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贵:“中国无哲学”谜题的破解

——以认知范式为根据的陈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2 次 更新时间:2018-12-23 23: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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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贵  

   内容提要:自“中国无哲学”这一谜题被抛向中国思想界之后,影响持久而震撼,并引诱出许多满载“质疑且气愤”的文字。虽然“中国无哲学”在中国学者海啸般的诅咒中不堪一击,但它仍然像个幽灵一样徘徊于中国学术界。那么,我们能否对此问题做个“釜底抽薪”的解决呢?也许,这个答案就存在于20世纪中国学者应用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等四大认知范式的实践中。因为依此四大认知范式实践,可以证明中国哲学不仅有自己的范畴和思辨,而且有自己的体系;而思维的模糊特征与内容的道德特色,不仅不应该成为否定中国哲学存在的证据,反而应成为中国哲学特殊性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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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开始的中西哲学晤面,虽然不乏惊喜的场景,不乏新奇的发现,但也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许多谜题。其中“中国无哲学”就是让中国学者感到脸上无光的谜题,中国学者对此自然不能无动于衷。那么,中国学者有怎样的回应呢?由于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是20世纪中国学者处理中西哲学关系基本实践模式,①这里即以此四大认知范式为主轴,考察中国学者回应的具体情形。

  

一、中国无纯粹的哲学范畴?[见英文版第40页,下同]

  

   黑格尔(Georg W.F.Hegel,1770-1831)“中国无哲学”的判断根据之一,就是认为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范畴,没有构建起范畴王国,所谓“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王国。”②那么,这个判断是否准确呢?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的应用实践告诉我们,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

   其一,唯物认知范式的应用与中国哲学范畴。在唯物认知范式用于认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实践中,天、气、道、心、仁、性、理、诚、良知等概念或范畴被发掘和整理出来,而且发掘、整理出了“和实生物”“三表法”“尽心知性”“理势合一”“万物一体”“知行合一”“格物致知”“心外无物”“形质神用”等命题。对于这些范畴和命题,唯物认知范式都进行了哲学的解释。比如,张岱年(1909-2004)认为中国哲学中的“气”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也是宇宙世界最基本的唯一存在,“气”是运动变化的,而且运动变化的根源在自身的内部矛盾,“气”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中国哲学以“气”作为表示物质存在的范畴,也有其特殊的意义。作为哲学范畴的“气”是从表示气体状态的“气”观念抽绎出来的,“气”范畴含有存在与变化之统一的观点,所以“气”范畴本身也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思想的结合之一个表现。③无疑,在张岱年的解释中,“气”是寓有深刻哲学意涵的范畴。

   其二,科学认知范式的应用与中国哲学范畴。在科学认知范式应用于认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实践中,发掘和整理了天、气、道、心、理、良知、五行、阴阳等范畴,同时发掘、整理出“有生于无”“格物致知”“天人相分”“种有几”“体有端”“景不徙说在改为”“景二说在重”等命题。对于这些范畴和命题,科学认知范式都进行了哲学的解释。比如,薄忠信认为“阴阳”学说是量子力学的先驱,量子力学所谓“粒子既是可分的又是不可分的,物质是连续的又是间断的,物质在原子层次上具有两重性,有些情况下,粒子性占主导地位,有些情况下,波占主导地位,物质是以互不相容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粒子是波,波也是粒子”的科学论述与阴阳学说完全一致,而“阴中含阳,阳中含阴”思想与“互补原理”如出一辙。④从而揭示出“阴阳”范畴的科学哲学思想。

   其三,人文认知范式的应用与中国哲学范畴。在人文认知范式应用于认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实践中,发掘和整理了天命、道、仁、理、诚、和、礼、良知、自然、絜矩等范畴,同时还发掘和整理了“继善成性”“化性起伪”“道通为一”“尚力非命”“天人合一”“民贵君轻”“道法自然”等命题。对于这些范畴和命题,人文认知范式都进行了哲学的解释。比如,在牟宗三(1909-1995)看来,“仁”就是真实生命,“仁”是通过“感通”和“润物”两种方式来实现自我价值或释放自我的能量。“感通”是精神生命的扩大,这种扩大没有止静,所以最后与宇宙万物为一体;“润物”则是在感通过程中给人以温暖,甚至引发他人的生命。既然,“仁”的作用实际上是为了成就生命、养育生命,自然可谓“仁”即真实的生命,而这个真实的生命与天道是遥遥相契的,这样,天道便有了落脚点,便成为含有生命内容的哲学范畴。⑤

   其四,逻辑认知范式的应用与中国哲学范畴。在逻辑认知范式应用于认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实践中,发掘和整理了类、故、理、或、效、辟、侔、援、假、推、五诺、效验等范畴,同时还发掘整理了“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离坚白”“白马非马”“合同异”“举一反三”“言不尽意”“合一衍万”等命题。对于这些范畴和命题,逻辑认知范式都进行了哲学的解释。比如,温公颐(1904-1996)认为作为事物根据的“故”具有两方面含义,即事物的根据与谈辩的根据。事物的“故”,是事物成立于存在的原因,即《经上》所说“物之所以然”。“辞以故生”中的“故”,是谈说论辩的“故”,指“辞”得以提出和确立的理由。谈辩的“故”有重要作用。首先,有了“故”才能有立辞的根据,也才能完成“说”的使命(出故);其次,“故”可以使人通晓“所以然”的道理,实现“说,所以明也”的功用;再次,“故”是判别谈辩谬误的依据。⑥这样的“故”能说不是哲学范畴吧?

