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中西元典对读》序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8 次 更新时间:2018-09-20 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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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 (进入专栏)  


石衡潭博士让我给他的《中西元典对读》一书写序,认为基督教与儒家的对话是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他只是尝试做一点自己的努力,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希望从儒学角度予以批评和回应。我抽空拜读了他的大作,但本人天资愚钝,学识有限,仅谈几点感想,表达几点看法。

首先,石衡潭博士认为基督教要真正扎根中国并开花结果,必须与中国文化贯通、融汇,但大部分中国基督徒对中国文化感情淡漠,兴趣缺乏,这不仅不利于基督教与儒家和谐共处,对基督教发展本身也是有损无益的。中国基督徒生活在中国文化土壤中,应该多多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应该对中国文化做出贡献,中国要来一场真正的新文化运动。这个看法我是赞同的。但是,对他所说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具体方案,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对一个炎黄子孙来说,应该是找回中国文化的精神,全面复兴中国文化。国家亡了还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全完了,这已经成为常识。

其次,石衡潭博士以基督教思想的“前理解”来解读《论语》和儒家文化。“前理解”是阐释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所谓前理解,简单的说,就是相对于某种理解以前的理解,或者说,在具体的理解开始之前,就对要理解的对象有了自己的某种观点、看法或信息,它主要表现为成见或偏见。他说:“从基督教的观念来理解与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并赋予其以崭新的意义,使其中的许多因素成为见证普遍启示的有效例证与资源,使其中的许多方法也成为我们认识真神的可能途径。”[石衡潭:《中国基督徒应该成为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桥梁》,儒家网

(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7338/)。]因为他是从基督教的观念来理解与解读儒家《论语》,必然就会对儒家的理解有诸多偏失。如《中西元典对读》第三课“人不知而不愠”,他认为是讲的是人与神的关系。虽然字面上并没有出现神,但在意思中暗含着。认为孔子所说的“天”,相当于今天基督徒所说的独一神,而他提到的“神”,则指诸神,就是各种偶像。这个看法显然不对,众所周知,“天”在儒家文化语境中含义很多,仅就《论语》而言,《论语》记载孔子涉“天”言论有18条,其义有主宰之天,如“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予所否者,天厌之”(《雍也》),“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吾谁欺?欺天与”(《子罕》),“天丧予”(《先进》)。这个意义是“天”可以说相当于“独一神”上帝。但除此之外,《论语》还有自然之天,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还有道德之天,如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宪问》);还有命运之天,“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所以,我们决不能以基督教的观点把儒家含义丰富的“天”销蚀为只有“独一神”上帝。

石博士继续解读孔子的“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说:“相当于保罗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只是孔子尚不清楚道究竟是什么,而保罗亲眼看见过这道,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其实,孔子生长在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他对道有了自觉的意识,这就是通过对礼乐文化的历史反思来“悟道”的,所体悟出来的是历史之道、人文之道。比较起来,与孔子同时代的老子也是是通过对礼乐文化的历史反思来“悟道”的,然而他悟出的则是宇宙之道、自然之道。这样说当然只是一种方便说法,很容易被人误解,所以更确切地说孔子应该是以人道为主而下学上达,通天地人,而老子则是天道为本,上道下贯,涵天地人。这样的差异体现在思想体系中,儒家是以人文本的人文主义性质的思想体系,而道家则是以天为本的自然主义性质的思想体系。体现在人格建树上,儒家和道家都追求理想的圣人人格,儒家的圣人是以古代圣王为理想模式的伦理道德楷模,而老子则是以大道自然为基调的顺应自然,崇尚无为的“圣人”。[韩星:《孔学述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当然,孔子的“悟道”是随着他生命的成长、人格的提升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这就是他所说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到了七十岁,不管外在的际遇如何变化,他的心态平和而坦然下来,常常静静地体会着天人之间的真谛,“道”渐渐在他身上流淌,他默默地等待着那最伟大的转变,终于,“道”充盈于他的心灵与身体,他与道完全合而为一,此时,他就是道,道就是他,他发出感叹:如今我从心所欲不逾矩!因为道不远人,道不离器,道即矩,矩即道,这个时候孔子从心所欲(内)合于大道,发之于外就是规矩、礼法(外),这样合内外之道,内圣外王打成一片,圆满地完成了圣人人格。就是说,孔子摆脱了肉体生命的局限,从而进入了致广大、尽精微、通神明的圣人境界。这一境界就是孔子通过下学上达,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这也就是孔子超凡入圣,即身成道,即内而外的超越型道路。孔子超凡入圣,与道合一,成为儒家道统谱系中的承前启后的中心人物,他观殷夏所损益,追迹三代之礼,删定《六艺》,仁体礼用,仁智双彰,“尽人道之极致,立人伦之型范” [牟宗三:《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页。。]。孔子不但是其前两千五百年历史文化积累的集大成者,守成者,也是上古三代历史文化的反省者,还是其下两千五百年历史文化演进的开新者。[韩星:《孔学述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所以,儒家没有必要再等500年后到伯利恒城等待耶稣基督传道。如果真是按照石博士所说的那中国应该早就基督教国了,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不是这样,所以才需要石博士现在花这么大的力气以基督教来化中国。

