能性能够给困惑的秋菊“解惑”的地方。

   在这个意义上,以“村长的困惑”和“李公安的困惑”等为代表的晚近的秋菊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早期解读中,西方与中国、国家与社会、法治与本土资源的“二元对立”冲突,将“秋菊的困惑”置于乡土礼法、政法传统与市场法治等三种不同的法治传统的纠葛和融合,以及国内法制与国际秩序的互动关系之中,将“秋菊问题”从地方性问题提升到“大国宪制”和“法律多元主义”等普遍性层次。可以说,晚近的秋菊研究,已经从“困惑”走向“解惑”,从一个批判西方法治的地方性命题转向探索一般意义的法理问题,乃至法治的中国道路与世界方案。

  


   “我就是要个说法,怎么把人给抓走了?”从《秋菊打官司》的戏剧性结尾入手,苏力建构了“秋菊的困惑”的基本命题:根据“普适权利”构建的当代中国正式法律制度无法容纳和回应秋菊的“讨说法”,反而会损害乡土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社会互惠关系,造成悲剧性结局。“秋菊的困惑”挑战了当代中国的主流法治理论。这种理论主张每个中国公民都应当敢于“为权利而斗争”,强调政府官员必须依法行政,不得侵犯秋菊们的个人权利。③然而,既然秋菊打官司的结果对于万家乃至西沟子村都是悲剧性的,那么秋菊们“为权利而斗争”可能付出的代价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苏力提出,法律移植和法治建设必须考虑中国的社会背景及其物质生活条件。因此,中国法治建设需要认真理解和对待“秋菊的困惑”,以回应中国基层乡土社会的法律需求。

   面对可能的方法论质疑,在《附录:从文学艺术作品来研究法律与社会?》(以下简称《附录》)中,苏力自觉反思“秋菊的困惑”得以成立的四个理由:第一,本片是“现实主义流派”电影;第二,其真实性在于生活的逻辑建构及其背后的普遍意义;第三,已有许多以文艺作品作为素材来研究法律的成功范例;第四,文学故事解释相对于法律解释更具开放性,可以提供区别于主流法学理论的多元视角。④因此,在方法论上,“秋菊的困惑”以(现实主义)文艺作品为研究素材,以文学(故事)的生活逻辑建构及其开放性为研究思路,开创了中国“法律与文学”研究的“法社会学进路”,与苏力提倡的法律和社会科学研究分享共同的方法论预设:将“中国(社会)经验/价值”带回法学研究。在这个意义上,“秋菊的困惑”是一个立足于中国语境的学术创造,而非西方“法律与文学”既有理论的简单套用。毋庸置疑,这是苏力对中国法学研究的独特贡献。

   在“秋菊的困惑”这一苏力命题中,沟通中国“法律与文学”的是“中国社会”,或者说立足于解释中国社会特定经验的法社会学理论。因此,“秋菊的困惑”对电影《秋菊打官司》和《被告山杠爷》的使用当然是素材意义上的。这种法社会学的文学素材使用与通常意义上的文学解释存在区别。虽然,文学解释并不必然受制于社会科学,一个成功的文学解释并不必然依赖于外部社会解释,但是,如果仅仅把文学故事当作法社会学的研究素材,那么这种外部解释就有可能脱离文本自身的结构,造成文本形式与外部阐释之间的裂缝或张力。我们知道,苏力讨论了两部“反映当代中国农村法治建设”的电影,然而,他的理论分析依赖的几乎所有细节都来自《秋菊打官司》。在后续学者的讨论中,也只见“秋菊的困惑”,不见“山杠爷的悲剧”。究其原因,一种可能性是前者的影响力和名气远大于后者,但是这种对文艺作品标准的实用主义解释重点在于其外部影响,而不太关心两部电影是否存在实质的“内在”差别。回到苏力,在《附录》第二段,他作了解释:“《被告山杠爷》有较为明显的‘普法教育’倾向或痕迹,有些地方有‘煽情’。”这句解释看似平淡,其实点出了两部电影对待“普法”的不同态度:前者面对“法治”,困惑且无法接受,有待“教鱼游泳”式的法治启蒙;后者虽然不免困惑且煽情,最后却全盘接受了“法治”的逻辑。

