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9日马来西亚全国国会选举中，由曾经在位22年，高龄93岁的前国家领导人马哈蒂尔所率领的希望联盟大胜由首相纳吉布所领导的国民阵线，一举推翻了自1957年独立建国以来，执政长达61年之久的执政党联盟，也结束了巫统一党独大的执政局面，引起世界的瞩目。其实早在2003年10月31日，当时78岁的马哈蒂尔就宣布告老退休，将巫统党主席和首相一职交棒给阿都拉巴达威，纳吉布又在2009年继任党主席和首相，不料今年这场选举，2016年已退出巫统，另组土著团结党的马哈蒂尔竟率领其他三个反对党组成希望联盟，并再和另一个地方政党结盟，成功透过选举推翻巫统主导的联合政府，终结了长期由巫统党主席担任首相的传统，为马来西亚带来了一个新的局势，大出政治观察家的意料之外。
退休已长达15年之久的马哈蒂尔之所以能够重返政治舞台，再度被国民认可为国家领导人，除了已执政长达10年的纳吉布和他的夫人贪腐丑闻传遍民间之外，政府行政效能低落，国民整体生活和经济水平每况愈下，相对马哈蒂尔领导时代(1981-2003)有严重倒退，让人民开始怀念马哈蒂尔领导时期也是一大主因。
诚然，马哈蒂尔过去领导马来西亚的22年期间，透过发展工业化、开放投资、提高行政效率和国营企业私营化等的改革，让马来西亚在1988年至1997年间皆拥有高达9%的年经济成长率，不但让马来西亚的经济有长足进步，许多他任内完成的大型建设如吉隆坡国际机场、吉隆坡双峰塔大楼、布特拉再也行政中心(Putrajaya)、槟城跨海大桥等在今天仍然是屹立不摇的国家地标。1980年代以降马来西亚经济上的优异表现也让马哈蒂尔时代成功塑造了一个土著的工商社会， 在他执政后期甚至被马来西亚的媒体喻为“马来西亚现代化之父”。因此，马哈蒂尔创下的非凡政绩，让他过去的治国经验和思想一直以来都被国内外学界高度肯定。
此外，他在国内对伊斯兰的持续关心和重视，也为马来西亚留下了一系列重大的伊斯兰化资产。对此，许多学者皆认为马哈蒂尔时代标志着马来西亚官方朝向伊斯兰化转变的年代。大体而言，马哈蒂尔执政期间就实施了许多突破性的伊斯兰化政策，也大幅提升了伊斯兰教法的地位。不但逐渐改变了马来西亚原先世俗化的国家体制，也广泛改变了马来西亚社会的各个层面。
另一方面，马哈蒂尔在第一次首相任内也在国际舞台上动作频频，不时严词批评英美强权，俨然以第三世界和伊斯兰国家的主要领袖自居，并持续“代表”第三世界和伊斯兰国家展开重要谈话，同时他也积极争取主办国际伊斯兰的领袖会议。
随着马来西亚在马哈蒂尔领导时期取得长足的经济成就而成为一个相对现代、民主和富裕的穆斯林国家。自1980年代末国内外就陆续有学者为马哈蒂尔冠以“伊斯兰领导人”或“伊斯兰领袖”的称呼，并对他结合伊斯兰和现代性的社经发展模式推崇有加，许多学者认为马来西亚向世人证明了伊斯兰和社会的现代化可以并行不悖地发展，足以让其他穆斯林国家作为借镜；伊斯兰学界地位崇高的埃及艾兹阿哈大学教授穆夫提坦达威(MohammadSyed Tantawi)更称许马来西亚是伊斯兰的模范国家。
由此可见，对国际社会而言，马哈蒂尔拥有两个特质，其一，在国际上敢怒敢言，为弱小国家打抱不平，敢于批评西方帝国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此举使他在1990年代一跃成为国际知名领袖，俨然是亚非发展中国家“亚洲价值观”的代言人，或“亚洲的巨人”。其二是强调伊斯兰的治国哲学。事实上，马哈蒂尔是一位积极追求救国济民之路的民族主义者。他在位期间以反对西方霸权，提倡伊斯兰和亚洲价值观。其伊斯兰论述之完整，反帝国主义话语之多元，国家发展理论之丰富，至今马来西亚历任首相没有人能出马哈蒂尔其右。他也同样地将西方政治理想加以修订转换为适合马来西亚国情的政治体制，并义正言辞地加以捍卫之。尽管他已卸任15年，至今马来西亚国内的穆斯林仍然普遍将其视为一位真正代表他们的国家领袖。
本文就马哈蒂尔对帝国主义的理解内容和相关的响应之道，及其结合伊斯兰和亚洲价值的治国观点作分析，从中审思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途径，以及西方政经制度在亚洲国家发展过程中所应扮演的角色。