   必须指出,这里所罗列的范畴和命题仅仅局限于唯物认知范式等四大认知范式应用过程中发掘和整理的部分,就是说,除此之外,中国传统哲学中仍有丰富多样的哲学范畴。比如,张岱年以唯物认知范式发掘、整理出来的哲学范畴体系《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等,冯友兰(1895-1990)以新实在论发掘、整理出来的哲学范畴体系《新理学》,唐君毅(1909-1978)主要以人文认知范式发掘整理的《中国哲学原论》,而蒙培元(1938- )《理学范畴系统》则可以视为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综合理解的产物。所有这些不仅说明中国古代哲学中有哲学范畴,而且建造了哲学范畴王国。由此我们可做如下推论:首先,四大认知范式所发掘和整理的哲学范畴和命题虽然有限,但足以说明中国哲学范畴的客观存在;第二,唯物、科学、人文、逻辑等四大认知范式所含内容无不是哲学的要素,因而四大认知范式的应用及其成果,印证了被认知和理解的范畴或命题的哲学内涵,进一步说明哲学范畴的存在;第三,根据四大认知范式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发掘与整理所获得的结论,说明中国完全有哲学范畴王国的存在;第四,由于四大认知范式的身份主要是西方的,因而四大认知范式的应用,说明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与西方哲学范畴具有匹配性、可比较性。因此说,就哲学范畴的有无与哲学范畴王国的存在与否判断“中国无哲学”,显然是罔顾事实的。

  

二、中国哲学缺乏思辨?

  

   黑格尔“中国无哲学”的判断根据之二,就是认为中国哲学没有思辨性。黑格尔将“抽象”分为“普遍”和“具体”两种,从“普遍的抽象”到“具体的抽象”是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中国人的思维处于最初的“普遍性抽象”。他说:“他们也达到了对于纯粹思想的意识,但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这些规定诚然也是具体的,但是这种具体没有概念化,没有被思辨地思考,而只是从通常的观念中取来,按照直观的形式和通常感觉的形式表现出来。”⑦又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⑧就是说,孔子的所谓“哲学”只是一些道德教条,而不是“思辨的哲学”。那么,中国学者是怎样看待这个判断呢?我们仍从认知范式的应用实践进行考察。

   其一,唯物认知范式的应用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思辨性。唯物认知范式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谁也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辨性。那么,唯物认知范式的应用是怎样发掘、凸显中国传统哲学的思辨性呢?侯外庐(1903-1987)在分析老子“道”的时候指出,“道”是万物的根源,是超越自然的绝对体,正是符合唯物主义哲学本体论内容,而“德”范畴具有实物性,因而它的应用补强了“道”的唯物性,“道”的唯物性虽然因为“德”的加入而得到了补强,但老子在法则与物质的关系上更看重法则而不是物体,因而老子“德”的哲学含仍然有许多唯心主义因素,而这种特点进一步影响着老子“道”的哲学性质。⑨侯外庐的分析显然比较重视“道”的唯心、唯物的区分,但他将“道”解释为本体和法则,就清楚地呈现了老子“道”的思辨性。张岱年对“道”的思辨性也有清楚的理解,他认为,“道”是超越一切相对性的绝对,但又有“自然而然”的含义,因而是对上帝的否定,而从性质上看,“道”既具物质性又有精神性,但在认识论与历史观方面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因而都陷入唯心主义。可见,张岱年也很在意“道”的唯心、唯物性质,但他将“道”之绝对范畴义、自然而然方法义、对上帝的否定义等抽象性特质揭示了出来。由唯物认知范式关于“道”的分析与解释看,不能认为“道”没有思辨性。

   其二,科学认知范式的应用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思辨性。科学认知范式包含科学哲学精神、原理、定律、方法,不能不有思辨性。那么,科学认知范式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思辨性有怎样的发掘和理解呢?比如,张会翼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思想与量子力学的互补原理是相合的,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即阴阳互补),“道可道,非常道”(概念的相对性)等命题都具有量子力学原理同样的思维方式。⑩冯契(1915-1995)则认为,“五行”观念反映了从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中概括出金、木、水、火、土等五种物质,在此基础上提升其特性,进而形成水、火、木、金、土五个范畴或类概念,用它们来区分和把握自然现象,“正是哲学思维的开始”。(11)可见,由冯契关于“五行”范畴解释的实践看,“五行”观念当有其思辨性。

其三,逻辑认知范式的应用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思辨性。王国维(1877-1927)将“理”理解为“理由之‘理’”,所谓“理由之理”,就是“天下之物,绝无无理由而存在者。其存在也,必有所以存在之故,此即物之充足理由也。在知识界,则既有所与之前提,必有所与之结论随之;在自然界,则既有所与之原因,必有所与之结果随之。然吾人若就外界之认识,而皆以判断表之,则一切自然界中之原因,即知识上之前提,一切结果,即其结论也。若视知识为自然之一部,则前提与结论之关系,亦得视为因果律之一种。”(12)如果这个“理”不够思辨,还有什么更思辨呢?周云之(1934- )认为,“以说出故”之“故”是统指推理的前提和论据。“故”是指假言命题或假言推理中的条件或前件,“小故”即指必要条件,“大故”即指充分必要条件。“故”也可指选言命题或选言推理中所指的不相容选言肢,又可指直言推理中的前提、论据,又可指假言命题和假言推理中的条件、前件,还可以指选言命题和选言推理中的选言肢。因此,“故”确实是“说”式(演绎)推理中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范畴之一。(13)足见“故”之思辨性。任继愈(1916-2009)认为,“坚”是抽象的,它不固定于某物,因而各种共相都是可以互离而隐藏的。坚不必是石的坚,也不必是任何物的坚。它不固定在某一种特殊事物上,因此,坚并不依赖特殊的事物,坚本来就具有坚的性质,正因为如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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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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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学堂》2017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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