   普法、法盲与法治,这是冯象的《秋菊的困惑与织女星文明》进一步探讨和推进的主题。⑤按照主流的法治理论,实现大写的“法治”,需要普通公民和政府官员都具备“法治意识”——法治的前提是民众“理解”乃至“信仰法律”。于是,作为制度的法治现代化,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必然需要放逐秋菊们的“说法”,把秋菊们界定为有待通过普法——关于普适权利的法治话语的普及和信仰——才能完成启蒙或改造的“法盲”。在对待普法与法治的态度上,不同于充满困惑的《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无疑是一部宣扬法治的“普法电影”。故事发生在一个“被正式法律制度遗忘”的模范村,村党支部书记山杠爷以关祠堂、游村等“人治”方式对付违反村规的“泼妇刁民”,却不知自己已触犯国法。为了弄明白“村规与国法哪个更重要”,接受过小学普法教育的山杠爷之孙寄出了匿名举报信。(这个情节充满法治进化的隐喻!)当进入山村的检察官调查清楚违法事实、即将带走山杠爷之际,面对依依不舍乃至下跪求情的村民,他不禁流下了两行悔恨的泪水。至此,山杠爷实现了自在自为(in itself and for itself)的“法治启蒙”,同时也给广大观众普及了“法治意识”。

   在“法盲与法治”的辩证意义上,山杠爷的悲剧只是他的个人悲剧,在更大意义上却是法治的胜利(按照电影的结局也是村民的胜利)。而秋菊的困惑不仅是她个人的困惑,也是西沟子村的困惑。进言之,现代法治之于秋菊,如果仅仅是外部性的“织女星文明”,那么秋菊的困惑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并演变成某种“法盲”对“法治”的抗争。

  


   作为法治实践的“样板”,大洋彼岸(“织女星文明”)的美国法学家会怎么看待“秋菊的困惑”?他们会认为秋菊打官司的动力是“为权利而斗争”吗?时任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阿兰·斯通(Alan A. Stone)认为,秋菊的诉求难以在正式法律制度中得到解决,因为她寻求的是“人的正义”(human justice),而非简单的法律正义。斯通教授发表于1993年《波士顿评论》8/9月号的影评,是《秋菊打官司》在美国公映后的众多评论中充满洞见和自省一篇。⑥他首先批评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教授发表在《纽约书评》的影评过度政治化,⑦忽略了电影中许多不合常理的细节背后的整体意义。斯通教授提出一个问题:秋菊打官司的动力到底是什么?他无法理解一个中国村妇为何会在中国“法律制度”中寻求正义,并获得各级官员的热情配合。在他看来,不真实的角色和不真实的法律细节,意味着本片属于魔幻寓言体裁。斯通强调,秋菊就像卡夫卡寓言故事里的农民一样,是法律体制的普遍受害者。秋菊不仅无辜,而且奇异地不属于西沟子村乃至当代中国,就像“住在天堂的天使坠入凡间”。不合情理的《秋菊打官司》充满喜剧色彩,让中国观众发笑,却让西方观众误以为是一出冗长乏味的情节剧。因此,在文末,斯通提醒“准备作出评判的西方电影评论家”:文化(隔阂)对于电影阐释至关重要。他承认,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

   尽管文化隔阂让斯通对秋菊的理解过于“卡夫卡式”美学,然而他以“西方法学家”的身份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判断。他认为,秋菊打官司的动力不大可能是“为权利而斗争”。作为“法律与文学”研究者,⑧他进而提出了一个敏锐的问题:电影的许多细节充满喜剧性,秋菊不能仅仅被看作一个悲剧性角色。这也意味着对电影文本的解读或许不能纠结于故事戏剧性结尾,而需要分析整体叙事。进言之,如果想要打破“文化隔阂”,回应斯通式的困惑和问题,就需要继续探寻秋菊想要的“说法”在中国社会和文化语境中的意义。

   反思和推进“秋菊的困惑”,首先需要超越对文艺作品的“素材”式(因而是法社会学理论先行的)方法论预设。正是在文艺作品的叙事形式与社会语境的辩证法的意义上,我们得以理解张旭东《叙事、文化与正当性:〈秋菊打官司〉中的重复与独一无二性》一文的重要理论推进和贡献。⑨作为在美国顶尖高校获得博士学位和终身教职的文学教授,张旭东谙熟斯通提及的“西方电影评论家”对张艺谋电影的“定见”:一种超越社会经济领域的“现代主义”美学神话。他提议,应当且可以运用艺术与政治、形势与历史的辩证法分析《秋菊打官司》。他的切入点是中国乡村日常生活的叙事形式。《秋菊打官司》人类学式的纪录片风格,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乡村生活获得了某种自在本体(being-in-itself)叙事正当性,并因此同时对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现代性和全球资本主义同质性的两种幻想”。《秋菊打官司》叙事正当性的关键词,是秋菊固执重复的“说法”,而非法律制度-合法性意义上的“正义/司法”。实际上,他强调,《秋菊打官司》英文字幕把“说法”误译成“justice”,这本身就是一种“法治”对“说-法”的误读。秋菊的诉求与法律现代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错位,这给本片制造了鲜明的反讽意味和喜剧色彩。

秋菊执着地上告,不仅走出了村庄的伦理秩序,甚至远远超越法条主义所能容纳的限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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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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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杂志201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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