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超:巫术、技术与污名:晚清教案中“挖眼用于照相”谣言的形成与传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7 次 更新时间:2018-12-28 07: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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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超  

   内容提要:晚清西方基督宗教进入中国,因与外来势力的入侵结合在一起,激起了中国民众及士绅的抵制。中国人在反洋教的过程中,对外来宗教进行了“污名化”处理,因此社会上关于外来宗教的谣言层出不穷。晚清以降的诸多教案不少就是因这些谣言而起,其中流传最广的谣言就是传教士会对中国人进行挖眼剖心。挖眼剖心类似于中国古代的采生折割巫术,因其主要实施的对象是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从而在民众中产生了极大的恐慌和愤怒情绪。在这些谣言中,关于挖眼用途的说法有炼金、制药等,后来逐渐把挖眼与成像的功能结合起来,慢慢形成了一种新的流行说法,即挖眼是为了制作照相药水。照相术发明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其有摄魂的神秘功能。而在照相术传入中国后,中国人也多以妖术视之。中国人普遍认为照相药水乃是由传教士所“挖”中国人的眼珠化合而成。把“挖眼”和照相术联系起来,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民众对于外来宗教以及与之相关的新技术的恐惧与排拒。

   关 键 词:教案  采生折割  挖眼剖心  谣言  照相术  case involving foreign missionaries  cutting living bodies  digging out eyeballs and hearts  rumors  photography

  

一、引言

  

   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提到,在S城,“常常旁听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谈论洋鬼子挖眼睛”。①当时此谣言传播甚广,百姓异常恐惧。文中还提到一则“亲见”的证据:“曾有一个女人,原在洋鬼子家里佣工,后来出来了,据说她所以出来的原因,就因为亲见一坛盐渍的眼睛,小鲫鱼似的一层一层积叠着,快要和坛沿齐平了。她为远避危险起见,所以赶紧走。”“洋鬼子挖眼睛”,这在当时是下至普通民众,上至士绅、官员都普遍认同的看法。而自晚清开始,挖眼传言在社会中广泛的传播,也成了当时诸多教案最重要的起因之一。

   洋人为什么要挖中国人的眼睛?当时的说法不一,鲁迅的文中就提到了两种“用途”:一是挖眼“用于电线”,二是“用于照相”。挖眼“用于电线”的目的是“每年加添铁丝,将来鬼兵到时,使中国人无处逃走”。这也是在当时传播甚广的一种观点。来华的传教士注意到中国是一个陷入“迷信”很深的民族,除了偶像崇拜之外,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风水迷信。②因此中国人对于架设电线、开采矿藏③,以及铺设铁路④等破坏风水的行为,都是非常抵制的。

   挖眼为何会用于照相?鲁迅分析说:“因为我们只要和别人对立,他的瞳子里一定有我的一个小照相的。”⑤大概是因为眼睛有成像的神奇功能,所以用人的眼珠制作成照相药水,就能把拍摄的底片洗印成照片。照相术刚出现之时,因其成像的神秘性,人们确实常常以妖术视之。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要理解照相术的原理十分困难,所以鲁迅说,时人均认为“照相术似乎是妖术”⑥。

   而“挖眼用于照相”的谣言又是如何出现的呢?考诸史实,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有挖眼剖心之类的采生折割巫术。在晚清基督宗教进入中国后,因其与武力相伴随,故引起了中国人和外来宗教之间的紧张感,反洋教运动和教案频发。在中国人反基督宗教的诸多理由中,逐渐出现了洋人会挖中国人眼睛的谣言。这一谣言在早期的传播过程中,并未与照相术有什么关联。而后来逐渐有了挖眼珠用于制作照相药水的说法。“挖眼用于照相”谣言在义和团运动中达到了传播的顶峰,许多事件因此而起。就算后来反洋教运动渐趋理性,但这一谣言却仍在民间广为流传,在民国后期的文献中还经常能看到这类说法。而照相有摄魂的神秘功能这类观念,至今在民间还有遗存。

