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华杰:国际冷战、革命外交与对外援助

——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形成的再考察(1956-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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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国际冷战   革命外交   对外援助   中非关系  

蒋华杰  

内容提要: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应置于20世纪50、60年代中美苏台三国四方在非洲不断升级的冷战竞争背景下进行重新考察。对于中国而言,对外援助是国际冷战条件下推动革命外交的政策工具,援助经历了从“量力而行”到“适当照顾”再到“全面支持”的升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利用援助推动非洲地区的中左派力量结成反帝反修国际统一战线,同时向非洲国家展示和传授自身的革命与建设经验,引导它们学习中国道路。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显示,革命外交方针之下的国际统战以及由国际冷战造成的道路选择,综合成为中国走向全面援非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这一对非战略导致中国对非援助在此后很长时间内趋于非经济利益导向,难以实现“义”与“利”之间的平衡。

关 键 词:冷战  援助  非洲  革命外交  中国道路  中非关系


作为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之外接受中国援助最多的地区,非洲仅在1956年到1979年间就接纳了总额约62.8亿到72.5亿人民币的援助。①中国不仅在非洲援建了坦赞铁路这一规模最大的单项成套项目,而且在工业、农业、教育、军事等援助领域也投入了大量资源。中国如此大规模援非,乃至达到“穷国支援富国”的地步,②其援助动机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

现有研究大多认为政治动机是促使中国倾力援非的主要原因,但对政治动机的具体解释却有所不同。国内学者的考察基本上是在中非双边关系的框架下围绕当年周恩来提出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展开的。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援助有别于西方国家,具有“平等互利、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内政、促成受援国自力更生”的特征。与之相应,对非援助被视为中国在冷战格局下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以此打破美苏封锁造成的国际孤立,进而拓展外交新空间的政策工具。③相比之下,海外学者更加重视通过解读冷战条件下的国际、国内因素来理解中国对非援助的政治动机。亚历山大·爱克斯坦等人的研究证实,中苏之间的冷战竞争以及中国对外行为中的意识形态、安全因素促成了中国对非援助。④艾伦·哈钦森则强调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援非不是因为非洲国家的需要,而是为了追求自身的政治利益。⑤美国学者戴博拉·布罗蒂加姆则认为,历史经验、发展道路、对外政策、意识形态以及冷战等因素综合起来促成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⑥

国内学者所强调的对外援助八原则确实在促进援助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毕竟它事实上使中国的援助变得更加实惠,进而受到非洲国家的欢迎。但就整个中国对非援助政策而言,作为援助程序规范的对外援助八原则无法解释援助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动机以及援助行为发生时的真实历史背景。这种强调政治、道德价值在中国援非中扮演的角色的做法不仅存在着道德化评价趋向,实际上也难以充分释疑中国缘何在援助中忽略经济利益考量,相反,却容易引发诸多批评与质疑。⑦外国学者的研究虽具有更为宽广的视野,但由于未能充分利用中国档案,实际上难以深入探讨上述各种因素的具体作用和相互关系,准确解读中国援非的动机。

理解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需要充分考察两个关键因素:中美苏台三国四方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在非洲逐步升级的冷战竞争以及中国奉行的革命外交政策。

冷战被视为发生于美苏两大国以及它们所代表的集团及制度之间的一场非暴力竞争,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是两种对立的政治经济体系、意识形态为获取自身的制度合法性而在第三世界开展一系列竞争。⑧中国作为冷战的参与者,通过输出自身的革命和建设经验、道路以获取制度合法性自然是其对外行为的重要内在特征。与冷战时期美苏等国意图通过援助输出自身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做法类似,中国的对外援助有其经验和制度输出的目的,援助不仅被用来帮助落后国家反帝反修以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发展国家经济,而且也被用来展现和传播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明确表达了这种诉求。1949年11月,刘少奇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澳会议上认为,中国的革命武装斗争可以成为“情形类似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解放的基本道路”。⑨这一目标最初在作为建国后首次大规模对外援助的“援越抗法”中被实践,⑩此后,“道路选择”一直是中国对外援助行为的基本内在诉求。

冷战时期,中国长期奉行革命外交的理念,对外援助被视为一项为革命外交服务的“必不可少的战略支出”。具体而言,援助通过实现国际统战这一目标服务于整个革命外交,国际统战是革命外交的特性,革命外交的手段和方式都离不开统战思路与模式。(11)因而,援助的目的是“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对外斗争的需要,为维护世界和平,巩固和发展反帝反殖反霸统一战线这一总的战略目标服务”。(12)与之相应,革命外交之下的对非援助一直服务于中国在非洲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这一目标。

本文利用最新解密的中国档案,将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置于冷战视野下进行重新考察,重点分析革命外交之下的“国际统战”和国际冷战生成的“道路选择”这两点因素在援非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并以此解释中国对非援助为何忽视经济利益考量。


一、从“纳赛尔通道”到“三面出击”:国际统战与援非发轫


新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接触始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周恩来在会议期间首次与埃及、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利比亚、苏丹等非洲国家代表会面。在互设具有外交职能的商务代表处并于3月派外贸部部长叶季壮访问开罗后,1956年5月30日,中国大陆取代台湾当局与埃及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国选择首先与埃及建交,并非因为它处于亚非联结点这一地缘政治优势,中国自身的战略转变以及非洲非殖民化进程的加速是背后主因。

1955年前后,在实现朝鲜停战以及印支和平后,面对与“帝国主义阵营国家”全面对抗的局面,毛泽东开始改变原先只专注东方(亚洲)革命的策略,将中国革命外交置于全球视野内加以思考与实践,以期“重建中间地带、扩大国际反帝统一战线”,(13)参加万隆会议并与非洲国家接触是其中的关键一步。另一方面,就非洲地区而言,民族独立运动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发展,猛烈冲击着英法葡等国的殖民体系。万隆会议后,非洲地区迅速出现了99个以寻求民族独立为目标的民族主义政党以及12个马克思主义小组,(14)这吸引了当时正意图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大反帝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国的注意。

在中国看来,夹缝于两大阵营之间,非洲新出现的民族主义政治势力为了生存和发展多持中间立场,中方将这股可以争取的政治力量分成“纳赛尔派”、以恩克鲁玛为代表的“非暴力派”和“与帝国主义合作派”。其中“纳赛尔派”被认为是最容易接受反帝统一战线的民族主义政治力量,因为它被认为既“与帝国主义联系较少并且双方矛盾比较激烈”,’同时对北非的共产党力量也抱有合作意愿。当时,中国对北非地区的共产党力量寄予厚望,1956年,毛泽东告诉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代表,要在支持本地区民族独立的同时促进社会主义革命。(15)从1956年起,中联部开始不断关注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四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中方一开始便将“纳赛尔派”视为在北部非洲建立国际和国内反帝统一战线的最佳依靠力量,而1956年爆发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更是坚定了中国支持纳赛尔对抗“帝国主义”的决心。11月,中国向埃及无偿援助440万美元,(16)同时斡旋改善埃及共产党与纳赛尔政府的关系,促其形成国际和国内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方还向埃共多数派(统一共产党)传授斗争经验,并促使纳赛尔将武器分给埃共。(17)

1955年到1958年,中国同当时九个获得独立或者正在争取独立的非洲国家中的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建交并与几内亚相互承认。(18)同时,中国也建立了依靠纳赛尔政权的对非工作通道。中国当时向阿尔及利亚等非洲国家提供的援助主要通过埃及输入,(19)外交部要求相关部门掌握“基本通过纳赛尔”的方针,强调对非洲的一切工作需要“征求纳赛尔意见,通过纳赛尔来作,事先打招呼”。(20)