马哈蒂尔对帝国主义的理解
以学者芭芭拉۰布什所言，帝国主义的扩张就是对殖民地区的剥夺，这种剥夺的方式可透过进贡、赋税、土地征收、对贸易或生产的控制来加以进行，“从过去的罗马帝国到今天的美国军事强权，军事和科技的主宰性是维系帝国权力不可或缺的要素。”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不全然是领土兼并，而是资本主义发展进入生产和资本垄断的结果。他指出资本主义下市场自由竞争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大企业吞并小企业，而最终导致生产和资本的垄断。资本家利用控制各国市场的手段来累积财富，致使世界版图由少数几个资本主义强权所分割把持。因此，帝国主义最深层的经济根源就是资本家对生产和资本垄断的需求，即为极少数的富裕国家对大多数弱而小的国家的主宰关系，这些垄断的资本家只坐享他国人民劳动的成果，是一种“寄生，衰退的资本主义”，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也就是其走向毁灭的最后阶段。
马哈蒂尔和一般国家领导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拥有较长的掌权时间，并在他的治理期间打造了一个首相权独大的威权体制，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把他的治国理念贯彻到全国。他这种个人化的统治风格，不仅因为他是位“孜孜不倦的民族主义者”，相较前三任首相，专栏作家出身的他拥有塑造个人风格的论述能力，他一方面既能结合论辩、理念与政策，拟出一套富有说服力的国家宏愿，另一方面又能在其任内建构出一套结合反帝国主义论述和伊斯兰化观点的主张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同时他也擅长利用全国巡回演说来激励人心。
以研究马哈蒂尔知名的邱武德教授认为马哈蒂尔思想（Mahathirism）可分为五个中心部分，即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伊斯兰、平民主义和威权主义。可以说马哈蒂尔作为积极的现代化推动者，他个人的构想往往就会成为国家的重大发展计划，他从不隐藏他本身坚定的信念，并致力于透过无数的演讲和政策的落实来宣扬之。
事实上，贯穿马哈蒂尔思想的，仍然是其念兹在兹的马来民族主义，这个民族主义对内，就是追求马来人的领导权，对外，就是反对西方的帝国主义，前者固然为他带来种族主义的恶名，而后者，却为他赢得了众多国际友人的称誉，后者的光芒也往往成功掩饰了前者的不足。纵观马哈蒂尔诸多丰富的言论和著述，马哈蒂尔认为，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可分成以下几个层面：
其一，好战的帝国主义利用武力来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马哈蒂尔认为亚洲人向来尊重贸易伙伴，奉行和平贸易的传统。帝国主义为了垄断市场，却占领它的贸易伙伴，因此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伴随贸易而来，对西方而言，“哪里有贸易，哪里就有帝国主义。”而这个西方帝国主义的最主要代表，就是美国。在他的眼里，美国完全不理会世界其他国家的感受，一味地推行它的议程，或是用军事力量来威吓他国，寻求支配世界。因此，美国所代表的，就是“旧欧洲帝国主义的改头换面”。尤有甚者，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也十分好战，他们耗费巨额资金只为了发展日新月异的尖端杀人武器，而由于他们的好战，“有数十万人被屠杀，许多部族被灭绝，”他们又任意重划领土，任意将不同的族群聚集在一起，让许多脱离殖民的国家陷入内战乱局，他们也借机干预这些国家的内政。马哈蒂尔认为，这些战争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如美国侵略伊拉克就是一个失败的反恐战争，因为这场战争事实上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它不但激起穆斯林的愤恨，反而更助长了恐怖活动。因此他认为军事至上和文明的冲突，是一种错误，对世界的和平无所帮助。