   “挖眼用于照相”的说法,奇怪地融合了传统的采生折割巫术、反洋教运动、对异文化的“污名化”,以及因新技术的神秘性而产生的恐惧和排斥心理等要素,而且这一谣言经历了复杂而漫长的演变过程。本文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晚清时期挖眼谣言是如何出现的,后来又如何把挖眼的用途转移到照相上面,这一谣言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如何?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无意辨析有关“谣言”的诸多含义以及争议,⑦因为“谣言”之类的“标签往往是后来才被贴上去的”⑧。本文的重点不在于对谣言的真伪进行判断,因为对于我们这些后来者来说的“虚假”,对于当事人来说却是“真实”的,就像卡普费雷在《谣言》一书中所言,“谣言这个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预示它的内容真实和虚假”。⑨所以,本文所使用的“谣言”,乃是站在“局外的观察者”立场上的中立性判断,而不过多涉及“谣言”本身的真伪判断,也不对制造、传播“谣言”者的立场进行评判,而主要聚焦于谣言被制造出来的社会文化环境、当时的社会心理和传播机制,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

  

二、从采生折割到封目挖眼:早期的挖眼谣言

  

   针对传教士的挖眼剖心谣言具体形成于什么时期,似乎很难得出确切的结论。梁章钜在《浪迹丛谈》中,记录了1724年针对湖北耶稣会教会的有关控诉,其中就提到了传教士挖取中国人的眼睛用来炼丹。⑩田海(Barend ter Haar)认为,这则资料是“中文文献中最早的指控西方传教士挖了中国人的双眼用于炼丹术的案例”。(11)

   挖眼谣言至少在19世纪50年代就被广为传播了,魏源在《海国图志·天主教考》中就提到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广东总督的奏议,提到可以允许华人入教,但严禁“奸诱妇女,诓骗病人眼睛”,还提到在华的天主教所做的几件事是需要禁绝的:“有吞受药丸领银三次之事,有扫除祖先神主之事,其同教有男女共宿一堂之事,其病终有本师来取目睛之事。”可以看出,在中国人对基督宗教的认知中,“挖眼”是被反复提到的最突出的“罪行”之一。

   早期的“挖眼”谣言有两个特点:一是与传统的关联性。挖眼是中国古代采生折割巫术的一种重要方式,采生折割是古代的“方伎之流”(12)通过一些非法的途径获取人体器官,用于某些巫术、祭祀或医疗活动。如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记载:“捡性格聪明的童男童女,用符命法水咒语迷惑,活割鼻、口唇、舌尖、耳朵、眼睛,咒取活气,剖腹、掏割心肝各小块,晒干,捣罗为末,收裹,及用五色彩帛,同生魂头发相结,用纸作人形样,符水咒遣往人家作怪。”(13)

   由于采生折割对于人体残忍的伤害,加上妖术令人恐惧的效果,民间对此深感恐惧。中国人在排斥外来宗教的过程中,用排斥同文化中异质因素的方法来排斥异文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后,因其所传宗教及行事方式与中国人原有认知存在差异,民众多以妖术视之。也由此将采生折割的做法转嫁到传教士身上,从而对异质文化进行了污名化的处理。同时,早期关于挖眼用途的说法,常和炼丹术、制作迷药等联系在一起,如1873年3月17日《德平县李家楼告白》:“小孩子用蒙乐(药)迷心,用小孩子眼心配蒙乐(药)迷人。”(14)炼丹和迷药之类的做法,在传统社会中也比较常见。

   二是“挖眼”的判断多是来自对传教士行为的某种错误观察所产生的误解,尤其是基督宗教在处理死者时的“封目仪式”,被中国人看成是在挖取死者的眼睛。这是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魏源的《海国图志·天主教考》详述其事:“凡入教人病将死,必报其师。师至,则妻子皆跪室外,不许入,良久气绝,乃许入。则教师以白布裹死人之首,不许解视,盖睛已去矣。有伪入教者,欲试其术,乃佯病数日不食,报其师至,果持小刀近前,将取睛。其人奋起,夺击之,乃踉跄遁。”