这一时期,中国对西亚非洲的工作方针是“积极开展、稳步前进、细水长流,政治大力支持、经济援助量力而行”。(21)不可否认,此时的对非援助总体上还处于规模相对有限的初级阶段。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提供的40.28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和贷款中,(22)阿尔及利亚、埃及和几内亚收到的资金、物资援助只有数千万人民币。(23)在甚为关键的对非军事援助问题上,毛泽东也比较谨慎。1956年9月,他在与来访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国共产党代表讨论反帝问题时,并没有主动提出给予军事援助,而只是比较委婉地告诉对方“没有武器可以从法国人手里夺取”。(24)毛泽东如此谨慎,在于顾虑当时北部非洲的民族主义政治势力和共产党之间的微妙关系,随着纳赛尔派逐渐走向公开反共,事态很快出现转折。

1958年4月,周恩来肯定了基于五项原则与非洲国家建立关系对于巩固和扩大中间地带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回时也强调争取中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扩大和平地区和反帝和平统一战线需要完成“许多更艰巨深入的工作”。(25)周恩来此番讲话的背后是纳赛尔派与四国共产党的矛盾激化,四国共产党相继遭到排斥和打击。1958年,埃及政府以影响民族同盟为借口要求埃共解散。(26)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于1957年将自己的地下武装“自由战士”组织并入民族解放阵线控制的民族解放军后便遭到排挤,民族解放阵线限制阿共党员参加游击队,并对已经参加游击队的阿共党员采取包括威胁、解除武装、遣返甚至暗杀在内的各种清洗措施。(27)突尼斯共产党也受到类似打击,被迫于1960年转入地下。

埃共、阿共和突共的遭遇,使得既往单一依靠“纳赛尔通道”的国际统一战线策略受到严重冲击,而此时高涨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1959年1月,中央调查部在研判过去一年西亚非洲地区形势时,总结了三个特点:“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各国国内亲西方势力和民族主义力量此消彼长;帝国主义势力削弱、内部矛盾加剧,殖民危机日益加深。”(28)外交部在此基础上预测黑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将从法属西非向尼日利亚、多哥、喀麦隆、索马里等中非、东非地区蔓延。(29)2月17日,毛泽东在与摩洛哥共产党代表谈话时表示非洲“已经燃烧起来”。(30)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在支援非洲民族解放问题上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他选择暂时放弃弱小且已经遭到排挤的北非共产党力量,开始主张非洲要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此稳固与非洲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的反帝国际统一战线。1959年2月,他向喀麦隆、几内亚、肯尼亚和马达加斯加青年代表强调,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31)

对于纳赛尔的“右转”,中方内部虽然已经开始怀疑其是否会继续反帝,但仍不想公开撕破脸面。(32)同时,为了扩大支持民族主义的范围,中国决定从1959年开始将非洲地区反帝国际统一战线的重点从纳赛尔派转向其他派别。1958年12月,国务院外办提出在对外宣传中要支持包括恩克鲁玛在内的非洲一切形式的民族独立运动。(33)1959年初,外交部在坚持既有对西亚非洲工作方针和依靠“纳赛尔通道”的基础上,正式提出要支持非洲地区一切反帝的“主义”,不管它“是泛非主义或是阿拉伯主义,暴力或非暴力的”。(34)外交部同时还提议尽快与加纳建交以便在西非建立外交据点,同时加大对其他非洲国家的民间外交活动并调解纳赛尔和恩克鲁玛之间的矛盾。(35)2月,中央外事小组同意了中调部和外交部的意见,并特别强调要根据具体情况力所能及地向反帝比较积极和彻底的民族独立运动提供物资援助,有重点地支持经济上不发达的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帮助其逐渐减少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依赖。(36)

1959年,中方开始采取措施在东非、西非和中非三个方向同时推动建立非洲地区的反帝国际统一战线。几内亚和加纳是中国在西非的重点工作对象。1958年,中调部便开始调研几内亚国内的政治局势及该国策划西非国家联盟的情况。(37)1959年初,中方与几方取得外交联系,几内亚以粮食歉收为由提出无偿援助1.5万吨大米的要求,中方发现几方“建交态度积极”,遂爽快答应援助要求,双方很快签订第一批5000吨大米的转交协议。(38)1959年10月,几内亚政府代表团来华参加国庆庆典,双方借机达成建交协议,中国随即通过优惠贷款援建几内亚一批基础设施和工厂。(39)当月,中国对加纳的援助随着加纳贸易友好代表团访华被提上议程,外贸部部长叶季壮与代表团详细讨论双边贸易、技术援助及互派专家等问题。(40)

中非的喀麦隆和东非的苏丹也是中国通过援助重点争取的对象。1959年5月,中国向喀麦隆人民联盟提供十个来华留学的奖学金名额用于培养革命干部。(41)7月1日,喀麦隆人民联盟副主席访华领取“捐款”。(42)三天后,喀麦隆代表要求中国提供武器或资金援助,(43)中方很快答应。苏丹被视为通往埃塞俄比亚等非洲中部和东部国家的据点,驻苏丹使馆认为,在不介入该国内部斗争的前提下可以对其内阁各派当政人物“有区别地予以照顾”。(44)8月下旬,苏丹外长赫尔在遭到英美苏拒绝后,连续三次通过中国驻苏丹大使要求援助。考虑到苏丹是通向黑非洲的门户之一,中方内部认为有必要认真考虑赫尔的援助要求,因为这会扩大中国在黑非洲的作用,并可能对整个非洲局势产生深远影响。(45)


二、从量力而行到适当照顾:冷战竞争下的援非升级


1960年,17个非洲国家独立。年初,非洲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媒体高度关注的热点,同时也是美苏各方为改变全球冷战态势而争夺的重点,美苏等各国纷纷采取措施争夺新独立的非洲国家。

苏联自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就开始关注非洲地区。1959年,苏联成立对非友好协会强化文化和民间交流。到1960年,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已经与非洲地区70%的国家建立各类联系,(46)其文化交流在摩洛哥、加纳、几内亚和多哥作用明显。(47)为加强对非洲的调查研究,1960年,苏联科学院成立非洲学研究所。(48)2月,赫鲁晓夫决定成立人民友谊大学,帮助亚非拉国家培养建设干部,(49)同时,苏联国内举行了各类群众性的政治活动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从1959年到1961年,苏联前所未有地向埃塞俄比亚、几内亚、加纳、马里、索马里、突尼斯提供了2.7亿新卢布的贷款。(50)

为应对苏联在非洲的扩张,肯尼迪于1960年开始调整非洲战略,并于次年正式提出“新非洲”政策。(51)“新非洲”政策意味着非洲在美国冷战遏制战略中的地位开始上升,肯尼迪政府改变先前因顾及与英法等盟国的关系而在非洲国家独立问题上低调行事的做法,开始大幅增加对非援助。此外,日本也于1960年开始将西亚非洲作为仅次于东南亚的扩张对象,日本外务省将加强对非交往作为当年外交的一大课题,并准备在未来两年内集中力量扩大对非贸易。(52)

除了美苏日,与非洲新独立国家建交最为积极的是台湾。为了获得更多非洲国家的外交承认以保全联合国席位,1959年前后,台湾改重点外交为多元外交,利用美国以及英、法、意等前宗主国的政治和经济支持,开始在非洲发动一系列外交攻势。从1959年底到1960年1月,台湾“驻美公使”叶公超、“经济部长”杨继曾等先后率特使团参加利比里亚和喀麦隆的独立典礼,并访问法属多哥、象牙海岸、马里联邦、意属索马里兰、英属尼日利亚和已经独立的加纳、几内亚、突尼斯、埃塞俄比亚等国。(53)2月中旬开始,台湾外交人员又马不停蹄地在非洲各国奔走。(54)到7月,台湾共派出11个代表团访问了喀麦隆、马里等当时已经独立的16个非洲国家中的11个和尼日利亚、象牙海岸这两个即将独立的国家。台湾在七个月时间内成功地将旗帜插到了新独立的六个国家中的喀麦隆、多哥、马里联邦和马加尔什四国,并正在争取刚果和索马里。台湾以经济援助推动政治建交,除了最常用的优惠贸易手段,最主要的途径是向非洲国家提供农技援助,蒋介石派农业专家组成农耕队到非洲介绍和传播台湾的农业制度和生产技术经验。(55)台湾也为非洲国家提供物资援助,为与刚果建交,台湾不顾自身经济困难免费赠送了100吨大米。(56)