其二，西方利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来建构其统治秩序：对此，马哈蒂尔不讳言人类都生活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Eurocentric World），全世界都有欧洲主宰的痕迹，甚至欧洲的思想也影响了全人类，是以，马哈蒂尔认为西方所鼓吹的全球化就是西方大企业垄断全球经济的过程，西方过去先剥削东方国家的资源，再利用他们廉价劳动力来大力发展经济，现在在壮大之后却又主张自由贸易来制约东方，而西方所主张的自由贸易，如同大人和小孩在同一个球场上竞技，是一种西方合理化不公平竞争的借口；西方一边鼓吹自由贸易，一边却又反对人民的自由迁移，更是一种双重标准。
其三，就是指责西方白人至上的生活价值对亚洲国家的入侵。对此，马哈蒂尔认为长期的白人殖民统治使马来人以至马来西亚人多产生了一种“自卑情结” （inferior complex），马来西亚各阶层人民都有盲目仿效欧洲人的倾向，惟从他们限制非白人移民的事实来看，马哈蒂尔认为欧洲人事实上就是种族主义者，因此没有资格批评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
依马哈蒂尔之见，这些西方所强加在亚洲人身上的价值，可分成下列几项：其一就是他们所信仰的自由主义和所谓的人权。对此，马哈蒂尔表明每个民族都有他的价值，强加外来的价值在他们的身上是错误的。西方要求所有人都遵循他们的民主制度，“许多反对者因此被害”，这种行为反而伤害了他们最基本的人权。其次，是环保的理念，马哈蒂尔认为西方国家是破坏地球环境的元凶，却还发动抵制发展中国家的伐木活动，此举就是否定他们利用自己的财富脱离贫困、饥饿和疾病的权利，当他们否定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自由，他们又有什么资格来谈自由？而这种价值上的压迫，就是帝国主义。
马哈蒂尔还认为，西方也对亚洲输出了如自由性爱、裸露、同性恋、破坏公共财的生活价值，这些败坏的道德都是西方所包容甚至鼓吹的行为，但对亚洲人如马来西亚人而言，这些行为都是对自由的滥用，是属于西方而非东方的价值，政府应该照顾人民的道德，拒绝这些败坏道德的行为。
由于数十年来马哈蒂尔在国内外的政治舞台上不假辞色地批判和揭露西方强势的帝国主义、极端的种族主义和浮滥的自由主义，使他在过去22年首相的任期内赢得许多中东和亚非国家人民和领袖的赞许，也使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走入国际社会，为世人所熟知。
以亚洲价值为基础的治国观点
当然，除了严厉批判帝国主义之外，马哈蒂尔自己也有一套以亚洲价值为基础、结合西方模式的治国观点。这些观点大致而言可分成亚洲特色的民主制度、实践性的伊斯兰观点以及亚洲价值导向的经济发展。
一、主张亚洲特色的民主制度
首先，为奉行亚洲特色的民主制度。马哈蒂尔主张，世间并没有极端的自由，绝对的自由会带来社会失序，“自由必须要依环境和时代的变迁来作调整，故最好的社会模式是社会责任制。”是以，“亚洲国家，或马来西亚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是不同的。”“民主不是宗教，我们必须要检视我们的民主，人民和国家的福祉比民主更为重要，民主是为国家和人民而生，而不是为民主而生，如果民主的内容会伤害国家福祉，我们就必须以国家和人民的福祉为优先。”而“马来西亚不止将大众的福祉置于个人的自由之上，也相信家庭、婚姻和保守的道德价值。”“因为绝对的权力会带来绝对的腐化，有权力的人民也会腐化”，因此人民的权力必须要受限制，政府有责任保护大多数的人民，因此东方不能全盘接受西方的人权观。
