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文华:梁漱溟对孔子思想的解读和转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9 次 更新时间:2018-12-19 17: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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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文华  

  

   摘要:梁漱溟受激于中国近代社会之颓势,以救亡图存为目标致力于学术研究。他以东方文化为根,又能出入中西,客观地审视各种文化的优缺点,形成了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他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劣于西方文化,而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对中国文化的改造而非全面西化。梁漱溟持改良主义态度,对孔子思想进行了重新解读并以此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在对孔子思想的解读中,梁漱溟将自己的学术体悟与孔子学说融会贯通,裨补传统儒学之不足,构建了自己的儒学体系。他将生命本体论引入孔子学说,以生命本性解释孔子的“仁”,将孔子学说的主旨总结为“践形尽性”,将儒家的道德修养功夫概括为“修己尽伦”的实践内容和“乐”的实践态度,将孔子的政治理想概括为以“伦理本位”建构社会。如此,通过人的生命本性向上连通宇宙本体,通过人的道德实践向下连接社会生活,以人心为核心,将宇宙、人生、社会三者统合为一体,形成了梁漱溟的新儒学体系,在一定意义上对孔学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梁漱溟对于孔子学说的解读,虽然时有疏漏,但是他能够博采多家学说的精华,并采用了哲学、历史、生物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尝试对孔学乃至整个儒学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建立一种能够适应新时代的儒学体系。他的创新,为儒学的现代化提供了良有裨益的经验,于现代新儒学的建立自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

   梁漱溟生于清末,适逢中国社会之大变革,中国之前途命运晦暗不明。有识之士殚精竭虑,欲为中国寻一新出路,梁漱溟亦有感于此而投身学问。“我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从而根追到其历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寻个明白。”[1]2梁漱溟的学术研究以发现中国问题为起点、解决中国问题为归宿,用力处全在中国之社会、历史与文化。他将世界文化分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三种,认为它们并无高低,只是针对问题不同,三种文化因应社会发展而轮流发挥作用。中国文化以儒学为代表,针对的是“人对人的问题”,只因超前于历史时期而带来种种弊病。而在今天,正是西方文化走入困境而儒家文化适宜发挥作用的时代。因此,梁漱溟持保守主义的态度,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在于传统文化的改良。对于孔子思想的解读,即是梁漱溟对传统儒学的发挥改造,依托孔子思想而形成了具有梁漱溟个人特色的儒学体系,这也就是他为解决中国问题而提供的方案。梁漱溟对孔子思想的解读和转化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践形尽性——孔学是贯彻生命本性之学


   梁漱溟将他的生命本体论与孔子学说结合,补充孔子学说中欠缺的形上学部分,并以生命本性来解释孔子的“仁”,将孔子学说的主旨概括为“践形尽性”。

   “梁漱溟早在他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就提出了生命本体论的观点,他融会柏格森的‘生命冲动’、佛教唯识学的‘阿赖耶识’、陆王学的‘心’等,建构了自己反身向内的形上学。”[2]43梁漱溟的形上学即生命本体论。“在生物界千态万变,数之不尽,而实一源所出。看上去若此一生命彼一生命者,其间可分而不可分。说‘宇宙大生命’者,是说生命通乎宇宙万有而为一体也。”[3]55梁漱溟认为不能孤立静止地看待生命,把每一生命都“联系着机体和其环境当成一个总体来看”,都是生物与无生物的统一。而多样化的生命又相互联系,统一为一体,即宇宙大生命。万有通过生命而统一,生命即是宇宙的本质。“宇宙的本质是生命,了解了生命也就了解了宇宙。宇宙大生命通过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工具而活动,它问不已答不已,就使得一事一事涌现不已,从而构成了‘事的相续’,展示出生命丰富多彩的存在形式。”[2]43宇宙生命即梁漱溟哲学的本体,是他阐释孔子学说的本体论基础。