面对各方加紧在非洲的争夺,中国于1960年全面开展对非工作。1960年2月,外交部充满信心地认为:“殖民主义在非洲面临全面的瓦解,社会主义,特别是我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将进一步扩大和深入人心。”(57)3月,中调部在分析了非洲地区的武装斗争、人民觉悟和各国间的联合斗争情况后,认为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形势日益向好的方向发展。(58)7月,外交部根据中共中央既定的“支持民族独立运动、争取中间地带”的政策,决定大力开展对黑非洲的工作,并制定了“积极主动,又要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周恩来的主导下,外交部确定了九点具体的对非工作任务,(59)内容涉及对非洲国家的政治外交、经济援助、文化交流和教育援助。外交部据此首先制定了针对台湾的工作方法,并要求驻外使馆和宣传部门利用一切机会和方法宣传和解释两个中国问题,阐明中方关于两个中国的立场,争取非洲国家不邀请台湾参加独立庆典等正式的官方活动,同时加强与持中间立场的非洲国家和私下愿意与大陆来往的台湾“邦交国”的民间外交和文化贸易,以此打开局面并争取派驻记者和建立商务代表机构。(60)很快,大陆和台湾的外交争夺战进入高潮,双方外交人员开始在几内亚、喀麦隆、埃塞俄比亚、马里等国活动。

从1960年开始,量力而行的对非援助原则被适当照顾政策取代,(61)中国对非援助力度加大。作为援助的重要内容,中国开始全面向非洲国家宣传、传授自身的革命和建设经验。其实,这一工作起步于1959年,当年3月,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提醒各部门要对民族主义国家向中国学习建设经验的问题有所准备。(62)同年,中方邀请外宾的重点转向了亚非拉国家的政府首脑、地方实力派和有代表性的社会人物。10月,来华参加国庆观礼的非洲外宾就有325人,占总人数的11%。(63)对于接见亚非拉外宾的任务,毛泽东积极承担,他曾于1959年表示:“亚非拉来的客人我就有时间见,西方来的客人我就没时间见。”(64)1959年2月,毛泽东在与摩洛哥共产党代表的谈话中用了大量篇幅介绍中共的革命经验。(65)处于抗法斗争中的阿尔及利亚代表是最重要的客人,3月到5月,阿尔及利亚国务秘书奥马尔·乌西迪克率领军事代表团来华学习军事斗争的经验,中方不但安排专家授课,毛泽东本人也亲自讲授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66)

1960年,中共中央联络部在研究分析了非洲地区全部147个民族主义政党的情况后,认为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最大的弱点是:“大部分政党领导人缺少革命理论的指导,没有革命的经验,不懂得革命方法,政治上不成熟。”(67)中联部的报告显示,只有10个政党在国内经常开展群众运动,30个偶尔开展群众运动,其余100多个政党的主要活动尚停留在宣传号召、同“帝国主义”谈判、国外游说、索取经济援助上。中联部认为大部分非洲政党组织是中间派,他们感到有必要学习外国革命经验,并且过去两三年中访问中国的大多数非洲政党成员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中国的思想影响,尤其是喀麦隆人民联盟和几内亚独立党的领导人。(68)基于上述判断,中联部开始定期举办培训班。1960年夏秋两季,在中联部的安排下,来自喀麦隆、刚果、桑给巴尔、尼日利亚、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的96名左派和中左派的政党干部来华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理论和斗争方法。(69)此外,中方更多地对来访的非洲外宾宣传自身的革命和建设经验。1960年1月到6月,来中国访问的刚果、喀麦隆、几内亚、加纳、多哥、桑给巴尔等23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主义者的人数达到了111人,而过去十年仅为163人。(70)

物资援助方面,中国在1960年继续重点支持喀麦隆、阿尔及利亚和几内亚这几个国家。属于左派政党的喀麦隆人民联盟与美国、台湾支持的阿希乔政府决裂并决定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争取独立,喀盟因此得到了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支持。(71)正在同法国作战的阿尔及利亚得到了中国的重点援助。1960年4月,中方邀请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来华,并答应在军事、经济、技术和政治上给予全面支持,当时中国给予价值5060万人民币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而1959年只有60万。(72)对于在台湾和大陆之间摇摆的几内亚,中方援助心态迫切,以至于抱怨几方不及时通知所需的援助内容。1960年5月,中国在国内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主动赠送1万吨大米,并邀请几内亚派代表团到北京签订经济技术协定,允诺在农业合作化、工业等领域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73)

除了继续援助上述国家,中国也开始加强对刚果和加纳的援助。刚果危机爆发后,中国支持卢蒙巴、基赞,并给予秘密资金援助。加纳是中国在与纳赛尔关系破裂后在非洲寻找到的新的活动支点。1961年8月,刘少奇、周恩来与访华的恩克鲁玛进行了两次会谈,双方畅谈世界革命、反帝斗争、改造殖民经济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两国贸易和经济合作等问题。尽管国内经济困难,但考虑到加纳支持刚果的基加赞政府并援助几内亚、马里和上沃尔特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周恩来还是决定与加纳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协定,援助加纳建设兵工厂、训练军官,并派遣农技专家去加纳进行种植活动。(74)


三、酝酿“全面援非”: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与“中国道路”


20世纪60年代初期,非洲虽未在美国的全球冷战战略中居于首要地位,但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还是决定在非洲发起新一轮攻势以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美国在1962年到1965年间延续“新非洲”政策的基本框架,力图通过援助促使非洲国家选择自由政体,刚果和尼日利亚这些倾向采取非革命方式进行建设的非洲国家因而受到青睐。1964年到1965年,美国对非援助总额为3.45亿美元,其中,刚果和尼日利亚分别得到4800万美元和4600万美元的援助。(75)尤其在刚果,美国发起了60年代非洲非殖民化进程中赌注最大的一次干涉。(76)

1964年9月,美国与英、法、西德和日本等国成立非洲开发银行,向非洲各国提供贷款支持。1965年,美国在肯尼亚的投资达到了2500万美元,并提供1170万美元的援助用于学校教育和培训农业人员,英国的援助远超这个数字,仅援助肯尼亚的现汇就有7000万美元。在赞比亚,英国答应从1965年到1970年提供价值5000万美元的援助,这些援助大部分被用于培训教师、医生、农技人员、工程师、建筑师、会计和其他高级技能人员,美国则每年给赞比亚约100万美元用于教育和培养外交官。在尼日利亚这个当时有一半的政府发展资金依靠外援的国家,美国提供了2.25亿美元的援助,英国和西德也提供了一部分援助。美国对尼日利亚的投资也与日俱增,当时平均每月就有一家美国公司在尼日利亚开张营业。加纳是西方国家争夺的重点,美国提供了1.23亿美元的援助,并帮助修建了伏尔特河大水坝与一座炼铝厂。对象牙海岸这个西非海岸小国,法国、美国给予了高额援助,美国仅在1965年提供的援助就有800万美元。在塞内加尔,法国每年给予5000万美元的援助,美国于1965年也提供了540万美元援助。(77)