第三,石博士的基本思路是援儒入耶,以耶统儒,以神统人。在《中西元典对读》第八十三课“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与“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中石博士对孔子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进行了基督教神学的解读。尽管前面他引用了历代儒者对孔子忠恕之道的重要注释,但在具体的解释中他则这样说:“所谓忠,首先是对天的忠,对神的忠,也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的意思。人只有认识了神之后,才能真正认识自己。同样,只有忠实于神,才能忠实于自己。”“恕是忠与爱的具体体现。一个人愈忠实于神,就愈能够体会到神的恩典与爱,愈体会到神的恩典与爱,就愈愿意将之分享给他人,就愈愿意饶恕他人。神的恩典与爱就这样从神那里涌流到我身上,又从我流向他人。这就是真正的‘一以贯之。’恩典与爱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体现出来,但应该说恕是其中最大的。”“忠恕的源头在神那里。回到源头,才知道忠恕的本质、忠恕的对象,才晓得如何行出忠与恕。”这显然是脱离了儒家文化语境对“忠恕之道”的神学解释。我们知道,儒家的忠恕之道是在自我修身的基础上处理人与人关系的道德准则,是实现仁德的方法,人本身才是目的。孔子认为,人是有尊严的,人的尊严是不能侵犯的,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把别人看成和自己一样的人去对待。这完全出于对别人的同情与尊重,而不是将别人作为工具去对待。忠恕之道作为全球伦理的“金规则”已经写进了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会议上制定的《全球伦理普世宣言》,成为人类的普世价值之一。

在《中西元典对读》第六十九课“里仁为美”与“神就是爱”中试图博士对《论语·学而》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和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样解释:“孔子还没有认识到:爱的源头是神,神就是爱。孔子那个时代的人,对天(神)有敬畏,有遵从,但很少有爱。就是感觉离天比较远,没有亲近感。这是由于他们对天(神)的本性还不太了解。”这也是以基督教神学评议儒家的仁爱,是不符合儒家思想本义的。儒家仁爱思想可分成仁爱之心、自爱、爱亲人、泛爱众、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五个层次,以爱有差等原则由内向外、由近及远层层扩展。[ 韩星:《仁者爱人——儒家仁爱思想及其普世价值》,《梧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到了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境界就包含了对天(神)的爱。但是,儒家仁爱的源头不是神,而是人的本心,与性善论有关。儒家仁爱推衍到孔子所说的“泛爱众”,孟子所说的“亲亲仁民,仁民爱物”,也就具有了博爱的含义,因此唐代韩愈《原道》就说“博爱之谓仁”,欧阳修在《乞出表》之二中亦云:“大仁博爱而无私”。基督教爱的源头是上帝,基督教的博爱只以信仰为依归,容易成为虚无缥缈的偶像崇拜,而不象儒家的仁爱是建立在现实的、入世的、生活化的基础上。

总之,儒家与基督教是不同的两大文化体系。儒家以人文理性为主体而不绝对排斥宗教,也有自己的“宗教性”内容,形成了儒家的宗教传统,即礼乐文化中的祭祀传统。中国古代社会极重祭祀,即《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孔子并不反对祭祀,相反却倡言祭祀。孔子对传统宗教意义上的对鬼神采取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是一种理性的鬼神观。《论语·述而》载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雍也》说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表明他对鬼神迷信不轻易表态,或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人们常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或者引用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样的话说孔子是反对,最起码是不谈鬼神之事的,或者引用“丘之祷久矣”说明孔子也是相信鬼神,甚至常常祷告的。这显然是受无神论与有神论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思维方式影响的结果,不符合孔子的本意。据《论语·先进》载:当孔子的学生季路问孔子如何服侍鬼神的问题时,孔子巧妙地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表明他并没有否定“事鬼”,只是把“事人”看得比“事鬼”更为重要;也没有回避“死”,只是把“生”看得比“死”重要,基本态度是以人为本,重人事轻鬼神。所以,儒家文化或儒教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文理性为核心,以圣贤人格为楷模,以道德精神为依归的信仰体系,主要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化,以及必要的宗教性礼仪形式。[ 韩星:《以儒为主,多元整合——对秋风<一个文教、多种宗教>一文的商榷》,《天府新论》2014年第3期。]这些基本特征是以儒为主,多元整合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儒家思想以人文理性为主,体现为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等核心价值观,使儒家在历史上可以与外来的各种思想文化都能够交流融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可以包容土生土长的、外来的各种文化成分,只要不使自身发生质变,都能心胸开阔,兼收并蓄,百川归海,不择细流。儒家思想体系有宗教这一层面的内容,这就使儒学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发挥教育和教化功能,也发挥了宗教信仰的功能,在历史上儒家也一定程度上担当与满足了儒生、士大夫精神信仰需求,更重要的是在宗教信仰层面可以面对多元宗教,可以与别的宗教进行对话,进行交流,以儒为主,整合多元宗教,形成以人文理性为主,具有复合形态的,高于其他单一的宗教与世俗哲学、伦理的“圆教”,没有排他性,可以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历史上三教合流,有儒家式道教徒、儒家式佛教徒,现在世界上如美国也有儒家基督徒,在东南亚已经有儒家伊斯兰教徒,儒家印度教徒等。这对于世界上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其他宗教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可贵之处,伟大之处。由于儒家的深刻影响,中国文化中的宗教性活动始终是围绕人事展开的,可以说是人道教或人文教。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各种宗教满足人们的信仰需求,但由于儒家的缘故都不会迷狂,他们所关心的乃是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从而形成了传统文化以人文理性为主、以宗教为辅的特色,使得中国文化没有宗教偏见,没有宗教狂热,没有宗教战争,使得各种宗教传进中国后,激进的锋芒被钝化,暴戾之气被过滤,进而相互尊重,彼此共存,神州大地成为各种宗教的大熔炉,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历程就就是典型例子。今天,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正在走向全面复兴,也一定会使基督教像佛教一样经过冲突、融汇,形成中国化基督教,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过程也许漫长,也许艰难,“任重而道远”,但中华民族应该有信心,有毅力,有智慧,有能力,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完成关乎中国前途命运,关乎世界和平发展,关乎人类实现大同的巨大历史任务。

是为序。

2016年5月15日于北京

(韩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联理事暨教育传播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和书院院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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