   “生命本体论是一种主体化的本体论,它在展示生命本性的同时必然逻辑地凸现出人类生命的优越地位以及人类精神的卓越之处。”[2]在梁漱溟的宇宙生命观中,各种生命皆通向宇宙大生命,但是各生命与宇宙大生命通的程度是有差别的。“盖自一面看,一切生物说通都是通的;而另一面看,则其通的灵敏度大为不等。”[3]59这种通的灵敏度的差别,原因即在于不同生物与生命本性的疏离程度。“生命本性是在无止境地向上奋进;是在争取生命力之扩大,再扩大(图存、传种,盖所以不断扩大);争取灵活,再灵活;争取自由,再自由。”[3]54然一般生物在生活中,仅能面对一切生物皆有的个体生存、种族繁衍两个基础问题,运用为解决此问题而预为配备的手段(即动物本能),更无一点点拓展。“生物进化即是从局向通而发展;其懈者,滞于局也。滞于局者,失其通。”[3]58一般物类局于此两大问题,自然与宇宙大生命隔而不通。“而惟人类则上承生物进化以来之形势,而不拘泥于两大问题,得继续发扬生命本性,至今奋进未已,巍然为宇宙大生命之顶峰。”[3]55人类独能超越此两大问题,用力于更广阔处,向上奋进,得生命力之扩大、灵活与自由,始终保持与宇宙生命的通而无碍。人类生命即是生命本性的最高代表,人类生命即与生命本体具备了同一性。

   既然人类生命与生命本体同一,代表着生命本性,那么人类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呢?“讲到人,离不开人心。要必从人心来讲,乃见出人类之首出庶物。”[3]15梁漱溟认为,人从机体构造、生理运行以致大脑神经活动来讲,与一些高等动物实无大异,若于这些方面的小区别来认识人类,并不足以说是认识人类本质。人类的本质实是一种基于此身体机理之小区别而产生的,极大异于动物,于精神、思维上方可见的特征,也就是人心。人心非一物,不能以形迹求,但其通过一切人类生命活动而表现,见于个体活动与群体活动。梁漱溟通过分析将人心之内容概括为理智与理性两方面。“理智者人心之妙用;理性者人心之美德。后者为体,前者为用。虽体用不二,而为了认识人心要分别指出之。”[3]83二者统一于心,但其作用不同。理智是人类后天发展出的一种处理生活问题的能力,其作用方式是静,通过抑制本能的冲动而使头脑发挥作用,离知于行,认识物理以指导行为;理性则是人类先天所具备的一种应对自身问题的能力,其作用方式“似动而非静,却不是冲动”,以一种“无私的感情”为中心,体悟情理做出价值判断,决定行动方向。理性是人所独具之生命特征,亦即生命本性。梁漱溟认为理性同于孔子所谓“仁”、孟子所谓“良知”,也就是道德的来源。“殊不知道德之惟于人类见之者,正以争取自由、争取主动不断地向上奋进之宇宙生命本性,今惟于人类乃有可见。”[3]85于此,梁漱溟实现了宇宙生命观与儒家传统道德本体论的连通。

   人之特质既在人心,人心之核心则在生命本性,那么人自然应该贯彻此生命本性,否则人自不复为人。然,人是否能够恒常地贯彻此生命本性以争取自由、争取主动不断地向上奋进至于宇宙生命本性?若能,则人恒保持此生命本性,与宇宙大生命沟通无碍,便无所谓道德实践之义了。事实并非如此,梁漱溟认为:“生命摆脱于机械之后,就有兴奋与懈怠,而不能恒一。那松开的空隙无时不待生命去充实它;一息之懈错误斯出。盖此时既无机械之准确,复失生命之灵活也。”[1]114人类生命超脱于机械之本能而显露生命本性,但这只是为人类生命提供了一种正确方向,生命稍有懈怠,则易流入错误的方向。人心无形,必托于人身以显示其作用,而人身既有能发挥人心而通灵之一面,亦有困于本能而局守之一面。人心常因两方面原因失其作用,一是放失于外物诱惑,二是蔽于见闻之陋,囿于习俗之隘。无论物欲抑或知蔽,都将使无私而转为私,私则有分,分则隔,隔遂不通,生命本性亦沉沦而不得见。因此,必有一类学问致力于发扬生命本性,不使失堕,孔门学问即是代表。