自1961年10月开始,台湾的工作重点转向了新独立的“非洲—马尔加什联盟”国家。1962年初,在派遣22名外交官前往十个非洲国家活动后,台湾成功与上沃尔特、乍得、达荷美等三国建交,其邦交国增加到14个。(78)年底,台湾已经在与大陆的外交争夺战中取得优势。(79)但为巩固在非洲的外交地位并为9月举行的18届联大选举作准备,台湾“外长”沈昌焕于1963年七八月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外访,走访了16个与台湾有邦交关系的非洲国家,并借机强化了对这些国家以农技合作为中心的经济援助。从1960年到1963年,台湾与利比里亚、利比亚、刚果、多哥、加蓬、达荷美等七国签订技术合作协定并派遣农耕队。(80)台湾农耕队的影响不断扩大,1963年9月,塞内加尔、上沃尔特、尼日尔等国主动要求台湾派遣农耕队。(81)

对中国而言,1962年之后非洲地区最大的变局来自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冷战较量此时已越过铁幕边界蔓延到非洲大陆,苏联成为中国最主要的两个对手之一。中苏公开分裂的起点是在非洲,尽管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分歧当时并未导致两国在非洲问题上的全面对抗,但实质性的合作和对抗并存的局面已经初显。两国一方面在非洲研究、阿尔及利亚问题、摩洛哥共产党、索马里问题上有所合作与协调,(82)但同时,双方在莫斯科会议上激烈争论非洲的革命道路问题并争夺非洲国家共产党,结果,南非、突尼斯、摩洛哥和苏丹共产党倒向了莫斯科。(83)

1961年底,苏联认为非洲出现了势力“真空”地带,加强与亚非地区民族主义和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关系成为苏联对外经济援助和合作的重点,苏联对非援助进入迅猛扩张阶段。莫斯科在1959年到1965年这六年中与15个非洲国家签订了8亿美元的援助协议,平均每年1.12亿美元,约占苏联同期对第三世界援助总额的30%。(84)苏联1961年对亚非地区的援助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其中,马里、索马里和突尼斯分别获得4000万、4700万和2500万卢布的援助。(85)1964年11月到次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谢列平等高级官员分别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加纳、索马里、肯尼亚、乌干达、刚果(布)九国,莫斯科借此向这些非洲国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并提升双边贸易规模。(86)1965年,为进一步扩大经济援助,苏联成立了苏联—亚非拉合作委员会。(87)

苏联增加对非援助的节奏几乎与中苏分裂同步,意在与中国争夺非洲新独立国家。1963年,赫鲁晓夫在一次高层会议上表示,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是目前的首要任务,也是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88)而中国认为苏联的反帝反殖、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态度只是表面上的,北京将莫斯科在非洲实施的和平谈判策略视为“三和路线”加以批判,双方在非洲诸国支持对立的政治力量和路线方针。

事实上,苏联在几乎所有与中国有接触的非洲国家都采取了行动,重点则在阿尔及利亚、苏丹、几内亚、马里、加纳、刚果(布)、埃塞俄比亚、摩洛哥以及索马里。(89)中苏双方在有关非洲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基本路线上的立场相互对立。在阿尔及利亚、北罗得西亚、肯尼亚、刚果、南非和西非法语国家,苏联主张和平谈判路线,而中国则支持武装斗争并批评苏联的“三和路线”;在桑给巴尔、喀麦隆,苏联支持被中国视为右派的民族主义政党,而中国则支持左派的桑给巴尔民族主义政党和喀麦隆人民联盟。(90)在阿尔及利亚,苏联慷慨解囊,提供的援助超过中国;在几内亚,中国支持杜尔指责苏联搞颠覆,并让杜尔驱赶苏联大使以中断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中苏双方争夺涉及面最广的则是第二届亚非会议的筹备问题,苏联希望参加并主导这次意在进一步推动第三世界非殖民化进程的会议,但中国极力阻止“来自欧洲的修正主义国家”参加亚非会议,由此,苏联的参会权成为中苏双方在与非洲国家交涉时不可缺少的议题。与此同时,中苏双方争夺非洲地区共产党的竞赛也进入了高潮。到1962年下半年,苏联取得了优势,中国已对跟随苏联的摩洛哥、突尼斯、苏丹等国共产党极度失望,廖承志批评这些“挂着共产党招牌却最不像共产党”的非洲共产党已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绊脚石。(91)

中苏分裂以及由此在非洲展开的争夺,加上美国、台湾强化对非活动,使得1963年前后非洲地区出现了极为复杂的中美苏台四方共存、三足鼎立的复杂局面。对于中国而言,美苏同时成为最主要的竞争者使得自己在非洲面临双重的冷战态势。1964年,外交部认为非洲局势错综复杂的外来因素主要是“美苏合谋”。(92)

1962年,根据国际统战原则,中国基本上明确了对几个建交或即将建交的非洲国家的政策立场。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桑给巴尔被认为是非洲的左派国家。中方认为这些国家决心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是反帝的可靠同盟军,在反修问题上倾向于中国。阿联、刚果(布)、坦噶尼喀、摩洛哥、加纳等十国为中立国家,反帝态度时左时右,反修与中国无共同语言。突尼斯和埃塞俄比亚是右派国家,依靠美国援助。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要求加强对左派和中立非洲国家的工作,争取建交或先设贸易机构,以便增加来往、扩大影响。(93)

中国与美国、台湾争夺的重点在东非和西非的毛里塔尼亚、象牙海岸。为争夺毛里塔尼亚这个西非大国,大陆与台湾均提供了农技援助。中美两国在东非的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展开竞争,美国力图在这两个东非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反共产党政权,而中国则千方百计打入并支持反帝的民族主义力量。(94)三方争夺的重点是在被视为非洲革命中心的刚果,美国在刚果(利)支持冲伯政权,中国则支持反对冲伯的刚果(利)全国解放委员会和刚果(布)政府,而苏联不但与中国争夺这两个政权并与美国争夺冲伯。在卢蒙巴事件上,中国与美苏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中国指责美苏合作绑架并杀害了卢蒙巴。(95)

正当中美苏三国角力非洲之际,1963年9月,毛泽东就中间地带提出了新的看法,中间地带被认为应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另一部分是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96)这就是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基本内容。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是毛泽东对自己1946年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进行的一次重大修改。当时恰值中苏分裂、中国国内全面反修、中美苏三方在非洲开始全面争夺,其背后彰显的是中国对世界形势看法的重要转变。

自毛泽东重提中间地带理论之后,中共形成了对世界形势的基本看法:“两大阵营、三类国家”,即世界的形势是美苏两大阵营对立,全世界所有国家分成帝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三种。“两大阵营、三类国家”承续了20世纪50年代以美苏两大阵营为基础的“中间地带”说法的基本逻辑,即美苏两大阵营对立,中间是不断壮大的民族主义国家力量,国际局势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制度的和平竞赛”。最晚到1963年9月,中共中央开始认为世界局势已经变成了“帝修马三分天下”,美国、苏联和中国三足鼎立,分别代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其态势是“美苏冷战共存、和平相处,力图包围坚持真正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等少数支持者”。(97)