尽管如此，马哈蒂尔认可“人民有权利批评政府”，“如果马来西亚的政府不受人民欢迎，人民就可以在选举的过程推翻它。”所以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比起来，马来西亚是政治自由的。马哈蒂尔甚至辩称，因为人民可以自由选择让领袖下台，所以马来西亚不是威权体制。由此可见，马哈蒂尔所谓的民主价值，是一种以英国选举制度为基础，结合亚洲传统家长制领导思想的制度，并不是全盘接受英美的民主价值。
二、提倡实践性的伊斯兰观点
马哈蒂尔另一套从亚洲价值出发的治国观点，就是实践性的伊斯兰观点。首先，马哈蒂尔从不讳言他对伊斯兰并无深入的了解，但却从不否认他作为穆斯林领袖的地位以及他对伊斯兰的虔诚信仰；他的伊斯兰化理念与其说是他对伊斯兰认识的体会，不如说是作为一个马来穆斯林领袖而衍生的崇高使命与责任。他认为促进穆斯林地位的跃进和促进伊斯兰地位的提升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促进穆斯林在当代的成就是马哈蒂尔伊斯兰化政策最主要的导向。在他刻意培育下，马来民族的唯一信仰——伊斯兰的影响力在其执政期间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
与前任首相不同的是，马哈蒂尔首次宣告伊斯兰不是一般的宗教，而是一种生活方式(Ad-deen)。虽然伊斯兰是完美的宗教，但穆斯林却不是，所以穆斯林必须提高其对伊斯兰价值的认识并加以纳入生活的重心。马哈蒂尔认为伊斯兰曾带给穆斯林光辉的成就，他坚信穆斯林终究能在世界上取得主宰的地位。但相较于强盛的西方世界国家，如今穆斯林国家是贫弱不堪的，他们衰弱的原因主要仍是出自于穆斯林本身拒绝跟随伊斯兰的真正教诲。除了经常提及的穆斯林社群因为奢侈浪费，相互敌视甚至彼此攻伐而带给穆斯林自己巨大的灾难之外，马哈蒂尔认为穆斯林保守、顽固与畏惧改变的态度亦是促使穆斯林衰弱的另一重大因素。
马哈蒂尔力主成就当代丰功伟业亦是伊斯兰极重要的部分，他反对主张放弃努力、消极的宿命论，他认为一些极端保守的乌力马(ulama)创造了各式各样繁杂的仪式来牵制穆斯林的生活，导致穆斯林花费心力来追逐来世的幸福而忽略了现世的成就。因此马哈蒂尔反对盲目且过于热衷坚守伊斯兰教条和仪式，而不努力实现现世物质成就的行为。马哈蒂尔辩称伊斯兰不是一个强调空洞仪式的宗教，或不仅仅是仪式和外在的表现，穆斯林应注重伊斯兰的内涵与精神，而非它外在的形式和仪式或经文字面的释意。他指出过去因为穆斯林过于遵循不必要的繁文缛节，为了维护所谓的伊斯兰宗教性而忽视穆斯林社会的整体发展，最终使穆斯林社会失去了竞争力，而受伊斯兰的敌人所宰制。
以伊斯兰守旧分子所极力坚持的妇女戴头巾的规范为例，马哈蒂尔宣称妇女戴头巾并不能保证她在精神上真正信仰伊斯兰。他痛责穆斯林因为过去太注重仪式反而忘记了伊斯兰的真谛，进而导致穆斯林间的猜忌和相互攻击，使整体穆斯林受害。同时过于注重仪式也使穆斯林漠视现代科学知识而最终不得不在军事、经济或科技上依赖非穆斯林国家的施舍而受尽耻辱。所以，光是祈祷并不能永远地拯救穆斯林，祈祷必须伴随着适当的努力，穆斯林应在任何的情况下努力工作以尽他们作为伊斯兰社群一分子的责任，必须以知识、效率、财富和力量来装备自己，才能面对各种挑战而不退缩。
基于上述理由，马哈蒂尔虽在任内提高伊斯兰教法的地位，他始终反对全面执行包括固定刑法(Hudud)在内的伊斯兰教法，也极力反对乌力马们干预或主导政治。对马哈蒂尔而言，伊斯兰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而作调整，必须扬弃不具实践性的伊斯兰传统，让伊斯兰得以进化成一个现代化的生活方式。
对马哈蒂尔而言，伊斯兰之于国家，不仅仅是仪式的需要和作为马来领导主权的象征，其对外使马来西亚成为国际伊斯兰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象征，对内则成为国族认同的表象，伊斯兰之于民族，是提升马来族群内涵，构造马来族群意识，促进马来族群物质成就的催化力量，伊斯兰之于个人，是为武装个人精神和道德的力量。对此，学者卡玛鲁丁认为马哈蒂尔将马来人从贫穷中解放出来，并通过教育、经济发展和实践性的伊斯兰提升马来人的地位和自尊。