   梁漱溟将孔子之学概括为“践形尽性”之学。所谓形,即形躯,有局守与通灵之两面;所谓践形,则是要求发挥形躯最高的可能性,超脱本能之局守而发扬人心之通灵,如此则能尽性。所谓性,即理性,也就是生命本性;尽性,则显露生命本性之全体,不受遮蔽。孔门之“践形尽性”,即是发挥人类生命之潜能,贯彻生命本性,使人类生命行进于用力向上、发奋向前之方向。


二、修己尽伦——生命本性落于实践


   梁漱溟认为,贯彻生命本性虽然是孔子学说的主旨,但这实际上是东方学术的共通之处。最能代表孔子学问特质的,则是儒家不脱离生活的道德修养功夫。梁漱溟称之为“人生实践之学”,并将其概括为“修己尽伦”的实践方法与“乐”的实践态度。

   孔子学问致力于贯彻生命本性,但在梁漱溟的话语体系中,并非只有儒家一门学问主旨在此。梁漱溟常将儒、佛并举,认为二者同是向内用功进修的一种学问,大方向并无异处。既如此,那么孔门学问之特质在何处,使得梁漱溟决定搁置向来要做佛家生活的念头,而来做孔家的生活?他认为,“佛家期于‘成佛’,而儒家期于‘成己’,亦曰‘成己、成物’,亦即后世俗语所云‘作人’”[4]91。佛家的成佛是从现有生命解放出来,实证宇宙本体。儒家的“作人”是就现有生命而实现人类生命的最高可能性,以此实现宇宙生命的一体性。“是故儒家修学不在屏除人事,而要紧功夫正在日常人事生活中求得锻炼。只有刻刻慎于当前,不离开现实生活一步,从‘践形’中求所以‘尽性’,惟下学乃可以上达。”[4]92这里的“下学”,既非自然科学知识,亦非社会科学知识,而只是人在自身生活中力争上游的一种学问,“力争上游,使可能者成为现实之事,我故谓之人生实践之学”[4]7。此种学问的大要即在力行实践,梁漱溟曰:“孔门之学岂有他哉!唯在启发个人的自觉而已,从乎自觉,力争上游,还以增强其自觉之明,自强不息,展转前进,学问之道如是而已。”[4]11自觉而力行,返而益增自觉。梁漱溟以为,“人有无私的感情存于天生的自觉中”[4]12。实际上,自觉即理性,即生命本性,名三而实一。于本体论,可称其为生命本性;于认识论,可称为理性;于道德实践,则名为自觉。“下学”即是于日常实践中,时时不失自觉,贯穿此生命本性。“果如是也,日就月将,形气之为碍浸浸消融,而于宇宙生命本原之通透则升进不已焉,其是之谓上达耶?”[3]130“上达”依托“下学”,生命本性落于实践,而实践之方式,则在“修己尽伦”。

一个人在生活中原具有自觉自主之可能,却极容易落于不自觉不自主。之所以如此,梁漱溟提出了“气质”与“习惯”两个概念。气质指的是人类所具有的动物本能,其植根于机体构造,与生俱来。人虽然能超脱本能,但终究不能消除本能,本能会在心理活动上起作用。习惯则总括个人的学习和社会的陶铸两方面,是人后天习得的生活方式。“习与性成”,习惯同样会影响人的心理活动。气质与习惯二者同居于形躯,无时不发挥作用,遮蔽人之自觉。“可以说所有身心之间的矛盾冲突,罔非来自气质和习惯的问题。”[3]141既然身常为累而使心失其作用,则必须“修己”以存养此心,揭去遮蔽。修己首要在“默而识之”,即反躬隐默地认取生命本性,梁漱溟称之“自觉此自觉”。先发明此自觉,其后时时恪守之,不失其作用,“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识得是根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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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江淮论坛》 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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