1963年9月,也就是毛泽东公开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同时,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讨论了亚非拉地区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独立后的发展道路问题。会议认为,这些地区存在着三条发展道路:第一条是土耳其、菲律宾、泰国和马来亚那样的同帝国主义合作并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道路;第二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是走中国的道路,即真正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这三条道路实质上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去,另一条是真正走社会主义的道路。”(98)联系到中共中央在当年7月中苏两党会谈时坚持自己才是马克思主义并批评苏联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做法,这里“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很明显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对于亚非拉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毛泽东相信中共早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可以为他们提供借鉴。根据中共自身的经验,整个国家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到实现最终的独立富强需要经过一系列不同性质的革命。总体而言,这些革命分成初级阶段的民族民主革命和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第一阶段,亚非拉国家内部包括大小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在内的各个阶级,只要是持反帝反殖立场的,都可以成为整个国家的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部分,甚至可以领导民族民主革命。毛泽东的看法无疑是中共早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统一战线的国际翻版。1962年初,中共认为非洲现阶段的根本任务是民族民主革命,社会主义还是下一阶段的问题。(99)但当中国将自己视为新的世界革命中心后,在中共看来,世界革命力量会更加发展,全世界共产主义左派、选择马列主义的非共产党组织将要“空前活跃”,而中间地带、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矛盾不可调和,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矛盾一定更发展,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帝、修、马三分天下的情况下,大多会保持中立,因而也是最需要争取的力量。(100)

毛泽东基于新的国际形势判断修改中间地带划分的做法,为两条道路斗争的提出设定了条件,就当时中国对第三世界政策而言,两条道路是最核心的内容,它从理论上建构并完善了毛泽东关于世界革命的战略设计。中间地带理论和中国道路的提出,使非洲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战略地位急剧上升。1964年之后,毛泽东不再坚持1959年所提出的“非洲革命(目前阶段)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立场,而是转向加速民主革命进程、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的做法,中国在非洲的战略开始激进化。


四、走向全面援非:周恩来访非与引荐“中国道路”


然而,直到1963年4月,中国还没在非洲取得明显优势。仅以海峡两岸的竞争为例,大陆与33个独立非洲国家中的10个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在9个国家设立了商务和民间交往机构,然而,台湾此时已与14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4月,中国将对非洲未建交国家的工作方针调整为“积极地、审慎地开展工作,利用各种时机争取以各种名义进入这些国家”。(101)12月底,在毛泽东的要求下,一个由21人组成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成立。西亚非洲研究所从亚非研究所独立出来直属中联部,亚非等第三世界地区的研究成为重点内容。(102)1964年初,中国开始筹划通过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进一步推动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和非殖民化进程。这一时期,中国采取的最为重要的步骤则是周恩来访非。

从1963年12月到1964年2月,非洲大陆刮起了一股周恩来外交旋风。周恩来和陈毅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了拥有非洲40%人口和三分之一土地面积的埃及(阿联)、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十国。(103)

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既为建立反帝反修的国际统一战线,更重要的是向非洲国家传授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促使它们学习中国道路。周恩来认为,“非洲正处在十字路口,总的说来,有两个前途:一个是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且把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另一个是受新殖民主义的控制,变成半殖民地”,只有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才能够解决这些国家的前途问题。(104)

周恩来同非洲领导人会谈的重点是该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他告诉非洲领导人,取得独立只是民族民主革命深入发展的开始,只有将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周恩来就如何将民族民主革命推向更高阶段提出了12点建议。就内容而言,12点建议来自中共早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措施,它们包括:建立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革命政权建设;发展工农群众组织;土地国有化改革;社会改革;发展积累型的工业和独立的民族经济;发展民族文化;实行爱国主义和革命思想教育;培养民族的新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并争取和改造旧知识分子;肃清殖民统治遗留的西方生活方式;执行独立自主的反帝的和平对外政策。(105)

加纳、马里、几内亚是周恩来重点访问的国家,也是重点引荐中国道路的对象。周恩来在那里受到了隆重欢迎,同三国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分别发表了联合公报。在加纳,除了提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原则,周恩来在与恩克鲁玛的三次正式会谈中,主要介绍了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五方面经验:建立巩固的领导核心;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建立一支政治觉悟高的武装力量;农业集体化,有步骤地推进工商业国有化;根据自力更生的原则搞建设。恩克鲁玛对这些经验表示完全同意,并亲自作了笔记。在马里,周恩来同凯塔举行了六次会谈,内容主要涉及马里的社会主义道路、不结盟的中立政策、反帝反殖问题以及同西非国家的关系。周恩来在谈话中重点介绍了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的经验,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和走社会主义道路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以及经济改造和思想意识斗争问题。凯塔认为周恩来的介绍充满教育意义,表示要把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并在领导人开会时研究。在几内亚,周恩来同杜尔进行了五次深入的交谈,双方谈话的焦点集中在几内亚的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道路、阶级斗争、外援、对美帝的认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等问题,周恩来还批评苏联援助不是平等互利的,并违反马列主义原则。在随后的两次会谈中,周恩来介绍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106)

此外,周恩来也向非洲的一些马列主义者提出了新的任务,具体包括:组织与思想建设;群众工作路线;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毛泽东著作;建立和扩大反帝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策略和建立革命领导权的方法;公开和秘密的夺权方法以及“在时机成熟时夺取”的经验。(107)


五、全面援非的实施与效果


大体从1963年9月开始,毛泽东改变了1962年初刘邓主政下为克服经济困难而削减对外援助的做法,在他的授意下,王稼祥的“三和一少”在党内遭到全面批判,中国对非援助放弃了“量力而行”的基本方针而开始为中国道路全面铺开。1964年,毛泽东向刚果领导人表示:“你们有权利取得中国的支持。”(108)

美国中央情报局发现,周恩来访非之后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大幅增加。中国在1963年之前向六个非洲国家提供了0.722亿美元援助(不包括军事援助),而从1963年到1964年,中国向九个非洲国家提供了价值2.663亿美元援助。(109)1965年4月,中情局估算中国共向非洲国家提供了3.3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仅1964年就签订了1.95亿美元援助的协议。(110)1963年之前,中国75%的对外经济援助提供给亚洲国家,但1963年后,中国最主要的经济援助对象变成了非洲和中东国家。(111)

作为中苏在非洲竞争的一个方面,中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援助急速扩大。1963年,中国开始向阿尔及利亚派遣医疗队,1964年初,周恩来访问阿尔及利亚,确认了之前中国的经济支援计划,特别是执行中阿之间1963年达成的一项价值5000万美元的贷款。肯尼亚获得了一笔1520万美元的长期免息贷款和280万美元的赠款,苏丹获得了中国提供的一笔4760万美元的经济贷款。(112)

坦桑尼亚成为中国在东非进行经援工作的重点国家。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估计,截至1964年6月,中国通过签订经济技术援助贷款协定的方式向坦噶尼喀提供了2800万美元贷款和300万美元赠款,并向桑给巴尔提供了一笔1400万美元贷款和50万美元赠款。(113)中国在此后不到两年内派出了12个专家组赴坦桑尼亚调查和商谈项目,期间决定提供四个成套援助项目。中国向坦桑尼亚提供的最大的援助项目是坦赞铁路,实际至少耗费18亿人民币的坦赞铁路无疑是中国对非援助的标志性工程。1965年2月,中国方面借尼雷尔访华之机表示同意援建坦赞铁路的坦境部分,尽管最终协定到1967年才签订,但中国专家已于1965年赴坦桑进行勘探工作。(114)中国对桑给巴尔的援助更为全面,桑给巴尔请中国专家定制具体的革命和建设方案。(115)在中国专家的帮助下,桑给巴尔实施了包括建立国营贸易商店在内的各项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改革措施。中国的军事援助在1964年之后也开始在这个国家全面铺开,除了向桑给巴尔提供军事物资外,(116)中国军事援助主要集中在帮助坦桑尼亚建立培训非洲“自由战士”的基地和网络。1964年7月,坦噶尼喀武装部队司令萨拉基基亚准将与罗瑞卿在北京签订关于中国向坦桑尼亚派遣军事专家的协议。(117)根据协议,中国于9月份开始派遣军事专家到达累斯萨拉姆的两个秘密训练营地,协助坦桑尼亚军方训练莫桑比克、安哥拉和津巴布韦(南罗德西亚)等国的反政府游击队。(118)