在外交上，马哈蒂尔采取亲穆斯林国家的立场，如支援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反抗军，支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不管美国的抗议而和利比亚、苏丹、伊朗、伊拉克等国维系良好合作关系，凡此种种，使得马哈蒂尔以挑战美国帝国主义的姿态，成功争取到众多穆斯林国家的认同。而其伊斯兰化观点和他所推动的伊斯兰化政策也获得许多国际著名伊斯兰学者的支持，使马哈蒂尔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知名的伊斯兰国家领袖。
三、亚洲价值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
最后，马哈蒂尔也鼓吹亚洲价值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在国内的实践，主要就是发展以马来人为优先的民族资本，发展大型工业，以及鼓吹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对国外，就是提倡向东学习，积极谋求亚洲一体的区域合作。对马哈蒂尔而言，要培强马来人的自信心，其一就是为扶持、保护马来人的经济，然后再保护马来西亚企业；其二为建设大型工程，让世人对马来西亚刮目相看。如马哈蒂尔引以为傲的吉隆坡双峰塔，他辩称，如果一个人是矮子，他就需要一个肥皂箱以便让人看得见，听得到，而双峰塔就是马来西亚的肥皂箱，同理也可体现在他任内所完成的布特拉行政中心，国际水平的F1赛车场的承建，在各地兴筑巨型的清真寺等的建设上。
在扶助马来人的经济方面，马哈蒂尔1983年所推行的国营企业私营化政策，催生出大批马来巨富。除此之外，马哈蒂尔也不忘记全力发展国营企业，当中最成功的当属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作为马来西亚最大型的企业，国家石油公司多次扮演救助马来企业的角色。在马哈蒂尔的努力下，马来西亚出现一大批马来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马哈蒂尔始终认为，如果马来西亚没有实施这些偏袒马来人的、正面的歧视政策，国内的华人就会主宰一切经济资源，如此反而破坏了国家的民族团结。
马哈蒂尔对外最著名的经济政策，就是向东学习政策和以亚洲为主体的区域经济整合政策，所谓向东学习，就是以日本为首的亚洲先进国家为师的政策，简单来说，其最初就是指学习日本的工作伦理和企业文化，后来再扩展到学习经济上也较为成功的韩国。对此，马哈蒂尔对日本产品的高质量和其强调工作效率、勤奋敬业、高度纪律、高度忠诚的工作伦理尤其称许，他每一次访日皆受到启发。有鉴于日本同样是来自于东方文化，“马来西亚人学习日本会比仿效西方的道德与文化更为容易”。同样地，日本和韩国资本主义的成功，也在于国家计划性地支持大企业，扶持大财团的策略，马哈蒂尔也仿效此种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打造了数个大规模的本土企业，并引进日本技术指导的制造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汽车工业。无论如何，根据马哈蒂尔晚近的看法，由于文化的差异以及马来人缺乏积极学习的态度，这个政策的成效，最终不尽如人意，但马来西亚的确因此作出了很大的改变。
虽然马哈蒂尔从不隐藏他的马来族群主义，马哈蒂尔首相任内的对外政策，仍然多是以全体马来西亚人民为依归。对内，他以马来族群的斗士见称，对外，却是个雄辩滔滔的马来西亚领袖，或亚非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因此，马哈蒂尔的国家发展方针，是多元化且务实的，不管是实战性的伊斯兰，抑或是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让马来人，以及其他的马来西亚人争取尊严与荣耀。就这一点而言，联合其他国家以反抗“白人至上”的经济帝国主义，是有其必要性的。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在其任期内，他都极欲打造一个纯亚洲国家的经济区域组织如东亚经济组织(EAEG)，并抗拒澳洲和新西兰对东盟(ASEAN）的影响，相信如今再次掌权的马哈蒂尔，仍然会致力于推行亚洲的经济整合，以互惠互利的精神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结语
