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关于震旦与复旦种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1 次 更新时间:2018-05-30 01: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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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伯  

   想当年创办震旦

   记者叩问创办震旦事,相老人答:

   想当年创办震旦,我因游历欧美回国,决心想办新式的中国大学,和欧美大学教育并驾齐驱,这是理想!

   事实是这样开始的,蔡孑民先生介绍来了二十四名青年,从这第一班学生,逐渐增加,形成学院。中间不幸挫折,幸而如今犹存。本来计划,分设文理等七科,这是仿照欧美大学良好的规模;希望慢慢的实现了!

   当时情况,我虽年老,对就学的少壮青年,有时一块儿会食,有时一块儿旅行,关於学术和修养方面,我采讲学名儒师徒传授态度,常有机会做很亲切的恳谈。此情此景,亦一乐事!

   青年学子很值得我们爱护的。譬如,他们请愿,说“古拉丁文是欧文之祖”,我允许和替他们讲,因此我编了《拉丁文通》。可是我也曾经说明,学会了近代英法语言更切实用。

   记得有一位好学的,向我请教,说过:“中国文字难认识,却易写,是不是?”我很以为然!你以为何如?

   我年愈老,事多忘了!在想念中,当年震旦和复旦的老学生,每一个都满意求学,现在服务国家社会;期望他们,不负所学!

   谈起蔡先生,我还很记牢,震旦二十五周年纪念会时,我特指点在会场中的孑民本人,介绍给来宾和学校同人,表示应该铭谢!

  

   从震旦到复旦

   我教了二十四个学生稍稍有点成绩,於是风声所播,各省有志之士,远之如云南、四川、陕西、山西的皆不远数千里间关跋涉而来。这些来学的当中,有八个少壮的翰林,二十几个孝廉公。这样一来,我们就觉得有把组织扩而大之的必要,於是我们就办了一个学校,实具有西欧Akademie的性质,名之曰“震旦学院”。我们当时以为这样学校应该把范围放大,藉以收容四方思想不同派别不同的有志青年,遂提出以下数种信条:

   一、崇尚科学;

   二、注重文艺;

   三、不谈教理。

   不过震旦开了一年多之后,我因其中的教授及管理方法与我意见不合,遂脱离关系而另组织一校以答与我志同道合的青年学子的诚意,这就是现在的“复旦”。复旦初办的时候,经济非常艰窘,校址又没有。我们在吴淞看好了一座房子,是吴淞镇台的旧衙门,地方很宏敞,既远城市,可以避尘嚣;又近海边可以使学生多接近海天空阔之气。大家决定了,我便打了一个电报给两江总督周玉山(馥)请他把这个旧衙署拨给我们,并请他帮助些许经费,他回电很鼓励我们,吴淞旧镇署照拨,并汇了两万银子给我们做经费。周玉山之所以如此慷慨,还是李文忠的一点关系,因为周氏本是淮军出身,我们弟兄也与淮军有关系,所以他对我们的要求很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假使当时两江总督是李中堂,那他对於我们的学校更要大大地帮助,文忠之豁达大度,信人不疑。(当时阁臣疆吏中实无第二人,曾、左都未免书生之见,与三家村的态度,胡文忠局度恢宏,然而天不永年,中道捐弃,可惜!)他於愚弟兄所创办的学校,定然另具一副眼光相看。

   我办复旦的时候,颜惠庆先生把李登辉先生荐给我,他本是华侨,在美国读书的。我始而请他教英文,后来我辞了校长的职务,李先生便继任校长,一直到今,还是他在那儿维持。

   记者按:复旦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占着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它的教育要算是很注重科学的,且校风也很朴实,出来的学生在社会上,能以卓然自立,而对於学术上有贡献的,亦颇不乏人,这不能不归功於马相伯老先生的贤昆玉荜路繿缕,艰难缔造,与夫循循善诱,启发奖进之力。且他们对於学生修身工夫,又能以身作则,树之风声。这一点实足为我们现在办教育的唯一好模范,不徒其学术足以诲我后生也!今之办学者徒以敷衍塞责为是,不然则视学生为奇货而以学校为商场,粗制滥造者有之,以伪相欺者有之,平日师弟之间,痛痒无关,彼此相视,殆如秦越,又安能望其他?闻先生之风,其亦知所振奋乎!

   一九三五,十,三一。

  

   关于震旦与复旦种种

   我办震旦时,有一桩事可以告世人的,就是我的教授法的特点。那时一班外国人在中国教我们青年的外国语文,简直有些颟顸,譬如,他们教英文,一开始就教文句,而不教拼法,弄得学生摸不着头脑;我却从拼音字母教起,使他们渐渐可以独立地拼读外国语文。那时他们教英文所用的课本大致都是英国人教印度人用的,浅薄鄙俗,毫无意义。我却选些英国极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如狭斯丕尔等等的著作,给学生讲习,藉以提高他们的英文程度。每星期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我召集全校学生开讲演会,指定题目,先由一人登台讲演,然后轮流推举学生中一二人加以批评,使他们各人发挥自己的意见,互相观摩,各生都很有兴趣。当时一些外国教职员也都赞成。而且他们当我创办震旦时,都若即若离的站在旁边,待我把学校办成,他们却又“见猎心喜”,对於我的主张,动辄加以阻挠,而且关於招收学生的办法,我的见解,也与他们不同。他们只愿意收年轻的学生,我则主张年轻的和年长的,甚至三四十岁的,只要他们诚心来学,程度相当,皆应一视同仁,尽量收纳。因为中国的情形与欧西各先进国不同。我们的青年固须教育,我们的成年人尤须教育,因为他们学了一点,马上到社会上去,就有用。我因以上种种关系便毅然毅然地离开震旦,组织复旦,我前次已经说过。复旦开学未几,便遇着辛亥革命,上海经过了一次“光复”,复旦学校被军队占据,大家就带着全校学生跑到无锡,暂借李汉章的祠堂做校址。我好多年不上家乡的茶馆了,在无锡时,又常和二三友人在茶馆吃了几次茶。说来也很奇怪!无锡那时的茶馆,楼上楼下都是满座,但楼上从楼板缝里看楼下看得逼清,楼上人一行动,楼下的茶棹上便灰尘遍处,然而大家都安之若素,一点也不觉得难过。我那时看了这种情形,便万分不耐,於是感慨万端。幸而我们在无锡住了一个月光景。革命后,我们又把学校搬回上海。回到上海没有校址,於是我就写了一封呈文给江苏都督庄蕴宽,请他把李文忠公祠拨给复旦做校址,庄很好,马上批准了。李文忠公的儿子伯琴先生对我大发其少爷脾气,说我不该强占文忠公的祠堂。我答道:并不是我强占它,而是庄氏批准的。同时我允他:凡於纪念李文忠的碑记,塑像,牌位,皆丝毫不动,一律保存。大家也很能尊重我的意思,一直保存到今。复旦在中国的教育上,总算尽了相当的作用,用李文忠祠堂来做它的校址,不但不辱没李文忠,实在是看得起他老先生。

   我在复旦(以前也是这样),对於学生非常爱护,非常喜欢和他们谈话,他们在课余也喜欢来同我问难,有了困难,也常来我处给他们解决。有一次他们因饭食问题,几乎要起横,我开诚布公地训诫他们,道:你们到此地不是来做大少爷,而是来求学的;而且学生不应以家庭为家庭,而应以社会为家庭,等等。青年们到底是些无邪气的孩子,被我一番词严义正的话教训过了,他们也就再没有什么说得了。

   一九三五,十一,一。

   本文来源:《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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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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