索马里是中国在东非巩固地位的另一个重要支点。1964年1月,中国主动追加援助索马里一座剧场并无偿提供价值50万人民币的救灾粮和药品。在这之前,中国已经决定给予索马里大量援助。1963年8月,索马里前总理舍马克访华,中索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根据协定,中国于1963年到1970年向索马里提供8000万瑞士法郎(约635万英镑)的无息贷款,同时,中国根据两国的换文在1963年9月到1964年12月向索马里政府提供3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119)

1965年,中国在东非的援助扩展到坦桑尼亚北边的乌干达。4月,中国和乌干达政府签订协议,从1965年7月到1970年6月,中国将给予乌干达政府43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2964万元)的长期无息贷款用于建设如下一系列项目:各一千英亩的水稻农场和茶园、纺织厂、轮胎厂、造纸厂、钢铁厂(年产十万吨)、合作商店、国家运动场、广播发射机(一台)、居民点(一个)、乌干达人民大会堂等。同时,中国政府还无偿向乌干达提供107万英镑(737.551万人民币)的财政援助,一半用现汇支付,另一半用商品支付,现汇部分将在1965年提供26.75万英镑,其余26.75万英镑在1966年提供。(120)

中国在西非的援助重点是加纳、马里和几内亚。周恩来访问加纳时将援助额提高一倍,并主动邀请加纳派遣经济技术代表团来华访问考察,以便确定具体的援助项目。(121)1964年5月,以加纳总统秘书处主任埃尔·黑弗为首的加纳政府经济代表团访华。为了安排援助计划并确定援助内容,中方安排他们在上海等地参观电机、制药、纺织、印染、搪瓷、造纸、食品、皮革、毛棕、农业等行业的生产情况,甚至破例让代表团参观上海汽轮机厂等一批对外保密工厂。(122)7月,中国与加纳签订了2240万美元的贷款协议,用于完成上述领域内的援助项目。(123)

1964年,马里左派领袖凯塔总统的助手、亲中派人物库亚特携带总统亲笔信来华寻求援助。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分别与库亚特就政治、经济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交谈,中方向库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建设经验。(124)库亚特要求中国给予现汇、粮食、工业交通援助,中方答应了大部分要求。(125)其中,仅援建马里的工厂就可以帮该国节约外汇1900万美元,(126)而援建的糖果厂年产值达到数百万美元。(127)

尽管周恩来因为安全问题没有访问刚果(布),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削减对这个处于“非洲革命中心”的国家的援助。1964年7月,中国向这个每年预算仅3900万美元的国家提供了价值25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和商品信贷,而法国只提供900万美元。中国的经济援助集中在生产消费品的小型工业,1965年1月,刚果(布)派遣代表团来华参观万吨水压机和农业设施并商谈具体援助项目。(128)此外,中国还派出一批军事专家训练刚果(布)军队和刚果(利)反政府武装。(129)

1965年8月,毛泽东在接见刚果(金)革命最高委员会代表团时认为,非洲会成为未来世界革命的中心。(130)毛泽东之所以如此乐观,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提供的大量援助此时已经在国际统战和道路选择这两个层面对非洲国家产生了初步的效果。

援助在刚果(布)、坦桑尼亚、几内亚、马里、塞内加尔、达荷美、利比里亚等国受到了欢迎。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认为中国的援助是兄弟般的,几内亚总统杜尔认为只有中国的援助才是真诚的。来自美国的解密档案显示,援助在推动中国与几内亚、马里的关系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美国大使发现几内亚对美苏的态度有些冷淡,但对中国却十分友好。(131)刚果(布)的新政权开始倒向中国,他们将中国视为首要的外来援助提供者,同时,中国迅速提供援助使刚果(布)对美国相对缓慢且不足的援助颇为不满,他们切断了与美国大使馆人员的所有联系并威胁关闭美国新闻署站点。(132)到1965年底,援助使中国大陆在非洲取得了相对台湾具有优势的外交局面:在38个非洲独立国家中,17个与中国建交,14个与台湾建交。(133)与此同时,一些非洲国家开始部分地接受中国道路。在中国的影响下,坦桑尼亚国内的中左派于1965年开始联合,他们没收外国土地,强调自力更生,利用中国援助的武器装备军队,外交上施行反美、反帝的政策。(134)

注释:

①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政府对外援助(包括军事援助)财政支出共483.04亿元,占年均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5%,远高于美苏两国。根据国家计委统计,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接收的援助约占80%,排第二位的非洲国家约占13%-15%。详见“中共中央转发外经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做好援外工作的报告”,1977年8月23日,甘肃省档案馆(以下简称甘肃省档),档号91-012-0003,第98-106页;“外经部、外交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外贸部、总参谋部关于经援工作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1979年12月2日。

②在援非问题上,“穷国支援富国”的一个典型例证是中国对埃塞俄比亚的援助。周恩来于1972年11月20日告诉埃塞俄比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中国的人均收入为250美元,比埃方还要低。两年之后,中国却决定向这个比自己还富裕的非洲国家提供价值1.0671亿人民币的援助。详见“周总理会见埃塞俄比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谈话摘录(对外援助问题)”,1972年11月20日,甘肃省档,档号151-002-0001,第19页;“国家计委1975年对外援助成套项目及其它项目建设计划”,1975年2月,河北省档案馆(以下简称河北省档),档号940-11-140-2。

③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4-22页;舒运国:《中国对非援助:历史、理论和特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83~89页;张浚:《不附加条件的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外交评论》,2010年第5期,第20-34页;薛琳:《对改革开放前中国援助非洲的战略反思》,《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3年第1期,第103-115页。

④Alexander Eckstein,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Foreign Trade:Implications for U5 Policy,McGraw Hill,1966; Marshall Goldman,Soviet Foreign Aid,Praeger,1967; Jeremy Friedman,"Free at Last,Now What:The Soviet and Chinese Attempts to Offer a Road-Map for the Post-Colonial World",Modern China Studies,Vol.22,No.1,2015.

⑤Alan Hutchinson,China's African Revolution,Ebenezer Baylis & Son Ltd,1975.

⑥Deborah Brautigam,The Dragon's Gift: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⑦舒云:《纠正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中国外援往事》,《同舟共进》,2009年第1期,第40-44页;《“文革”前后中国援外耗费多少钱财》,《报刊荟萃》,2005年1月1日。

⑧梅尔文·莱夫勒:《冷战是如何开始的?》,《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2004年,第105页。

⑨《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2日,第1版。

⑩牛军:《中国援越抗法政策再探讨》,《外交评论》,2012年第3期,第56-73页。

(11)杨奎松:《新中国的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第67页。

(12)“外经部、外交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外贸部、总参谋部关于经援工作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

(13)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47-486页。

(14)中联部编印:《非洲民族主义政党概况(前言部分)》,内部出版,1961年8月23日。

(15)“毛泽东同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5日。

(16)林昌德:《海峡两岸援外政治之比较研究》,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第221页。

(17)“埃及共产党情况”,1956年12月22日,载中联部编印:《国际情况简报》,总第3期,第10-11页。

(18)“罗贵波副部长在第二次外事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3月4日,江苏省档案馆(以下简称江苏省档),档号JS3124-0087,长期。

(19)“毛泽东主席会见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恩古瓦比的谈话”,1973年7月29日。

(20)“亚非司对西亚非洲形势的估计和工作的意见”,1959年1月28日,载外交部编印:《外事动态》,总第91期。

(21)同上。

(22)“李强在第四次全国外事会议上的发言:几年来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江苏省档,档号JS3124-103,长期。