一般说来，民族主义是政府团结国民，凝聚国民意志的要素。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威胁，就如同反作用力，带动了世界各国民族主义的发展。 通过马哈蒂尔的诠释，我们可以发现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所传播的帝国主义从未消失，其种种特征仍然延续到今天。换言之，生长在英国殖民时代的马哈蒂尔对帝国主义的内容和其特征皆有深刻的了解，他认为欧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亚洲国家独立自主、民族发展的最主要威胁，它反映在政治上、经济上和价值文化上的压迫过程。作为一个世代的发展中国家领袖，马哈蒂尔深信“强权就是公理”的国际现实，因此也拥有务实的施政方针，即要利用帝国主义的支持来保护、壮大自己，又要团结弱小国家以防微杜渐，在这个背景之下，他以有限度地抵制自由市场经济，合理化若干威权制度的存在，并团结穆斯林国家和声援其他亚洲弱小国家来作为反制西方帝国主义，巩固民族资本的主要手段。
难能可贵的是，马哈蒂尔虽受教于西方的教育体制，亲眼见证帝国主义的霸气凌人，但却不迷信西方万能，在接纳西方的人文制度下，他们犹能发展出一套结合本土和西方价值，个人风格浓厚的治国观点，在马哈蒂尔背后，有深厚的伊斯兰信仰文化。伊斯兰文明不论在人文思想抑或物质成就上，都曾经远远超越西方文明，它们遂成为马哈蒂尔对抗帝国主义的信心来源和价值基础。
马哈蒂尔也是务实的国家领导人，他抗拒族群同化，努力巩固族群边界以维持一个在族群共治下，马来族群领导的国家体制。因为担心破坏马来人固有的文化特质，马来人不愿意同化非马来人，反之非马来人也抗拒被马来人同化，如此一来马来西亚各个族群都徘徊在“族群优先”或“国族优先”的命题中打转，国家就在这种族群竞争又合作的态势下发展下去，因此所谓的国族，变成一个文化基础相对较薄弱的马来西亚意识，让国民团结之路存在不小隐患。
事实上，长期过度厚待马来族群的经济和政治方针，早已让国内无数的非马来人精英通过移民出走，投入西方帝国主义的怀抱一去不回。马哈蒂尔在任内通过加强实施各种偏袒单一族群的经济政策，一再维护甚至扩大了马来族群的特殊权利所施以的范围，不但加剧了国内族群待遇的不平等，也塑造了一批和执政党共生的马来富裕阶层，但随着马来族群比例的快速上升，在资源有限，以及缺乏民主制衡的环境下，这种偏袒单一族群的经济政策再也无法使更多的人民受惠，最终得利的仍然只是占人口极少数的朋党。
另一方面，在他过去22年的首相任期内过度强调伊斯兰化的施政方式，不但影响了国内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关系，也间接让保守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得势，并持续对政府的施政产生影响。不可否认的是，马来西亚十多年来经济不振，弊端丛生，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抬头，虽然主要归因于纳吉布十年来的施政不彰，但也和马哈蒂尔过去22年的首相任期内建立个人威权的领导体制，削弱权力制衡和问责制度脱离不了关系。因此，可以预见马哈蒂尔今年的再度上台，将会更努力打造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机制，并致力于打击伊斯兰激进的力量，以巩固国民的团结。
本文刊于《文化纵横》2018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