   临死挖眼的说法在当时应该是中国人普遍的认知,我们可以在很多资料中见到极为接近的说法,如在反洋教运动中产生极大影响的《辟邪纪实》就多次提到此类说法。《辟邪纪实》引《荔室丛谈》曰:

   凡从教之家有丧,必求传教者闭门独殓,殓后两目及胸次俱以膏药贴之,继从教某家丧,有戚属某疑私殓有弊,俟殓后启其膏药,则两目珠皆失,胸次有刀孔,察之则心已剜去。因此大哗。传教者遂遁,而从者亦渐少矣。闻剜取心目,为影照人物山水之用,未审是否。似此邪教不知彼地士民果何乐而从之。(15)

   又如《辟邪纪实》引《西樵漫笔》道:

   万历中,西洋巴达里入浙,诱人以天主教。人多惑之,有武生王文沐者,豪士也,闻从其教者,人死必骗取眼睛,欲试其术,乃佯入教中,数日不食,报其师至。果持小刀近前,将取睛。王奋起击之,随追至其家,刃其首,并毁其耶稣像,其事闻之京城,上厚奖之。(16)

   这些说法极为相似,尚无确切的证据显示这些文本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传承关系,但可以表明传教士挖取中国人眼睛,成了一种社会上普遍性的“共识”。就像柯文所指出的那样:“多年来流传最广的对天主教传教士的指控之一是他们挖取濒临死亡的教民的眼珠(通常以实施临终油礼为掩护),用以配药或做其他用途。”(17)

   今天的人们或许会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精英群体,具有一定的理性分析和判断能力,为何他们也会轻易相信这类谣言?而且因为知识分子群体在民众中的威望,更是增加了谣言的“可信度”。需要说明的是,谣言是一种群体性认知,并非仅是某些个体的看法。有人认为谣言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普通民众认知能力有限,很容易受到谣言的鼓动,迷信谣言是处于底层的民众无知的表现:“其根源之害,仍在民不识字,惟知鬼神。”(18)其实不然,每个时代中,知识分子相信并且传播谣言的例子很多,“士不识时,胸无定见;欺诳之既易,恐吓之不难也”。(19)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号召力,以及其借助文字传播的能力,在晚明以后的反教运动中都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20)

  

三、异文化的污名化:挖眼谣言与晚清教案


   有关挖眼的谣言在鸦片战争之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挖眼谣言更明确地把矛头聚焦于来华的外国人,尤其是传教士身上。晚清时期反基督教运动非常激烈,各地教案频发。(21)其实自晚明开始,中国就出现了反对外来天主教的言论,(22)晚清基督新教进入中国之后,宗教因与政治、军事、民族、文化等问题交混在一起,中国人的反洋教情绪更加高涨。

   在信息不太透明的传统社会中,谣言似乎是对敌对方进行“污名化”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谣言能极大地引起民众的关注,并带来恐惧、恐慌、震惊等心理效果,是社会动员的一种“有效”途径。关于挖眼谣言的传播机制,就如1891年6月1日《申报》中《预禁谣言议》一文所分析的那样:“历观报章所记情形,类皆由谣言而起。往往谓教士迷拐民间子女,挖眼剖心。以致民间偶或失去小孩,即向教堂索取。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顷刻之间,乱民蜂起。”(23)

所以,有关传教士诸多谣言的出现,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对异文化的排斥所引发的污名化和妖魔化。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认为,对异文化的认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迷恋”,一种是“批判”(24)。“迷恋”体现的是对异文化的向往和喜欢,而“批判”体现的是对异文化的排拒和反对。这两种态度形成了对异文化社会想象实践的两种模式: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凡按本社会模式、完全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的异国形象就是意识形态的;而用离心的、符合一个作者(或一个群体)对相异性独特看法的话语塑造出的异国形象则是乌托邦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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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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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7年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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