(23)1958年12月,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提供500万美元无偿援助,包括军火300万美元、物资和外汇各100万美元,1959年中国继续提供1008万人民币的衣服和药品。详见“阿联驻华大使谈我对阿尔及利亚军事援助问题”,1958年12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以下简称外交档),档号107-00284-05;“外交部就通报我对阿尔及利亚援助情况事致驻越南使馆电”,1958年12月27日,外交档,档号107-00174-29。

(24)“毛主席同叙黎(叙利亚、黎巴嫩)、摩、阿等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5日。

(25)“周恩来在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958年4月16日,江苏省档,档号JS3124-69,长期。

(26)“埃及政府加紧迫害埃共”,1958年10月10日,载中联部编印:《各国共产党简况》,总第197期。

(27)“阿尔及利亚国内情况和阿共目前处境”,1959年5月30日,载中联部编印:《各国共产党动向》,1959年第147号。

(28)“一年来西亚非洲形势的变化和今后发展趋向”,中共中央调查部研究局,1959年1月25日。

(29)“亚非司对西亚非洲形势的估计和工作的意见”。

(30)“毛主席接见摩共代表团谈话记录”,1959年2月17日。

(31)“毛主席接见非洲国家代表”,1959年4月4日,载《外事动态》,总第116期。

(32)“西亚非洲司就阿拉伯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等问题进行务虚”,1959年6月11日,载《外事动态》,总第142期。

(33)“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对外宣传通报第六号:关于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问题”,1958年12月25日,河北省档,档号855-4-1306,第114-121页。

(34)“亚非司对西亚非洲形势的估计和工作的意见”。

(35)同上。

(36)“中央外事小组关于一九五八年外事工作的基本估计和一九五九年外事工作的方针规划”,1959年2月13日,江苏省档,档号JS3124-87,长期。

(37)“几内亚政治情况介绍”,1958年10月16日,载中共中央调查部编印:《情报简讯》,1958年第71号;“几内亚独立后的政治情况和今后趋向”,1958年10月18日,载中共中央调查部编印:《调查资料》,1958年第45号;“目前西非形势和加纳与几内亚策划西非国家联盟的背景”,1958年12月19日,载《调查资料》,1958年第64号。

(38)“几内亚准备派代表团来我国谈判建交问题”,1959年2月27日,载《外事动态》,总第101期。

(39)“几内亚政府代表团同我国会谈情况”,1959年10月14日,载《外事动态》,总第181期。

(40)“对外贸易部:加纳贸易友好代表团接待工作简报(第三号)”,1959年10月,外交档,档号108-00009-09。

(41)“我同意喀麦隆派留学生来华”,1959年6月3日,载《外事动态》,总第138期。

(42)“喀麦隆人民联盟副主席谈非洲情况”,1959年7月17日,载《外事动态》,总第156期。

(43)“驻摩洛哥使馆向外交部请示关于喀麦隆等要求我援助事”,1959年7月10日,外交档,档号108-00134-02。

(44)“苏丹形势和我们的工作方针”,1959年7月8日,载《外事动态》,总第153期。

(45)“苏丹希望我国给予经济援助”,1959年9月9日,载《外事动态》,总第172期。

(46)“驻苏使馆文化处:苏联对非洲国家的工作”,1960年7月4日,外交档,档号109-02099-01(1)。

(47)“驻苏使馆文化处:苏联和非洲的文L化交流”,1960年6月8日,外交档,档号109-02099-01(1)。

(48)“驻苏使馆文化处:苏联成立非洲学研究院”,1960年2月16日,外交档,档号109-02099-01(1)。

(49)“驻苏使馆文化处:苏联决定成立‘人民友谊大学’”,1960年2月23日,外交档,档号109-02099-01(1)。

(50)“驻苏使馆关于战后历年苏联对外援助情况给中宣部和外交部的报告”,1962年11月12日,外交档,档号109-03323-05。

(51)王慧英:《经济援助与肯尼迪政府的“新非洲”政策》,《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52)“日本千方百计向东南亚、西亚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扩张”,1960年5月25日,载《调查资料》,1960年第22号。

(53)“蒋帮加紧对非洲国家的拉拢活动”,1960年2月23日,载《情报简讯》,总第149号;“蒋帮加强对非洲的活动”,1960年2月25日,载《外事动态》,总第209期。

(54)“蒋集团积极拉拢非洲新独立国家”,1960年6月24日,载中共中央调查部编印:《台湾情况》,1960年第9期。

(55)“蒋拟订拉拢非洲国家的计划”,1960年4月18日,载《台湾情况》,1960年第5期。

(56)“蒋帮拉拢非洲国家的一些手法”,1960年7月29日,载《情报简讯》,总第161号。

(57)“亚非司对一九六○年西亚非洲地区形势估计”,1960年2月20日,载《外事动态》,总第208期。

(58)“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大好形势”,1960年3月31日,载《调查资料》,1960年第14号。

(59)“1960年黑非洲形势和我工作任务(草案)”,1960年7月13日,外交档,档号108-00025-02(1)。

(60)“外交部关于反对美蒋破坏中国同非洲新独立国家建立关系问题向中共中央的请示”,1960年7月2日,外交档,档号108-00042-01(1);“关于开展对非洲国家工作的批示”,1960年6月23日,外交档,档号108-00042-02(1)。

(61)“中央外事小组关于1960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和1961年外事工作的规划纲要(草案)”,1961年1月13日。

(62)“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在第二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3月4日,江苏省档,档号JS3124-00087,长期。

(63)“中央外事小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际往来规划的报告”,1959年1月21日,江苏省档,档号JS3124-87,长期。

(64)“耿彪副部长发言”,1961年,江苏省档,档号JS3124-122,长期。

(65)“毛主席接见摩共代表团谈话记录”。

(66)“阿尔及利亚军事代表团来华学习我国斗争经验”,1959年4月11日,载《外事动态》,总第119期;“阿军事代表团表示要运用中国的斗争经验”,1959年6月3日,载《外事动态》,总第138期;“毛泽东会见阿尔及利亚军事代表团谈话记录”,1959年4月30日。

(67)中联部编印:《非洲民族主义政党概况(前言部分)》。

(68)同上。

(69)“中联部关于组织黑非洲人士来华学习革命经验的报告”,1960年8月17日,外交档,档号108-00223-06(1)。

(70)“我国与黑非洲地区的联系日益增加”,1960年7月12日,载《外事动态》,1960年,第52期。

(71)“喀麦隆人民联盟准备成立革命政府扩大武装斗争”,1960年4月30日,载《情报简讯》,1960年,总第155号;“喀麦隆人民联盟在斗争中运用我国经验”,1960年5月4日,载《外事动态》,1960年,第27期。

(72)1959年3月29日,阿尔及利亚国务秘书奥马尔·乌希迪克率军事代表团来华,考虑到民族解放阵线和阿共之间的恶劣关系,中方在援助问题上采取了“多说少做”的办法,一方面极为热情地向阿方介绍中国武装斗争的经验,另一方面却严格限制援助规模,中方最后只向阿民族解放阵线提供了60万人民币的军事物资援助。详见:“阿军事代表团表示要运用中国的斗争经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访华目的”,1960年5月4日,载《外事动态》,1960年,第27期;“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表示要学习我国经验”,1960年5月14日,载《外事动态》,1960年,第31期;“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在华期间的表现”,1960年5月18日,载《外事动态》,1960年,第33期;“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满意地结束在中国的访问”,1960年6月3日,载《外事动态》,1960年,第38期。

(73)“几内亚高官要求我经济援助等谈话记录”,1960年5月2日-7月14日,外交档,档号108-00089-03(1)。

(74)“刘少奇、周恩来接见加纳总统恩克鲁玛谈话记录”,1961年8月14日,外交档,档号204-01467-01。

(75)“外事调研:一年来美苏在非洲(黑非)的活动”,1965年12月8日,外交档,档号109-03652-04。

(76)Odd Arne Westad,The Global Cold War: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136.

(77)“美英法对非洲一些国家‘援助’和投资的情况”,1965年9月14日,载对外经委政策研究室编:《对外经援资料》,1965年第12期。

(78)在此之前与台湾建交的有:南非、利比亚、利比里亚、喀麦隆、多哥、马尔加什、加蓬、中刚果、刚果、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

(79)除南非与北非外,与大陆有外交关系的黑非洲国家有几内亚、加纳、马里、索马里与乌干达,刚果(金)在1961年刚建交便断交。台湾则与加蓬、象牙海岸、卢旺达、马达加斯加、上沃尔特、刚果(布)、刚果(金)、多哥、利比里亚、喀麦隆、中非、乍得、贝南、塞内加尔等国有外交关系。

(80)“蒋帮加紧在非洲的活动”,1962年3月1日,外交档,档号108-00323-01。

(81)“台湾外长沈昌焕非洲之行”,1963年9月12日,外交档,档号108-00365-02。

(82)“苏联与非洲国家的关系”,1960年3月28日到12月16日,外交档,档号109-02099-03(1)。

(83)"Authority and Control in the Communist Movement",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August 8,1961,DDRS,Gale,2011,CK3100007758-CK3100007776。

(84)“对外经济联络部:苏修对非洲的‘援助’情况(第29期)”,197s年11月19日,广东省档案馆,档号235-2-103,第23-34页。

(85)“驻苏使馆关于苏联对外援助情况给中宣部和外交部的报告”,1962年10月30日,外交档,档号109-03223-05。

(86)苏联向阿联提供了2.8亿美元贷款,向乌干达、刚果(布)和塞内加尔共提供3100万美元贷款,同意几内亚延期还贷,向马里、加纳提供援助,与非洲国家的贸易额增加了50%。详见“外事调研:苏修领导对非洲的动向”,1965年1月30日,外交档,档号109-03652-04。

(87)“驻几内亚使馆:苏修在非洲的活动情况”,1965年2月8日,外交档,档号109-03652-04。

(88)Jeremy Friedman,"The Second Battle of Algiers:Aid and Ideology on the Road to the Second Bandung",“中国、第三世界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办,2010年11月,杭州。

(89)“外事调研:一年来美苏在非洲(黑非)的活动”。

(90)“驻阿联使馆关于现代修正主义者在非洲活动情况给外交部电”,1962年3月12日,外交档,档号109-03220-03。

(91)“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谈当前国际形势中的一些问题”,1962年2月21日,江苏省档,档号JS3124-147,长期。

(92)“外事调研:一年来美苏在非洲(黑非)的活动”。

(93)“姬鹏飞部长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1962年11月13日,江苏省档,档号JS3124-146,长期。

(94)Gregg Brazinsky,"Sino-American Competition in East Africa 1964-1966",“中国、第三世界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办,2010年11月,杭州。

(95)“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谈当前国际形势中的一些问题”。

(96)《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3-346页。

(97)“中央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同题的报告”,1963年9月,江苏省档,档号JS3124-0177,长期。

(98)“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后的发展道路问题”,1963年9月20日,江苏省档,档号JS3124-0177,长期。

(99)“关于非洲的革命道路等问题”,1962年2月3日,外交档,档号108-00319-03。

(100)“张彦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记录稿)”,1963年9月,江苏省档,档号JS3039-0676,长期。

(101)“关于开展非洲未建交国家的工作”,1963年4月25日,外交档,档号108-00365-03。

(102)“中央外事小组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1963年12月25日,江苏省档,档号JS3124-0086,短期。

(103)“关于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十四国访问报告大纲(原批件)(内部未定稿)”,1964年6月17日,外交档,档号203-00607-01;“关于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非洲的有关问题”,1963年11月30日-1964年1月2日,外交档,档号108-00403-03。

(104)“关于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十四国访问报告大纲(原批件)(内部未定稿)”。

(105)同上。

(106)“外交部通报周恩来总理访问几内亚等西非三国情况”,1964年2月1日,外交档,档号108-00376-03。

(107)“关于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十四国访问报告大纲(原批件)(内部未定稿)”。

(108)“毛泽东主席接见刚果(布)特使安托万和刚果(利)非洲团结党政治局委员米都迪迪的谈话记录”,1964年4月16日,外交档,档号108-01341-01。

(109)Ogunsanwo,China's Polity in Africa,1958-197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p.276。

(110)"Chinese Communist Activities in Africa",A Special Report by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April 1965,CREST Collection,CIA-RDP79T00472A000700020040-6,National Archives,College park,MD.

(111)"Aid and Trade Activities of Communist Countries in Less Developed Areas of the Free World",A Report by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January 1-June 30,1964,CREST Collection,CIARDP92B01090R000400010018-4,National Archives,College Park,MD.

(112)Ibid.

(113)Ibid.

(114)“坦桑政府中的右派人物竭力阻挠我经援工作开展”,1966年2月3日,载《对外经援资料》,1966年第3期。

(115)“中国赴桑给巴尔经贸专家的工作建议”,1964年7月22日,外交档,档号108-00436-01;“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关于中国向桑给巴尔派土改专家问题的请示”,1964年6月18日-7月3日,外交档,档号108-00435-01。

(116)“运送中国援助桑给巴尔物资的和平轮抵桑后情况”,1964年5月17日-5月22日,外交档,档号108-00434-01。

(117)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作大事记(1949.10-1987.12)》,内部出版,1988年,第471页。

(118)“坦桑对重大国际问题的态度”,中国外交部非洲司,1974年3月。

(119)“索马里共和国基本经济及接受外援简况”,1965年7月16日,载《对外经援资料》,1965年第7期。

(120)“乌干达的经济概况”,1965年7月12日,载《对外经援资料》,1965年第6期。

(121)“接待加纳政府经济代表团情况简报(一)”,1964年5月16日,上海市档案馆(以下简称沪档),档号B29-2-1350。

(122)“关于加纳政府经济代表团接待计划的补充”,1964年5月14日,沪档,档号B29-2-1350。

(123)"Aid and Trade Activities of Communist Countries in Less Developed Areas of the Free World".

(124)“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关于接待马里发展部长库亚特的请示”,1965年2月,沪档,档号B29-2-1350。

(125)“上海市经济计划委员会关于接待马里共和国发展部长库亚特工作计划”,1964年6月29日,沪档,档号。B29-2-1350。

(126)“接待马里发展部长库亚特简报(1)”,1965年10月4日,沪档,档号B29-2-1350。

(127)“接待马里发展部长库亚特简报(3)”,1965年10月8日,沪档,档号B29-2-1350。

(128)“刚果布政府经济代表团情况简报(2)”,1965年1月12日,沪档,档号B29-2-1350。

(129)"Brazzaville's Move to the Left",Special Report,CIA,October 30,1964,DDRS,CK3100506475-CK3100506483.

(130)“毛泽东主席接见以苏米亚洛为首的刚果(金)革命最高委员会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5年8月25日,外交档,档号108-01422-03。

(131)“国外对我经援工作的一些反映”,1965年10月28日,载《对外经援资料》,1965年第13期;Gregg Brazinsky,"Showcasing the Chinese Version of Moderni-tea in Africa:Tea Plantations and PRC Economic Aid to Guinea and Mali during the 1960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CWIHP) Bulletin,July 2016,p.17.

(132)"Brazzaville's Move to the Left".

(133)沈喜鹏:《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决策、实施与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45页。

(134)“驻坦桑使馆关于坦桑政情简报及建议”,1965年5月12日,外交档,档号108-004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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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6年 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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